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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穹教案|黑潓江畔,一桩牵动中法外交的血案

浪穹教案|黑潓江畔,一桩牵动中法外交的血案

光绪九年,浪穹县黑潓江畔的长邑街附近(今洱源县炼铁乡沙凤村),发生了一起震动朝野的涉外命案:

法国传教士张若望被杀,教堂被烧,两百多号乡民连夜举着火把,搞出了个大新闻。

按清末的剧本,洋人被杀,清廷又该腿软了。但这一次,清政府的结案奏折里,公然写下五个字:“本祸由自取”。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活该。

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这个活该被杀的法国传教士,是如何把自己“作死”的。

张若望                          

——披着神父外衣的恶霸

张若望,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派来的司铎(神父)。光绪初年,他带着大清的护照和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大摇大摆来到了浪穹(今洱源县)。

按理说,传教士是来传播福音的。但张神父不一样,他专门传播……灾难。

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奏折显示,这人坏得很:

他不仅收地痞流氓刘玉壶、李九等人当打手,还“平日横入民家,逼勒入教,又估买木料,建造经堂,有不从者,即殴辱之”。强买强卖,暴力传教,算是让他玩明白了。

更恶劣的是,他“将无论已未入教之妇女,计诱药迷,污辱强霸”。看上的女人,不管是教内教外,用药迷倒,直接霸占。

据当地文生李炳南禀报,张若望还私定一条教规:

“凡姑娘出嫁前夕,必须到教堂祈祷过夜,否则就要遭受上帝的惩罚。”

数名准新娘因此遭了殃(见张浩浩《晚清云南教案危机和政府官员的处理》)。

这哪是传教啊,这明明就是地方恶霸。

愤怒的爆发:   

二月十九日深夜

光绪《浪穹县志略》载,黑潓江两岸有许多“川籍移家来者”,吴大发便是寄居于此的四川人。

他的妻子吴罗氏被张若望污辱,吴大发跑到县衙告状,县衙传唤张若望时,“该司铎置之不理”——理都懒得理。

没过多久,张若望又把吴大发的侄女抢进教堂,强占污辱。

光绪九年二月十九日,三更后。

忍无可忍的吴大发,叫上同样受过欺负的闻老六、黄牌首、傅小八等人,直奔教堂去要人。

面对愤怒的乡民,张神父没有念经,也没有忏悔,而是拔出了洋枪!(奏折原文:“因张司铎开放洋枪,遂起意烧杀。”》)

这一枪,彻底点燃了沙凤村积压多年的怒火。周围的两百多号乡民提着锄头、木棍,瞬间把教堂围了个水泄不通。

结局毫无悬念:洋枪救不了他。张若望被当场砍死,教堂被一把火烧了。

这一夜的死亡人数,法方初报是“男女大小十四人”,浪穹知县叶滋浚报的是“伤毙在教男女十命,乡民亦受伤五人”。数字有出入,但冲突的规模和烈度是明确的。

事后逃出来的教民刘玉壶向法国副主教汇报说:

“(张若望)赤身躺地,脖项、两臂和腹部均有伤痕。”

看来,张神父走得很不安详。

沙凤村点燃的火,迅速蔓延开来。

两天后,麦地、甘庄、漾濞、蒙化(今巍山)等地的民众也相继起事,打砸教堂、驱逐传教士。滇西一带的民教矛盾,已绷到了极限。

结案报告里,      

那句“本祸由自取”

云贵总督岑毓英接报后,头都大了。他深知,这要是搞不好,可能又要变成“马嘉理事件”了(1875年英国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被杀,引发中英外交危机,最终以《烟台条约》收场)。

岑毓英亲身经历过那次风波,深知教案处理不好的后果。

于是他火速派出查案高手钟念祖前往查案,并将浪穹县知县叶滋浚、千总李顺革职,对外做出了严查的姿态。

钟念祖是个老江湖,到了地方先“分投晓示利害,解散乡民”,把聚众百姓劝回家,然后才开始精准抓捕。

很快,“首犯吴大发即吴独眼投案自首”,接着“设法诱获”了傅老八、傅老四、黄牌首、闻老六、满老三、陈银廷等从犯,被污辱的妇女,也被传唤到案作证(“随传曾经被污妇女到案备质”)。

问题是:人抓到了,怎么判?

按大清律例,聚众杀人是要掉脑袋的。但在拟定判决书时,清朝官方却写下了一句极其经典的话:

“法司铎张若望平日带领教民,奸淫拷诈,致激成事端,被吴大发杀死,并被受害乡民烧毁教堂,杀死教民,本祸由自取,念系远人,已酌给恤银示体恤。”(岑毓英《浪穹教案议结摺》)

“本祸由自取”——这五个字,堪称全案的灵魂。连清政府都看不下去了:张若望,你死得一点都不冤。

最终判决:吴大发“杖一百,流三千里”, 其余从犯各领徒刑或杖责。清政府赔给法国五万两白银,算是破财消灾。

结案背后的博弈

看似结案了,但背后的水很深。

法国副主教罗尼设一开始气势汹汹,具名指控了当地绅团首领赵新爷、许复升、李复甲等数十人,意图认定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打教行动(详见罗尼设致署迤西道翁道鸿函)。

但岑毓英一口咬定:被指控的人“均系绅士良民”,不但没参与,还“赶至救阻”。而最终受罚的六名首犯(吴大发、黄牌首、满老三、傅老四、傅小八、陈云亭),则被特意标注为“原籍四川、贵州,寄住浪穹”。

学者潘玉龙指出:岑毓英刻意把罪责推给几个无权无势的外省流民,既能对法国人交差,又保护了当地真正的基层骨干——乡绅和团练(见潘玉龙《光绪九年浪穹白族教案史地丛考》)。可谓“弃车保帅”。

至于法国人这边,为何也愿意见好就收?

法国正主教古若望说了一句大实话:

“不必重办罪犯,免伤和谊。”

岑毓英一针见血指出:

古若望“自知理屈,欲掩其恶名,又虑民众不容”。

“虑民众不容”,才是法国人退让的根本原因。如果真把老百姓逼急了,全面造反,以后还怎么传教?。

更何况,当时法国刚在普法战争中吃了败仗,局势也不允许他们为了一个“作死”的传教士,大干一仗。

写在最后

一百多年过去了,黑潓江的水依然在流淌,当年的教堂早没了踪影。

张若望的故事,其实是个很典型的晚清悲剧。一个带着特权来到异国他乡的人,如果不懂得敬畏,非要把自己当成人上人,肆意践踏别人的底线,最终一定会遭到反噬。

用现在的话说: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附录:岑毓英奏折《查明浪穹教案缘由获犯提省讯办折》(见评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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