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AI的＂价值观赤字＂:当执行力成为唯一的信仰

一位硅谷VC在中国待了两周后，带回了三个判断：硬件生态让他震撼，软件让他存疑，创始人让他最意外。但真正刺痛行业的，是他对中国AI创始人的那句评价——”找不到独立思考、叛逆性和从零到一的远见”。

一、硅谷VC的”中国两周”：一场祛魅之旅

2026年初，Delphi Ventures联合创始人José Maria Macedo在中国AI生态圈密集走访两周后，发布了一份震动业界的考察笔记。这位服务过Polychain、Pantera等顶级基金的投资人，去之前带着典型的”中国折价”预期——世界级人才、远低于西方的估值。但离开时，他的判断变得复杂而具体[^0^]。

硬件比他预想的更强。 深圳及大湾区展现的硬件生态是”物理世界的奇迹”：工程师系统性地拆解西方高端产品，逐个零件逆向工程；超过70%的硬件供应链集中在大湾区，迭代速度让西方公司望尘莫及。Macedo坦言，”不确定大多数西方硬件创始人真的理解自己在跟什么竞争”[^2^]。

软件比他预想的更弱。 闭源大模型与西方顶尖实验室的差距可能还在扩大，核心原因包括资本支出差异巨大、GPU获取仍受限制，以及西方实验室对蒸馏技术的防堵日益加强。更关键的是收入数据：Anthropic单月 reportedly 收入已达60亿美元级别，而中国最佳模型的ARR（年度经常性收入）仅数千万美元[^4^]。

创始人让他最意外。 顶尖大学、字节跳动、大疆出身、Nature论文、多项专利——这些在西方只有顶尖技术人才才有的履历，在中国是”标配”。执行力惊人，有人”老婆生孩子当天还跑来开会”。但Macedo认为，在这些创始人身上找不到另一种东西：独立思考、叛逆性、从零到一的远见[^5^]。

二、估值泡沫：当”中国AI叙事”成为唯一护城河

Macedo的笔记中最刺耳的部分，是对中国AI软件估值的警告。

晚期估值已脱离地心引力。 MiniMax公开市场估值约400亿美元，ARR不到1亿美元——约400倍市销率；智谱约250亿美元对5000万美元营收。做个对比：OpenAI最高估值轮次约66倍ARR，Anthropic约61倍[^7^]。月之暗面等私有模型公司拿着这些公开对标融资，几个月内从60亿美元涨到100亿再到180亿[^9^]。

人形机器人赛道的”IPO赌局”。 中国约有200家人形机器人公司，其中约20家融资超过1亿美元，几家达到数十亿美元——几乎全部pre-revenue，大多计划2026或2027年在香港IPO。Macedo对港股市场能否支撑这个pipeline持怀疑态度[^10^]。

这种泡沫的底层逻辑是什么？”中国AI叙事”的稀缺性溢价。 智谱和MiniMax能维持高估值，部分原因是它们目前是获取”中国AI叙事”敞口的唯一途径。但随着更多公司上市，这个溢价会被稀释。更危险的是，IPO窗口”说关就关，没有预警”[^11^]。

早期市场同样过热。没产品的消费类创业公司估值1-2亿美元很常见，种子前轮超过3000万美元不算新鲜事。虽然字节、DeepSeek、月之暗面出来的顶尖人才确实比美国同等人才便宜，但中位数估值已经趋同[^13^]。

三、”去价值观化”：中国AI创始人的集体沉默

但比估值泡沫更深层的问题，是Macedo观察到的”创始人特质缺失”——这背后其实是一种系统性的”价值观表达赤字”。

3.1 硅谷的”价值观外放” vs 中国的”技术内敛”

对比硅谷CEO们的公开表达，这种反差极其刺眼：

Anthropic的Dario Amodei 写万字长文《Machines of Loving Grace》讨论AI如何缔造更美好的世界，在参议院作证强调”AI边界必须由人类尊严和基本权利划定”，甚至公开对抗五角大楼的施压，拒绝军方完全无视安全护栏的要求[^15^]。

Palantir的Alex Karp 有一套关于”西方文明、民主国家应该如何使用技术”的完整世界观，争议极大但极其清晰。

OpenAI的Sam Altman 大谈人类福祉，设定1.4万亿美元基建投资计划，公开”超级智能路线图”，虽然被质疑是”顶级操纵者”，但不可否认其价值观输出的强度[^18^]。

马斯克 持续输出关于AI未来的宏大叙事，从”拯救人类文明”到”多行星物种”，价值观表达是其个人品牌的核心组件。

而中国AI创始人呢？除了梁文锋是个例外，”更多时候看不到创始人本人，也看不到产品背后的价值立场”。就连老百姓最关心的AI愿景、AI福利这些人文关怀话题也极少讨论。国内CEO们正在”隐退”，保持沉默成为了最理性的选择[^21^]。

3.2 上一代创始人的”价值观丰碑”

这种沉默不是天生的。看看上一代中国科技创始人：

马云 早期的演讲今天听起来依然震撼——”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相信’相信’的力量”，”互联网可以让小人物和大公司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阿里巴巴的使命、愿景、价值观（”新六脉神剑”）是其组织建设的根基[^23^]。

任正非 写过大量内部文章谈苦难、谈人性、谈华为为什么存在。华为核心价值观四条：”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艰苦奋斗”、”坚持自我批判”[^24^]。

王兴 对商业本质的深度判断影响了整整一代互联网人。”美团是一家以科学与技术追求真理的公司”，”如果你分析得足够好，决策会自己呈现”，”消费者第一，商家第二”[^26^]。

张一鸣 关于”延迟满足”、”系统思维”的表达影响了整整一代互联网人。字节范儿的”追求极致、务实敢为、开放谦逊、坦诚清晰、始终创业”，每一条都有明确的价值观指向[^29^]。

这些创始人不是成功之后才有价值观，价值观本身就是他们驱动力的一部分。

3.3 为什么今天的AI创始人”失语”了？

今天的AI创始人几乎听不到”我为什么做这件事”。大概只有梁文锋是个例外——在一个可以闭源收费的时间点，DeepSeek选择开源，主动把最核心的东西放出去。这个产品决策本身是一种价值表达[^31^]。

梁文锋在2024年开发者大会上说：”赚钱不再是第一目标，探索未知，推动技术进步，才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他要求算法必须符合”数学美感”，团队没有KPI，招聘标准是”热爱和好奇心”而非经验[^34^]。这种”技术理想主义”在中国AI圈几乎是孤例。

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个游戏规则并不奖励公开表达价值观的创业者，甚至会惩罚。 说出来就有被误读的风险，保持沉默成为了最理性的选择。这是一种公开表达上刻意的”去价值观化”[^36^]。

美国AI创始人需要对公众、监管者、全球用户讲故事，价值观输出是融资和用户获取的一部分。中国市场的逻辑不一样——至少现阶段，讲技术和执行力就够了。在精英教育和创业文化中，没人会鼓励追问”为什么做”，做成了就是对的，做大了就是对的[^37^]。

四、两个”锅”：教育体系与VC审美的合谋

Macedo将创始人特质缺失归因于两个”锅”：

4.1 教育体系：优秀执行者的生产线

“教育体系只培养优秀执行者，没给偏离常规的人才留出空间，缺少那种能提出’别人从没想过的问题’的创新者。”

这个观察没有错，但需要补充。中国AI创始人的履历内卷到了什么程度？DeepSeek团队80%成员拥有顶级学术竞赛获奖经历，招聘”基本金奖以下就不要了”，核心技术岗位以应届和毕业一两年为主，超过40岁没有特别大的优势”看都不愿意看”[^38^]。

这种极致筛选机制产出的确实是”最优秀的解题者”，但解题和出题是两种能力。梁文锋自己也承认：”顶尖人才在中国是被低估的，因为整个社会层面的硬核创新太少了，使得他们没有机会被识别出来”[^39^]。

4.2 VC审美：字节标签的”模板化陷阱”

“中国的VC们也在疯狂追捧字节、大疆的员工，反而像马云、梁文锋、任正非这种没有大厂经历的异类放在今天很容易被忽视。”

这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筛选机制：VC偏好能力被验证过的创业者，不想冒险，而字节恰好成了最强的能力标签。 内部极致数据驱动、高强度执行力、产品化能力、全球化经验——于是创业者开始模板化，都很强，做的项目也都很像[^40^]。

Macedo的观察更直接：中国AI创业企业从一开始就面向全球市场构建产品，他遇到的几乎每位创始人都在优先为全球市场构建，而非中国市场。他们使用Claude Code，看Dwarkesh，对旧金山初创生态的了解可能比某些西方投资人还深[^41^]。

但这种全球化视野是执行层面的全球化，而非价值观层面的全球化。他们熟悉硅谷的工具和方法论，却很少有人像硅谷创始人那样，把”改变世界”的叙事内化为公开表达的价值观。

五、DeepSeek的启示：价值观是创新的”隐性基础设施”

梁文锋和DeepSeek的存在，恰恰反证了”价值观赤字”的问题。

“创始人的价值观就是企业的价值观。” 梁文锋强调，”优秀的企业文化并非靠外部策划，而是由创始人的行为准则和决策方式自然沉淀而成”[^43^]。DeepSeek选择开源，不是因为商业计算，而是因为”我们要做的是AGI，不是简单应用”——这是一种价值判断[^45^]。

“创新首先是一个信念问题。” 梁文锋直言，”为什么硅谷那么有创新精神？首先是敢。ChatGPT出来时，整个国内对做前沿创新都缺乏信心，从投资人到大厂，都觉得差距太大了，还是做应用吧”[^47^]。这种”敢”的背后，是对”为什么做这件事”的坚定回答。

“中国AI和美国真实的gap是原创和模仿的差距。” 梁文锋犀利地指出，”如果这个不改变，中国永远只能是追随者”[^48^]。原创需要价值观驱动——你得相信有一种”更好的方式”值得去追寻，而不是跟随既定的路径。

DeepSeek的”率道而行”（2026年4月V4发布时的16字表态：”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50^]，本质上是一次价值观宣言。在一个可以闭源收费的时间点选择开源，在一个可以高调融资的时刻保持低调，这种”反共识”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表达。

六、重构中国AI的”灵魂”：从工具人到变革者

所以，中国AI创始人真的缺乏独立思考吗？我不相信。

看看上一代马云、任正非、王兴、张一鸣——恰恰相反，他们是中国商业史上最具独立思考能力的一批人。马云早期的演讲今天听起来依然震撼，因为他真的相信互联网可以平权。任正非在华为内部文章中认真回答”我为什么做这件事”。王兴对商业本质的判断、张一鸣关于”延迟满足”的表达，都影响了整整一代人[^51^]。

问题不在于缺乏独立思考，而在于当下的游戏规则不奖励表达。

硅谷的VC喜欢投”不听劝的疯子”——有强烈的个人意志，甚至有点偏执，会讲一个别人不信的故事，在一个新问题上提前别人10年。中国VC的逻辑是：投字节出来的人，因为能力已被验证，风险可控[^52^]。

这种理性到最后，反而筛掉了最不理性的那批天才。当所有创业者都在优化同一个指标（执行力、数据驱动、快速迭代），行业会越来越强，但也越来越少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公司。

价值观一定是创业的灵魂。 没有这个，再强的执行力也只是工具和工具人。一个人之所以会有反叛性，之所以会比别人多问”为什么？”，之所以会带着使命感去做一件事，背后一定有一套他自己关于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信念。这套信念让他的产品决策有内核，在没人相信的时候还能继续做下去，在可以妥协的时候选择不妥协[^53^]。

七、结语：等待下一个”梁文锋”

Macedo的考察笔记最后给出了一条投资线索：最大的alpha在那些不被现有VC体系看见的非典型创始人身上[^54^]。

这与梁文锋的观察不谋而合。当整个社会让”硬核创新的人功成名就，群体性想法就会改变。我们只是还需要一堆事实和一个过程”[^56^]。

中国AI不缺执行力，不缺供应链，不缺全球化视野。缺的是一种公开表达的价值观，一种”我为什么做这件事”的坚定回答，一种在所有人说”跟随”时说”创新”的叛逆。

DeepSeek证明了一点：当价值观成为产品决策的内核，开源可以比闭源更有力量，理想主义可以比功利计算走得更远。梁文锋的”技术理想主义”不是孤例，而应该是常态。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AI的真正突破，可能不在于下一个模型的参数规模，而在于下一个创始人能否像马云那样说出”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像任正非那样写出”华为的冬天”，像梁文锋那样在可以收费时选择免费——用价值观定义产品，用信念对抗周期。

否则，我们再强的执行力，也只是更高效的跟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