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AI:从＂清朗＂专项行动看人工智能治理的法治路径

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整治AI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这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治理行动，以十四类突出问题为靶心，既剑指技术源头的安全漏洞，又聚焦内容生态的乱象丛生，堪称我国AI治理领域一次系统性、穿透式的法治实践。作为一名长期关注科技与法律交叉领域的律师，细读这份通知，我看到的不仅是一次专项整治的”任务清单”，更是一幅”依法治AI”的立体图景——它告诉我们：当人工智能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社会肌理时，法律该如何校准航向，制度该怎样筑牢底线。

一、从”暂行办法”到专项行动：AI治理进入纵深法治阶段

此次专项行动的法律底色，首先体现在其对现有法规体系的精准衔接与落地执行。通知明确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作为第一阶段治理的重要依据，直指”应备未备”的备案登记漏洞。这绝非简单的行政合规要求，而是确立了AI服务市场准入的法治门槛。

《暂行办法》自实施以来，大模型备案制度已成为我国AI治理的标志性制度安排。但在实践中，”裸奔”上线、先上线后补票甚至长期逃避备案的现象并不鲜见。此次专项行动将备案义务列为首要整治对象，实质上是将纸面上的法律条文转化为执法利器，通过”清朗”行动的集中攻势，解决长期存在的”有法不依”问题。从法治逻辑看，这体现了”监管法定”原则——AI不是法外之地，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就必须接受网信部门的备案管理，这是公权力对新技术风险进行识别和防控的前置程序，也是市场秩序的基本保障。

更值得玩味的是，专项行动将”开源模型安全管理不到位”单列为一类突出问题。开源社区向来是技术创新的沃土，但也因其开放性和去中心化特征，成为监管的传统盲区。通知要求开源社区建立身份认证、内容审核和应急处置机制，这意味着法律监管正在从”终端应用”向”技术底层”延伸，从”闭源商业模型”向”开源生态”拓展。这种全链条、全形态的治理思路，标志着我国AI法治已从框架搭建期进入纵深推进期。

二、源头治理：把住AI技术的”安全阀”与”数据关”

如果说备案登记是市场准入的”门槛”，那么第一阶段的后续五项整治重点，则构成了AI技术全生命周期的”安全围栏”。律师视角下，这五项内容恰恰对应了AI治理中最核心的三个法治命题：数据合规、算法安全与标识义务。

其一，训练语料的合法性边界。 通知将”大模型训练语料安全问题”列为第三类突出问题，直指训练数据中的违法不良信息、未经授权使用他人数据、数据来源合规性缺失等痛点。这在法律上触及了著作权保护、个人信息保护以及数据安全的多重法域。未经授权使用文字、图片、音视频进行模型训练，本质上是对他人知识产权和数据权益的潜在侵害；而训练语料中混入违法不良信息，则会导致模型”带病出生”，在后续应用中持续输出有害内容。从合规治理角度，企业必须建立训练数据的”源头过滤”机制，这不仅需要技术手段，更需要法律合规团队的深度介入——对数据来源进行合法性审查，对语料内容进行风险分级，对数据清洗流程建立可追溯的合规档案。

其二，AI数据投毒的刑法规制与民事救济。 “AI数据投毒”是此次通知中颇具新意的表述，它涵盖了篡改训练语料、伪造权威数据、利用GEO技术恶意营销等行为。从法律定性看，数据投毒行为可能触及多个罪名：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经营罪、诈骗罪，甚至在特定情形下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通知特别提到”炒作、教授AI数据投毒方法”也在整治之列，这实际上是对网络黑灰产”技术传授”行为的精准打击。而在民事责任层面，因数据投毒导致模型输出错误信息造成用户损失的，服务提供者可能面临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的追究。这提示我们，AI治理的法治化必须建立”刑事—行政—民事”的三维责任体系，让投毒者付出代价，让平台承担连带责任。

其三，生成合成内容标识的强制性义务。 《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及配套强制性标准的落实，是此次专项行动的重点之一。未添加标识、标识不规范、未落实跨平台互识互认义务、提供”去标识”工具等行为，均被纳入整治范围。从法律技术角度看，标识义务是破解”AI幻觉”与虚假信息泛滥的关键制度设计。它相当于为AI生成内容贴上了”成分标签”，既保障了用户的知情权，也为后续的责任追溯提供了技术抓手。值得注意的是，通知将”教授去除AI标识的教程信息”也列为整治对象，这表明法律监管正在打击”规避监管”的次生违法行为——正如伪造证件是犯罪，传授伪造证件的方法同样违法，破坏AI标识的行为也应受到同等评价。

三、内容治理：净化AI时代的”信息生态”

专项行动第二阶段聚焦”AI信息内容乱象”，七类问题几乎涵盖了当前AI滥用引发的所有社会痛点。从法律治理视角审视，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在AI极大降低内容生产门槛的背景下，如何守住信息传播的法治底线？

虚假信息治理：从”事后辟谣”到”源头拦截”。 通知将制作发布涉时事政治、公共政策、社会民生等领域的谣言信息列为重点，特别提到”恶意蹭炒突发案事件，虚构原因、细节、进展”等行为。在传统媒体时代，谣言治理主要依靠事后辟谣和事后追责；但在AI时代，深度伪造技术使得”有图有视频”不再等于”有真相”，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迷惑性呈指数级增长。因此，法治化的治理路径必须前移：一方面，平台需建立针对AI生成涉政、涉敏信息的强化审核机制；另一方面，对于假冒党政军机关、新闻媒体发布假公告的行为，应依法适用《刑法》中的招摇撞骗罪、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等条款，提高违法成本。

人格权保护：应对”换脸换声”的法治挑战。 “假冒仿冒他人”是第二阶段整治的重中之重。利用AI换脸换声假冒公众人物发布不实言论，未经授权合成与公众人物的合影、亲密照，滥用AI”复活逝者”——这些行为直接冲击了民法典确立的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保护体系。从司法实践看，北京互联网法院已审理多起AI换脸侵权案件，确立了”未经同意使用他人肖像进行AI合成构成侵权”的裁判规则。但问题在于，技术滥用的速度远超个案救济的效率。专项行动的集中整治，正是要通过行政执法手段形成规模化的震慑效应，弥补民事诉讼”一对一”救济的不足。同时，这也提示立法机关：在《人工智能法》的制定过程中，有必要设立专门的”AI人格权保护”章节，明确合成他人形象、声音的许可要件与侵权责任。

未成年人保护：筑牢AI时代的”数字 nursery”。 通知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AI内容给予了特别关注，包括生成伤害恶搞未成年人形象、合成未成年人怀孕打架视频、制作儿童”虐向””邪典”动画等。从法律评价看，这类内容不仅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网络保护的规定，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触犯《刑法》中的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罪、虐待被监护人罪等。AI技术降低了此类违法内容的制作门槛，使得”一键生成”成为可能，这对现有的内容审核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法治化的应对之策，除了要求平台建立针对未成年人形象的专项识别模型外，还应考虑建立”AI内容年龄分级”制度，对面向未成年人的AI应用实施更严格的准入和监管。

网络水军治理：穿透AI”托管”的技术面纱。 利用AI”托管”技术批量运营账号、生成低质同质文案、刷量控评，本质上是对《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中关于禁止虚假宣传和流量造假规定的公然违反。AI群控软件、社交机器人的使用，使得网络水军的组织化、智能化程度大幅提升，传统的基于IP地址和行为模式的识别方法已难以应对。此次专项行动将此类行为纳入整治，意味着监管部门将升级技术对抗手段，通过”以AI治AI”的方式识别和打击智能水军。从法律完善角度，有必要在《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等法规中，明确将”使用AI技术从事流量造假”列为独立的违法类型，并设定相应的罚则。

四、依法治AI：平台责任、技术防治与长效机制的协同

通读整个专项行动通知，”依法治AI”的深层逻辑清晰可见：它不是简单的”堵”与”罚”，而是试图构建一个”平台履责—技术防治—机制长效”的协同治理体系。

平台责任的压实与细化。 通知多次强调”督导网站平台对照整治重点，深入自查自纠”，这体现了”平台治理”的法治理念。在AI治理中，平台既是技术提供者，也是内容分发者，更是风险防控的第一责任人。从法律角度看，平台需承担的安全审核义务、内容标识义务、数据管理义务，正在从”倡导性”要求转变为”强制性”义务。未来，平台若因安全审核过滤能力不足导致违法信息大量传播，可能面临《暂行办法》规定的警告、罚款、暂停服务甚至吊销许可等行政处罚；若因此造成用户权益损害，还可能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技术防治能力的法治化提升。 通知要求”有效提升技术防治能力”，这揭示了AI治理的一个根本悖论：法律规制的是技术，但规制技术往往仍需依赖技术。无论是识别AI生成内容、拦截数据投毒，还是打击智能水军，都离不开检测算法、水印技术、区块链存证等科技手段。法治化的方向，在于将这些技术防治措施嵌入法律合规框架——例如，将内容标识的技术标准上升为强制性国家标准，将安全审核的技术能力作为备案审查的实质要件，将技术日志的留存作为责任追溯的证据基础。

长效机制的构建。 四个月的专项行动是集中整治，但通知明确要求”完善长效治理机制”。这意味着依法治AI不能靠运动式执法，而需建立常态化的监管框架。从律师的实务观察出发，长效机制至少应包括：动态更新的AI服务备案名录、常态化的训练语料合规抽查、跨平台的生成内容标识互认体系、AI伦理审查的行业自律机制，以及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联动执法机制。只有当监管从”专项行动”转化为”日常法治”，AI行业才能真正实现健康有序发展。

结语

中央网信办此次”清朗·整治AI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以十四类问题为切口，勾勒出了依法治AI的基本轮廓：备案登记守住市场准入关，安全审核把住技术质量关，语料管理卡住数据源头关，内容标识盯住信息透明关，乱象整治护住社会底线关。它传递出一个明确的法治信号——人工智能可以创新无限，但应用必须有界；技术可以颠覆传统，但底线不容突破。

作为法律从业者，我们期待这次专项行动能够成为我国AI法治化进程的重要节点。未来，《人工智能法》的制定、生成式人工智能备案制度的完善、AI侵权责任的司法裁判规则的确立，都将在此基础上逐步展开。依法治AI，本质上是在技术创新与权利保护之间寻找动态平衡，是在效率与安全之间划定法治边界。这条路很长，但”清朗”行动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唯有让法律成为AI发展的轨道而非枷锁，我们才能真正迎来一个技术向善、智能惠民的数字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