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阅读考点曲折隐晦的笔法模考试题精选(2027版)

现代文阅读考点曲折隐晦的笔法模考试题精选（202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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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首语

深品曲折隐晦之笔，细析文本隐微意蕴，以模考淬炼现代文阅读解题能力。

一、现代文阅读

（25-26高一下·上海徐汇·期末）阅读下文，完成小题。

“为尊者讳”的奥秘

林鹄

①古人著书，有“为尊者讳”一说，这也是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准则。史家论及时政，往往替本朝皇帝开脱，将过失推到君主身边的小人身上。在现代人看来，这一传统荒唐透顶，贻害无穷。其实，这是误解。

②所谓讳，是指尊者、亲者、贤者遭遇不幸，或犯了错，不直言，以隐晦的方式表达。比如鲁隐公四年（前719），卫国公子州吁谋杀了异母兄卫桓公（名完），《春秋》曰：“卫州吁弑其君完。”这是《春秋》记载臣下弑君的标准写法。而鲁隐公同样被大臣公子翚谋杀，《春秋》却不提弑君，仅书“公薨”，仿佛隐公是自然死亡。不愿谈亲人犯下的罪恶，是人之常情，是羞耻和痛苦的表现。鲁国是孔子的父母之邦，发生了弑君这样丑恶的事，孔子怎么忍心下笔？

③讳源自人的自然情感，但讳不是隐瞒事实。《春秋》鲁公薨，例书地，如庄公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寝”，僖公三十三年“公薨于小寝”，文公十八年“公薨于台下”。而隐公十一年仅云“公薨”，隐公遇弑，臣子悲痛万分，不忍言其遇弑之地。好比亲人不幸发生车祸，我们不忍经过车祸地点，宁愿绕道而行，甚至不愿提到那个地方。但“不地”恰恰也是在委婉地告诉读者，隐公并非自然死亡，而是被暗杀的。

④孔子采用讳的笔法，是顺应，也是在保护人的自然情感。史学的目标是求真，但求真不一定非得端出一副冷冰冰的面孔，人的自然情感不一定会和求真发生冲突。史学家也是人，也有属于人的自然情感。史家修史，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扼杀自然情感。史学存在的终极理由，是帮助我们变得更健康，更幸福，而不是相反。历史永远只能由特定的人来书写，对这些特定个体来说，首先是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其次才是成为一个史学家。而且，一个自然情感没有充分发育、一个不敏感的人，怎么可能理解历史中人？怎么可能捕捉到历史真相？再者，历史是塑造人的精神世界的重要力量，一部冷冰冰的无“我”的史书，会塑造出什么样的读者？言教不如身教，史家以身作则，书写历史的方式也是教育手段，重要性不亚于内容。

⑤更何况，讳不是隐恶，相反，是一种更高明、更深刻的对恶的揭示。且从“刑不上大夫”说起。这句话出自《礼记·曲礼》，汉末郑玄注云：“不与贤者”犯法，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正式法律条文中，没有大夫犯法如何处理的规定。如果大夫犯了法，相关官员临时开会讨论，决定给予什么刑罚。一事一议，多麻烦，为什么不预先设计相应条文？关键在“不与贤者犯法”。在儒家理想中，官做多大，跟德性成正比。君主任命某人为大夫，是因为其德性出众。换言之，出任大夫是对其高尚情操的肯定。而如果法律明文写上，大夫为非作歹，怎么处置，这不是质疑其高尚情操吗？同时不也是质疑任命大夫的君主吗？好比两人结婚前，男方跟女方谈论，万一她出轨，离婚时财产如何分割，一个有着健全人格的女性，一定会觉得这是对她的巨大侮辱。事实上，这也是男方对自己的巨大侮辱。与之相似，当代社会往往以法治为名，出台了种种监督医生、教师的严格制度，鼓励病人、学生投诉。其实，医生、教师是良心活，重要的是尊严与责任感。一旦丧失了尊严与责任感，以循规蹈矩的方式敷衍了事，并不难。某种意义上，把医生、教师当贼防，等于鼓励他们抛弃廉耻。

⑥《孔子家语》记载：“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污秽而退放之者，不谓之不廉污秽而退放，则曰簠簋不饬。”因为贪污被罢免，判决书不说贪污，而说家里餐具摆放不整齐。大夫的罪名很清楚，相应处罚也很明确，但就是不忍心把窗户纸捅破，给大夫留下一点颜面。“既而为之讳，所以愧耻之。”这不是因为大夫享有特权，而是为了__________。此即“为贤者讳”。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刑罚只能使人不敢干坏事，无法培养是非观念。只有羞耻心才能唤回迷失的人性。

⑦鲁桓公五年（前707），周桓王率领王师及蔡、卫、陈三国军队讨伐郑国，不料大败。周王室与郑国不和，郑庄公固然是犯上作乱，桓王本人也难辞其咎。《春秋》书“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不云“王师败绩”，王夫之指出，这是“讳其败以讥之”，恰恰表明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比起直接批判周王，能更好地警示后人。

⑧有时候，秉笔直书反而会误导读者。很多人读了历史，认为政治甚至人性就是肮脏的。既然肮脏是政治乃至人性的本质，在现实生活中，不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做肮脏的事了吗？

1．根据文意，在第⑥段画线处填入合适的内容。

2．对本文内容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春秋》对鲁隐公之死仅书“公薨”，并非刻意掩盖其遭遇弑杀的事实。

B．作者认为，史家修史不必完全排除个人情感，因为情感未必妨碍求真。

C．作者借“刑不上大夫”的例子说明，古代法律实际上并不处罚大夫犯罪。

D．在作者看来，一部完全冷冰冰、无“我”的史书，其教育作用值得怀疑。

3．以下做法中，最符合本文所谓“为贤者讳”理念的一项是（）

A．某医院在医疗事故公开通报中重点说明整改措施，未详细披露医生失误细节。

B．某高校为了维护学校的声誉，对教师学术不端行为仅作内部提醒，不予处分。

C．某企业考虑员工心理感受，对违规行为只作口头劝诫，不建立明确责任机制。

D．某地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为了避免当事人难堪，删除了影响判决的重要事实。

4．根据本文观点，下列推断正确的一项是（）

A．若史学书写充分保留作者个人情感，其真实性往往比追求客观中立的史书更可靠。

B．制度监督与职业尊严之间存在天然冲突，因此医生等职业不宜建立严格监督机制。

C．若一种历史叙述仅着力展示政治人物的阴谋与卑劣，而缺乏价值上的分寸，其教育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D．既然“为尊者讳”源于自然情感，那么史家在涉及本国、本民族历史时，适当回避负面事实亦属合理。

5．本文旨在纠正现代人对“为尊者讳”的误解。请结合全文，分析作者是如何展开论证的。

【答案】1．唤醒大夫的羞耻之心，保全其人格尊严，引导人向善2．C3．A4．C5．①先提出现代人的常见误解（认为“为尊者讳”荒唐有害），树立驳论靶子，明确要纠正这一偏见。

②从“讳”的本义和情感根源入手，以《春秋》记鲁隐公之死为例，说明讳并非隐瞒事实，而是以隐晦方式表达真相，源于人之常情。

③进而论述史家修史不必排除情感，情感有助于理解历史、塑造健康人格，且史书也是教育手段。

④再以“刑不上大夫”及《孔子家语》为例，阐释讳是一种更高明的对恶的揭示，目的在于让人知耻而改过，而非袒护恶行。

⑤最后以《春秋》记周桓王伐郑之败为例，说明讳反而能更好地警示后人，并批评一味“秉笔直书”可能带来的误导。

【导语】这篇文章翻旧出新，打破了现代人对“为尊者讳”的刻板负面认知，从起源、内涵逐层剖析，以《春秋》笔法、“刑不上大夫”等经典案例佐证，厘清“讳不是隐恶，是保全羞耻心、顺应自然情感的更高明恶之揭示”，还关联当下制度建设，说理通透，颇具启发性。

【详解】1．结合前文分析：为大夫委婉措辞，留颜面，“既而为之讳，所以愧耻之”→核心是让对方心生愧耻；

结合后文推导：引用孔子名言，说明刑罚只能约束行为，唯有羞耻心才能重塑人性、使人归正→避讳不是给特权，而是保全尊严，激发羞耻心，从而改过迁善。故此处应填入“讳”的目的：唤醒大夫的羞耻之心，保全其人格尊严，引导人向善。

2．C.“古代法律实际上并不处罚大夫犯罪”错误。原文“刑不上大夫”并非不处罚大夫，只是不预设严苛刑律条文，委婉定罪，犯错大夫依然会被流放罢免。

故选C。

3．“为贤者讳”核心内涵：不隐瞒过错、不免除惩处，只是措辞委婉，保留对方尊严，激发羞耻自省；而非掩盖或纵容。

A.医院通报点明整改（正视问题），不刻意渲染医生失误细节（保全职业尊严），符合理念。

B.学术不端不予处分：刻意包庇、隐恶，违背文中“讳不是隐恶”。

C.不建立责任机制：放弃约束，无惩戒，偏离原文。

D.删除影响判决的关键事实：掩盖核心真相，文中明确讳不隐瞒事实。

故选A。

4．A.文中只说情感不妨碍求真，未说带情感史书“更可靠”，过度推断；

B.作者只是批判一味严苛监视、践踏尊严，并非完全反对监督制度，“不宜建立严格监督机制”绝对化；

C.对应第⑧段，一味渲染人性政治肮脏，会让读者认同恶行，教育效果适得其反，推断成立；

D.文中“讳”是委婉表达，绝非回避负面事实，回避事实不属于合理范畴，错误。

故选C。

5．本文是驳论文，针对现代人全盘否定“为尊者讳”的偏见逐层辩驳，论证步骤清晰。

梳理开头：树立批驳靶心，先交代大众普遍看法，随即提出全文核心——这是误解，后文逐层纠正偏见；

然后溯源释义，厘清核心误区：讳≠隐瞒事实，以《春秋》记载鲁隐公被杀为例，区分“避讳”和“掩盖事实”；

梳理第一层分论点：史家保有情感有其史学与教化价值；

梳理第二层分论点：用两个事例论证讳是更深刻揭示恶行，让人向善；

最后补充例证：举《春秋》隐写周桓王战败一例，说明隐晦避讳比直白痛斥更有警示后人的效果；并反向说理，印证适度避讳的合理性，完成对现代人误解的全部纠正。

（25-26高三下·重庆沙坪坝·阶段检测）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叙事”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汉语词语，而非近代以后才产生的新概念｡它最初指按照一定的方位次序或时序叙述事件（由天文到人事），“叙”是其发生方式，“事”为其活动载体｡深入考察，可知“叙（序）事”最迟出现在《周礼》的有关记载中，并在唐代上升为一个理论术语｡此后，经由历代学人的运用，“叙事”不断积累起丰富的内涵，并与小说诗文评点形成交叉，孕育了中国传统叙事理论｡

宋人真德秀提出“叙事源于古史官”，道出了中国史学与中国叙事的密切关联｡清人章学诚提出关于中国叙事起源的重要命题——“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或文学性叙事的渊源与史学虽有一定的关联，但二者发展路径并不相同｡

从渊源上看，自周代史官掌叙事之职，到《尚书》记事和先秦诸侯国史的产生，再经《春秋》褒贬书法到《左传》言事相兼，在史学逐渐产生的过程中，史学叙事的格局､体例､用辞､功能已形成一定的成规｡汉武帝时代《史记》的问世，奠定了中国史学叙事的基本传统，追求“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支撑的“实录”以及希望通过叙事揭示事物发展的道理，成为历代史家的不懈追求｡此后在中国古代史学叙事的发展脉络中，以时间为线索､以人物为主体､以事件为中心等多种叙事形态，以具体史实呈现历史客观进程的叙事主线，以总结大势､大道为目的的叙事意旨等，无不渗透着中国史学的求真精神和信史原则｡

中国古代文学叙事与史学叙事确实存在形式上和观念上的交叉，文学叙事与神话传说、志怪传奇、讲史话本小说奇书等关系密切，古人对文学叙事的功能也长期存在着“尊史”“补史”的认知，即使是在小说创作蔚为大观的明清时代，评点家对“笔法”“隐晦”等概念的运用仍显示出鲜明的史意｡但是，文学叙事和史学叙事之间终究存在一条不能逾越的界限，这就是叙事之“事”的性质｡对于文史叙事的分际，明清之际评点家金圣叹有一番形象的总结：“《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却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史学叙事以“事”为根本，文学叙事则追求“文”的造诣，史学家为了缝合断裂的历史所作出的必要的“想象”，因出发点的不同而不应被视为削高补低的“虚构”｡

当前，只有对史学叙事的产生､发展､形式､特点进行系统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其与文学叙事的交织或交叉及二者间的相互影响，才能为中国叙事研究的理论建设提供更全面的资料支撑｡

（摘编自朱露川《史学叙事研究与中国自主的叙事理论体系》）

材料二：

中国叙事文类是以历史叙事为中心的，中国具有世界上最丰富且连绵不断的古史､正史､别史､野史资源｡《说文解字》的“史”字和“事”字是放在一起的，“史，记事也”“事，职也，从史”｡史官记事，而史官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骨干意义｡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这段话强调史官文化在古代中国具有监察政治､衡准人生价值的重要作用，这就形成了中国叙事文学史的独特性｡中国叙事作品虽然在后来的小说中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它的形式技巧和叙写谋略，但始终是以历史叙事的形式作为其骨干的，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中存在着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一实一虚､亦高亦下､互相影响､双轨并进的景观｡

小说又名“稗史”，研究中国叙事学而仅及小说，不及历史，是难以揭示其文化意义和形式奥秘的｡《汉书·艺文志》又说：“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这就使得小说的发生植根在民间的口头传统，却又以“稗史”的身份和历史叙事不离不舍､难分难解，穿透了雅俗的不同文化层面｡对此，就连在叙事文类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宋代理学家真德秀也承认“叙事起于史官”｡清代历史学家章学诚主张“六经皆史”，也认为：“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

叙事作为一种重要历史书写策略的确立，是在唐代刘知几的《史通》中｡该书使用“叙事”一词43处，并且特设《叙事》篇，探讨历史书的编写方法｡“叙事”一词在唐代已广为使用｡然而，叙事作为一种文类与其他文类相区分，是到了南宋年间才竖立起它的真正的界碑｡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编选《文章正宗》，专列“叙事”文类｡有从《左传》录出而变编年体为纪事本末者，有从《史记》《汉书》的本纪截出一个完整的事件片段者，也有《史记》中记人为主的列传，以及韩愈､柳宗元等人的人物传､记事碑､墓志铭､山水游记､记述性序和后叙，总之包罗了记事和记人的历史，以及记人､记事､记游的各体散文，把“叙事”看作跨越许多文体的文章门类｡《文章正宗》以后，叙事作为文类概念开始受到承认｡

6．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材料一指出，“叙事”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汉语词语最早出现在《周礼》中，其理论化的关键时期是在唐代｡

B．材料一提到《史记》的问世表明中国史学叙事已经形成基本传统，其格局､体例､用辞､功能均被后世继承｡

C．材料二引用《说文解字》对“史”“事”二字的关联训释，从文字学角度揭示了史事和叙事深厚的历史渊源｡

D．材料二认为，“叙事”一词在唐代已被广泛使用，到南宋则进一步普遍流行，叙事于是成为一种独立的文类｡

7．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材料一梳理了从周朝史官到《史记》的史学叙事发展脉络，揭示了其逐步形成的求真精神和信史原则｡

B．材料二分析小说的“稗史”身份，揭示了小说叙事在根植于民间的同时，又与历史叙事互相交融的关系｡

C．两则材料都分别引用了宋代学者真德秀和清代学者章学诚的主张，都印证并强调了叙事与史学的同源关系｡

D．两则材料都认为，史学叙事与文学叙事在长期发展中相互渗透，难以明确区分，因此必须进行综合考察｡

8．如果给材料二拟一个标题，最恰当的一项是（）

A．中国叙事文类的发生

B．中国史官文化对叙事的影响

C．中国叙事理论的确立

D．中国叙事文学史的独特性

9．根据材料内容，在下面文段的横线处补写出恰当的语句，每处不超过15个字｡

中国古代史学叙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历史书写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完善的｡从发展脉络看，自周代起，史官便_____｡随着《尚书》《春秋》《左传》等史书的相继问世，史学叙事的格局､体例､用辞与功能日趋成熟，逐渐形成一定的成规｡在此过程中，史官承担着“慎言行，昭法式”的重要职能｡史官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骨干力量，它的作用不仅在于记事载言，更在于_____｡至汉武帝时期，《史记》的问世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它所确立的追求“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传统，成为后世史家叙事的根本准则｡在此后的史学实践中，史家始终坚持以具体史实为依托，致力于呈现历史客观进程，并且进一步希望通过叙事_____，在实录中融入对历史规律与人事价值的深刻思考｡

10．评点家金圣叹提出“《史记》是以文运事”｡请结合材料，谈谈《鸿门宴》是如何体现这一观点的｡

【答案】6．C7．D8．A9．掌叙事之职监察政治､衡准人生价值揭示事物发展的道理10．① “以文运事”即先有客观事实，再通过文字将其呈现出来：材料一指出史学叙事以“事”为根本，《鸿门宴》所叙之事（如项羽设宴、刘邦脱身等）均有历史依据。 

②在尊重事实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文学加工：材料一认为史学家为缝合断裂的历史所作“想象”不同于虚构。《鸿门宴》在忠实史实的前提下，运用细节描写（如樊哙闯帐）、人物对话、场景渲染等文学手法，使叙事更加生动完整。 

③追求“文直”“事核”的实录精神：司马迁虽着意刻画人物、营造戏剧性，但未改变历史基本事实，体现了《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传统。

【导语】这两则材料围绕中国叙事的起源与文史分野展开，梳理清晰、考据扎实。材料一厘清史学叙事与文学叙事的边界，材料二沿文字学、史学脉络梳理中国叙事文类的发展，二者互证互补，既澄清了“叙事”概念的本土源流，也点明了史学研究对构建中国自主叙事理论的价值，颇具启发意义。

【详解】6．A.“最早出现在《周礼》”错误，材料一指出“叙事”最迟出现在《周礼》，但并未说“最早出现在《周礼》”。 偷换概念。

B.“均被后世继承”错误，材料一只说《史记》奠定了中国史学叙事的基本传统，但并未提“格局、体例、用辞、功能均被后世继承”。 无中生有。

D.“进一步普遍流行”错误，材料二说南宋真德秀编选《文章正宗》后，“叙事作为文类概念开始受到承认”，并非“进一步普遍流行”，偷换概念。

故选C。

7．D.“难以明确区分”错误，材料一明确指出“文学叙事和史学叙事之间终究存在一条不能逾越的界限”，并非“难以明确区分”。

故选D。

8．材料二主要论述中国叙事文类以历史叙事为中心的发展脉络及其独特形态。

A.“中国叙事文类的发生”最为概括准确。

B.只涉及史官文化影响，不全面。

C.侧重理论确立，偏离核心，材料讲文类而非理论。

D.强调独特性，只是文中带过的观点，不是核心。

故选A。

9．结合两则材料的原文内容，对应上下文语境补写即可：

①处对应“自周代史官掌叙事之职”；

②处对应“史官文化在古代中国具有监察政治､衡准人生价值的重要作用”；

③处对应“希望通过叙事揭示事物发展的道理”“以总结大势､大道为目的”。调整字数即可。

10．首先要准确理解金圣叹“以文运事”的内涵。结合材料一可知，“以文运事”指先有客观存在的史实，史家运用文字将其组织、呈现出来，以“事”为根本，“文”服务于“事”。

根据材料一，史学叙事追求“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分析《鸿门宴》时，应先确认其基本史实均有依据，符合“先有事生成”的前提。

材料一指出，史学家为缝合断裂的历史会作出必要的“想象”，但这与文学虚构有本质区别。可从《鸿门宴》的具体描写入手，如人物对话、动作细节、场景渲染等，说明司马迁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运用文学手法使叙事更生动完整。

最后要点明，《鸿门宴》虽着意刻画人物、营造戏剧性，但未改变历史基本事实，体现了“以文运事”中“文”服从于“事”、服务于“事”的特点，符合史学叙事的实录传统。

（26-27高二上·辽宁辽阳·开学考试）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左传》成公十四年谓：“《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纡，惩恶而劝善。”即谓《春秋》一书用词精微而含义明显，情感鲜明而有所回避，叙述委婉而章法有致，记载详备而不枝蔓，以此发挥历史惩治罪恶而劝勉善良的警戒作用。其中，前四者为《春秋》修辞原则与方法，是审美价值表现，是方法是手段；最后者为思想原则与法度，是社会功利价值，是目的是功用。而这也就最终达成了“微言大义”。

《左传》作者对《春秋》的称颂，正体现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学一贯的审美追求，是中国古典“中和”美学的集中呈现。“微”与“显”、“志”与“晦”、“婉”与“成章”、“尽”与“纡”、“善”与“恶”之间，看似两极对立，实则通过《春秋》笔法的艺术处理，实现了对立中的和谐。中国古代思想家在面对矛盾时，既不强化冲突，亦不消灭差异，而是找到相对事物之间的联系，在书写中架起沟通的桥梁：以“微而显”的笔触传递深意，以“婉而成章”的叙述化解锋芒，最终在史册上熔铸出含蓄蕴藉的美学境界。这种审美追求，本质上是对礼乐文明“致中和”精神的创造性转化。

“春秋笔法”的美学呈现，根植于周代礼乐文化的哲学传统。礼乐文明的核心在于协调天人、群己关系，通过《周易》的阴阳辩证与《尚书》的道德实践，构建起“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和谐世界，最终形成阴阳之间、天人之间、男女之间、君臣之间的相互制约又相互融合的和谐有机的世界秩序。《周易》以阴阳为宇宙法则，揭示对立事物的互根性——“一阴一阳之谓道”，而《尚书·尧典》主张“直而温，宽而栗”，《皋陶谟》倡导“柔而立，刚而塞”，皆强调在道德与艺术领域调和矛盾、规避极端。周代礼制更通过具体仪轨将这一哲学具象化：如《仪礼》中“揖让而升”的宾主之仪，以谦敬动作消弭等级对立；《周礼》设“大司乐”以“乐德”教化民心，使“中和祗庸”成为社会共识，正是这种浸润于制度与思想的调和智慧，为《春秋》在历史书写中实现“惩恶劝善而不失其婉”提供了文化基因，将丰富复杂甚至彼此对立的方面化为一炉，熔铸成从政治到道德、从哲学到艺术广阔而统一的世界，表现出古典美学万川归海、丰富多彩的美学气象。这种熔铸于文明基因的调和智慧，在遭遇春秋时代的历史巨变时，迸发出新的生命力。

“春秋笔法”是属于春秋时代的。只有理解春秋时代的文化精神，才能理解“春秋笔法”的历史成因。简单地把春秋时代描绘成礼崩乐坏是不对的，准确地说春秋时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文化时代，一方面是礼乐的被僭越被破坏，另一方面是礼乐文化精神的被坚持被建设。僭越的是制度层面，建设的是精神层面的。随着王官解体，史官散在四方，宫廷正德持重的西周文明风范也走出宫廷散入民间，经过新的城邦精神的洗礼与滋养，使得在政治高压下的史官仍坚持如实记录历史，承担“为后世立鉴”的责任，生成出以礼乐道德为尺度的历史批判的史官精神。

在“中和”美学与礼乐精神的土壤上诞生的“春秋笔法”恰似一面棱镜，在这片土壤上折射出具体的文学光谱——春秋辞令。其言辞表达独特而有魅力：一方面要委婉其词，讲求含蓄之美；一方面又要准确地表达情志，讲求立场之明。《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率领诸侯之师讨伐尚在崛起中的楚国，楚人明知齐人兵临城下，兴师问罪，却佯装不知其故，谓“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委婉其词中，一个“不虞”，显得不经意没准备，将精心策划的大张旗鼓的讨伐行为变成了无意间的“涉吾地”，同时暗含对对方以强凌弱行为的批判。而管仲千里兴兵，以报楚人侵伐郑国蔑视齐国霸权的罪过，意在讨伐的征战，却因楚人的辞令，而闪烁其词，故意大事化小，举重若轻，仅以“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仿佛只是催交周室祭祀的一点礼品，或者是追问一段历史的旧账，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顷刻间变成了似乎无关轻重的误解，避免了直接冲突，为矛盾的化解提供了可能。既要表达情志，又要收敛锋芒，没有高超的语言艺术是很难完成的。春秋辞令是对“春秋笔法”的生动诠释，而春秋辞令“婉而成章”的表达方式，又直接促成中国文学委婉含蓄的“隐秀”风格的形成。

“春秋笔法”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其冷静准确的叙述方式与委婉蕴藉的审美风格，对中国文学有着深刻的理论影响。“春秋学”是中国古代经学的重要分支，而在“春秋学”中对于《春秋》“笔法”“书法”“义例”的研究是其重要的内容。钱锺书先生认为所谓“春秋笔法”“实即文章之修词”将“春秋笔法”从“微言大义”的传统经学领域带入“史蕴诗心”的文学世界，于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文学和审美角度研究“春秋笔法”渐渐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话题。

（节选自傅道彬《<春秋笔法>序》）

材料二

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

11．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古代思想家在面对矛盾时，用“微而显”“婉而成章”的方式，在一些对立概念中间找到联系，呈现出含蓄蕴藉的美学境界。

B．周代礼乐文明追求天人、君臣等多方和谐，调和矛盾、不走极端的思想，为春秋笔法含蓄中和的特质提供了文化根基。

C．春秋时代礼制制度崩坏，礼乐精神并未动摇，因此史官始终拥有自由记录的权力，完全不受政治高压的约束。

D．钱锺书最早发现春秋笔法的文学价值，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界才意识到春秋笔法不只是经学概念，还属于修辞艺术。

12．下列对原文相关内容的分析和评价，不正确的一项是（）

A．《左传》总结的“微而显、志而晦”等五条准则，前四条是春秋笔法的方法手段，最后一条惩恶劝善是其最终功用目的。

B．春秋笔法的中和美学，讲究融合对立矛盾，依靠委婉叙事弱化锋芒，和礼乐文明“致中和”的精神一脉相承。

C．楚国外交辞令委婉含蓄、暗藏立场，巧妙化解战争危机，直观展现了春秋辞令的特点，是春秋笔法在言语上的落地体现。

D．春秋笔法诞生后只作用于史书创作，对后世文学风格影响有限，无法用来解读古典文学含蓄的“隐秀”文风。

13．下列选项中，最符合材料一第一段观点的一项是（）

A．《春秋》记载晋文公胁迫周天子赴会，直书“晋侯召天王”，直白记录僭越乱象，不加委婉修饰。

B．《春秋·隐公元年》记作“郑伯克段于鄢”，选用特殊用字暗藏人物过错，不直白评判，含蓄界定是非曲直。

C．《春秋》记录陨石落地一事，大肆铺陈异象带来的灾祸，长篇议论阐发天道惩戒，行文繁复直白。

D．《左传》记叙列国纷争，通篇直白斥责诸侯暴行，言辞尖锐激烈，刻意放大矛盾冲突，不做隐晦处理。

14．结合材料一，谈谈“春秋笔法”在中国产生的原因。

15．“微言大义”即言辞委婉含蓄、不直接冲突，暗含立场和褒贬，达到说服劝谏目的。结合材料，分析《烛之武退秦师》中烛之武退秦辞令是如何体现《春秋》“微言大义”的。

【答案】11．B12．D13．B14．①根植于周代礼乐文化的哲学传统：礼乐文明“致中和”的调和智慧提供了文化基因，要求在书写中调和矛盾、规避极端，实现惩恶劝善而不失委婉。 

②春秋特殊的时代文化催生：春秋是矛盾的文化阶段，制度层面礼乐被僭越破坏，但礼乐文化精神在民间得到坚持建设，王官散入民间后生成了以礼乐道德为尺度的史官精神，为春秋笔法提供了历史土壤。15．①开篇以“郑既知亡矣”示弱，不直接指责秦国的侵略行为，言辞委婉避免冲突，符合“婉而成章”的特点。 

②全程站在秦国利益角度分析利弊，暗中隐含“亡郑只会增益晋国、削弱秦国”的立场，没有直白斥责秦伯的贪心，却把“阙秦利晋”的危害讲得清晰透彻。 

③最终以含蓄的利害分析完成劝谏，既没有触怒秦国，又达成了劝退秦军、保全郑国的目的，完美体现了“言辞含蓄不冲突、暗含褒贬立场、实现劝善止恶功用”的微言大义特点。

【导语】这篇阅读选段以“春秋笔法”为核心，既梳理其根植于周代礼乐“致中和”的文化基因、脱胎于春秋时代精神的生成逻辑，又搭配《左传》经典辞令实例与《烛之武退秦师》文本互证，打通经学史、古典美学与具体文本的关联，切口小而意蕴厚，兼具知识性与审美性。

【详解】11．A.“中国古代思想家在面对矛盾时……在一些对立概念中间找到联系”错误。材料一原文“看似两极对立，实则通过《春秋》笔法的艺术处理，实现了对立中的和谐”，明确指出是在“对立概念之间找到联系”的是“《春秋》笔法的艺术处理”，而非“中国古代思想家”。选项将“春秋笔法”的书写方式误归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直接方法，偷换了逻辑主体。

C.“完全不受政治高压的约束”错误。材料一原文“使得在政治高压下的史官仍坚持如实记录历史”，明确指出史官是在“政治高压下”“仍坚持”记录，并非“完全不受政治高压的约束”，选项将“仍坚持”夸大为“完全不受约束”。

D.“钱锺书最早发现春秋笔法的文学价值”错误。材料一原文“钱锺书先生认为所谓‘春秋笔法’‘实即文章之修词’将‘春秋笔法’从‘微言大义’的传统经学领域带入‘史蕴诗心’的文学世界”，只说明钱锺书将春秋笔法带入文学研究视野，并未说他是“最早发现其文学价值的人”，选项“最早”无中生有。

故选B。

12．D.“春秋笔法诞生后只作用于史书创作，对后世文学风格影响有限，无法用来……”错误。材料一原文“春秋辞令‘婉而成章’的表达方式，又直接促成中国文学委婉含蓄的‘隐秀’风格的形成”及“对中国文学有着深刻的理论影响”，明确指出春秋笔法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并非“只作用于史书创作、对后世文学影响有限”。选项与原文完全相悖。

故选D。

13．材料一第一段的核心观点是《春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纡，惩恶而劝善”，强调用词精微含蓄、委婉而暗含褒贬。

A. “直白记录僭越乱象，不加委婉修饰”与“微而显”“婉而成章”相悖，不能支撑观点。

B. “郑伯克段于鄢”以“克”字暗藏贬意，含蓄界定是非曲直，不用直白评判，完全符合“微而显”“婉而成章”的修辞原则，最能支撑第一段观点。

C. “大肆铺陈异象带来的灾祸，长篇议论阐发天道惩戒，行文繁复直白”与“尽而不纡”（记载详备而不枝蔓）相悖。

D. “通篇直白斥责诸侯暴行，言辞尖锐激烈，刻意放大矛盾冲突，不做隐晦处理”与“婉而成章”相悖。

故选B。

14．概括春秋笔法产生的原因，需按“哲学传统→时代文化”两个层面梳理。

先定位周代礼乐文明“致中和”的调和智慧作为文化基因；

再定位春秋时代礼制僭越而精神坚守的矛盾语境，以及王官散入民间后生成的史官精神。

答题时按“哲学传统”和“时代文化”两层展开，每层点明核心要素与春秋笔法的关联即可。

15．题干给出“微言大义”内涵：言辞委婉含蓄、不直接冲突，暗含立场褒贬，达到说服劝谏目的。

①抓材料一“婉而成章”，对应文本“郑既知亡矣”。烛之武先承认郑国败局，放低姿态，不指责秦国，避免直接激化矛盾，做到言辞委婉含蓄。 

②依据材料一春秋辞令“委婉其词”又“准确地表达情志，讲求立场之明”。烛之武全部从秦国利害切入，“若亡郑而有利于君，敢以烦执事”“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不直接批判秦伯，却暗含立场。 

③联系材料一“惩恶而劝善”的功用。指出“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夫晋，何厌之有”，指出晋国贪心的事实，劝退秦军保全郑国，达成劝谏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