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
《Worker in the Cane: A Puerto Rican Life History》学术书评
一、全书章节结构
本书共九章，具体如下：
第1章：导言（Introduction）
第2章：地方背景（The Local Setting）
第3章：塔索手写的自传性陈述（Taso‘s Written Autobiographical Statements）
第4章：童年与青少年（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第5章：成年：早年（1927-1939）（Manhood: The Early Years (1927-39)）
第6章：成年：晚年（1940-1949）（Manhood: The Later Years (1940-49)）
第7章：皈依（The Conversion）
第8章：历史中的历史（History within History）
第9章：尾声（Epilogue）
基本出版信息
本书《Worker in the Cane: A Puerto Rican Life History》（中译可作《甘蔗工人：一位波多黎各人的生活史》）由人类学家西德尼·W·明茨（Sidney W. Mintz）撰写，W·W·诺顿公司（W. W. Norton & Company）于1974年出版（此前1960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作者明茨时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人类学教授。本书通过一位波多黎各甘蔗工人的口述自传，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波多黎各 rural 地区的社会变迁。
第1章“导言”介绍
第1章“导言”中，明茨首先以“甘蔗花”（flor de caña，波多黎各俗称guajana）作为象征，指出这种羽毛状的花穗在晚秋绽放，呈现紫银之色。甘蔗本身和大多数在加勒比地区甘蔗田里劳作的人们一样，源自旧大陆，而“guajana”这一名称来自泰诺印第安语，是加勒比本土的词汇。因此，甘蔗花象征着新旧、不同民族与文化的混合，也象征着波多黎各人民。
明茨表明，本书是他试图记录一位高度敏感、聪慧的男性的生命故事。这位叙述者在成长过程中见证了其文化的巨大变迁，并自身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明茨强调自己需要介入叙述，不仅是为了解释所讲述的内容，也是为了提醒读者注意他作为记录者和转述者角色所固有的认知局限。1948年1月，明茨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研究生团队的一员前往波多黎各，参与由朱利安·H·斯图尔德（Julian H. Steward）组织的社区研究项目。他们选择了南岸高度工业化的甘蔗区，最终在名为圣伊莎贝尔（Santa Isabel）的小市镇选定了一个 rural 区——胡阿卡区（Barrio Juaca）。
明茨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叙述者“塔索”（Don Taso）的情景：塔索身材瘦削但手臂肌肉发达，双手因劳动而显得粗大，脸上布满皱纹，没有牙齿，戴着不合口的假牙。他穿着白色衬衫——明茨称之为波多黎各工人休息时尊严的象征——头戴一顶磨损的奶油色浅顶软呢帽，没穿袜子。塔索的妻子多尼亚·埃莉（Doña Elisabeth，昵称Eli）在厨房附近，抱着最小的孩子。明茨很快发现塔索善于言谈、聪明且表达清晰，是一位卓越的 informant（报道人）。
明茨还提到，在他离开胡阿卡返回 mainland（美国本土）后，得知塔索皈依了五旬节派教会（Pentecostal Church），这令他大为惊讶，因为这与他对塔索的印象不符。正是这一事件促使明茨决定与塔索合作记录其生命史。明茨强调，他们的合作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他从未直接为塔索的合作付费，而是通过赠送礼物、支付孩子的牙科费用或帮助修缮房屋等方式回报。本书的叙述以问答为基础，明茨力求尽可能准确地呈现塔索的原话和事件的时间、地点。
第2章“地方背景”介绍
第2章“地方背景”描绘了波多黎各南部海岸狭窄的沿海平原，从空中俯瞰如同一條不规则的绿色丝带，覆盖着甘蔗。一条公路穿行于甘蔗田之间，与海岸平行，连接着沿海城镇。多数人居住在 rural 地区，而非城镇中：在紧挨公路两侧或环绕海湾的棚屋里；在旧时甘蔗庄园广场周围的营房中；或在巨型榨糖厂附近建起的公司城镇里。榨糖厂的烟囱在棚屋和甘蔗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
然而，当步行穿过一个村庄时，这些印象会被打破。地面被踩得坚硬而尘土飞扬，散落着罐头盒、纸张、椰子壳和甘蔗废料。房屋用旧可口可乐标志牌、包装箱木板和纸板修补，只有少数被粉刷过。看似有序的景象在近距离下变得杂乱拥挤——大家庭挤在狭窄的居住空间里。胡阿卡村（Juaca）就是这样的村庄。胡阿卡区（Barrio Juaca）包含多个房屋集群：一些在海边，一些沿东西向公路，另一些则围绕 colonias（大型农场）的中心聚集。最大的聚居区沿公路分布，称为胡阿卡镇区（Poblado Juaca）。附近有海滩聚居区和 Destino 庄园区，后者有公司商店、免费提供给工人居住的36间两室棚屋、 overseer（监工）的两层楼房、奴隶制时期遗留至今的两个 barracks（营房），以及已毁坏的庄园仓库。
胡阿卡镇区由一排沿公路的棚屋和一个称为“棕榈岸”（Palmas Orillanas）的房屋集群组成。村里有十几家小商店和酒吧、两栋校舍，以及一座旧糖厂废弃的磨坊和烟囱。村庄沿路设有 standpipes（立管输水设施），许多房屋已通电。清晨五点，村庄寂静空旷，只有公鸡啼叫、狗吠和轻柔的海浪声。六点，村庄苏醒：百叶窗打开，炊烟从炉灶中袅袅升起。男人们喝完咖啡，用绳子将裤脚绑在脚踝上，拿起砍刀或锄头以及早餐食物，离开房屋，前往甘蔗田里“defend themselves”（谋生）。这些男人大多从小与甘蔗相伴，甘蔗长到房屋地边，收获季节空气中弥漫着甘蔗的气味。他们在甘蔗田中“bregando”（战斗）。一些人组成砍蔗线，另一些人铺设轨道或装载甘蔗，还有中耕工、播种工、种子切割工、绞盘操作工、挖沟工和班组长。老汤姆·法马尼亚（Don Tomás）等最年长的黑人居民是 palero（挖沟工），这是田间最熟练、报酬最高、最有声望的“土方”工作。砍蔗工主要来自海滩的棚屋，多为白人，许多姓德赫苏斯（De Jesús），他们从附近高地迁来，相对独立，有的认真信奉天主教，尝试种菜、围栅栏，并偏好计件砍蔗。
清晨七点，有工作的人已离开村庄。孩子们吃完早餐去上学或在家帮忙——提水、拖地、照顾婴儿、熨衣服——或在后院用旧罐头盒和木块自制玩具玩耍。女人们开始准备热午餐，然后送到田间。九点钟，男人们喝黑咖啡和一块涂着人造黄油或铺着奶酪或香肠的面包，中午必须有热午餐。午餐常用铁丝框架的套锅携带，内容包括面条汤、煮香蕉、芋头、山药和土豆等淀粉类食物，鱼汤、玉米面糕，以及用少许咸鱼碎拌的沙拉。但无论其他食物如何，总有一个容器装满了米饭，另一个装红或白豆。米饭和豆类是波多黎各下层阶级的主食。
下午三点到四点，男人们返回家，洗澡，开始一天中的社交活动：男人刮胡子，年轻男女穿上好衣服，收音机高声播放棒球比分、政治讨论或音乐。晚餐不是全家围坐一桌，而是每个家庭成员在两个小时内各自进食。父亲坐在桌旁，由妻子服侍，妻子通常怀抱最小的孩子。晚餐仍以米饭、豆类和黑咖啡为核心，辅以鱼汤中的玉米面糕、炖羊肉或牛肉、煮咸鱼。孩子们站在厨房或坐在院子里用勺子喂鸡。晚餐后，街道成为聊天和调情的场所。成群的人聚集在小商店前或老人院子里闲谈，适婚男女沿公路散步。已婚夫妇很少一起散步，通常只在去祈祷会时才同行。晚上九点，除非是周六，胡阿卡已安静下来。孩子们可能在腌鱼岛捕捉章鱼和龙虾，或沿着灌溉渠在甘蔗田里捉螃蟹。恋人则在阴影中道别。十点，连商店都关了，或许还有一两家酒吧开着。五旬节派信徒从礼拜中回家。只有守灵、地方政治集会或打斗才会让户外活动持续。
周六是发薪日，周六晚上尤其特别。点唱机播放到深夜，各年龄段的人跳舞。六十多岁的老汤姆·法马尼亚拄着一根带铜头的 frescura 手杖，从海滩的茅草屋上来跳舞。单身汉站在吧台喝纯朗姆酒。收获季节的周六晚上，家家户户前门敞开，昏暗的“客厅”里，母亲怀抱着喂奶的孩子，祖母可能来访，摇着椅子，有时抽雪茄。对话生动幽默。周日比平日安静，五旬节教堂有日间和夜间礼拜。夏天，镇上的人来胡阿卡海滩游泳，坐在棕榈树下喝苏打水或椰子水。
收获季与“tiempo muerto”（死季）截然不同。从圣诞节到初夏，甘蔗被砍伐，许多甘蔗被种植。田地里一片繁忙：成排的工人站在甘蔗前，砍刀挥下，割断蔗茎，削去叶子，切成段后丢在身后。工人们汗流浃背，甘蔗挡住了微风，砍蔗的速度令人敬畏。甘蔗毛刺入皮肤，顺脖子下钻。地面沟壑纵横，行走困难，土壤像烤炉一样散发热量。监工骑着骡马监督田间作业。当甘蔗完全砍完，剧烈活动停止。最后一列满载甘蔗的火车驶过，汽笛声不断，第二天磨坊的汽笛也将鸣响，人们苦涩地开玩笑说接下来就该人们“哭了”。点唱机播放减少，瓶装朗姆酒饮者转向 illegal white rum（非法白朗姆酒）。每家用于购买食品的小账本上未支付的账目越来越多。死季里，婴儿死亡率明显上升，与收入停止相关。
死季里有更多回忆、更多钓鱼，人们想方设法赚点外快。每家每户周围那些在收获季被忽略的小东西——几只瘦鸡、一只忧郁的山羊，甚至一只鸭子——这时显得珍贵起来。胡阿卡的生活也因特殊事件而变化：选举、飓风、战争。然而，观察足够久的外来者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连续性、稳定性和预期实现感。但只有审视胡阿卡这样的村庄历史及其居民的个人历史，才能看到过去半个世纪当地生活的巨变。历史是思想和物品随时间积累的结果，在胡阿卡区的生命中可以看到波多黎各历史的显现——从泰诺印第安人的遗存，到西班牙殖民，再到美国占领后的糖业转型。明茨指出，塔索的人生跨越了美国占领后直至成年的那些年份，波多黎各生活中的大变化以及波多黎各与美国关系的变化，每天都在冲击着塔索及其邻居的意识。
第3章“塔索手写的自传性陈述”介绍
第3章包含塔索手写的两段自传性陈述。第一段写于1953年，覆盖1908年至1945年；第二段写于1956年，覆盖1945年至1956年。明茨认为这些文本是塔索本人言词最纯粹的体现，展现了他对自己人生的回顾。
第一段陈述以“1908年，我十个月大时，父亲去世，留下母亲、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开头。塔索写道，母亲靠缝纫、洗衣和熨烫谋生。大约八岁时，他开始工作，每天挣30分钱。母亲送他上学，但为了读到四年级，他断断续续上了五六年学。由于经济状况，他经常辍学，通常半天上学半天工作，但始终未能读完四年级。后来姐姐结婚，另一个哥哥离家，只剩母亲和他。姐姐回来后与丈夫分居，很快再婚，母亲和塔索再次独处。1920年左右母亲去世后，塔索搬去与姐姐和姐夫同住。那时姐姐已有两个孩子：年长的罗萨乌拉（Rosaura，昵称罗莎Rosa）和年幼的埃拉迪奥（Eladio，昵称拉洛Lalo）。三四年后，姐姐再次怀孕，死于分娩。留下塔索、姐夫和三个婴儿。姐夫是甘蔗田的灌溉工头，塔索跟他一起工作。最小的婴儿被送到一位女士家照顾并付钱。另外两个孩子则被带去工作地点，放在附近直到下午回家。后来姐夫开始在外面寄宿，但塔索没有。大约两周后，从葬礼回来，姐夫邀请塔索去他吃饭的地方一起吃，塔索同意了。那家的女主人和丈夫表示如果塔索愿意，可以为他做饭。塔索接受并开始每周付1.50美元。很快他们邀请他住进他们家，塔索感到巨大的解脱。他和他们一起住了很久，直到成为年轻人。后来他爱上了现在的妻子，开始了不同的生活。他搬去与妻子和岳母同住。那时他在 Cuatro Hermanos 庄园工作。岳母为他们买了一间平顶小房子，但房子建在别人土地上。塔索修缮了房子，但后来因土地所有者要求支付超过房子价值的地租，他不得不拆掉房子。他再次回到岳母家，直到找到一块土地。经朋友帮助，他艰难地租到一块地。岳父（木匠）开始建房，但缺少一面墙的木料，塔索向朋友借了15美元买木料，完成了房子。那时妻子已有两个孩子并怀了第三个。孩子出生后妻子重病四天不省人事，医生贝莱斯（Dr. Velez）说她活不了，但四天后她康复了。那时塔索在铁路上工作，每周挣5.10美元，已在商店欠了43美元账。他靠工资和卖些家畜慢慢还债。姐夫在阿瓜迪利亚（Aguadilla），塔索想去那里改善状况。在那里他收到哥哥从瓜亚马（Guayama）来信说妻子去世且自己生病。塔索去瓜亚马把哥哥带回阿瓜迪利亚，但那里情况更糟——每天只挣50分。他决定返回胡阿卡。哥哥康复后回了瓜亚马。妻子再次生病，岳母让他把房子搬到她家地块上以便照顾。他白天工作，晚上回家搬房子。1932年政治竞选来临，因他是 socialist（社会党人），被解雇，遭受了很多苦难。他曾在竞选活动中工作，但没有得到 socialists 的保护。之后他回到 Destino 庄园工作。那些时候，庄园里都是计件工作。由于家庭分歧，他决定再次搬迁房子。他去找市长，申请了一块市镇拥有的土地。只有一块地，但有两人申请，他们同意平分。于是他在那里安家，在诸多不便和斗争中抚养着妻子和他们的八个孩子。
第二段陈述开始于1945年左右。塔索写道，Destino 庄园过去的手工灌溉系统（挖 maclaines 和灌溉渠）被称为“油管”（oil-line）的新系统取代，使用机器，他们的工作几乎被削减殆尽。CGT（劳工总联盟）工会内部出现分歧，1946年成立了独立工会，塔索担任胡阿卡区小组的 treasurer（司库）。后来该工会也失败了。1946年7月18日，他开始在铁路旅工作。1945年，他与大孩子卡门（Carmen）和帕布林（Pablin）在学业上有许多困难，因缺少教师他们失学一整年。第二年帕布林想继续上学，但卡门不想。之前有校车接送，后来校车停了，孩子们去镇上上学得付交通费。当时铁路旅有七个人，1947-48年收获季结束时，公司命令只留五个人。那时埃莉怀着阿纳斯塔西娅（Anastacia），情况很糟。公司还命令每周只工作四天，每天一个工资日。塔索要求也分到那20个工资日中的工作，公司照办了。埃莉临产时，塔索租公共汽车去找产婆费尔米纳（Fermina），没找到又去圣伊莎贝尔海滩找，带回来，埃莉顺利分娩。1948年政治竞选开始，在 Popular party（人民民主党）的候选人名单问题上出现分歧，一些会议相当混乱，但一切顺利。那时他们从帕布林的一个表兄那里买了一辆小自行车供帕布林骑车去镇上上学。1950年底，埃莉决定 profess（皈依）五旬节派教会，之后塔索也皈依了，但布兰卡（Blanca）比他们都早。1952年帕布林高中毕业，塔索不得不筹集资金为他买西装等物品。帕布林毕业后在家无事，后来工作了四五周，用挣的钱给埃莉买了一个炉子和其他东西。之后他又无事可做，偷偷向拉洛要路费想 emigrate（移民美国），埃莉得知后神经发作，帕布林决定不走了。他想继续学习，但塔索无法支付费用。后来姐夫切奥（Cheo）送他到庞塞（Ponce）的珀西秘书学校（Percy Secretarial School）学习。没等毕业，1953年5月13日，军队征召了他。那时塔索的侄女罗莎已 emigrated，切奥得了水痘住院，塔索搬去照看他们的商店和房子。切奥出院后塔索搬回自己家。1953年诺埃尔（Noel）出生，一位信教兄弟去找来产婆。帕布林去了韩国后，每月从那里寄65美元给埃莉，塔索用这些钱给房子加了两间房，但家里因缺少帕布林而度过了一段悲伤的时期。塔索总结说，从1945年至今，他活得更安宁了。虽然他两次患病（前列腺腺体感染），但已痊愈。现在情况好多了：女儿卡门缝纫挣钱买衣服；帕布林有时也帮忙；孩子们在教会里被教导良好教义，远离 juvenile delinquency（青少年犯罪），敬畏上帝。他感到更加平静，不再像以前那样绝望，收入也略有增加，任何问题都能更好地解决。
第4章“童年与青少年”介绍
第4章基于塔索的访谈录音，详细叙述了他从1908年出生到1927年结婚的童年与青少年时期。
塔索首先谈到自己的父母和祖辈。他母亲原籍胡安娜迪亚斯镇（Juana Diaz），父亲来自何处他不知。他十个月大时父亲溺水身亡，不久母亲也去世，因此他对父母背景几乎一无所知。他只记得父亲是个矮个子、蓝眼睛的男人，曾在此地开过一家商店，也在圣伊莎贝尔当过狱卒。母亲告诉他，父亲还曾有一个情妇，生了两个儿子（塔索的同父异母兄弟）。塔索的外祖父住在萨利纳斯（Salinas）的萨瓦纳利亚（Sabana Llana）区，拥有大量土地，种植烟草和粮食作物。塔索小时候曾随母亲去外祖父家，母亲在那里为外祖父串烟叶。那是他唯一一次见到外祖父。
塔索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母亲共生育十一或十二个孩子，但多个夭折。活下来的有大哥巴勃罗（Pablo，约1884年生）、二哥欧亨尼奥（Eugenio，约1898年生）、姐姐托马斯（Tomasa，1900年生）和塔索（1908年生）。父亲和另一个哥哥一起溺亡。塔索从小与母亲、姐姐和两个哥哥生活，大哥巴勃罗很早就去了瓜亚马（Guayama）。塔索记得很小就开始帮母亲干家务：去帕洛塞科（Palo Seco）取水，照看家里的山羊、猪等动物。他们的房子较大，有三间房间（两间卧室、一个兼作餐厅的大客厅）、厨房独立于屋后，有五个窗户和三扇门。床是木制的，有弹簧床垫和顶篷。
塔索七八岁时开始上学，同时开始工作。他记得第一份工作是摘玉米，每天35分。之后他给牛喂食，后来开始驾驭两对牛。他学会了许多甘蔗田里的工作：做 cuartero（管前两对牛），做 tronquero（管后两对牛），帮助犁地、清理灌木、烧木炭等。他描述了当时甘蔗种植的详细过程：第一遍犁地，第二遍“crossing”（交叉犁），然后使用耙子碎土，然后 banqueo（标记行垄），最后用 special plow（特殊犁，bombo）开沟。他学习 pala（挖沟铲）的工作是从给姐夫科内利奥（Cornelio）送午饭时开始的。姐姐托马斯经常拿起铲子帮科内利奥挖第二铲深度的沟，塔索则在后面用 botalon（长柄铲）清理剩余的土。他也曾在夜里给灌溉工打灯笼照亮，逐渐学会了灌溉工作。他还提到自己很早就感到疝气疼痛，这是在从事灌溉和挖沟工作时开始的。
塔索回忆起童年的娱乐活动：去海边 cay（小岛）捕鱼、做 serenata（晚间聚餐）。他们用撒网捕鱼，有 jarea（鱼）、robalo（鱼）、jallao（鱼）、mero（鱼）等，还有龙虾。有一次他们捕了很多鱼，留守的人却偷偷吃掉了他们先捕的鱼，引发了一场有趣的争执。他们还经常步行去圣伊莎贝尔或萨利纳斯看电影，那时电影是 silent pictures（无声电影），有 serials（连续剧），他们热情极高，哪怕要走很远的路也不愿错过一集。后来他渐渐对跳舞更感兴趣，放弃了电影。
塔索也谈到了他的友谊，特别是与吉略·阿洛马尔（Guillo Alomar）的友谊。在一位叫巴尔多米拉（Baldomera）的女士家里，孩子们每晚聚集在一起，用罐子和棍子敲打节奏，跳舞玩耍。那里的居民全是 colored people（有色人种），但塔索强调种族不是问题。他也谈到与 compadre Berto（贝尔托）的友谊，他们从小一起赶牛、吃海葡萄、喝椰子水、捉章鱼。塔索还描述了当年 dances（舞会）的情景：在私人住宅里举行，入场费50分到1美元，音乐包括手风琴、铃鼓、guiro（一种刮葫）和吉他。舞会上会出售冷咸鱼、蔬菜、米饭鸡肉、viandas（煮淀粉类蔬菜）等食物。舞会从黄昏开始，有时持续到次日清晨。女孩们需要父母允许才能参加。年轻男孩最初穿 short pants（短裤）不被允许进入舞会，塔索正是为了能进入舞会而做了第一条 long pants（长裤）。他回忆起第一次 kiss（亲吻）女孩的经历——小时候与一个叫瓜达卢佩（Guadelupe）的女孩。他的第一次 sexual intercourse（性行为）发生在约十七岁时，与一位从萨利纳斯带来的 prostitute（妓女）。他很快因为看到朋友蒙乔（Moncho）因之得了重病而远离了这类行为。后来他与一位比他年长的独居女子有过一次关系，之后不久就爱上了埃莉。
塔索详细讲述了姐姐托马斯的两段婚姻。第一任丈夫尼科·苏亚雷斯（Nico Suárez）是个 viandas（淀粉类蔬菜）小贩，但母亲（塔索的妈妈）不喜欢他，因为他有 past women（之前的情史）且他母亲总是干涉夫妻关系。托马斯还是与他 eloped（私奔）了，但不久后因同样的问题分居，托马斯怀孕回到娘家。很快她与科内利奥（Cornelio）相爱，科内利奥是个努力工作、无可指摘的男人，母亲没有干涉。托马斯与科内利奥生活在一起，生了拉洛（Lalo），但罗莎（Rosa）实际上是尼科的孩子，只是出生在科内利奥家里并由科内利奥登记为女儿。科内利奥是个好女色的男人（mujeriego），在外另有女人，甚至与另一个女人内尼塔（Nenita）正式结婚（被 denounce 后被迫成婚），但仍与托马斯保持关系。内尼塔曾埋伏袭击科内利奥。托马斯对此很 jealous（嫉妒），塔索目睹了姐姐的痛苦，但从未告诉姐姐他所看到的，以免引发更多争吵。托马斯在生下第三个孩子（一个男孩）后死于产褥热（puerperal fever）。她的死因是在产后四十天内蹲在地上搅拌刚烤好的咖啡，受了 pasmo（一种因身体过热后突然接触冷空气导致的疾病）。医生诊断为产褥热，但她高烧不退，最后出现大量出汗的 sincope（昏厥），几天后死亡。婴儿后来在几个家庭之间辗转，两岁半时也夭折了。
母亲1920年死于肺炎，托马斯1923年去世。母亲去世时塔索十二岁，姐姐去世时他十五岁。之后他先与姐夫科内利奥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照顾两个孩子。后来科内利奥去别处吃饭，塔索独自在家。一天，科内利奥的邻居埃皮法尼奥（Epifanio）和妻子洛拉（Lola）邀请塔索去吃饭，随后提议让他寄宿在他们家。塔索接受了，每周付1.5到2美元伙食费。洛拉为他洗衣、铺床、修补衣服，塔索感到“most of my problems were solved”。正是在这个家里，他得到了第一条长裤，并在那里一直住到与埃莉相爱并结婚。
塔索还提到了两个哥哥的命运。巴勃罗在瓜亚马，不喜欢体力工作；欧亨尼奥留在母亲身边，在甘蔗田和泵站工作，后来在蓬塞（Ponce）的拉托雷（La Torre）与一位叔叔同住，塔索也曾去那里住过三个月，但因思念托马斯而返回。欧亨尼奥后来死于肺炎。塔索的童年充满了亲人的丧失、艰苦的劳动、早熟的性经历，以及最终在洛拉家找到的稳定感。明茨在章节末尾补充了背景分析：塔索的父亲早逝，母亲和姐姐相继去世，使他缺乏男性榜样；他的姐夫科内利奥虽然提供了一些支持，但其对托马斯的不忠必然影响了塔索对男女关系的看法；在洛拉家他获得了实际生活需求（做饭、洗衣）的满足，这对他的身份认同至关重要。塔索的童年显示出他生活的社区在20世纪早期经历了深刻的经济和技术变革——土地被开垦为甘蔗田，儿童劳动普遍，教育水平低下，医疗条件落后，疟疾等疾病肆虐。同时，种族关系相对平等，宗教（天主教）几乎无实际影响。这些背景为塔索后续的人生变迁奠定了基础。
第5章“成年：早年（1927-1939）”介绍
第5章继续基于塔索及其妻子埃莉的访谈，详细叙述了从1927年结婚到1939年间的生活。
塔索回忆他与埃莉是在一次舞会上相爱的。他当时住在圣地亚哥·阿尔瓦拉多（Santiago Alvarado）家的舞会上见到埃莉，之后开始秘密恋爱。埃莉之前有过一次婚姻（common-law），丈夫叫尤塞维奥（Eusebio），来自瓜亚马，两人分手后埃莉回到胡阿卡与母亲同住。塔索对此并不介意，他说：“如果一个人知道女人有过丈夫，因此而嫉妒，也许他就不该娶她。”他们开始同居时住在埃莉母亲安东尼娜（Antolina，昵称Tole）家的一个房间里。后来安东尼娜花15美元为他们买了一间小屋。塔索曾试图修补房子并在邻居土地上安家，但地主反悔要求每年12美元租金，塔索拒绝并拆掉了房子，搬回安东尼娜家。
塔索和埃莉早期的婚姻充满了因嫉妒引发的激烈冲突。埃莉对塔索过去爱过的女孩——尤其是名叫路易莎（Luisa）的女孩——极度嫉妒。有一次路易莎的母亲来家里羞辱埃莉，埃莉竟拿着霰弹枪冲出家门。另一个名叫查戈（Don Chago）的家族男子曾扬言要等塔索回来算账，塔索从工作中回来后把一块铁轨连接件（shoe）藏在口袋里，准备自卫，但那人最终没有行动。埃莉的嫉妒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只要塔索和任何女人说话，就可能导致一场恶斗。塔索说：“我们斗争了多年，那是一场可怕的斗争……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她也一样。”埃莉自己也承认，她曾偷了哥哥的剃刀藏在胸口，躲在涵洞下，幻想能抓到塔索与别的女人在一起。有一次塔索种了西红柿，一个女孩来买，塔索说几个月后会有西红柿，埃莉就认为这是调情，在晚餐时把一盘食物连盘子一起扔到塔索脸上。塔索给了她一巴掌——这是二十六年中唯一一次。埃莉尖叫哭喊，但最终被母亲劝回家。这场婚姻早期充满了战争，但后来随着岁月和孩子的成长逐渐平息。
1928年9月13日，圣费利佩飓风（hurricane of San Felipe）袭击波多黎各。塔索当时是Destino庄园的灌溉工。那天早上风势可疑，工头让工人们回家。塔索回家后去海边观察海浪，十一点左右飓风来袭。他抱着埃莉挣扎着跑到何塞·吉尔贝（Don José Guilbé）的商店避难。他们看见一年级校舍倒塌，蔬菜摊被掀翻。晚上，许多孩子因饥饿哭泣，塔索借了手电筒，在狂风中走到一辆马车旁取回一串香蕉分给孩子们。风暴在第二天早上八点平息。塔索的房子虽被吹得摇晃但未倒塌。两周后他们去科阿莫（Coamo）看望埃莉的父亲时，红十字会之类的组织正在分发食物。飓风后，他们不得不去扶起倒进灌溉渠的甘蔗。塔索还提到飓风中有人死亡：科阿莫的一名电话接线员在办公室倒塌时继续服务直至丧生，海边也发现了一具被河水冲来的女尸。
塔索和埃莉的第一个孩子维克多·曼努埃尔·扎亚斯（Victor Manuel Zayas）生于1929年3月23日，由产婆卢佩（Comadre Lupe）接生。埃莉在怀孕期间持续生病。塔索描述了他对孩子的期待——孩子是家庭中最令人渴望的东西。他讲述了当时的生育习俗：孕妇会准备一瓶朗姆酒，加入大蒜、芸香、anamú（一种草药）等，变得恶臭，女人相信怀孕时有动物在体内，分娩后动物会蜇她，所以喝这种酒。后来医生和注册产婆教育后，这些习俗逐渐消失。孩子出生后，他们会准备一只母鸡，分娩时杀鸡做汤给产妇。产妇产后四十天内不喝普通雨水，而是喝加了烤过的肉豆蔻的水。维克多是个活泼聪慧的孩子，不到三岁时突然发病，出现 high fever（高烧）、痉挛（attacks），经过几次发作后离世。塔索回忆：“第一个儿子——当那个孩子开始说话，像我的塔西塔那样对我表现出那种行为时——一个人对孩子的感情是巨大的。仿佛失去了一半的生命……世界仿佛到了尽头。”之后他们对第二个孩子卡门·伊里斯（Carmen Iris，生于1931年3月）更加呵护。卡门从小脾气暴躁，有一次因发脾气几乎窒息。
塔索的政治生涯始于对地主堂帕斯托尔·迪亚斯（Don Pastor Díaz）的怨恨。1927年，迪亚斯声称塔索家族居住的土地和房子是他的产权，要求他们搬走。塔索家没有地契，母亲曾说是赠予他父亲的。塔索的大哥巴勃罗拒绝去交涉，塔索只好拆掉房子。1928年迪亚斯竞选市长时，塔索虽未到投票年龄，却全力以赴帮助打败他。塔索由此进入了政治活动，加入了 socialist party（社会党）。他对迪亚斯的描述充满了厌恶：迪亚斯骑马巡视，工人没想到时他会出现；下雨时不支付工资；工人迟到五分钟就被扣四分之一天的工资；一个工头的孩子死了，迪亚斯说“要顺从”；工头的马死了，迪亚斯说“有东西的人才会失去”；但迪亚斯自己的驴死了，他却说“不可能！那头驴不能死！”塔索还描述了当时政治压迫的严重性：社会党人被虚假指控，被警察抓进监狱，哪怕只关一天就会失去选举权。生活在 colonia 上的人若声称是社会党人，立刻被解雇，甚至被赶出住所。塔索本人因在灌溉沟渠工作期间与另一工人讨论政治，被工头 Benigno Patiño 听到，第二天就被解雇，随后遭遇 blacklisted（黑名单），很长时间找不到工作。
埃莉生动地描述了那段极其贫困的日子：塔索被黑名单期间，她怀着帕布林（Pablin），没有任何准备。她把自己唯一的 good dress（好裙子）剪开，做成了几件小衬衫和几顶小帽子。邻居坎迪达夫人（Doña Candida）来帮忙洗尿布。他们常买玉米面，煮得稀稀的，玉米面在锅里沸腾时像龙卷风一样喷溅，把厨房墙壁染成黄色。他们靠安东尼娜和邻居的接济度日。塔索回忆说，那是他一生中受苦最深的一年。
1932年的政治竞选中，塔索担任社会党“红卡”（Carta Roja）委员会的 sergeant-at-arms（执事），负责召集成员和维护会议秩序。社会党承诺了许多法律（如500英亩土地法、土地分配等），后来 Popular party 实现了这些，但社会党当时未能兑现。竞选后，塔索没有得到任何 promised 的工作或报酬。他去找一位当学校财务主管的亲戚，要求给生病的孩子弄点药，却被拒绝。另一位朋友卡洛斯·库雷特（Carlos Curet）自掏腰包付了药费。塔索于是辞去了红卡职务，拒绝再在投票站工作。1936年竞选时，他和埃莉只是去投了票，不再参与活动。
1932年圣西普里亚诺飓风（hurricane of San Cipriano）对南海岸影响不大，但塔索担心住在阿瓜迪利亚（Aguadilla）的姐姐的孩子罗莎和拉洛。他步行去瓜亚马找哥哥巴勃罗借了3美元，然后搭车去马亚圭斯（Mayaguez），再坐公交到阿瓜迪利亚，最后步行上山。他的一只脚严重割伤肿胀。他在那里住了一周，帮助清理台风带来的废墟。家人安全无恙。
1934年，埃莉经历了一场重病。她怀着一个男孩（后来取名吉索Guiso，即路易斯Luis），但多家医院都未能诊断出怀孕。她日渐虚弱。塔索送她去庞塞的地区医院，医生通过X光确诊她怀孕数月。之后医生开了药方。塔索那周工资只有5.10美元。他拿着药方先去萨利纳斯，没找到药；再去瓜亚马，也没有；然后向老板借钱去庞塞，终于在药房买到药。他等不到公共汽车，开始步行，途中搭上一辆卡车，午夜后回到胡阿卡。埃莉服药后好转，但分娩时再次重病，四天不省人事。医生贝莱斯说她快死了，但塔索坚持要求给予serum（血清）治疗。第四夜，埃莉睁开了眼睛。塔索夫妇后来带着孩子去了阿瓜迪利亚，投靠姐夫科内利奥。但那里日薪只有50分，所有东西都要花钱买，情况更糟。塔索收到哥哥巴勃罗来信说妻子去世，他自己也病了。塔索去瓜亚马照顾哥哥后返回阿瓜迪利亚，但最终还是决定返回胡阿卡。他的房屋当时拆散存放在安东尼娅（Comadre Antonia）家。埃莉再次生病后，安东尼娅建议塔索把房子搬到她的地皮上以便照顾。塔索每天下班后搬运房子，三天后完成。
在1934年到1939年间，埃莉又生了几个孩子：吉索（Luis，生于1934年，死于1937年，死因是perniciosa attacks——一种伴有高烧、尿血、抽搐的疾病）；莫伊塞（Moise，生于1935年，死于1936年，死因是呕吐腹泻）；何塞·米格尔（José Miguel，生于1937年）；布兰卡（Blanca，生于1939年）。塔索和埃莉从未使用避孕措施。塔索说他不喜欢那些东西，认为用 condom（安全套）之类的物品是令人厌恶的，因为这类物品通常与妓女使用相关。他也从未想过生了太多孩子是否是个问题。他说：“尽管贫穷，我总是能为孩子挣到面包……当有两个、三个、七个、八个的时候——我总是能挣到孩子的面包，这本身就是一种满足。”
塔索还讲述了1934年左右他手指被鱼刺刺伤后严重感染，几乎导致 gangrene（坏疽）的经历。他因剧痛喝下大量朗姆酒，最终在萨利纳斯医院切开引流，缝合了33针，痛苦持续了七个月。
到1939年，塔索31岁，已是五个孩子（两个已去世）的父亲，遭受过政治迫害和健康危机，婚姻充满嫉妒冲突，但他在艰难中坚持了下来。这一章为后来的政治觉醒和宗教转变埋下了伏笔。
第6章“成年：晚年（1940-1949）”介绍
第6章覆盖了塔索从1940年到1949年的生活，重点描述了他参与 Popular party（人民民主党）和工会活动的经历，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的逐渐改善。
塔索首先详细讲述了妻子埃莉多年来如何帮助他维持家庭。早期，埃莉通过替人洗衣熨烫赚钱。后来她开始制作并销售 pasteles（一种用大蕉和肉制作的食品，用香蕉叶包裹煮沸）。她曾在一个周六做好 pasteles 准备去卖，却发起了高烧，塔索回家后把 pasteles 分给了邻居。埃莉的另一项生意是在甘蔗田里卖饮料，在 Destino 庄园一周能卖20美元。有一次她去搬冰块时，一块60磅的冰从秤上滑落砸在她的脚上，压碎了两个脚趾。塔索把她扛到医院，再扛回镇上找车回家。埃莉卧床期间，罗莎接管了饮料生意，塔索雇了一个男孩负责送货。后来埃莉还曾在豆子收获季去田里工作，也在甘蔗装车点收集散落的甘蔗。直到1943年怀莉莲（Lilian）时出现“bad stomach”（妊娠反应严重），塔索不再让她外出工作。
埃莉最重要的生意是 bolita（非法彩票）销售。她卖 bolita 票很有运气，多次中奖。塔索说他们的房子“超过一半的投资来自 bolita”。有一次塔索做牙科治疗需分期付款，埃莉买了一张彩票的四分之一份额，中了头奖885号，赢80美元。还有一次他们两人同时各中100美元。但1948年一项针对 bolita 的法案生效，规定卖家和买家都可能被判入狱，塔索让埃莉立即停止了这项生意。塔索后来反思 bolita 的危害：玩家永远输多赢少，即使有人赢了300美元建了房子，但每年输掉的可能更多。他引用俗语：“He who plays always loses and he who drinks gets drunk.”（玩的人总是输，喝的人总是醉。）进入教会后，他们因宗教原因不再玩 bolita。
1940年，Popular party 出现。塔索开始只是在 petition（请愿书）上签名帮助他们注册，但自己仍是 socialist。后来听到他们的纲领和领导者（如路易斯·穆尼奥斯·马林，Don Luis Muñoz Marín）的演讲——他们不说关于“迷雾、大海、鱼”的华丽辞藻，而是谈论 rural worker（农村工人）、甘蔗等容易理解的事物——塔索决定脱离 socialist party，加入 Popular party。他强调：“如果他们在那一任期内没有兑现承诺，下次就投票反对他们。” Popular party在1940年赢得议会多数席位（靠一名 Liberal 代表的支持），通过了最低工资法等法律。塔索承认该党有错误，但“它把工人抬起了一些”。1944年，塔索在胡阿卡协助组织了 Popular party 的 barrio committee（区委员会），参与了市长候选人 Francisco Robledo（昵称 Pancho）的提名斗争。最终 Robledo 以一票之差胜出。塔索在1948年参加了 Popular party 在圣胡安的 island convention（全岛大会），描述了那天人群拥挤、酷热难耐的情形。但在1948年竞选后，他因一些 local leaders（地方领导人）未能适当奖励忠诚的党员而失望。他特别提到，两位为他提供巨大帮助的年轻人最终只得到微薄的回报，而他本人请求一个油桶来建厕所也迟迟未能实现。他说：“这不是政党的问题，而是操纵市政事务的个别成员的问题。”1949年，他辞去了 barrio committee 的职务。
1944年，CGT（劳工总联盟）开始在胡阿卡活动。塔索当选为 barrio 小组的 treasurer（司库）。他负责收取会费、发放会员卡、在周六到发薪窗口代表 union 签署支票。当时热情高涨，人们排队加入。但后来与 union 主席 Bernacet 发生分歧：主席不执行成员大会的决定，例如购买马匹代替租用汽车以节省费用；工会设立的“死亡基金”（每人每死亡一会员捐25分，共约100美元用于买棺材和抚恤遗属）迟迟不兑现。一位会员死亡后，遗属没收到钱，塔索据理力争，最终拿到了约70美元。由于这些冲突，塔索和他的小组退出 CGT，尝试成立 an independent union（独立工会）。他们组织了 workers，但由于此前的不愉快经历，许多工人不愿加入。最终独立工会也失败了。塔索总结道：只要工人像现在这样斗争——这里一个工会那里另一个工会，他们就会失败；公司正是在工人困惑、不知该加入哪一边时获胜。他认为，工会领导人不应该是有政治牵连的人，应该选择“free of politics”（无政治牵连）的人。
1946年，塔索获得了铁路旅的工作并一直做到1956年。这份工作在 dead time（死季）也能保证收入。他描述了当时他正在一块粘性很强的土地上挖沟，两天都苦不堪言。铁路工头科斯梅（Cosme）问他是否愿意来工作，塔索立刻答应。最初他有七个人，收获季时公司要裁掉最后来的两个人包括塔索。但塔索声称自己是铁路工会成员，有权工作。最后他们通过将每周21小时的工作时间均分给所有现存成员的方式解决了问题。塔索说他从未喜欢过砍蔗工作（cane cutting），因为太危险：“当很多人在同一时间砍蔗时，砍刀很容易被蔗渣缠住，使人残疾。”他只试过一次就再也没干过。
这一时期塔索的家庭也在变化。1941年劳尔（Raúl）出生，1944年莉莲（Lilian）出生（她是一个极小的婴儿，三岁时因高烧要重新学习走路，现有一条腿外撇），1945年罗伯托（Roberto）出生，1948年塔西塔（Tasita）出生。1945年，塔索终于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一块土地——那是市政府购买的一英亩土地的一部分，他与另一名贫困申请者平分了这块地。至此，他结束了长期无固定住所的漂泊。1944年，塔索曾帮助过的市长 Robledo 协助他解决了地块问题。
在1949年，塔索辞去委员会职务后不久，明茨离开胡阿卡返回美国。塔索当时41岁，经济状况有所改善，家庭有了永久住宅，但他正经历着政治幻灭、与埃莉的冲突仍未完全平息，以及那令人恐惧的、周期性发作的腹股沟疼痛。塔索在这一章结尾提到，他因未能获得那个油桶而深感失望；他还说，如果政党现在指望他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they would not get it”（他们不会得到）。然而，正是在明茨离开后不久，塔索走上了另一条彻底改变他人生的道路——宗教信仰的转变。
第7章“皈依”介绍
第7章是全书的核心转折点，记录了塔索和埃莉皈依五旬节派教会（Pentecostal Church）的详细经历。这一章主要以塔索和埃莉两人的直接叙述呈现。
塔索首先回顾，当明茨1949年在胡阿卡时，他们曾在一场五旬节派礼拜前停下，当时塔索嗤笑了那些活动。但他说，他小时候就听过福音派（Evangelical）传道，觉得讲得清楚易懂。1950年初，一位名叫奥斯本（Brother Osborne）的传教士在庞塞（Ponce）举行 evangelization campaign（传福音运动）。塔索的女儿卡门·伊里斯先去看，回来讲述所见景象；接着埃莉也去了。埃莉知道塔索正遭受疝气疼痛，坚持让他自己去看。塔索最初有些怀疑，但最终还是借了钱，搭埃莉的表兄费利贝托（Filiberto）的车去了庞塞。
在庞塞的莫雷尔·坎波斯运动场（Morel Campos athletic grounds），人群巨大。当奥斯本开始为病人祈祷时，他让所有有病的人把手放在患处。塔索把手放在自己疼痛的地方。当传教士祈祷时，塔索感到体内“something extraordinary”（一种不寻常的东西），之后他感到一种 ecstasy（狂喜），就像“as if one were seasick”（仿佛晕船一样），感觉自己“had left the world”（离开了世界）。他形容那感觉像是“a big thing in my head”（脑袋里有个大东西），全身都感受到那种狂喜。之后他回家，第二天不再感觉疼痛。而此前每隔两三个月，疼痛会让他卧床至少一周。从那时起，直到1953年讲述时（三年半），他再也没有感觉过那种疼痛。
然而，塔索当时并未做出 profess of faith（信仰宣誓）。埃莉则继续去胡阿卡当地的礼拜。有一次她回来告诉塔索说自己“converted”（皈依）了，但那是开玩笑。几天后她再次去礼拜，回来时正式说：“今晚我真的皈依了。”她描述说，礼拜结束后，牧师胡安（Brother Juan）还在呼召，她抱着婴儿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牧师说：“来吧，埃莉，还有时间。”然后“something lifted her from the seat and carried her to the altar”（某种东西把她从座位上举起来，带到了圣坛前）。她自己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直到 congregation（会众）为她祈祷。她走出教堂后才问自己：“我做了什么？”
之后不久，塔索和埃莉一起去参加在圣地亚哥·阿利塞亚（Santiago Alicea）家中举行的礼拜。那天晚上塔索“made a profession of faith”（做了信仰宣誓），但他说自己这样做是为了“test something”（测试某件事）——他想知道 Holy Ghost（圣灵）的 blessing（祝福）是否真实。他去了 Varsovia 的一个 vigil（彻夜祈祷会），并很快地，埃莉在那里 received the blessing（接受了祝福）。埃莉描述了她接受祝福的过程：她跪在过道里祈祷，身体开始移动，头部猛烈转动，头发散落遮住脸，最后开始 speaking in tongues（说方言）。塔索说，埃莉是个严肃的女人，她不会欺骗，因此他不再怀疑。几周后，塔索自己在胡阿卡教堂的祈祷中接受了祝福。他描述说，感觉“something comes and fills one”（某种东西来充满一个人），他跪在水泥地上磨破了膝盖。当时他同时收到了 tongues（方言）。他说，刚接受祝福时，人极其快乐，就像刚坠入爱河一样，总想与上帝共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觉会减弱，“就像结婚后爱情减少了一样”。塔索强调，speaking in tongues 是圣经中预言的礼物，但不是拯救的手段；“doesn’t mean that because a person speaks in tongues that he is saved”（并不意味着一个人说了方言他就得救了）。
埃莉详细描述了她接受 blessing 的整个过程。她从小就受宗教吸引，父亲曾带她去福音派教堂，但后来父亲失去信仰开始酗酒，父母分居。她年轻时更喜欢舞会而非教堂。她看到五旬节派姊妹们在灵里跳舞，她们闭着眼睛却不撞到任何东西，跌倒也不受伤。她特别描述了在庞塞看到的两个奇迹：一个手臂长有肿瘤的女孩，在奥斯本祈祷时肿瘤突然破裂，流出血液和脓液；另一个胃里有肿瘤的女人当场呕吐出肿瘤，血液和脓液在地面汇成一片，然后她在灵里跳舞。这些经历坚定了她的信仰。埃莉描述自己接受祝福的过程：她在祈祷时感到两股冷风吹过，然后是一阵阵热浪，好像要把她融化。在 Varsovia 的 vigilia 中，她在凌晨跪下祈祷，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移动、跳舞。她试图说“荣耀归于上帝”，却说不出来，开始说出“像阿拉伯语或英语”一样的语言，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她无法控制自己，但能听见自己说的内容，却完全不理解。之后她感到极其快乐。她提到，塔索接受祝福时，衬衫上的纽扣都在身体运动中飞掉了。
塔索说，他皈依后，埃莉的 jealousy（嫉妒）终于结束了，“因为圣经说嫉妒的人不属上帝”。他感到自己以前“guilty”（内疚），原因是“things they prohibit”（被禁止的事情）——他曾做过许多被教义禁止的事。皈依后，他感到“more awe”（更多的敬畏），“more sure footing on the road”（在道路上站得更稳）。他解释说，当一个人听到传道时，如果自己的生活不正确，conscience（良心）会谴责自己；传道者可能不知道任何人的具体过失，但信息会“wound someone”（刺伤某人）。他引用圣经说“mocker must come”（嘲笑者必来）。现在当有人嘲笑他们时，他反而感到满足，因为“here is the fulfillment of the Scriptures”（这是圣经的应验）。
明茨在章节末尾指出，塔索的皈依在时间上与他对政治的幻灭、周期性疾病的恐惧、以及长期以来与埃莉的冲突相关联。五旬节派教会为塔索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解决了他的内疚感和对控制的渴望。
第8章“历史中的历史”介绍
第8章是明茨的分析性章节，试图将塔索的个人经历置于波多黎各社会巨大变迁的背景下进行理论阐释。
明茨指出，在美国占领之前，胡阿卡区是由几个小型的聚居村组成，依附于富有的地主（hacendados）的大片土地，地主为“他们的人”提供家长式的保护与就业。生活节奏缓慢。工人首先是家庭和社区的成员，其安全和生计依赖于地方当权者的专断恩惠。虽然糖业已主导整个地区，但多数工作是手工完成。工人消费的大部分物品在当地或家庭中生产。尽管糖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并面向外部世界，但庄园社区的生活是内敛的、孤立且自给自足的。
美国占领（1899年）后，生活迅速改变。公司扩张，未开垦土地资本化，田间工业生产兴起，工资和工时标准化，工人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地方工匠和上层阶级消失。到1930年代后期，南海岸的经济同化完成。1930年，Luce and Company（中央阿吉雷糖业联合公司的土地持有机构）最终购买了圣伊莎贝尔的全部土地。到1930年，一家公司就在圣伊莎贝尔拥有或租用超过1万英亩土地，加上其他三家公司控制了该市98%的农场面积。社会变革的影响波及每一个南岸工人：他失去了许多以前意味着安全的东西——与地主和监工的个人关系、自用的 usufruct land（用益地）、因其个人关系所能获得的 favors（优惠）、以及大部分工匠技能的价值。而那些他逐渐获得的非经济好处——政治民主、受教育权、医疗服务、宗教自由——尚未成为他生命中的现实力量，需要他为之奋斗。
1930年代的大萧条使得占领的好与坏都更加清晰地显现。美国公司在南岸糖业持续盈利，而利润是从被压榨到生存边缘的劳动力中榨取的。结果之一是在政治意识和政治活动方面出现了急剧上升，最终在1940年以人民民主党的上台执政告终。该党纲领在许多方面类似于罗斯福新政，抓住了波多黎各工人的想象力，并在执政后兑现了承诺，至今仍保持政权。
塔索的一生正好处于上述时期。他得以目睹19世纪的传统、习俗行为模式被连根拔起并替换，并在日常生活中参与了重塑胡阿卡区的巨大社会和经济变革。他通过地主堂帕斯托尔·迪亚斯的经验抓住了过去的权力关系，并在其政治和工会活动中理解了未来的权力关系。在他的时代，公司商店以牺牲小零售商为代价发展壮大，但也让他看到了新产品、新抱负和新动机。他感受到公司政治压制的分量，但他也知道不久前政治压制还是不必要的事，因为工人真正的政治活动曾经是不可想象的。
明茨接下来探讨了 revivalist churches（复兴主义教会）的吸引力。他指出，这些教会在不发达国家和贫苦人群中增长迅速，尤其是在那些经历了快速社会和文化变革的地区。它们满足了被剥夺文化根基的人们的精神需求。教堂通常是教区居民自愿捐资建造的，成员能直接认同他们的信仰和崇拜场所。牧师也是工人，与教区居民同阶级、同语言、同方言，可以无拘束地直接接近。这些教堂强调宗教是内在的个人体验，强调直接的、强烈的个人感受，而非通过仪式和装饰激发宗教情感。接触上帝是直接的——并且对个人而言，必须直接才能成为教会的正式成员。
明茨提出，复兴主义教会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存在一个被特定社会力量预设了倾向性的人口。一个重要的社会条件是：个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不同社会经济阶层之间）的重要性与有效性已被急剧削弱，行为方式标准化甚至非人格化了。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赋予生活更多连贯性并提供群体认同感的人类团体就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复兴主义教会正是试图创造这样的团体。另一个条件是：个人自我感（sense of self）因社会和经济变革（如标准化努力、用非人格化的现金价值标准衡量努力、强化的经济竞争、与权力者的个人关系被侵蚀）而被强化。当自我感增强并伴随着日益增长的孤独感时，个人感受 guilt（内疚）的能力可能会急剧增加。复兴主义教会正是利用了 guilt。但自我感的增强不仅可以导致更大的内疚，同样可以导致更大的 virtue（美德）的喜悦。当获得美德可以通过放弃所有那些能使人感到内疚的事情而成为可能时，许多人生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显得非常清晰了。
明茨认为，当人们经历类似胡阿卡那样的变革时，他们会最终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尤其是改变对自我的看法。不仅在经济生存方面，而且在总体幸福感方面，个人努力和个人责任变得比以前更重要。当社会像胡阿卡那样变化时，个人逐渐从旧的个人安全网络中脱离出来，最终可能把自己看作孤独的个人，把命运看作主要由自己的行为决定。因此，胡阿卡生活中的广泛变革使那里的人们暴露于新的感知方式。复兴主义教会为 atomized individual（原子化的个人）提供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媒介，来处理他对自己不断变化的感知以及这些感知所产生的影响。
明茨指出，在胡阿卡，人们同时也在通过政党和工会等制度化、大众化的方式重新定位自己，以解决他们的一些问题。与同阶级或同地区的人的身份认同感的增强，并不矛盾于也可能不存在于日渐增强的孤独感和个体性感受。
最后，明茨认为，将社会背景和生活史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提出，仅仅作为可供验证或精化的假设。从社会学角度解释一种现象（为什么像胡阿卡这样环境中的人会成为复兴主义教会的成员）和从心理学角度解释同一现象（为什么塔索·扎亚斯成为五旬节派信徒）之间的鸿沟也许无法跨越。但通过提出初步的问题，可以后续提出更敏锐、更有说服力的问题。
第9章“尾声”介绍
第9章是明茨在1956年再次回到胡阿卡时的观察和更新，描绘了塔索及其家庭在皈依后五六年间（1950-1956）的变化，以及整个社区的进一步变迁。
明茨1956年回到胡阿卡时，发现社区变化显著。那些塔索童年和成年时工作过的 colonias（庄园）的 agregados（居住工人）几乎全部迁出，搬到了政府提供的土地上。这些土地由岛屿政府持有，分给居民永久使用——主要是前庄园的 agregados。塔索解释说：“过去罢工时，公司可以强迫庄园上的人充当工贼。自从人民民主党执政后，连 agregados 也不能被强迫在罢工期间工作。公司也必须保持房屋良好状态。所以当政府提议购买这些无用土地来安置居民时，公司同意出售并帮助 agregados 搬到那里。”公司商店的 agregados 顾客已经消失，村民主要在自己村里的小店购买。
许多房屋被粉刷、扩建，甚至出现了新的居住区。但人口并未自然增长，因为 e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向美国移民）规模巨大。胡阿卡有了自己的邮政分局，每天大约有三十封航空信从美国寄来，大多包含汇款单。几乎每天都有人第一次“para el Norte”（去北方），紧张地拎着纸板箱，皮肤晒得黝黑；几个月或一年后他回来探亲，带着金属行李箱，头戴奶油色软呢帽，面色更白更丰满，满口关于北方奇冷、美国人的好坏富饶的故事。
甘蔗田里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少。palero（挖沟工）的工作已经完全消失，水沟由机器挖掘；araña（一种机器，意为“蜘蛛”）现在负责在砍蔗后装载甘蔗；轨道不再铺到甘蔗田里；一种砍蔗机器正在试验，虽然效果不好，但人们说“等着吧，那些美国人，他们会把它弄好的”。磨坊的碾磨能力提高了，收获季节越来越短。工资有所增加，军队和移民继续向村里注入财富。路边有九间棚屋装上了电视天线。至少一间房子有抽水马桶。当地商店现在出售面巾纸和卫生巾——这是八年前在 rural barrios 中闻所未闻的。孩子们甚至狗都看起来更胖、更光滑、更健康。人们哀叹甘蔗田工作减少，但总有移民这条路。还没有人从北方回来在这里开店，但至少拉洛有这个想法。
拉洛的故事：拉洛（塔索的外甥）住在美国，工作和存钱，并把钱寄回胡阿卡。他用这些钱买了塔索房子对面的一大块地，并建了一座在胡阿卡标准下算是富人的房子。有四间卧室、一个长客厅、配有炉灶和冰箱接线的厨房、淋浴间（一体式而非后建的，这体现了向美国文化方向的变迁）。房子里堆满了从美国运来的家具：一张金色 veneer（单板）的木框床、梳妆台、抽屉柜（抽屉里装满拉洛想要的美制产品——床单、枕套、耶稣基督的彩色石版画、塑料基座上的基督像、学英语的唱片、一些糟糕的乡村场景油画）、电动缝纫机、大收音机，以及一个装满餐厅吧台凳 leatherette（人造革）座位的房间——以备拉洛回来后开餐馆。拉洛的一个女儿能说流利的英语，已在新泽西州纽瓦克读到高中第二年。明茨想知道，当拉洛渴望回到的那个波多黎各已经不再时，他的孩子们如何重新适应。
塔索的家中也发生了变化。多了两个房间，虽然四个小卧室仍然床挨着床，但比过去宽敞了。房子内外都粉刷过。埃莉在养山羊、猪、鸡、火鸡和一只鸭子。客厅里有一个新碗柜和一张新餐桌。碗柜里装满了帕布林从日本寄来的精美日本瓷器。帕布林已经结婚，而且是“casado casado”（真正结婚的，不是 common-law）。他在庞塞的圣玛丽亚大学上大二，妻子每天通勤去萨利纳斯的工厂做钢笔尖检查员，每周挣39美元——比一个熟练砍蔗工有工作时还多10美元。何塞·米格尔也结婚了，但模式更传统：他与五旬节派已故牧师的15岁女儿私奔；女方的母亲说若何塞·米格尔不正式结婚就告上法庭，塔索也催促他结婚，于是他们结了婚。何塞·米格尔对教育没兴趣，想砍蔗，但父亲告诉他别干这个，因为收入少且辛苦。于是他帮祖母看店，并希望移民美国。帕布林和何塞·米格尔的妻子都在婚后一年内生了第一个孩子。
1956年夏天，埃莉还在给最小的孩子诺埃尔（Noël，1953年圣诞节出生）哺乳。明茨目睹了祖母和母亲一起喂奶的奇异场景。塔西塔（第11个孩子）一直吃奶直到诺埃尔出生——超过了五年。诺埃尔非常健康。
塔索继续在教会里活跃，并参与建造了村里新居住区的一座更大更优雅的 chapel（礼拜堂）。除了布兰卡（第一个定期参加礼拜的人）和卡门·伊里斯，较小的孩子也去参加礼拜。只有帕布林、何塞·米格尔和路易斯·劳尔（三位男性，也是最大的孩子，除了卡门·伊里斯）留在教会之外。塔索的 fervor（热情）似乎略有下降，但他仍相信自己的信仰。他告诉明茨：“教会的 membership（成员数）是那种东西。它会上升，也会下降。唯一总是在数量上增长的只有点唱机。”他的疝气疼痛再也没有复发。他每周大约挣30美元，全年平均，每周只工作五天，每天在阳光下沿铁路轨道工作八小时。他用这些钱养活妻子和七个孩子，并为另外两个孩子提供部分支持。
明茨在结尾写道：“塔索的故事没有 moral（寓意）。也许，他的生活对他来说比过去好得多，这就足够了。或者，读者会看到我所认为的浪费：一个比其他人高出一头的头脑的浪费，就像甘蔗的 violet sprays（紫色花穗）高耸在甘蔗之上。但这故事不应唤起 pity（怜悯），因为那是一种贬低塔索对自己、对认识和爱他的人们的生活意义的情感。”
全书总结与评介
《Worker in the Cane》是一部开创性的生命史民族志作品。明茨将人类学的社区研究与个体的口述自传紧密结合，通过对一位波多黎各甘蔗工人塔索·扎亚斯的生活经历的细致记录和深刻分析，揭示了20世纪上半叶波多黎各社会，尤其是南岸甘蔗种植区，在美帝国主义殖民和经济扩张下所经历的剧烈转型。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丰富的一手资料，更在于明茨对个体命运与宏大历史进程之间关系的精妙把握。
一、方法论意义：生命史作为理解社会变迁的透镜
明茨明确意识到，塔索既不是“typical”（典型的）工人，也不是一个“average”（普通的）人，而是一个具有异常聪慧和表达能力的个体。然而，正是通过这样一个非凡的 informant（报道人），作者得以触及那些在日常生活中难以被记录和言说的深层经验。塔索的叙述——从童年丧亲、艰苦劳动、早婚、政治觉醒到最后的宗教皈依——构成了一个浓缩的“历史中的历史”。明茨不是简单地将塔索作为“样本”，而是将他放置在其所属的 rural proletariat（农村无产阶级）的阶级形成过程中去理解，展现了微观传记与宏观结构之间的互动。书中大量直接引用的访谈记录（包括塔索和埃莉的平行叙述），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叙述者的声音和情感，使得文本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和感染力。
二、社会变迁的跨尺度分析：从殖民经济到个人信仰
本书的核心贡献在于阐明了资本主义糖业扩张对波多黎各 rural 生活的全方位重塑。明茨详细描绘了美国占领前 hacienda（庄园）制度下的家长式庇护关系、土地以 usufruct（用益权）形式提供给工人、非现金报酬、手工劳动和有限的流动性。占领后，美国资本涌入， corporation（公司）吞并土地，标准化和机械化取代了 artisan skills（工匠技能），工人被无产阶级化，公司和公司商店的统治取代了与 hacendado（地主）的个人纽带。与此同时，明茨也展示了非经济领域的变化：公共卫生、交通、教育、政治民主和宗教自由。塔索的一生恰好穿越了这一转型期，他在 Don Pastor Díaz 身上看到了旧式地主的专横，在 socialist（社会党）和 Popular party（人民民主党）中体验了现代政治的斗争与幻灭，在 CGT 工会中经历了组织与腐败。
三、宗教皈依的社会心理学解释
全书的叙事顶点是塔索和埃莉皈依五旬节派教会。明茨没有简单地将皈依归因于宗教情感或个人病理，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心理学背景中。他指出，当传统的社会安全网络（家族、 patron-client 关系）被削弱，个体被 atomized（原子化），cash economy（现金经济）强化了个人责任感和自我感，同时周期性经济危机（“dead time”死季）和健康危机（塔索的疝气）加剧了焦虑和 guilt（内疚）时，复兴主义教会提供了一种新的认同、集体支持和情感宣泄方式。speaking in tongues（说方言）和“blessing”（祝福）体验不仅是宗教仪式，也是个体在失去控制感后重新获得控制感的手段，是苦行和中产阶级道德纪律（节俭、延迟满足）的意识形态容器。明茨敏锐地指出，皈依五旬节派实际上可能促进了 acculturation（文化适应）到美国中产阶级价值观——对饮酒、赌博、舞会的禁戒相当于强制储蓄和 deferral of gratification（延迟满足）。
四、评价与局限
本书的优点显而易见：它是最早从下层视角（subaltern perspective）书写波多黎各殖民地经验的生命史之一；它巧妙地将民族志细节与历史分析结合；它避免了感伤化和猎奇，保持了学术严谨性。然而，本书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明茨作为受美国学术机构训练的白人男性人类学家，与塔索这个波多黎各下层男性 informant 之间的权力关系虽然被坦诚讨论，但可能仍有未充分反思之处。其次，书中对性别关系的处理相对传统，埃莉的叙述虽然被大量引用，但对她的主体性的分析远不如对塔索的深入。第三，明茨在分析宗教皈依时主要依赖心理和社会功能主义解释，对神学内容和灵性体验本身的独立性可能有所忽视。最后，本书初版于1960年（1974年再版），其理论框架在今天的后殖民和全球化语境中可能需要更新。
总体而言，《Worker in the Cane》至今仍是生命史民族志的典范，是研究波多黎各社会、加勒比地区 plantation society（种植园社会）、以及现代性边缘群体经验不可绕过的重要著作。它让一位默默无闻的甘蔗工人跨越时空，向读者讲述了自己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反抗、失落与最后的宁静。正如明茨所说，塔索的故事不应唤起怜悯，而应让人看到在极度困境中人类智识与尊严的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