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发展的阶级动力学:一项方法论说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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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研究 · 翻译与史论

发展的阶级动力学：一项方法论说明（上）

利亚姆·坎普林（Liam Campling），佐藤宫村（Satoshi Miyamura），乔纳森·帕滕登（Jonathan Pattenden）和本杰明·塞尔温（Benjamin Selwyn）

a英国（UK）伦敦玛丽女王大学（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商业与管理学院；b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经济系，英国；c英国诺里奇（Norwich）东英吉利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国际发展学院；d英国布莱顿（Brighton）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国际关系系

厄尔尼诺、CMT译，清羽、冰银雪狐 编辑

摘要

本文认为阶级关系是发展进程的组成部分，对于理解国家内部及国家间的不平等至关重要。阶级被理解为产生于剥削性的社会生产关系，但通过多重决定因素得以形成和表达。文章阐释并解释了阶级关系形式的多样性，以及它们与性别、民族等其他支配与从属性社会关系相互作用的方式。这是旨在复兴发展问题与发展经验研究中阶级分析的更广泛项目的一部分。

本期特刊认为，阶级关系构成了发展进程的组成部分，并且是理解国家内部及国家间不平等现象的核心。通过此举，它阐释并解释了当代世界发展中阶级关系的多样性，以及这些关系如何与性别、种族等其他社会关系相互作用。这属于一项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旨在发展问题与发展经验的研究中重振阶级分析。

本文作为该问题的方法论导论，旨在概述我们进行阶级分析的方法。这一方法包括将阶级关系概念和范畴进行中介化应用，以解释现实中的发展进程。文章结构如下：在本节的余下部分，我们介绍阶级分析的整体方法；下一节概述我们以阶级关系为导向的发展方法如何植根于将资本主义的核心动态理解为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这一范式；第三节讨论阶级关系以多种形式存在于阶级内部及阶级之间这一事实及其分析意义；第四节主张，与当代大量发展文献不同，阶级动态是发展进程的核心，无论是在微观还是宏观层面；第五节特别关注阶级斗争及其多种形式。最后两节通过将当代历史进程解读为本质上的发展阶级动态，为本文收尾。

本特刊所收录的八篇论文的作者均曾参与“历史唯物主义与世界发展研究研讨会”（HMWDRS）。¹我们最初建立HMWDRS，是为了共同应对在多样化的社会背景中处理和协调抽象范畴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以及博士研究过程中遭遇的学术孤立。经过近十年的集体学术参与，我们发展出了一种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共同理解，并通过各自对不同历史和地理案例的研究得以深入探讨。这一共同的理论基础使得来自不同学科——包括人类学、商业与管理、发展研究、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的研究者能够协同合作。我们还共同致力于在广泛的地域、时期和部门中开展严谨的实证研究。在通过田野调查或档案研究分析历史和社会特定情境下发展的阶级动态时，HMWDRS成员共同面临着一个挑战，即如何操作化阶级分析方法。

我们的参照系是马克思（Marx）的方法，他将其描述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并理解“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²“抽象”与“具体”的区分并不是指“理论”对“经验”。相反，它意味着运用一般概念和范畴（如“资本主义”、“阶级”、“剩余价值”）来识别和分析特定社会形态（例如，公司、地方阶级形成的过程、巴西（Brazil）和印度（India）的国家性质等）的重要性。换言之，我们所谓的“具体”不是指经验层面，而是指概念上更高层次的细化，它反映了社会关系的各种现象形式。³同样地，这篇导论的逻辑也体现了马克思的方法，即在抽象与“现实和具体”之间转换，并尝试将整体概念化为“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总体”。⁴

我们从更高层次的抽象概念开始，并在走向第5节的过程中逐步增加复杂性。

一般与特殊并非截然分离：在方法上，抽象与具体始终相互交织。因此，我们并不期望运动规律——例如资本在竞争中剥削劳动力以攫取剩余价值——在不同时空呈现相同形式，尽管我们认为全球资本主义竞争体系具有“引力倾向”，这些倾向围绕利润动机组织和塑造了多样的社会关系。⁵本节其余部分通过四个相互关联的核心要点概述我们的分析方法，并在本导言文章后续部分进一步阐述。这些要点为：（1）阶级关系虽延伸至生产过程之外，但植根于剥削性的社会生产关系；（2）阶级是一个关系性和多维度的概念；（3）阶级具有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受到社会结构的不均衡制约和/或促进，而阶级与社会结构又相互构成；（4）阶级应在世界历史的视角下理解。

首先，此处所构想的阶级，源自于商品生产社会中剥削性的社会生产关系，而这些社会存在于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中。正如贾伊鲁斯·巴纳吉（Jairus Banaji）所指出的，马克思将社会“生产关系”一词用作资本整个循环过程中所有经济关系的概括表述。因此，这些社会关系并不可简化为工厂和田野中物质生产的具体环节。⁶从我们阶级关系的视角来看，生产不仅仅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技术关系；相反，它是一个充满冲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劳动由资本家指导和控制，以确保劳动能力的实现。⁷剥削是阶级关系的核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实质上发生在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⁸剥削发生于“剩余劳动时间”内从劳动中提取剩余价值，这部分时间是工作日内劳动者不再为自己的再生产而工作的时间。

在这一抽象层面上，剥削预设了普遍化商品生产、社会分工、资本主义竞争，以及至关重要的社会再生产的存续。例如，主要在家务领域中进行的无报酬劳动，包括养育子女、为劳作的躯体补充能量以及照料病患工人，均是剥削过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⁹阶级对抗在广泛形式与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制度及实践中得以体现，这些包括但不限于：劳动力的招聘、保留与裁减；教育与培训；消费；住房；交通；贸易；金融；物流；以及广告。所有这些都是通过私有化、金融化和再分配（无论其形式是否为‘新自由主义’）进行积累的实际和潜在场域。¹⁰此外，这些同时兼具经济、社会、政治及历史特质的过程，还会呈现特定的意识形态与文化表现，其中包括关于地位与位置的主观感知——对此布迪厄（Bourdieu）可能称之为文化资本、象征资本和社会资本。¹¹换言之，阶级是一个由全部社会关系网络中“多重规定性”所构成的复杂概念。¹²

我们的阶级关系分析方法与以分层为导向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主要基于对劳动物质条件的测量和比较，而脱离了剥削过程。¹³我们的方法也有别于一种“半关系性”的韦伯（Weber）式阶级分析方法。我们的核心区别在于，尽管韦伯在其广泛的分析中做出了诸多贡献，¹⁴但他更关注生产资产的控制如何塑造生活机会，而非这些资产如何“构建剥削和支配的模式”。¹⁵虽然与马克思一样，韦伯认为财产的分配是阶级关系的根本决定因素，但他主张“阶级处境”最终是“市场处境”，并在内部按资产水平和技能加以区分，而不是依据剥削性的社会关系。¹⁶

以分层为导向的阶级视角目前在评估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下的发展转型方面颇受欢迎。例如，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研究群体已从政治光谱的各端涌现，他们采用基于收入的阶级地位定义，声称识别出发展中世界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¹⁷从这个角度出发，工作努力加上企业层面的生产力，被视为收入的主要决定因素，进而也是阶级地位（及其流动性）的决定因素。这忽视了阶级间的关系及其全球性决定因素，同时也没有考虑，例如，一个阶级的成员如何能够决定另一个阶级成员的社会再生产方式。此外，这些视角也没有审视这些阶级存在的世界历史性决定因素。¹⁸

其次，我们将阶级理解为关系性的和多层面的。¹⁹正如E·P·汤普森所言：

阶级的多面性特征形成于竞争性资本积累的过程之中，并通过这些过程得以塑造，同时也形成于资本与劳动之间塑造和抵抗积累及剥削过程的对抗性关系之中。这些社会互动发生在不同层面，这意味着阶级是在全球、国家、区域和地方尺度上通过彼此之间的关系形成、互动并得以再生产。

虽然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下的阶级关系主要被定义为剩余价值的生产，但我们强调，阶级动态不能脱离其他“统治与从属关系”来理解。²¹性别和种族部分独立于阶级，又部分与其相互构成。²²这意味着阶级分析不应将性别或种族简化为“经济”范畴，因为两者都具有独立于阶级的方面。认识到阶级关系既包含文化和社会的维度，也包含政治和经济的维度，有助于我们探索阶级关系多样且开放的存续模式，并解释为何阶级会呈现特定的历史形态。²³

第三，阶级具有能动性。这里我们并不是指某种可能偶尔汇聚为集体行动的个人唯意志论，而是指多面性阶级内部及其之间关系所产生的“摩擦”所引发的辩证过程。这些关系位于不同的历史和空间尺度上，并以多种方式被中介，可能在特定地方或更广泛范围内，通过公开的集体行动得以表达。同样地，能动性也可能保持个体化、潜在、隐蔽或话语性。资本家往往拥有更多可供调动的集体行动手段。在阶级力量对比更偏向资本的情况下，劳动者尤其受到限制。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依然拥有能动性，尽管往往潜在且不易察觉。

资本主义下的多种能动性形式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格化体现。个体能动性积极塑造着物质条件。但物质条件——作为过去和现在人类活动的结果——反过来又制约着能动性。人类行动与物质条件之间辩证关系的无限循环，是理解阶级形成与阶级关系的过程，并导向具体的社会构造，而这些构造无法直接从资本的固有“运动规律”中推导出来。²⁴按照本特辑中详细阐述的方式，资本家和工人（以及资本主义管理者与中产阶级）塑造着他们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地理格局方面（例如生产为何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发生），还是在社会技术变革、行政过程以及“雇员努力受到雇主控制”的（直接或间接）管理技术方面，²⁵以及劳动的社会关系的实际形式。劳动的社会关系无法从资本主义结构中直接“解读”：相似的生产和劳动剥削模式在不同地方会遇到不同类型和程度的阶级反应。²⁶虽然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从劳动中提取的，但仅关注雇佣关系不足以理解阶级的全部范围和社会复杂性。同样，消费行为不仅受剩余劳动价值化的逻辑或资本的再生产需求所决定，也可以成为分化和斗争的空间。此外，制度既被集体能动性所改造，也被物质条件所改变。某个阶级在特定时刻的集体行动，受到各种历史条件、社会和文化实践的中介影响。我们在下文进一步阐述阶级政治，而本特刊的其他文章则在特定的具体情境中分析阶级动态。

第四，虽然阶级关系、其形式和轨迹在社会上是开放性的，而非目的论和线性的，但阶级是一个通过多重尺度构成的世界历史总体。通过认识到阶级是在资本积累的多尺度动力学中形成、相互关联和再生产的，我们回避了“方法论民族主义”。相反，我们强调国家作为阶级形成及其再生产的一个重要（但当然不是唯一）决定因素的作用，无论是在宏观区域、次国家、“地方”还是家庭层面。生产关系实际上如何运作和表达，因此要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发展中经验性地理解，包括国家干预。²⁷

以此处勾勒的方式理解的阶级，有助于我们分析、阐明和解释社会形态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包括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中。因此，本研究项目的目的不仅是要将阶级重新引入世界发展的研究，还要恢复马克思方法中阶级概念所蕴含的深度和复杂性。²⁸

分析马克思方法中的阶级问题，首要步骤是根据经济剩余的生成与提取（在资本主义下则为剩余价值的生成与提取）来识别并界定历史时代。当然，历史上实际存在的阶级关系形式多样，反映了动态的社会复杂性。但从分析上看，我们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可由两大主要阶级的基本对立来界定，这两大阶级因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占有所产生的核心对抗而分化——伴随着其所有的“热度”与“雷鸣般的喧嚣”。一方是资本家，他们拥有或控制着生产社会财富的手段；另一方则是那些需要向资本家出售自身劳动力以维持生计的人。正是在“生产的神秘场所”中，这种根本的阶级关系得以凝结。²⁹

在企业总体的社会层面上（“一般资本”），剩余价值是通过普遍化商品生产中的劳动过程产生的。这由“生产性”劳动者的集体承担³⁰——严格意义上指那些创造剩余价值的人——其中剩余价值是商品中嵌入的无偿（“异化”）劳动的实现。商品本身必须同时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其内含的剩余价值由资本家集体占有。³¹在此，价值被理解为社会必要抽象劳动时间，它“依赖于具体情境并具有特定性，因而随时间和空间而变化，而非……一种本质化的、不变的量”。³²相应地，资本所有者与劳动力出卖者之间的阶级对抗，典型地体现为雇主—雇员关系，这种关系以不同程度的非自由和剥削形式为特征。³³对我们而言最为重要的——也是使生产关系具有特定资本主义性质的——是资本在相互竞争中永无休止地积累和扩张的驱动力。

劳动过程理论是理解剥削形式及其在时空上变化的主导方法之一。³⁴该理论的一个关键见解是劳动力的根本不确定性：工作努力和劳动力消耗的执行方式无法在劳动过程之前确定。³⁵工作场所是管理层实施特定控制策略和工人反抗的场所。这些斗争既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阶级动态，也对其产生影响。³⁶例如，计件工资劳动和日薪工资劳动之间的差异，对劳动过程的强度、工作日的长度、劳动管理方式以及工人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同时也影响阶级行动的形式和范围。³⁷

劳资关系与债务关系的交织，例如，是获取劳动力并将劳动者固定在特定位置的一种特别显著的方式。³⁸ 通过劳工中介或分包商进行的中间调解形式，使资本能够维持“遥控”或通过规避劳动立法来延续非正规性。³⁹ 在生产过程中，剥削率往往具有性别差异，女性从事与男性类似的工作所获报酬较低，而“男性劳动任务”可能比“女性任务”更快、更广泛地实现机械化。⁴⁰

阶级动态超越了生产时刻本身，并在资本的流通与社会再生产中展开。尽管剩余价值最终基于劳动过程中耗费的剩余劳动时间，但它也在工作场所以外被占有，并在包括银行家、商人、地主、资本主义管理者及股东在内的各类阶级行动者之间重新分配。此外，商业资本、流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实践中可能控制并吸纳生产。⁴¹再者，再生产——定义为“用当前生产或赚取的东西来保障生活条件及未来生产的持续过程”⁴²——对于分析财产、劳动和收入（包括按性别划分的结构）如何组织具有重要意义。这一过程既体现为劳动力再生产能力的日常维系，也体现为阶级及整个制度系统的整体再生产。⁴³因此，尽管生产、流通和再生产可被抽象为资本主义总体中的不同环节，阶级分析在具体情境中不仅能应用于冲突性的雇佣关系，也能应用于各种斗争，包括围绕税收、债务、养老金、教育、宗教、住房以及“自然”资源获取等议题的斗争。由此可知，关于“生产主义偏见”的指责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误解（尽管遗憾的是并非所有情况皆然！）。

资本的循环包含了这样一个关系序列：其中生产资料（如机器和投入品）与劳动力被资本家结合起来，价值由劳动生产并通过交换实现，循环则返回到“其原初的质的起点形式”。⁴⁴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现在有一个价值的量的增加，这一增加成为资本家的财产（剩余价值）。正如马库斯·泰勒（Marcus Taylor）所指出的：

这并不表明机械地回到完全相同的起点，甚至不保证循环的重新启动。起点在数量上永远不可能完全相同，例如，因为人作为劳动身体的剥削以及这一过程对身心健康的影响；物质事物作为生产手段或条件被转化（例如自然资源枯竭、固定资本折旧）；以及循环中的阶级斗争，要么是劳动者为争取总剩余更大份额（例如以工资或改善工作条件的形式），要么相反，资本家为提高利润率而更密集和/或更广泛地剥削工人（例如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和/或使他们贫困化（通过压低工资）。

被占有的剩余价值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加以使用，包括：以更大的空间规模或强度重新启动循环，以提取相对更高的利润率，和/或与其他资本家竞争（例如，资本家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的创新，如新技术、新技能和/或新的组织形式）；作为资本家的消费基金；推动向新的生产领域转变（基于不同商品启动新循环）；以及吸收竞争对手（例如并购）。

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对剩余价值的榨取的识别，以及其在流通中的实现、占有和分配，揭示了资本主义是如何通过并在生产现场及其之外的阶级斗争而构成的。⁴⁶ 将阶级关系视为基于剩余价值的（再）生产和榨取，其政治含义在于强调这些关系本质上具有对抗性。识别这种对抗性关系解释了自上而下的斗争（由雇主发起，往往得到国家的支持）以确保剩余价值的榨取，以及自下而上的斗争——针对特定形式的剥削并为改善工人条件而斗争——是如何成为资本主义历史扩展、加剧和转型的构成要素的。⁴⁷

关系性和多维度的阶级概念，揭示了劳动阶级与资本家阶级内部及彼此之间广泛的社会关系。虽然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对抗性的，基于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占有，但这些阶级内部的关系则既可能合作，也可能对抗。资本家之间为积累而激烈竞争，但也通过合作与串通来强化积累条件。当单个企业维持或提升剩余价值榨取的能力受到威胁时，它可能转向与其他企业联合，无论是在特定行业、部门、“国民经济”、宏观区域（如欧盟（EU））还是国际层面（如世界贸易组织（WTO））。

尽管因竞争而彼此敌对，资本家仍会通过联合，借助国家（或同等的法律权威）来对抗劳工就财富再分配（如累进税制改革和社会政策）或政治代表权等问题所表达的阶级立场。虽然国家不能被简单视为资本家的联合体，但在支持累退税、放松金融和劳动力市场监管（以提升剥削率）以及反对可能逆转这些措施的政策（如产假工资的“成本”）方面，广大资本家的联合现象尤为普遍。然而，这种相对的国家自主性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阶级斗争之中，即使自主性的程度和形式在历史上有所变化。⁴⁸

剩余价值在单个企业（“多个资本”）层面上的分配也存在竞争。将剩余价值分解为产业利润、利息、地租和“商业获利”这些抽象范畴，有助于我们理解资本家之间围绕价值争夺的斗争领域。⁴⁹正如大多数资本主义理论所承认的，竞争是变革的主要驱动力，但在这些理论中，竞争往往是一种理想化的抽象概念。⁵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现实世界中的竞争，例如生产性资本家、银行家、土地所有者与商业资本家之间，争夺的是对价值各个部分的占有。⁵¹

这些分解的剩余价值范畴并不是独立的价值来源。例如，对土地或品牌的所有权并不会创造新价值；它代表了一种竞争性的再分配，⁵²其基础是现代地产的“阶级功能”以及以地租形式捕获价值。⁵³而且，正如2007年金融危机及随后的全球衰退所表明的，资本主义危机是“竞争性再分配”的重要形式。这些再分配的时刻发生在资本家之间（例如最强大的投资银行以牺牲整个行业为代价来维护自身利益），也发生在从普通公众向狭隘的资本主义利益的转移中（例如以救助和刺激计划形式出现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转移）。⁵⁴阶级位置、功能和关系往往是多维度的。通过细致的分析，有可能识别这些多维度关系如何体现在一个组织之中。剩余价值的抽象范畴及其阶级基础在实践中很少能被划分为整齐的部分，而特定阶级的“功能”可能由多种不同的行动者承担。⁵⁵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并不必然消除雇主与雇员之间的阶级矛盾；相反，正如加文·卡普斯（Gavin Capps）所言，可能只是“所有权的法律形式和社会位置发生了变化”。⁵⁶当然，法律形式对阶级动态的历史特殊性具有实质性影响，正如本特刊多篇稿件所展示的，包括国家在‘塑造’朝鲜（North Korea）工人阶级中的作用，以及在印度不同地区劳工政治差异性演变所塑造的多样化阶级动员。⁵⁷再举一个不同的例子，南非洲（South Africa）酋长制度这一制度的殖民遗产，虽然‘在政治上有条件性’，却允许对宝贵铂金储量的准垄断性获取。⁵⁸这一点同样体现在生产的金融化中，制造业逻辑被金融逻辑所塑造，或是在超市零售业中——乍一看，它最明显地是商业资本，却同时结合了以下阶级功能：面对供应商时是现代地产，供应商须支付地租以进入超市货架；面对雇员时是工业资本，以最大化对其劳动的剥削率；以及面向消费者时运用现金流资助银行和保险活动的金融资本。

在本论文集中，“劳动阶级”一词既指 labour 多重的社会与空间分隔，也指其再生产的多重形式，同时强调其作为被剥削阶级成员的共同地位。它指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如今直接或间接地依赖出卖自身劳动力来维持日常再生产”。⁵⁹ 在当今的全球南方，劳动阶级“不得不通过不稳定且压迫性的——而且通常日益稀缺的——雇佣劳动，和/或一系列同样不稳定的、小规模的、缺乏保障的‘非正规部门’（‘生存’）活动（包括务农）来追求再生产；实际上，这些方式是由雇佣就业和自雇就业构成的种种复杂组合”。⁶⁰这一表述取自亨利·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关于“劳动阶级”的概念，⁶¹它之所以在多种“发展中”国家语境中具有实用性，原因有三。第一，它指出了工作的稀缺性，这表明存在一支劳动后备军，它“规训并使在业者失去权力，在政治上阻碍他们围绕工资和利润分配进行斗争”。⁶²第二，它指出了劳动关系的压迫性、非正规性和缺乏保障性，从而揭示恶劣的工作条件，以及国家与资本共谋，使劳动关系基本处于无监管状态，以降低劳动力成本、提升竞争力。⁶³第三，如前所述，它捕捉到劳动者被分隔在多个生产场所的状况，同时强调他们作为被剥削阶级成员的共同地位。

劳动阶级不仅按性别、种族和民族划分，还按地域、行业、任务和工资、技能水平、合同类型以及是否定居或流动来区分。这种划分反映了资本积累的动态和阶级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它们与父权制的相互作用，以及更广泛和具体的工厂层面的资本主义策略（例如，工资差异或工人轮换来阻碍新兴的团结）。劳动阶级的空间划分日益重要，因为许多（在一些国家甚至是大多数）劳动阶级家庭现在跨越多个地点进行自身的再生产。许多人将雇佣劳动与各种形式的自雇相结合，可能是永久性的，也可能是周期性的，因为雇佣劳动的可得性在缩减，而更多的工人追逐更少的工作岗位。小商品生产者占据了一系列横跨资本与劳动界限的连续位置⁶⁴。有些人可能相对频繁地购买劳动力，往往产生小量剩余，因此正在成为小资本家的过程中（尽管通常不是以线性或可预测的方式）。其他人则不产生剩余或不雇用劳动力。后者，以及前者中的许多人，可能将小规模自雇与出售自身劳动力相结合，从而将自己置于劳动阶级的行列之中。在特定情境下，哪种形式占主导地位是一个经验性问题，需要在各种社会环境中进行探究。

注释（上半部分）

1. The founding of the HMWDRS was led by Gavin Capps (Society,Work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In addition to the editors and contributors to this special issue, the HMWDRS has included Sam Ashman (Corporate Strateg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 Elena Baglioni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Gavin Capps (Society,Work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Penny Howard (Maritime Union of Australia), and Kristian Lasslett (School of Criminology, Politics and Social Policy, University of Ulster).

1. HMWDRS的创立由Gavin Capps（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社会、工作与发展研究所）领导。除本特刊的编辑和撰稿人外，HMWDRS的成员还包括Sam Ashman（约翰内斯堡大学企业战略与产业发展）、Elena Baglioni（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商业与管理学院）、Gavin Capps（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社会、工作与发展研究所）、Penny Howard（澳大利亚海事联盟）以及Kristian Lasslett（阿尔斯特大学犯罪学、政治与社会政策学院）。

2. Marx, Grundrisse, 101.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101页。

3. These forms matter – they are not simply ‘functions’ of the capital relation. For example, prices, while a phenomenal representation of value, have real effects.

3. 这些形式很重要——它们不仅仅是资本关系的“功能”。例如，价格虽然是价值的现象表现形式，却具有真实的影响。

4. Marx, Grundrisse, 100.

4. 马克思，《大纲》，第100页。

5. Shaikh, Capitalism, 5.

5. 谢赫，资本主义，5.

6. Banaji, Theory as History. See also Kelly, who argues that, to understand the ever‑changing division of labour, we must ‘consider the possible role of competition between capitals, as well as conflict between labour and capital’. In other words, ‘we need to consider the full circuit of industrial capital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analyses of changes in the division of labour: purchase of labour power; extraction of surplus value within the labour process; realisation of surplus value within product markets. There is no sound theoretical reason for privileging one moment in this circuit – the labour‑capital relation within the labour process – if our objective is to account for changes (or variations) in the division of labour.’ Kelly, “Management’s Redesign of Work,” 32 (emphasis ours).

6. 巴纳吉，《理论即历史》。另见凯利，他主张，要理解不断变化的劳动分工，我们必须“考虑资本之间竞争的可能作用，以及劳资之间的冲突”。换言之，“我们需要将产业资本的全过程循环作为分析劳动分工变化的起点：劳动力的购买；劳动过程中剩余价值的榨取；产品市场中剩余价值的实现。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解释劳动分工的变化（或差异），就没有充分的理论理由在这一循环中偏重某一环节——即劳动过程中的劳资关系。”凯利，《管理层对工作的重新设计》，第32页（着重号系我们所加）。

7. Knights and Willmott, Labour Process Theory; and Fine, Labour Market Theory.

7. 奈特与威尔莫特，《劳动过程理论》；以及法恩，《劳动力市场理论》。

8. Marx, Capital, Vol. I, 100–108; de Ste Croix, 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Wood, 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 and Bensaïd, Marx for our Times.

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00‑108页；德·圣克罗瓦，《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伍德，《民主对抗资本主义》；以及本赛德，《马克思与我们时代》。

9. Gooptu and Harriss‑White, “Mapping India’s World.” And, of course, capital may seek to externalise ‘costs’ such as healthcare where they have been socialised. See, for example, O’Laughlin, “Land, Labour and the Production of Affliction.”

9. 古普图和哈里斯‑怀特，“绘制印度的世界”。当然，资本也可能寻求将医疗保健等已被社会化的‘成本’外部化。例如，参见奥洛夫林，“土地、劳动力与苦难的产生。”

10.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10. 哈维，《“新”帝国主义》。

11. Bourdieu, The Logic of Practice.

11. 布迪厄，《实践的逻辑》。

12. Bensaïd, Marx for our Times, demonstrates how Marx developed and articulated the many determinations that make‑up the totality of capitalism over the course of the three volumes of Capital (and elsewhere). The relation of exploitation in the sphere of production, the central focus of Volume I, presupposes the labourer to be separated from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thereby become a buyer and seller of commodities; the latter is a different level of analysis and is articulated in Volume II. Exploitation presupposes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ur, through which labour power is in circulation. But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ur is also a consequence of the distribution of surplus value in reproduction as a whole, which belongs to the level of analysis unfolded in Volume III. Exploitation cannot take place without the determination of socially necessary labour time, which is a result of the overall dynamics of capitalist competition. Finally, as feminist political economy teaches us, none of this can happen without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the unpaid labour that is characteristic of this realm of life under capitalism. Note that these ‘determinations’ and concepts are theoretical abstractions and cannot be overlaid in a ‘blueprint’ manner in the analysis of empirical reality. For example, wage‑labour can be found empirically in a variety of forms, including being ‘disguised’ as self‑employment, as contended by Banaji, Theory as History; and Bernstein, Class Dynamics of Agrarian Change, among others. See also the contributions by Dinler, Mezzadri, Pattenden and Pérez‑Niño, all in this special issue.

12. 本萨伊德，《马克思之于我们的时代》，展示了马克思如何在《资本论》三卷（及其他著作）中，发展和阐释了构成资本主义总体性的多重规定。生产领域中剥削关系的核心焦点集中于第一卷，它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为前提，从而使劳动者成为商品的买者和卖者；后者属于另一分析层面，并在第二卷中得以阐述。剥削以社会分工为前提，通过这种分工，劳动力得以处于流通之中。但社会分工也是整体再生产中剩余价值分配的结果，而这属于第三卷所展开的分析层面。剥削离不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规定，后者是资本主义竞争整体动态的产物。最后，正如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教导我们的，没有社会再生产以及资本主义下这一生活领域所特有的无偿劳动，上述一切皆不可能发生。请注意，这些“规定”和概念是理论抽象，不可在分析经验现实时以“蓝图”方式直接套用。例如，雇佣劳动在经验上可呈现多种形式，包括如巴纳吉所主张的被“伪装”为自雇就业，见其《作为历史的理论》，以及伯恩斯坦的《农业变迁的阶级动态》等著作。另参见丁勒、梅扎德里、帕滕登和佩雷斯‑尼尼奥各自发表于本特刊的论文。

13. Wright, “Understanding Class.”

13. 赖特，《理解阶级》。

14.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14. 韦伯，《经济与社会》。

15. Wright, “Foundations of a Neo‑Marxist Class Analysis,” 25. See also Breen, “Foundations of a Neo‑Weberian Class Analysis,” 33–34.

15. 赖特，《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基础》，第25页。另见布里恩，《新韦伯阶级分析的基础》，第33‑34页。

16.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927–929.

16. 韦伯，《经济与社会》，第927‑929页。

17. Ravallion, “The Developing World’s Bulging (but Vulnerable) Middle Class”; and Kapsos and Bourmpoula,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Class.

17. Ravallion，“发展中国家的膨胀（但脆弱的）中产阶级”；以及Kapsos和Bourmpoula的《就业与经济阶层》。

18. Our approach to analysing developing world middle classes would focus less on income and more on the specific relations between these classes and those ‘above’ them (capital) and those ‘below’ them (labour). An initial analytical starting point might be to adopt Erik Olin Wright’s argument (for ‘developed’ countries’) that middle classes are often reliant on the sale of their labour power (like workers) but enjoy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working conditions (including more autonomy, higher wages and often some managerial powers). See Wright, Classes. These combinations of class relations and working conditions generate ‘contradictory class locations’, which disable any simple deductive conception of middle class ‘interests’ and politics. An important area for contemporary class analysis (the beginnings of a research hypothesis, as it were) could be to investigate, first, the ways in which evolving capitalist dynamism has in fact given rise to new developing world middle classes; and, second, where it has done thi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correspond to Wright’s observations.

18. 我们分析发展中世界中等阶层的方法，将较少关注收入，而更多关注这些阶层与“上层”（资本）及“下层”（劳工）之间的具体关系。一个初步的分析起点可能是采用埃里克·奥林·赖特（针对“发达”国家）的论点，即中等阶层通常依赖出售其劳动力（如同工人），但享有显著不同的工作条件（包括更多自主权、更高工资，并往往拥有一定管理权力）。参见Wright, Classes。这些阶级关系与工作条件的组合产生了“矛盾的阶级位置”，从而使任何对中等阶层“利益”和政治的简单演绎式概念化都难以成立。当代阶级分析的一个重要领域（可谓研究假设的开端）可能在于，首先探究不断演变的资本主义活力实际上如何催生了新的发展中世界中等阶层；其次，在确实出现此类阶层的地方，探讨其在多大程度上与赖特的观察相符。

19. Wood, 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 Bensaïd, Marx for our Times; and Wright, “Understanding Class.”

19. 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本赛德，《我们这个时代的马克思》；赖特，《理解阶级》。

20. Thompson,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 357.

20. 汤普森，《英国人的独特性》，第357页。

21. Hall, “Race, Articulation and Societies,” 325.

21. 霍尔，《种族、连接与社会》，第325页。

22. In this issue see Mezzadri on gender and class; Pattenden on caste and class; and Webber on ethnicity and class.

22. 在本期中，参见梅扎德里关于性别与阶级的论述；帕滕登关于种姓与阶级的论述；以及韦伯关于族群与阶级的论述。

23. James, The Black Jacobins. See also all the contributions in this issue.

23. 詹姆斯，《黑色雅各宾派》。另见本期的所有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