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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可以证明AI偷的就是“我的声音”了
AI 能克隆声音以后，“偷声”也成了内容生产里的一门生意。配音演员、知名人士，甚至只是声音好听的普通人，他们的声音都可能在本人不知情时，被拿去给视频配音、为产品引流。
但听得出“这是你的声音”，跟在法院证明“这是你的声音”，是两回事。对方不承认用了你的录音，训练材料又在它手里，怎么办？上海一中院审理的王女士案，把这件事往前推进了一步。
本案做对了什么
王女士是一名配音演员，平时在网络平台发布配音作品。2025 年 1 月，她从好友处得知，A 公司的一场推广活动疑似使用了自己的声音。她核实后，对相关音频进行公证并起诉。公司承认音频由自家 AI 生成，却否认使用了她的声音。问到投喂素材，公司称前员工已经离职，来源无法确认。
王女士首先需要证明，活动里的合成声能够指向自己。她通过司法鉴定，把公证固定的涉案音频与现场采集的本人声音进行比对。鉴定分析了 28 个共振峰声学指标，其中 24 个偏离度小于 10%；两者较为相似及高度相似的部分达到 90%。法院结合鉴定意见，认定两段声音高度相似，足以让公众与王女士建立特定身份联系，具有可识别性。
接着，还需要说明公司有没有可能取得她的声音。王女士提交的作品曾在公开网络平台发布，公司存在获取其声音的渠道和可能性。
公司掌握原始训练数据，比王女士更有条件说明投喂了什么、素材是否合法、是否利用了她的声音特征。但公司没有充分举证，法院因此认定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这个案件真正重要的地方也在这里。权利人不需要凭空钻进对方的模型和数据库里，把整个训练过程从头还原一遍。先证明“这个声音能够识别到我”，再证明对方存在获取和使用自己声音的可能。此时，真正掌握训练材料的一方，就需要对声音来源作出合理说明。
之前维权难点在哪里
成都“孟某配音包”案（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一审，〔2024〕川7101民初8969号）就卡在这里。配音演员孟某发现，自己的声音被做成了 AI“配音包”对外销售。公司否认克隆原告声音，称使用的是开源或合法授权数据。公开评析记载，双方提交的声纹比对报告结论不同，法院最终没有据此认定合成声具备可识别性，驳回了原告请求。
而在其他维权成功的案例中，被告都主动承认使用了原告享有权益的声音。全国首例 AI 声音侵权案——殷某桢案（殷某桢诉北京某智能科技公司等，北京互联网法院〔2023〕京0491民初12142号）里，配音演员的录音被开发成 AI 拟声产品对外销售，公司直接承认使用了她的录音；杭州“梦某”案（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25〕浙0108民初666号）里，公司直接承认使用员工录制的声音素材，为虚拟角色“梦某”制作 AI 配音。
所以在上海王女士案之前，如果被告拒不承认使用了原告声音，证明“这是我的声音”就是原告举证的重点。
第二个困难，是最有可能解释来源的材料，通常不在声音主人手里。原告能固定产品输出，却很难自行取得训练数据、素材来源和调用记录。
此前维权成功的案件中，声音来源相对清楚。米哈游案（全称“米哈游诉某公司不正当竞争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中，被告承认使用角色音频训练模型。
但声音来源清楚，也不代表使用就合法。殷某桢案说明，取得录音制品相关权利，不当然包括声音 AI 化许可；杭州“梦某”案说明，劳动合同里的知识产权归属不能替代人格权益授权。河南“AI 盗声”案中，寻求授权未果后继续使用，也影响了法院对过错的评价。
明星拜年视频和名人声音带货案，同时使用姓名、肖像和声音，所指对象更加直观。真正麻烦的，反而是只有一段匿名合成声的时候。没有脸，没有名字，甚至没有原来的台词。权利人首先得把这段声音和自己之间的联系证明清楚。
今后的影响
上海案提供的路径，可以与新的 AI 司法规则连起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第 4 条，明确规制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训练、模仿其声音特征并生成可识别人声的行为。第 17 条则处理证据问题：控制证据的一方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法院可以依法作出不利认定；当事人不能自行取得关键证据时，可以申请法院调查收集。一个解决“什么样的 AI 换声可能侵权”，一个解决“关键证据都在对方手里怎么办”。
第 4 条强调的是“可识别性”这个结果。换脸、换声、AI 复活逝者、虚拟数字形象，都要看最终有没有生成能够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结果，以及有没有侵害相应人格权益。但 AI“撞脸”“撞声”这种偶然生成的相似结果怎么办，《意见》并没有直接给出结论。整份《意见》也在强调 AI 产品的工具属性：出了问题，要根据具体行为和损害后果判断责任，而不是先给技术本身贴上好坏标签。王女士案里法院认定的“可识别性”，落的就是这套标准。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以后只要拿出一段声音说“像我”，就可以要求公司自证清白。权利人仍然需要先拿出证据，说明涉案声音能够识别自己，以及声音与被告行为之间存在联系。达到相应证明程度以后，法院才可以继续要求真正掌握材料的一方说明来源，审查其否认到底有没有依据。鉴定意见仍然需要结合样本、方法和其他证据审查，公司的举证义务也要放到具体争议和证据结构里判断。
对声音主人来说，以后的取证路径可以更加明确。先保存完整音频、产品页面和实际使用场景，再整理自己的原始录音、署名作品与发布记录；有必要时申请司法鉴定，并请求法院调查、责令提交或者保全由对方控制的训练素材、调用记录等关键材料。如果还要索赔，同类声音授权价格、历史许可费用等证据也要提前准备。
公司需要准备的和真人维权相对应。用真人声音之前，先确认授权是否覆盖 AI 训练、声音生成和具体使用场景；每个声源从哪里来、谁提供的、授权含不含训练和生成、哪份素材进入了哪个模型，都应该能够查清。这些要求最好从声源入库时就进入业务审批和供应商管理。真出了风险，也能够迅速找到对应素材，及时停用、停传。名人声音带货案（北京互联网法院〔2024〕京0491民初10085号）还说明，即使推广内容是委托第三方制作，实际使用这些内容的商家，也需要审核素材来源和授权情况。
当然，不同声音案件涉及的权益并不完全一样。“喜羊羊”案（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一审）与米哈游案涉及角色声音的商业识别利益，沂水逝者视频案（山东省沂水县人民法院审结，判赔5万元）涉及死者肖像及近亲属利益。处理这些场景，还是要先分清谁在主张什么权益，不能看到“AI 克隆声音”几个字，就直接套用自然人声音案的结论。
但经过上海这个案件，一条越来越清晰的路径已经出现：先确认公众能否通过声音识别本人，再查声音的获取和使用证据、授权范围以及各方参与情况，最后确定责任与损失。
对产品团队来说，来源和授权记录从声源入库时就得留下。如果公司还像之前一样，试图用“无法证明”来搪塞过关，只能承担对自己不利的后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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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北京星也律师事务所于泽辉律师主笔ZCode 协助创作
作者简介
北京星也律所高级顾问
于泽辉
法律行业的AI创业者
All in AI+legal，用法律帮助AI创业，用AI重塑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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