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
孟永鹏需要找到一条出路。
三年前，他开始担任渭南市妇幼保健院院长。当时这家医院有一半以上科室亏损，医生大量离职，许多患者赶赴60公里外的西安就诊。
他与渭南市常务副市长高振鑫、渭南市卫健委主任张荣岗多次跑到北京求解。2024年9月，他们见到了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此时的倪鑫正与百川智能创始人王小川一起筹划AI（人工智能）儿科医生。
倪鑫希望，AI儿科医生能够提升基层儿科的诊疗水平，让患儿留在当地就诊，而不是涌往少数几家大型儿童医院——这也正是孟永鹏的愿望。
医疗资源和患者过度向大医院集中的现象，在儿科领域十分显著，有关部门多次强调应推进分级诊疗制度。
在过去十多年，倪鑫做了许多尝试，包括托管河南省儿童医院、保定市儿童医院、新疆儿童医院等，派出数百位儿科专家为多家医院提供技术扶持。但担子越来越重，来找他托管的医院越来越多，“可我们能派出的人是有限的”。
AI儿科医生成为倪鑫的一个选项。
2025年3月，百川智能投入上亿元，用北京儿童医院数十年的高质量脱敏真实病历和300名专家训练出了第一代AI儿科医生，并在该院正式投入使用。
2026年1月，渭南市妇幼保健院设立AI儿科门诊，将一台AI儿科医生设备放进门诊室，辅助医院儿科医生开展诊疗。截至5月底，该门诊已经接诊5732个患者。
现在孟永鹏想把AI儿科医生推广到全渭南市90多个二级、一级医院。
倪鑫的梦想更大，他要在全国打造100万个AI儿科医生。
目前，AI儿科医生不是对真人医生的替代，更像是避免医生误诊、漏诊的辅助工具。倪鑫说，常有人问如果医生用AI把病看错了，责任由谁承担，他认为答案不言自明，责任在医生，因为处方权在医生手中。
倪鑫担任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已有十多年。刚上任时他发现，有不少外地家长在医院走廊、周边地下室和公园里过夜。走访之后，他明白，那些从全国各地来的农村家庭，住不起周围快捷酒店，不得不睡在走廊里。
那时，北京儿童医院接诊的外地患儿与本地患儿之比是7:3。
“你看到这个场景，一定会想，他们为什么要到这来看病？就是因为他怕在当地耽误了孩子。什么叫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个现象是最明显的。”倪鑫说。
怎样让外省市患儿能够就近看病？倪鑫提出“全国儿童医院是一家”，建立跨区域的儿童专科医联体，目前已托管5家儿童医院，与全国90多家医院的儿科形成合作互联，通过专家、医疗、教学、科研共享，提升儿科整体水平。
近年来，全国出生人口下降，不少儿童医院出现运营困难。想加入北京儿童医院医联体的医院越来越多，甚至有地方政府官员找到倪鑫，问能不能直接托管当地儿童医院。但北京儿童医院的人力资源是有限的，目前共有医生1032人，平均每月有近300位专家在外面做支援，人手捉襟见肘。
2024年，医疗AI大模型开始火热。倪鑫在网上看到一篇王小川的专访，感到这个人与自己的做事风格相似，于是他主动找到王小川。
聊了第一句话后，倪鑫就认为，他和王小川是有可能合作的。找到王小川之前，倪鑫找过不止一家大模型公司。其他公司创始人问他的第一句话，经常是市场规模有多大，或商业前景怎样？王小川的第一句话是：院长，做完以后，咱们对社会的影响有多大？
2026年6月11日，王小川向经济观察报记者回顾了这段经历。王小川之前也和很多医院院长聊过AI医疗，但多数人倾向于为医生造工具，倪鑫提出的“一起造100万个儿科医生”打动了他。
两人长聊了三次，商量好了怎么做，以及方向和目标。
2024年下半年，百川智能重心转向医疗，当时公司内部反对声很大，一批联合创始人离职，外界对王小川的质疑也很强烈。但王小川坚持要做医疗，并花了大半年时间让公司统一方向。“小川太执着了。”倪鑫说，王小川在这件事上比他还执着。
也是在2024年，孟永鹏一行人找到倪鑫。渭南市妇幼保健院有三个核心科室：产科、新生儿科、儿科。在出生人口下降的背景下，产科和新生儿科都受到了直接的冲击，当时全院的住院床位使用率只有30%。孟永鹏感到，医院要想有好的发展，儿科是一条出路。
但儿科这条路并不好走。渭南市妇幼保健院有几十名儿科医生，但绝大部分是看儿童常见病，什么病都看，极少有专科优势。同时，患儿复诊率高，如果孩子来医院看三四次都看不好，家长通常就不再来了。
2024年，北京儿童医院向渭南市妇幼保健院派出了两位常驻专家，在三年内对口帮扶提升诊疗水平，同时吸引本地患儿前来就诊。但孟永鹏担心，专家离开后怎么办？医院需要把输血变成自我造血。
2025年3月，孟永鹏听闻北京儿童医院与百川智能在合作研发AI儿科医生，他认为这是一个实现自我造血的机会，因为这个医生带不走。
在AI儿科医生的研发过程中，北京儿童医院负责提供数据，并做数据清洗与标注；百川智能负责模型训练，算力也由百川智能承担。经济观察报记者了解到，仅算力这一项，投入就在亿元以上。此外，还有一家公司小儿方也是合作方，其此前是北京儿童医院的互联网产品合作方，负责产品化和市场推广。
医院方面在外部聘请有临床背景的技术人员做数据清洗，内部由北京儿童医院科创中心的孙宏宇对接。三方的联合团队磨合近一年，模型更新了6个大版本和数不清的小版本，硬件迭代了3个版本。
2024年底，北京儿童医院筛选出几十份病例，让20个住院医师和AI同时“考试”，结果住院医师的平均得分是78分，AI拿了82分。
现在，AI儿科医生的准确率能达到95%。倪鑫说，即便是顶尖专家也很难达到100%的准确率，95%对很多医生来说已经够用了。孙宏宇介绍，在基层医院，AI的优势更为突出，部分基层儿科医生的诊疗准确率，可能只有50%。
有一段时间，孙宏宇是北京儿童医院的专家最害怕见到的人。她需要在专家满满的行程缝隙里，把他们拉过来教AI。
医院里有一间专门的办公室，供专家和技术人员讨论问题。有300名北京儿童医院的专家，来过这间办公室，他们把自己积累多年的问诊经验，一点点告诉技术人员，指出步骤里的错误，补上可能缺失的方向。
感染内科主任刘钢及团队曾在这间办公室里坐了3个小时。她教AI如何像真人医生一样做诊断。刘钢需要帮技术人员将医生的临床思维画出来，再一个字一个字地标注哪些节点是关键的、哪些是必查的。这个过程，就是在给AI训练“思维链”。
目前，百川智能仍有一支团队常驻北京儿童医院，和医生团队协作，拆解安全性、医学逻辑、材料理解准确性、诊疗建议合理性、沟通方式、风险识别能力等多维评价指标，进行模型优化，拓展AI儿科医生的应用场景。
此外，AI儿科医生也正在推出外语版，目前已经有英、俄、法三个外语版本，计划在“一带一路”国家推广。孙宏宇6月初在黑龙江参加了中俄博览会，展出了AI儿科医生的俄语版。很多俄罗斯医院服务商上手体验，一些服务商留下了联系方式，希望把产品引入俄罗斯民营医院。
给真人医生补漏
2026年6月11日，北京嘉禾妇儿医院，儿科主治医师祖华威正在出诊。他面前摆着一台双屏幕的设备，面向屏幕的一侧显示“北京儿童医院AI儿科医生”。
祖华威每天接诊10至20个小朋友，一些小朋友和家长进门后看到设备，会颇有兴趣地尝试使用。除了患者主动问询外，祖华威也会在患者离开后与AI对话，复盘自己的诊断思路是否正确。
有一次，AI真的给他“补漏”了。今年3月初，一个小朋友来看病，他身上有砂纸样的疹子，祖华威怀疑是猩红热，但查血后发现血项数值不太高，不是猩红热的典型特征。他试着将患儿的症状和检查结果输入AI医生，AI告诉他，支原体感染也会出疹子，疹子症状和猩红热类似。于是，他给患儿做了支原体抗原检测，最终结果显示，确是支原体感染。“思路很快打开了。”祖华威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AI确实能起到比较大的帮助。
为了提升儿科医生的诊疗水平，渭南市妇幼保健院要求医生们轮班到AI门诊坐诊，出诊时必须使用AI设备。现在，这家医院儿科门诊的复诊率同比降低了17%。这意味着，很多患有常见病、多发病的患儿，来医院一两次就被看好了，不需要像以前多次前来就诊。
渭南当地一个2岁儿童，一直不会走路，被多个三甲医院认定为脑瘫。患儿家长听说渭南市妇幼保健院与北京儿童医院有技术合作，想请医生帮忙转介。渭南市妇幼保健院神经内科主任与AI儿科医生一起诊断。AI的结论是：不是脑瘫，是发育迟缓，原因是孩子颈动脉外膜交感神经出了问题。
后来，渭南市妇幼保健院帮家长联系到北京儿童医院专家，专家也确认：不是脑瘫，做一个颈动脉外膜交感神经剥脱的微创手术就能解决。最终孩子做了手术，一个月后，已经能连续走20步路了。
孙宏宇对基层儿科缺经验、缺病人有深刻体会。她之前在企业工作，2024年1月入职北京儿童医院后去过许多基层医院，发现有一些县级医院的医生，连简单的阑尾炎都看不出来。她有时甚至想自己掏钱送对方一台设备。
不过，经济观察报记者也发现，部分高年资的儿科医生对AI设备不太感兴趣，一方面他们对自身的诊疗能力比较自信，另一方面第一代设备的效率不太高，影响他们的诊疗速度。
目前，AI儿科医生在河北、河南、黑龙江、山东、江苏、青海、陕西等多个省份落地。截至2026年6月，AI儿科医生已在全国30多家医疗机构完成部署。
产品迭代
6月9日，经济观察报记者在北京一家妇儿医院体验了AI儿科医生。由于网速及系统原因，这台设备当天反应速度并不快，记者问询了一个关于儿童咳嗽的问题，经过8轮对话，花了近15分钟才结束问诊。
这台设备是AI儿科医生第一代产品，采用AI主动问诊模式。患者到诊室后和AI对话，医生在一旁，等待AI生成诊断和建议。
许多医生向孙宏宇反馈：太慢了，影响效率。尤其是比较繁忙的医生，本来一上午能看60个患者，用了AI后只能看30个。
有的家长也不接受AI儿科医生，家长认为，我是来看病的，不是来跟机器聊天的。
目前，北京儿童医院已经试点AI儿科医生的第二代版本，这一版由主动问诊模式改为倾听模式，AI不再主动提问，而是旁听医生和患者的对话，比如家长说“孩子发热了”，屏幕上立刻跳出“发热”以及可能相关的症状提示。
除了速度慢，AI儿科医生在落地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事先没有想到的技术问题。
问题首先来自硬件。一开始，AI儿科医生的硬件不是独自开模的，而是从外部购买的双面屏设备，真正放到诊室里使用后，根本不行。
儿科有一个明显特征：儿童看病时，会有多位家长陪同。问诊开始后，一排家长同时开口说话，机器屏幕上的对话框里瞬间堆满了文字，无法识别哪些是家长说的、哪些是医生说的。发现这个问题后，设备硬件做了改变，使用双向的麦克风阵列定向收音，主要收录医生的声音。
在投放过程中，孙宏宇还发现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方言。在偏远地区，带孩子看病的家属不是父母，而是爷爷奶奶，老人不会说普通话。AI听不懂方言，问诊效果大打折扣。后来，北京儿童医院找了合作方，把方言系统放进来。现在这台设备能支持200多种方言。
资金问题
虽然AI儿科医生在基层受到认可，但北京儿童医院最近却放慢了落地脚步。倪鑫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主要是资金问题。
AI儿科医生一台设备几万元，每年还要额外支付少量升级维护费用。对于基层尤其是社区卫生机构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对医院来说，AI没有收费名目，也没有对应的医保编码，没办法为AI收费。对此，倪鑫说得很直接：AI儿科医生不喝一口水，不吃一口饭，不要一分钱，24小时加班，任何一个医生都做不到，但是它连挂号费都收不了，这是关键问题。
倪鑫也在寻求其他破局之道。他去找国家医保局沟通，看能不能给AI儿科医生一个收费名目。同时，他也在接触投资机构。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他的前一天，有一家投资公司找到他，想和AI儿科医生合作，这家公司投了一个专门做儿童玩具的企业。
不过，这些意向要变成真金白银，还需要时间。
倪鑫的想法是，最好是政府财政部门提供资金支持，他不想给基层医院增加负担。他认为，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以及人工智能在健康领域应用不断成熟，资金问题在近两年一定会得到解决。
AI不会走
倪鑫当了一辈子医生，在成人医院工作21年，又到儿童医院工作14年。他见过太多儿科医生转行去保健科、医务处、门诊办、医保办、客服部。
儿科医生难做，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钱少，儿童类的疾病大多是感冒发烧，诊疗费用低，医院靠儿科赚不到钱；二是累，和儿童沟通很难，孩子说不清自己的感受，家长又焦虑，一个病人看下来比成人费劲得多。
上任北京儿童医院院长时，倪鑫在全院大会上说了一句话：从今天开始，希望我们所有人不要抱怨，不要埋怨，跟着我一起唱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有一句话——一切靠自己。
做AI儿科医生之前，倪鑫就已经在尝试用技术解决问题。2016年，他做了一套辅助诊疗系统，覆盖呼吸和消化两个儿科最常见的病种。他把那套系统推广到河南、河北、安徽以及云贵川等地的县级医院，反响不错，但局限也很明显：它不会主动问诊，只能在医生敲回车之后蹦出几条辅助诊断的建议。
大模型火了之后，倪鑫非常兴奋：他等了近十年的技术，终于来了。此前他派专家去基层支援，专家总归要回京，如果他派去AI，AI不会走。它可以24小时在岗，可以同时看无数个病人，可以把北京儿童医院300名专家的诊疗思维永远留在当地，这是“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