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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AI证据,律师至少要完成这份12项核查清单——兼谈国际仲裁与美国民事诉讼的不同处理路径
一段视频、一段电话录音或者一组聊天记录，被对方质疑是AI生成的，律师接下来应当做什么？只是提出一句“这可能是Deepfake”，通常是不够的。
反过来，如果提交证据的一方仅仅表示“这就是我们收到的文件”，也未必能够解决真实性问题。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改变证据争议的形态。过去，律师主要关注文件是否伪造、录音是否剪辑、签名是否真实；现在还需要进一步追问：
内容是否由AI完整生成； 是否使用AI换脸或克隆声音； 是否经过AI降噪、增强或者修复； 自动转写和翻译是否改变了原意； 处理前后的版本是否一致； 谁操作了AI工具； 是否保留了提示词、参数和操作日志。
这些问题在国际仲裁和美国民事诉讼中的处理方式并不完全相同，但律师在收到争议材料后的第一轮工作，其实具有相当大的共通性。
先看一个典型场景
假设一家中国制造商与美国经销商发生合同纠纷。中国公司提交了一段视频会议录像，主张美国经销商曾在会议中承诺继续履行三年的独家采购义务。录像附有AI生成的英文转写稿和中文译文，其中一段模糊的声音还经过AI降噪处理。
美国经销商随后提出：
录像可能经过剪辑； 声音可能由AI合成； AI降噪可能改变原始音频； 自动转写遗漏了关键语句； 中国公司没有提交完整录像和原始文件； 文件元数据与会议日期不一致。
面对这样的证据，律师不宜立即陷入“这到底是不是真的”的抽象争论，而应当把问题拆成一系列可以落实的核查任务。
第一步：先确认AI究竟做了什么
“AI证据”不是一个准确的证据类别。至少需要区分三种情况：
律师首先应当向客户、证人或证据保管人确认：
是否使用过AI工具； 使用了什么工具； AI参与了哪个环节； 最终提交的版本与原始材料有什么区别。
自动生成字幕与凭空生成一段录音，显然不是同一类问题。只有明确AI的具体作用，才能决定下一步需要核查什么。
第二步：立即保存未经处理的原始材料
一旦争议已经发生或者可以合理预见，首先要做的通常不是继续编辑材料，而是停止覆盖、修改和重新导出。
应当尽可能保存：
原始音视频文件； 原始照片； 原始电子邮件； 聊天软件中的原始记录； 文件所在的手机、电脑或服务器； 云端同步版本； 自动备份文件； 下载和导出的历史版本。
尤其需要避免：
只保留压缩后的微信转发版本； 将原始视频导入软件后覆盖保存； 只保存截图而删除聊天记录； 只保存AI转写稿而未保留录音； 为了“看得更清楚”反复增强原始图片； 直接在原始文件上添加标注。
在美国诉讼中，这还可能涉及Litigation Hold和Spoliation风险；在国际仲裁中，虽然不存在完全相同的证据保全制度，但删除原始材料同样可能导致不利推定、证明力下降或费用上的不利处理。
第三步：制作证据保管链记录
AI证据争议往往不是通过肉眼观察就能解决，而是要回到材料的形成和流转过程。
律师应当建立一份Chain of Custody记录，至少包括：
证据由谁制作或取得； 形成于什么时间和地点； 使用了什么设备； 最初保存在哪里； 经过哪些人员之手； 何时复制、下载或导出； 是否使用AI或者其他软件处理； 每次处理产生了什么新版本； 最终提交的版本由谁确认。
如果是一段会议录像，还需要确认：
会议使用了什么平台； 由谁发起和录制； 平台是否生成云端版本； 是否存在完整参会人员记录； 是否保存会议日志； 是否同时存在其他参会人员的本地录音或笔记。
越早建立保管链，越容易避免半年后出现“没有人记得这个文件从哪里来的”这种情况。
第四步：为原始文件计算并保存哈希值
哈希值可以理解为文件的“数字指纹”。
如果文件内容发生任何变化，其哈希值通常也会变化。因此，在取得原始文件后，可以计算并记录：
SHA-256等哈希值； 计算日期； 操作人员； 使用的工具； 文件保存位置； 后续复制件与原始文件是否一致。
哈希值不能单独证明视频内容一定真实，但可以帮助证明：
从某个时间点开始，这个文件没有再次发生变化。
对于需要交给翻译人员、专家或者境外律师的文件，建议每次传输前后均进行一致性核验。
第五步：提取并核对元数据
面对疑似AI生成或者经过修改的文件，元数据通常比文件表面更重要。
核查范围可能包括：
创建时间； 最后修改时间； 文件格式； 设备型号； 操作系统； 软件名称与版本； GPS信息； 编码参数； 音视频时间轴； 电子邮件头信息； 云端上传和同步记录； 文档作者和修改记录。
但需要注意，元数据本身也可能被修改，或者在转发、压缩和导出过程中丢失。
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元数据不完整”直接等同于“文件虚假”，而应当结合文件流转方式判断。例如，微信转发、邮件附件和网盘下载都可能改变部分时间信息。
第六步：保存AI工具的使用记录
如果当事人确实使用AI处理过材料，应尽可能保存：
工具名称； 产品版本；-账号类型； 使用日期； 输入的原始文件； 提示词； 参数设置； 操作步骤； 输出文件； 系统日志； 人工校对记录； 处理前后的对照版本。
不同AI工具的功能差异很大。
有些工具只降低背景噪声；有些会通过算法“补全”声音；有些图像增强工具则可能生成原图中并不存在的细节。
如果律师无法说明工具究竟做了什么，就很难向仲裁庭或法院解释处理后的材料为什么仍然可靠。
第七步：逐项比较处理前后的版本
不要只把原始版本和处理版本交给专家后等待结论。律师本人也应当制作一份Difference Log。
例如：
尤其需要关注：
是否增加原材料中不存在的内容； 是否删除停顿、杂音或者重叠讲话； 是否改变语气和上下文； 是否出现翻译错误； 是否把不确定内容处理成确定表达； 是否将多个版本拼接成一个文件。
AI处理并不当然导致证据失效，关键是处理是否透明、是否可重复，以及是否改变了材料所表达的事实。
第八步：判断是否需要技术专家
并不是每次出现“AI”两个字，都需要立即聘请昂贵的数字取证专家。
但在以下情况下，通常应尽早考虑专家介入：
争议材料是案件的关键证据； 对方提出了具体的Deepfake迹象； 原始文件或者原始设备无法取得； 元数据与案件时间线冲突； 需要分析声音克隆、换脸或生成图像； 双方对AI工具的作用存在重大分歧； 对方已经提交专家意见； 证据真实性可能决定案件结果。
专家接受委托时，需要明确其任务究竟是：
判断文件是否被修改； 判断是否存在AI生成痕迹； 恢复被删除的数据； 解释元数据； 核验文件哈希值； 比较多个版本； 说明AI处理工具的工作原理； 评价自动转写或翻译的准确性。
任务范围越清楚，专家报告越不容易变成一份泛泛而谈的技术说明。
第九步：提出具体异议，而不是只说“可能是AI生成的”
一句“这段视频可能是Deepfake”，通常不应当自动触发对方承担全面证明责任。
更有效的异议应当指出具体异常，例如：
人物口型与声音不同步； 光线、阴影或反射不一致； 音频波形存在不自然断点； 文件时间轴不连续； 文件编码方式与声称的设备不符； 创建时间晚于声称的事件日期； 缺少完整版本； 无法说明文件如何取得； 转写稿与录音明显不一致； 原始文件哈希值无法对应； 文件中出现AI工具特有的处理痕迹。
这也是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咨询委员会目前研究Deepfake问题时的重要思路：不能因为技术上存在生成式AI，就允许任何一方仅凭笼统怀疑，使所有电子证据都进入成本高昂的真实性争议。
截至2026年9月，拟议Federal Rule of Evidence 901(c)仍处于研究和讨论阶段，并非现行有效规则。
第十步：选择正确的程序工具
国际仲裁与美国民事诉讼在这一环节开始明显分化。
国际仲裁中可以考虑
向仲裁庭提出有针对性的文件披露请求； 要求提交原始文件和元数据； 申请制定专门的AI证据程序令； 要求保存提示词和操作日志； 申请双方专家举行会议； 提交联合专家报告； 安排Witness Conferencing； 要求相关证人接受交叉询问； 请求排除证据或降低证明力； 请求仲裁庭作出不利推定。
《IBA国际仲裁取证规则》第9条赋予仲裁庭判断证据可采性、相关性、重要性和证明力的较大裁量。
因此，仲裁庭未必简单地在“接纳”和“排除”之间二选一，也可能暂时接纳材料，再结合专家意见、证人证言和其他证据决定给予多少证明力。
美国民事诉讼中可以考虑
Request for Production； Interrogatories； Rule 30(b)(6) Deposition； 第三方Subpoena； Motion to Compel； 电子取证协议； 专家报告与专家Deposition； Daubert Motion； Motion in Limine； 庭审中的Authentication、Hearsay或Best Evidence异议。
美国联邦法院通常首先依据Rule 901等规则判断材料是否完成真实性认证，再决定是否允许其进入审理程序。
第十一步：同时处理保密、特权和数据跨境问题
为证明AI证据真实，当事人可能需要提交：
完整聊天记录； 电子邮箱； 手机镜像； 企业服务器日志； 员工个人信息； 商业秘密； 内部调查材料； 与律师的沟通记录； AI平台后台数据。
因此，真实性核查不能脱离以下问题：
是否包含Attorney-client Privilege材料； 是否涉及Work Product； 是否需要签署保密协议； 是否申请Protective Order； 是否需要限制专家和技术供应商的访问权限； 是否涉及个人信息出境； 是否需要进行数据脱敏； 是否可以将案件材料上传至第三方AI平台； AI供应商是否会保留或训练输入数据。
为了验证一段录音而把整个企业邮箱交给第三方工具，可能解决了一个证据问题，却制造了新的合规和保密风险。
第十二步：提前设计听证或庭审中的证明路径
律师最终需要回答的，不只是“这份证据是真是假”，而是如何让裁判者理解证据形成过程。
可以提前设计以下证明链条：
由材料形成者说明事件经过； 由证据保管人说明文件如何保存； 由技术人员说明系统如何运行； 由专家解释元数据和鉴定结论； 提交原始文件与处理版本； 展示哈希值及保管链记录； 说明AI工具的具体作用； 通过交叉询问检验证言和专家意见； 将争议材料与其他客观证据相互印证。
在美国陪审团审判中，还需要考虑技术问题是否会造成不当混淆，以及应当怎样用普通人能够理解的方式解释。
在国际仲裁中，则可以通过程序会议、专家联合报告和庭前安排，事先压缩真正需要仲裁庭决定的技术争点。
国际仲裁与美国诉讼，最终差别在哪里？
🔍可以直接保存的核查清单
收到AI生成、AI修改或AI辅助处理的证据后，律师至少应当检查：
AI在证据形成过程中做了什么 是否取得未经处理的原始文件 是否保存原始设备和云端记录 是否建立证据保管链 是否计算并保存哈希值 是否提取和核对元数据 是否保存AI工具名称、版本和参数 是否保存提示词和操作日志 是否制作处理前后版本对照表 是否需要数字取证或AI专家 是否提出具体而非笼统的真实性异议 是否选择了正确的程序申请 是否处理保密、特权和数据跨境问题 是否设计了听证或庭审中的证明路径
资料索引：
UNCITRAL：AI在争议解决中的使用 Ciarb《仲裁中使用人工智能指引（2025）》 IBA《国际仲裁取证规则（2020）》 美国法院：《联邦证据规则》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咨询委员会2026年5月会议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