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数字军国主义＂ ——日本＂源内＂AI系统的法律审视与历史反思

FANRON-FLOWERS BLENDING

从“源内”命名看日本的隐喻

2026年8月15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就在这个日子前后，日本政府主导打造的政务AI系统“源内”被媒体披露：其训练语料刻意剔除了战前档案、投降文件和东京审判记录——这套投资44亿日元、覆盖1800万页政府数据、拟向约18万名中央政府职员开放、接入美国Anthropic公司Claude系列闭源大模型的“政务AI”，正系统性地以算法歪曲和“洗白”其侵略历史。

以日本江户时代博物学家平贺源内命名的这套系统，命名本身便充满隐喻——“源自内战”，自欺欺人。它标志着日本右翼势力将历史修正主义从"手工作坊"升级为“工业化量产”，以算法为武器，以公共数据为原料，以国家权力为背书，系统性地颠覆历史定论、争夺叙事主导权。

作为法律从业者，我们有必要从国际法、国内法、AI治理三个维度，对“源内”AI系统的运作机制、法律风险及国际影响作系统梳理。本文不揣浅陋，试作分析，以期为读者理解这一事件提供一个法律视角的观察框架。

“源内”AI系统运作机制的法律透视

（一）项目概况：技术外衣下的政治工程

“源内”AI系统的基本要素可归纳如下表。

项目名称 ：“源内”（以江户时代博物学家平贺源内命名）

主导机构：日本数字厅

预算规模：2025财年补充预算拨款44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亿元）

服务对象：约18万名中央政府职员（2025年试点，2026年扩大开放）

技术底座：美国Anthropic公司Claude系列闭源大模型

训练语料：约1800万页政府数据，含内阁决议、国会记录、白皮书

语料时间起点：1947年5月现行宪法施行后（刻意回避战前档案）

已落地场景：已有日本大臣承认其国会答辩稿由“源内”生成

从以上要素可见，“源内”并非一项中立的工具型AI产品，而是一项深度嵌入日本国家行政体系的政治工程。其训练语料结构、时间起点、技术选型，无不服务于特定的政治叙事目标。

（二）语料裁剪：刻意为之的时间把戏

AI生成内容的客观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料。“源内”系统在检索端收录内阁决议、国会记录等，并锁定1947年5月日本现行宪法施行后的官方公报，却未将战前档案、投降文件、东京审判记录作为核心基准文本。这种语料结构上的偏置，会让模型输出时更贴近当下官方表述，无法为侵略罪责认定与战争反思提供完整的史料支撑。

这一时间锁定的"刻意"，可从下列时间轴看出端倪：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未纳入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未纳入

1947年5月3日，日本现行《和平宪法》施行 （语料起点）——纳入

1948年11月12日，东京审判宣判，判决书专章审结南京暴行——未纳入

2015年10月9日，《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属现行宪法施行后官方表态范畴）

可见，训练语料起点设在1947年5月，意味着1945年8月—1947年5月这一关键历史窗口——投降、受审、定罪——被系统性裁出。这一选择性"失明"，在国际法语境下足以构成对国际刑事司法定论的回避，在国内法语境下亦违反了政府对历史事实应承担的客观陈述义务。

（三）官方背书：错误史观渗透国家公权力文件

目前，已有日本大臣公开承认，其在国会使用的答辩稿由“源内”生成。这意味着带有错误史观的AI文稿，正在以政府公权力文件的形式对外发出。"源内"的官方背书效应，使得错误历史叙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威性——它不再仅仅是一家媒体的观点，而是以“日本政府立场”的形态进入国际话语体系。

“数字军国主义”的法律本质

（一）系统性污染的运作链条

“数字军国主义”的核心，在于形成了一个可自我循环强化的内容污染链条。可将其拆解为以下六个环节：

 【语料污染】在训练阶段植入偏置数据，刻意裁撤投降文件、东京审判记录等关键史料

 【模型固化】通过监督微调将错误史观写入模型权重，形成算法层面的“集体失忆”

【内容生产】批量生成符合错误史观的文本，包括将“七七事变”淡化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简化为“南京陷落”

【官方背书】贴上“政府表态”标签后进入政府白皮书、国会答辩稿等公权力文件

【数据回流】被全球数据集抓取后，成为其他大模型训练的“高可信度”素材

【循环污染】形成“谎言生成→数据抓取→模型内化→再生成”的恶性闭环

英国卡迪夫大学与西班牙巴斯克大学2026年4月发布的预印本论文《Why All LLMs Are Obsessed with Japanese Culture》已经验证：通过对8个前沿大模型、24种语言、11个文化主题、31680个开放问题的测试，剔除提问语言对应的母国后，8个模型中有6个把日本列为被提及最多的国家。这种对日本的“集中度跳升”，恰恰发生在监督微调阶段——AI的世界观不是从互联网原始数据里自然长出来的，而是在人工调优这一步被写进去的。

（二）历史认知战的“工业化升级”

日本右翼的历史修正主义并非新现象，但“源内”的出现使其完成了从“手工作坊”到“工业化量产”的代际跃迁。可将其演进路径归纳为三个阶段：

1.0 教科书时代：审定制教科书中的淡化表述低一本教科书一本教科书，受教育一代人

2.0 政治符号时代：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修改纪念馆说明中媒体聚焦，国际争议

3.0 AI量产时代：政务AI系统批量生成官方表态文本，高污染全球AI训练数据生态

（三）配套的舆论工程产业链

“源内”并非孤立现象，它与日本右翼既有的舆论工程相互配套、彼此强化。日本《朝日新闻》调查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长期通过CrowdWorks等大型众包平台付费招募创作者，公开征集批判中国类视频。操作流程高度标准化：发包方不只给需求，还配详细操作指南；接单人往AI软件里输几条指令，几分钟即可产出一条“南京大屠杀是谎言”“日本善待平民”类内容。一条30秒篡改侵华历史的AI视频报价5000日元；涉华负面内容每千次播放奖励1000日元，是普通视频的三倍以上；播放量达标另有奖金；可使用AI生成图像、合成AI配音和字幕，技术门槛极低。

钱从哪里来？日本外务省公开预算显示，2015年新增“海外战略信息传播”重点预算类别，2015年至今直接相关工作事项总预算超560亿日元，2025年单年即达62.2亿日元。而日本政府战后对慰安妇问题所作的所谓补偿总额不足百亿日元——花在“洗白”上的钱，是花在受害者身上的五倍以上。

法律层面的深度分析

（一）国际法层面的违规风险

1. 与战后国际秩序的根本冲突

1945年的《开罗宣言》、1943年的《波茨坦公告》以及1948年东京审判的判决书，共同构成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石。其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为盟军依法设立的A级战犯审判机构，其判决在国际法上具有既判力。日本右翼势力借“源内”AI系统否认或淡化东京审判结论，等同于在国际法层面对既判力的否认与对战后秩序的公然挑衅。

 2. 与国际人权法的不兼容

《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均确认历史记忆权的重要性。UNESCO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本质上是对历史真实性的国际确认。系统性淡化、否认这一史实，不仅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侵害，也与国际社会维护历史记忆、防止灭绝种族罪行重演的共同责任相违背。

3. 与国际和平安全义务的潜在冲突

《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要求各会员国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源内”AI系统服务于日本右翼“再军事化”议程，客观上为日本扩军修宪制造舆论基础。日本防卫省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明确提出强化无人装备、AI军事运用和远程打击能力；2026财年防卫预算达9.04万亿日元，占GDP比重提前达到北约2%标准。在此背景下，“源内”对侵略历史的系统性淡化，与日本突破和平宪法约束的实质动向形成呼应。

（二）日本国内法的内在冲突

 1. 与和平宪法第九条的紧张关系

日本现行宪法第九条明确放弃战争作为国家主权权利，永久放弃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这部宪法本身即是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之产物。“源内”AI系统以1947年5月宪法施行为语料起点，却在精神实质上系统性地掏空宪法所赖以建立的反省基础——这构成了和平宪法形式与实质的内在撕裂。

2. 与日本既有政府立场的自相矛盾

事实上，日本政府曾在多个场合对侵华战争作出反省表态。例如1995年时任首相村山富市发表的“村山谈话”，明确承认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巨大损害与痛苦，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源内”AI系统对侵略史的系统性淡化，与日本政府既有正式立场形成自我矛盾，破坏了国家行为的诚信义务（good faith obligation）。

（三）AI治理法律框架的多重缺位

1. 数据来源合法性问题

训练语料的合法性与代表性，是生成式AI内容可信度的基石。日本《生成式AI服务使用指南》（行政机关向けジェネレーティブAIの利活用に関するガイドライン）虽然要求AI生成内容应注明出处，但未对语料结构性的“选择性失明”设定强制性合规义务。这构成AI治理法律框架在数据完整性维度的明显缺位。

 2. 算法歧视与历史叙事偏差

AI系统的语料偏置本质上构成算法歧视的一种特殊形态——对特定历史事件的系统性淡化等同于对特定受害群体的算法层面遗忘。在缺乏“历史敏感性数据”识别机制的情形下，技术中立的外观反而成为掩盖政治偏见的“合规外衣”。

 3. 透明度义务的形式化陷阱

值得对照的是，Anthropic公司2026年8月2日起在全球范围为新版Claude默认嵌入隐形水印，在文件中附加签名元数据，理由是履行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透明度条款。技术上它能为每一句生成文字打上可追溯的标记。然而至于喂进模型的立场是什么、被谁挑选、从哪一年算起，这套体系没有任何约束——监管管住了内容从哪里来，但管不住内容里装了什么。这一形式化透明度的局限性，对全球AI治理立法提出了新的警示。

危害性分析

（一）对内的认知固化与反思能力侵蚀

“源内”AI系统一旦在中央政府全面铺开，意味着日本青年一代公务员将在职业起步阶段即被植入预设的“算法史观”。这种认知偏差具有自我强化效应——AI生成的、带错误史观的政府公文，又会成为下一轮模型训练的素材，形成代际传递的认知固化。长期而言，将进一步侵蚀日本社会的历史反思能力，为右翼扩军修宪的政治议程制造民意土壤。

（二）对外的全球AI数据生态污染

AI生态具有显著的“高权威信源优先”特征。一旦政府白皮书、政策文件被贴上“官方”标签，将被全球数据集抓取、被其他大模型当作“高可信度”来源反复学习。这意味着日本“源内”的污染半径不止于日本国内，而可能扩散至全球AI系统——包括对中国、东南亚、欧美等使用相同或相似底层模型的国家与地区。这种“污染外溢”风险，是任何单一国家AI治理框架都无法独立应对的跨境挑战。

（三）配套军备扩张的体系性威胁

必须警惕的是，“源内”AI系统的出现，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日本右翼“再军事化”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历史叙事淡化，到防卫白皮书为AI军事运用列章，再到防卫预算突破GDP占比2%标准，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闭环：先把周边说成威胁，再把自己扩军说成不得不为，AI在这套叙事中既是宣传工具，也是生产线。这一体系性动向，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实质性威胁。

法律应对与思考

（一）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实践镜鉴

中国是全球范围内较早对生成式AI进行专门立法的国家之一。2023年施行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在训练语料合规、内容安全、标识义务等方面已构建起相对完整的制度框架。其核心制度包括：

训练数据来源合法性义务：要求服务提供者使用合法来源的数据和基础模型

内容标识义务：要求AI生成内容予以显著标识

内容安全义务：禁止生成违反法律法规、违背公序良俗的内容

投诉处理机制：建立用户投诉、举报处理通道

对照可见，中国制度在“语料完整性”层面已有原则性要求，但具体到“历史敏感性数据”的识别与处理，仍有进一步细化的空间。这一领域值得立法层面与行业自律层面共同推进。

（二）国际层面的法律应对路径

1. 历史档案的证据保全与传播

证据是历史定论不可动摇的基石。中国应继续加强侵华日军罪行档案的数字化保护与国际化传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现存文物19.2万余件，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马吉影像、幸存者证言——人证物证俱在。这些原始一手档案，是任何“算法投毒”都无法真正撼动的实证基础。

 2. 国际舆论的法律回应

中方已在外交层面作出明确回应。2026年7月29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指出：

“如今右翼势力借助新型技术向舆论‘投毒’，配合推动日本‘再军事化’，其严重性和危害性更甚。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这一表态明确了中方立场，亦为后续国际法律行动提供了外交层面的支撑。中方应继续在联合国、UNESCO等国际组织框架下，推动历史档案保护、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相关议程。

 3. 受害国联合发声机制

日本侵略历史的相关受害国远不止中国一国，包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等东南亚多国，以及太平洋战场诸岛国。中方应推动建立历史档案保护与国际传播的多边协调机制，形成对历史修正主义的统一战线。

（三）对中国法律界的启示

1. 警惕AI技术被滥用为历史认知战工具

法律工作者不应仅将AI视为工具，更应警觉其被政治化滥用的可能。在为政府、企业提供AI治理合规咨询时，应特别关注训练语料的结构性偏置、历史敏感性数据的识别机制，以及AI生成内容在公共决策文件中的使用边界。

 2. 推动AI治理立法的国际协调

AI治理是典型的跨境议题，单一国家的立法难以独立应对。建议中国法学界积极参与国际AI治理规则制定，特别是推动建立“历史档案完整性”“高敏感数据识别”"AI生成公权力内容标识”等国际通行标准。

 3. 加强史料数字化保护与传播

面对AI时代的认知战，传统史料的数字化、可机读化、可验证化显得尤为重要。法律工作者可以协助相关机构完善数字史料的知识产权保护、跨境证据规则、电子证据保全等法律工具，为历史档案的国际化传播提供法律保障。

结  语

“源内”AI系统的出现，标志着历史修正主义已经从“手工作坊”升级为“工业化量产”。它以算法为武器，以公共数据为原料，以国家权力为背书，系统性地颠覆历史定论、争夺叙事主导权。然而，AI可以扭曲事实，但无法改变事实。

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用专章审结了南京暴行；2015年，《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现存文物19.2万余件；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马吉影像、幸存者证言——人证物证俱在，铁证如山。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在算法日益渗透公共生活的今天，法律工作者更应承担起历史记忆守护者的职责——以法律的严谨抵御叙事的放任，以证据的力量拆穿谎言的伪装，以国际合作的合力遏制“数字军国主义”的扩散。

这是我们这一代法律人的时代课题，亦是我们对历史、对和平、对正义应有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