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靖 等| 限制性想象的悖论:约会软件算法推荐对青年亲密关系想象的认知框定与重构

摘 要  算法推荐的深度嵌入，既是当代青年亲密关系建构的技术机遇，也向研究者提出了“算法如何参与并框定亲密关系想象”这一现实问题。对其框定过程的把握，不仅需要关注青年自身的算法想象与使用体验，还应将其置于约会软件的平台情境中，考察其与算法机制的持续互动实践。本研究从认知框定的理论视角出发，以牵手、青藤、Tinder、Bumble 等约会软件为研究对象，结合平台漫游、媒介日记与深度访谈方法，考察算法推荐与青年亲密关系想象的互动过程，发现算法的认知框定经历信息窄化、同温层效应与偏好固化的自我强化闭环，青年则分化出顺从迎合、折中协商与消极抵抗三类调适路径。研究表明，算法对青年亲密关系的影响，既发生于技术选择层面，也深嵌于认知重构层面。限制性想象的悖论在于，技术以扩展关系可能性的名义进入，却在持续的筛选、比较与优化中压缩了想象亲密关系的空间。与此同时，青年对算法的批判与依赖始终并存，“怀疑却不离开”的悖论心理使个体调适难以冲破平台的结构性约束，也构成平台维系用户留存的隐性机制。本研究揭示了认知框定连接算法推荐与限制性想象的中介机制，为理解算法化婚恋下青年亲密关系想象的困境拓展了新的分析视野。

关键词  约会软件 算法想象 限制性想象 认知框定 亲密关系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1]林靖,陈雨婷.限制性想象的悖论：约会软件算法推荐对青年亲密关系想象的认知框定与重构[J/OL].新媒体与社会,1-16[2026-10-30].https://link.cnki.net/urlid/CN.20261029.151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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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动互联网与智能算法深度渗透的当下，通过约会软件滑动匹配、寻找伴侣已成为当代青年亲密关系建构的日常实践。与传统基于地域形成的亲密关系不同，约会软件中的亲密关系是流动的、液态的，是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谓“流动空间”在情感领域的表现，^[1]也是鲍曼（Bauman）所指出的那种如流动液体般飘忽不定、转瞬即逝的计算机中介恋情。^[2]当算法成为约会软件的核心运行逻辑，青年的择偶认知与亲密想象更是越来越多地被平台算法所中介和塑造。算法依托标签化用户画像、精准化匹配推送，构建起封闭性的认知边界，也在与用户的持续互动中悄然影响着“理想伴侣”与“亲密关系”的想象方式。

现有研究围绕算法推荐与亲密关系的探讨已形成一定的共识，认为基于数据筛选的推荐逻辑会持续固化用户的审美偏好与择偶标准，形成“信息茧房”效应，窄化青年的社交视野；^[3]进而使青年陷入关系过载而情感赤字的“亲密饥荒”困境^[4]，甚至降低关系承诺意愿，阻碍深度亲密关系的建立。^[5]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以国内外多款约会软件为研究对象，将算法认知框定的限制性与亲密想象的自主性重构纳入统一分析框架，重点探究约会软件算法对青年亲密认知的框定机制与亲密想象的重构路径。

一 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一）数字亲密关系的媒介化转向与算法权力

数字技术正在重塑亲密关系的发生场景。鲍曼提出的“液态之爱”（Liquid Love）揭示了现代亲密关系的脆弱性与流动性，传统稳固的婚恋模式趋于瓦解，而线上中介的婚恋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液态特质。^[2]吉登斯（Giddens）的“纯粹关系”理论则指出现代亲密关系正逐步挣脱传统制度的束缚，转向以个体情感体验与双向满足为核心的关系形态，但在本文所考察的约会软件场景中，商业平台逻辑的介入使这种纯粹关系的实现面临现实阻碍。^[6]

算法驱动的婚恋匹配机制，既简化了情感交往的内在过程，又复刻传统择偶规范，同时技术可见性也难以转化为有效的婚恋联结。算法主导的“一键匹配”一方面将亲密关系简化为标签的相互匹配，^[7]限制着青年人获取信息的广度与深度，重塑并固化着青年的择偶标准，^[8]另一方面平台机制又再生产了传统社会性别分工与择偶规范。^[9]此外，技术的可见性未必能实现社会的可达性，^[10]从“场域交叠”的视角来看，线上获得曝光不等于真正实现婚恋联结，^[11]自我展示同质化、被量化为商品，^[12]这种将复杂的人与亲密关系简化为可计算数据符号的匹配逻辑，也剥夺了亲密生活的亲身性与私人性。^[13]

算法对日常生活的深度嵌入，使其成为具备规训效力的权力装置。“监视资本主义”理论提出，平台无偿攫取用户行为数据，将个体实践转化为可预测、可售卖的数据资源，实现商业资本增殖。^[14]依托全景式的数据采集，算法形成了无形监视，潜移默化地改造人的认知、欲望与行为模式，^[15]与此同时，用户面对算法系统会生成博弈、反抗等多元实践。^[16]“监视可供性”是针对交友App会员机制提出的概念，平台把用户曝光可见性包装成商品售卖，并将付费用户与免费用户划分至不同流量层级。^[17]“可供性（affordance）”概念由吉布森（Gibson）首创，指环境为行动者提供的行动可能性，传入传播学后成为分析技术物与用户互动关系的核心概念。^[18]“监视可供性”即该概念在交友 App 会员制研究中的具体化应用。约会软件的算法匹配本质上是监视资本主义在情感领域的落地实践，而用户的主观算法想象，则构成连接技术结构与个体实践的关键中间变量。

（二）约会软件的自我呈现实践与限制性想象

戈夫曼（Goffman）的拟剧理论长期被用来解读线上自我呈现，个体在社会互动的前台开展印象管理，后台则留存真实自我。^[19]数字环境下的自我呈现已经演变为一种情感工作，用户需要在多重身份、多个平台之间开展情境化的自我管理。^[20]在约会软件中，用户会持续依据平台反馈修改照片、标签与个人简介，争取更多匹配机会，并不自觉地服从平台预设的择偶逻辑。^[21]算法想象（Algorithmic Imaginary）由泰娜·布赫（Taina Bucher）于2017年提出，指用户对算法如何运作的感知、信念与理解，即用户想象算法在做什么、如何做以及为什么这样做。^[22]在约会软件语境下，算法想象体现为用户对匹配逻辑、推荐机制和数据使用的认知框架。而“算法限制性想象”指用户对自身行为受到算法限制的感知，主要表现为自我呈现的可见性缩减、被推荐人群的同质化以及潜在匹配机会的减少，^[5]104算法推荐通过持续的信息筛选与偏好强化，系统性地收窄用户对亲密关系可能性的认知与期待，^[5]110-111并削弱其关系承诺意愿；但这种限制性感知并未降低用户对算法有效性的评价，反而强化了其对平台的使用依赖。算法推荐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其建构了一个关于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亲密关系的认知框架。认知框定（Cognitive Framing）源于戈夫曼的框架分析传统，指个体借助认知框架组织经验、定义情境，^[23]在传播学语境中进一步延伸为通过选择性地呈现信息的某些方面，使其在认知中更为突出，从而引导受众的感知与判断。认知框定是连接算法推荐与限制性想象的核心机制。

基于以上文献，本研究构建限制性想象的悖论分析模型，以算法想象为心理中介，以认知框定为技术机制，以悖论性体验为实践后果，形成“想象生成—框定机制—悖论调适”的模型框架。

二 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与研究对象

基于上述分析模型，本研究进一步提出三个逐层递进的研究问题：第一，约会软件用户的算法想象如何生成与流变？即用户如何在持续使用中由初期的“赋能期待”逐步转向“限制性认知”。第二，算法推荐如何通过信息窄化、同温层效应与偏好固化实现对用户亲密认知的框定，进而建构“限制性想象”？第三，面对限制性想象，用户发展出哪些调适与抵抗策略；悖论性体验如何形成，又对其亲密关系想象与自我认同产生何种影响？

调研对象为18-35周岁长期使用线上约会软件的国内青年群体，涵盖在校大学生、职场青年，并覆盖不同性别、婚恋诉求与使用时长。最终纳入24位受访者，基本信息见表1。

（二）研究方法与步骤

为探究算法规训下青年亲密想象的重构过程，本研究运用平台漫游、媒介日记、半结构化深度访谈三重质性研究方法，从平台技术规则、用户实践、个体认知三维度展开研究。平台漫游方面，研究者以普通用户身份，对牵手、青藤、Tinder、Bumble四款约会软件开展为期20天的全流程沉浸式体验，覆盖注册、匹配、互动等使用环节，重点探析平台算法推荐、匹配机制、流量曝光及主页编辑的规则约束。平台漫游发现，四款软件均设置了会员付费机制，付费用户可获得“超级喜欢”“置顶曝光”“重置偏好”等特权，而免费用户的每日滑动次数与曝光机会被严格限制；平台主页编辑界面通过“标签推荐”“兴趣分类”等设计，引导用户按照平台预设的分类体系呈现自我。媒介日记法选取4名青年开展为期8天的持续追踪，记录其平台使用、主页调整、社交互动等行为，以及算法反馈带来的心态与策略变化，最终回收有效日记文本32篇，基本信息见表2。

半结构化访谈环节，本研究共招募24名青年受访者，包含8名男性、16名女性，受访者年龄跨度为22-33岁，群体构成多元，涵盖在校学生、企业职员、自由职业者、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软件使用时长从半年至十年不等。本研究对全部受访者开展一对一线上访谈，单人次访谈时长为20-40分钟，累计访谈时长652分钟，最终转录整理得到有效访谈文本7.2万字，为研究提供充足的质性分析素材。

三 限制性想象的生成：算法推荐对亲密关系的认知框定

约会软件向用户传递“算法能够精准匹配、让你无限邂逅可能性”的许诺，但是算法想象并非一种一成不变的固有认知，而是在用户长期的软件使用体验中不断流变，先后完成生成、强化与动态转化；在这一过程里，用户内心同时产生对算法的赋能期待，以及潜藏的限制性认知。算法想象作为衔接平台客观技术架构与个体日常实践的心理中介，构成了“限制性想象的悖论”生成的主观心理基础。

（一）想象的初构与偏移：从多元可能性走向限制性感知

在初次接触约会软件的阶段，多数用户会接纳平台传递的技术叙事，形成对算法匹配的赋能式想象。平台对于新手的流量扶持机制进一步强化这种正向想象，新注册用户短时间内可以获得质量更高的推荐对象，建立“算法可以帮我找到理想伴侣”的初步认知。这一阶段使用者更多将算法视作中立高效的婚恋辅助工具，较少意识到背后的规训逻辑。多名访谈对象在注册初期，会认真完善全部个人标签、精心编辑主页，寄希望于算法能够读懂自己的择偶偏好。媒介日记同样记录了这种赋能式期待。MD在第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我认真填了所有标签，把能加的兴趣都加上了，想着标签越多算法越懂我，我觉得算法挺智能的，推的人都和我有共同点，有一种终于有人懂我的感觉。”

伴随持续使用，个体不断接收匹配反馈、同质化推送，原本“无限可能性”的想象逐步发生偏移，限制性面向开始凸显，算法想象由赋能期待不断向限制性认知偏移。算法推荐的核心逻辑为偏好强化：依据用户滑动历史、点赞行为、页面停留时长推断审美与择偶倾向，持续推送同类用户，这套看似精准匹配的机制，实际上将用户包裹在固定的信息圈层内，形成“过滤气泡”，使长期接收同类推送的用户身处窄化的信息世界。^[24]

几乎所有受访者都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产生了某种“同质化”的观感。“刷多了感觉大家都长得差不多。”（SA）这种同质化观感，在多数受访者的叙述中反复出现。“有种信息茧房的感觉，唯一不同的可能就是长相不太一样了。”（SU）如果说同质化推送主要让人感到“看到谁”的范围收窄了，那么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使用者“想要谁”的欲望也在被悄悄重塑。“到后面我都分不太清，到底是我必须要的，还是因为看太多推送形成的执念。”（SW）这也正是所谓“限制性想象”的核心机制：看似无限丰富的选项背后，人对亲密关系的想象空间其实一直在被悄悄收窄。

（二）想象的动态摇摆：经验反馈中的算法认知修正

约会软件为使用者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反馈：多少人看过你、多少人点了喜欢、匹配率多少、消息回复率多少。这些数字如同一个无形的评分系统，^[25]不断引导使用者进行自我审查和优化。算法想象理论认为，用户对于算法的感知会反向塑造个体行为策略。^[22]40-41当部分用户遭遇糟糕匹配体验之后，会产生强烈的限制性判断；但当偶然出现高质量匹配，又会重新燃起对算法的期待。

多位受访者描述了“修改-观察反馈-再修改”的循环。“我改过标签，改了之后推荐的人确实有点不一样，但过几天又回去了。”（SB）“我开了会员，有重置偏好功能。两三天内会出现不一样的、令我感兴趣的异性，但其实时间久了还是那一套推荐逻辑。”（SX）MA在第5天的日记完整记录了这一循环：“把侧脸照换成了一张正脸笑的照片，修了修图，皮肤磨白了一些，眼睛放大了一点。换完头像两小时就匹配了两个，有点小开心，但过几天又有点同质化了。”多次尝试调整却收效甚微，会加深限制性认知；但偶尔一次理想匹配，又会短暂消解批判。这种摇摆，正是想象动态转化的现实体现，也为后续“既怀疑又依赖”的悖论体验埋下伏笔。

（三）想象的持续固化：从限制性感知到亲密关系框定

用户算法想象的流变背后，是一套客观存在的认知框定闭环。信息窄化、同温层效应、偏好固化三者并非独立发生，而是相互刺激、彼此再生产，共同完成对青年亲密认知的框定。信息窄化是整个闭环的起点。算法会根据用户历史行为不断收缩“推送的池塘”，大量异质样本被过滤在外，用户接触到的潜在择偶对象只是全部用户群体的一个子集。多位受访者证实付费和免费账号曝光存在明显差距。SQ直言：“你不充会员，也不在平台消费，他不会给你推送的，你的资料不会推给别人，匹配率也会非常低。”SR则推测：“可能是人家把付费玩家放在一起沟通，把免费的玩家放在一起沟通。”流量分层会进一步强化信息边界，这使得免费用户所能接触的样本被进一步压缩。在信息窄化的条件之下，使用者能够浏览的伴侣样本自身就存在结构性局限，这构成认知框定的物质基础。

同温层效应造成审美与择偶标准的群体趋同。在被压缩的“样本池塘”的内部，价值观、外貌偏好、生活背景相近的群体反复相遇，催生约会软件场域的同温层效应。用户不断接收圈层内部的样本，不断接触同一套审美标准、择偶条件，潜移默化地参照平台内群体的标准评判潜在对象。媒介日记记录了这一调整过程，MB写道：“今天刷得比较久，发现推的人开始有点重复了，有两个昨天见过的今天又出现了。”SE则从自身的学历滤镜出发，描述了圈层固化的过程：“我老是想跟那些学历高的人聊天，然后给我推的都是高学历的人群，而且还长得蛮帅的，很多都是比较同质化的，遇不到那种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人。”

信息窄化带来有限样本接触。有限样本的持续互动催生同温层，圈层内的审美与择偶标准不断强化。被强化之后的个体偏好，又会反馈给算法，进一步约束后续的推送池，再次加深信息窄化。由此形成“信息窄化→同温层效应→偏好固化→再度信息窄化”的自我强化闭环。

这套闭环让用户很难跳出既有的认知框架，即便主观上想要寻找差异化对象，自身点赞、滑动行为又持续巩固着旧偏好并反馈给算法。MD在第4天的日记记录了这种差异化尝试的失效：“试着给一个工作了的姐姐点了喜欢，想看看算法会不会变，但后面推的还是学生，算法好像根本不care我偶尔的出格操作，它只看我大部分时候在滑什么。感觉自己被大数据钉死了。”“很多小的喜好，比如说希望对方会打篮球，其实是慢慢被软件反复推送锻炼出来的。”（SW）算法通过反复推荐某种特定类型的伴侣画像，让使用者逐步将平台暗中设定的“标准”当作自己主动生成的“需求”，久而久之便很难再想象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可能。恋爱软件依靠平台规则再造与规约青年亲密关系，使用者在规则框架之内逐步丧失亲密关系的自主想象。^[21]50-51这一闭环，正是“限制性想象”得以持续生效的结构性根源。

四 限制性想象下的行动调适：算法推荐对亲密关系的持续重构

面对算法建构的认知框定闭环，青年并非完全被动接受。^[16]算法驯化与用户抵抗相关研究表明，用户会发展出博弈、抵抗等多元实践策略。^[26]但行动发生的前提，是用户对算法约束拥有不同程度的感知。本研究发现使用者对算法的限制性想象存在清晰的感知光谱：从毫无察觉、隐约感知，到清醒批判；基于不同的感知水平，衍生顺从迎合、折中协商、消极抵抗三类实践路径。但无论顺从迎合、折中协商还是消极抵抗，用户的行动都难以真正冲破平台的结构性约束。历经算法想象的流变与认知框定的闭环，多数使用者最终陷入一种矛盾状态：既清醒地怀疑、批判算法，又在现实中高度依赖平台、难以离开。这种“怀疑却不离开”的悖论心理，恰恰构成平台维系用户留存的隐性机制。

（一）模糊感知中的适应性实践：从顺从迎合到折中协商

部分使用者将匹配好坏完全归因于个人条件，例如SK不认为平台存在同质化推送，被问及是否感到刷到的人越来越相似时，他直言“这个无关紧要，反正刷到那些人也足够我去探索”，将接触范围的局限归因于个人选择而非平台筛选。此时使用者采取主动迎合算法规则的行动策略，积极调整自我呈现行为，以最大化匹配数量与曝光机会。“算法就是这样的，你不迎合就没匹配，那我就迎合呗，又没什么损失。”（SC）这种态度将算法的结构性约束转化为个人的策略选择，使用者在心理上消解了算法的压迫感。顺从迎合表现为精心打磨头像与简介以贴合主流审美，尽可能多地添加兴趣标签以扩大匹配覆盖面，发布热门话题相关内容以争取更高曝光。MD第2天的日记展示了这一迎合过程：“把主页照片重新排了序，把最帅的那张放在第一张，又加了一张健身的照片。标签从五个加到了十个，感觉自己找到了使用技巧。”SV坦言：“看到人家照片好看、点赞评论多，你就会想去优化自己的信息，画更好看的妆，修更好看的自拍。”但这种顺从中也包含着使用者通过研究算法规则获得一种“掌控感”的主体性努力，只是这种“掌控”本身就是算法规训产物，使用者只是在平台划定的边界之内做到最优。

当用户意识到平台可能存在偏向却无法厘清算法运作逻辑时，则会采取折中协商的行动策略。多数使用者既不完全顺从算法，也不彻底抵抗，而是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点。典型表现是“主次分明”的自我呈现策略：在核心维度上迎合算法，在次要维度上保留个性。“头像肯定要选最好看的，这个没办法，大家都看脸。但简介里我还是会写一些真实的想法，不想完全变成模板化的人。”（SC）另一种常见的博弈方式是“试探算法的偏好”，用户通过更换头像、修改标签、给不同类型的人点赞，试图引导算法调整推荐方向。比如“刻意给不同类型的人点赞，之前喜欢偏文艺的，也会给偏硬汉风格的点个赞，想调整同质化。”（SV）但受访者普遍反馈，零散操作收效微弱，很难撼动长期沉淀的算法画像。

（二）批判性感知中的抵抗性实践：从策略规避到消极疏离

随着对平台的不断了解，部分使用者明确意识到算法会人为压缩匹配范围、制造流量稀缺，形成完整的“限制性想象”认知，能够区分“匹配结果”和个人自身的真实魅力。SN仅使用两三天便察觉异常，“我接触来接触去的都是那些公司的高新技术人才……我觉得他给我推的都是一个类型的。”并清醒指出“刷到的那些男生的动态也好、信息也好，都是像抖音一样，平台给你推什么你就看什么。”SL也直言“一直是同质化的……感觉到就被限制了一种感觉，找不到和自己比较合拍的这种感觉。”在24位受访者中，多数能对算法隐约感知或者清醒批判。

已经形成清晰批判性认知的一部分用户会走向抵抗。最常见的是“刻意反向滑动”，故意左滑算法优先推荐的“标准型”用户，以打乱推荐逻辑。“我会左滑掉很多算法优先推在前面的所谓优质匹配，也主动给不在我固有标准内的人点喜欢，希望打破算法判断。”（SA）降低使用频次甚至卸载软件是更为彻底的抵抗方式。多位受访者有过卸载经历，“我曾赌气卸载过。”（SU），“卸载过两次，最长一次二十多天。”（SW）但这种抵抗往往难以持久，多数使用者最终重新安装，原因高度一致，现实中缺乏更好的替代渠道。“没办法，朋友快结婚了，我妈一直催，父母推荐的对象也不靠谱，线下相亲成本太高，所以又下载回来了。”（SV）MA在第8天的日记同样弥漫着这种无力感：“卸载的念头又冒出来了，但想到卸载之后更没渠道，就又放下了，这种无力感挺难受的。”这种“卸载—重装”的循环印证了算法已经嵌入当代青年婚恋的社交基础，个体的抵抗属于有限突围，现实婚恋压力构成难以挣脱的外部桎梏。

（三）实践悖论的机制化：算法推荐对亲密关系想象的再生产

无论是顺从迎合、折中协商还是消极抵抗，用户的行动调适都没有真正终止算法对亲密关系的介入。相反，随着算法意识增强，使用者逐渐进入一种“一边迎合一边抵触”的矛盾状态。“明明知道算法在框定我的择偶想象空间，但现实婚恋压力特别大，又离不开这个软件，这种拉扯感特别磨人。”（SX）现实的社会压力、婚恋结构与平台共同导致这一悖论的生成。当线下交往渠道有限、婚恋压力持续存在时，约会软件仍然提供着一种难以替代的关系可能性。平台因此并不需要让用户始终相信算法，也无须持续提供满意匹配，只需保留“下一个或许更合适”的期待，便足以使怀疑、失望与继续使用并存。“我之所以单身到现在就是一直想着下一个更好。”（SS）用户可以批判算法、修改标签、重置偏好甚至阶段性退出，却又因新的匹配可能重新返回。“怀疑但不离开”由此从个体心理悖论转化为平台维系用户参与的一种隐性机制。

更重要的是，用户即使完成了对算法的“祛魅”，但平台设定的分类、比较与筛选逻辑也在持续使用中日益成为评判自我与他人的内在尺度。“感觉自己的择偶标准被平台塑造了，刷多了觉得大家都应该是这个样子。”（SA）“现在看自己的照片，第一反应是算法会不会喜欢，而不是我喜不喜欢。”（SW）算法由此不再只是决定“推荐谁”，而开始介入“谁值得被看见”“谁值得交往”以及“什么样的自己才具有婚恋价值”。“我会下意识拿这套标准衡量身边所有人，明明知道不同背景的人也可以过得幸福，但刷久了真的很难跳出这套固有的择偶想象。”（SX）“我发现自己现在看现实中的人，也会下意识地用软件上的标准去评判，比如：‘身高够不够、照片好不好看、标签合不合。’算法已经渗透到我现实的判断里了。”（MC第8天日记）

这种平台逻辑的内化进一步重塑着亲密关系的想象：一方面，在算法制造的“选择幻觉”下，理想伴侣的可量化特征，影响了多元、深入关系的建立，往往停留于浅层关系。^[27]“就像苏格拉底捡麦穗的故事，拿了这颗又怕后面有更大的，没办法很真诚地对待现在聊的这个人。”（SV）另一方面，匹配率、回复率等数据反馈强化了自我审视与婚恋焦虑。“看到匹配少了就会焦虑，是不是我最近变丑了？是不是资料哪里写得不好？”（SU）“除了怀疑照片资料，还会被现实年龄焦虑裹挟。”（SX）此外，线下线上的交往落差进一步加剧了信任危机，更深刻地影响了亲密关系的形成。“主页写1.85米，结果见面不知道有没有1.75米……用氛围感照片，现实中脸型很崎岖。”（SV）“现在都被骗怕了。”（SS）

限制性想象的悖论并不在于用户对算法的信任与否，而在于用户在怀疑中难以脱离的持续性使用，不断强化平台的分类、筛选与比较标准。由此形成一个自我延续的闭环：“算法许诺关系可能性—用户识别限制并采取调适—现实压力阻止其退出—持续参与又使平台逻辑进一步内化。”平台真正维系的不是稳定信任，而是期待与怀疑之间的持续张力，而正是在这种张力中，使用者对伴侣、自我与亲密关系的想象在用户与算法的互动中被持续重塑。

五 结论与讨论

算法推荐并非只是提高匹配效率的技术机制，与其他平台一样，在约会软件中它更深地参与了亲密关系的想象、判断与实践。用户最初基于平台自塑形成对算法的赋能式期待，但随着持续使用，算法通过信息窄化、同温层效应与偏好固化不断收缩关系选择的可见边界，标准化的伴侣特征、择偶标准与关系模式，也在用户的持续使用中被塑造为应然的判断框架，被压缩的并非选择数量，而是关系可能性本身的边界，甚至在此过程中伴随着关系倦怠、信任降低与亲密关系的浅表化。

更值得关注的是，算法意识的增强并未自然转化为对技术逻辑的脱离。顺从、协商与抵抗看似体现了用户不同程度的能动性，却大多仍发生于平台预设的分类、筛选与比较体系之内。现实婚恋压力、线下关系资源有限以及平台持续提供的“下一次可能更好”的期许，使批判与依赖得以长期共存。而平台正是利用了这种批判与依赖并存的矛盾心理，持续介入亲密关系，并进一步利用这些数据驯化用户。因此，限制性想象的真正悖论在于，技术以扩展关系可能性的名义进入，却可能在持续的筛选、比较与优化中压缩想象亲密关系的空间。需要说明的是，“限制性想象”在本文中涵盖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作为用户感知，它指用户对算法人为压缩匹配范围、制造资源稀缺的主观感知；作为认知框定机制，它指算法通过信息窄化、同温层效应与偏好固化对用户亲密认知的持续框定；作为实践后果，它指持续筛选、比较与优化对想象亲密关系空间的压缩。此处的悖论论断正是就实践后果层面而言，与开篇的感知层面界定并不矛盾，而是同一概念在不同层面的展开。算法对亲密关系的影响也由“推荐什么”进一步转向“什么值得被期待”，由技术选择机制转化为关系认知结构，算法推荐进一步强化了对亲密关系价值判断的影响。

受限于研究能力，本研究尚难充分揭示不同性别、年龄、阶层与平台类型之间的差异，也缺乏对长期使用轨迹与实际关系的持续观察。后续研究可结合跨平台比较、纵向追踪，进一步检验限制性想象的形成条件及其变化过程，并考察算法化婚恋如何从个体择偶实践进一步进入更广泛的亲密关系秩序与社会婚恋结构。

^* 林靖，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陈雨婷，天津师范大 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