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元社 |股神交棒、AI认错人、苏联芯片消亡史、长颈鹿掏鼻爆红、游戏交易避坑指南

博元社：从华尔街到动物园，从冷战芯片到玩家省钱经

一、”股神”交棒后首份成绩单来了

巴菲特退居幕后，新掌门阿贝尔交出Q1答卷：净利翻倍，现金堆到三千九百七十亿美元

美东时间上周六，伯克希尔·哈撒韦正式公布了2026财年第一季度业绩报告。这份财报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它是格雷格·阿贝尔年初从沃伦·巴菲特手中接过帅印后，发布的首份官方成绩单。

北京时间5月2日晚间，伯克希尔年度股东大会如期举行。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问答环节完全由新任CEO阿贝尔主导，副董事长阿吉特·贾恩共同参与，而执掌公司六十年的巴菲特则首次退居幕后，不再亲自坐镇问答。

从财报数据来看，阿贝尔的开局相当亮眼：

本季度公司实现总收入936.7亿美元，同比增长4.4%；营业利润攀升至113.5亿美元，同比增幅达17.7%，去年同期仅为96.4亿美元，不过略低于分析师普遍预期的115.6亿美元；净利润更是飙升107.9%，录得101.8亿美元，而上年同期不过46亿美元；按B类股折算的每股净利润则大涨119.7%，达到4.68美元。

保险业务的强劲反弹是本季度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伯克希尔旗下全资子公司（涵盖保险和铁路板块）的营业利润整体同比增长18%，其中保险承保业务表现尤为突出，单季营收增长28.5%，约17亿美元入账。

在投资端，公司一季度净卖出约81.5亿美元的股票。具体来看，买入权益证券159.38亿美元，卖出240.87亿美元，而去年同期买入仅31.83亿美元、卖出46.77亿美元，交易活跃度明显提升。投资损失方面，本季度录得12.4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50.38亿美元大幅收窄。

值得关注的是，去年底伯克希尔的长期投资经理托德·库姆斯选择离职并加入摩根大通，此后公司似乎对投资组合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调整，但具体涉及哪些持仓变动目前尚未披露。

截至三月底，伯克希尔的前五大重仓股依次为美国运通、苹果、美国银行、可口可乐和雪佛龙，这五只股票合计占其股票投资组合总公允价值的61%。

阿贝尔本人也在股东大会上透露了一个细节：他将自己税后1500万美元的全部薪水都用来购买了伯克希尔的股票，并且计划在担任CEO期间每年都坚持这样做。

现金储备方面，截至一季度末公司账上的现金规模达到了397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超过了去年三季度创下的3816亿美元纪录。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四季度现金储备曾略有回落，但今年一季度又重新大幅攀升。

此外，公司还在本季度回购了2.34亿美元的自家股票，这是自2024年5月以来的首次回购操作。不过市场对此反应平淡——年初至今伯克希尔股价累计下跌约6%，而同期标普500指数反而上涨了5.6%。

二、八年老玩家的血泪总结

手续费扣到肉疼？这几个游戏交易平台真的不收钱，亲测有效

玩了快八年游戏，端游手游都混过，交易需求从来没断过——脱坑卖号、淘个成品号省时间、出点闲置的游戏币和装备，都是家常便饭。这些年踩过的平台坑不少，最让人窝火的就是手续费。本来卖的钱就不多，平台抽个百分之五到八，到手直接少一大截，有时候算完账恨不得把号收回来说句”不卖了”。

前阵子跟身边几个同样沉迷游戏的朋友聊天，发现大家不约而同都在找”零手续费”的平台。巧的是这大半年我自己也陆续试了好几家，今天就以一个踩坑无数的老玩家视角，把真实体验摊开聊聊，不吹不黑，纯粹帮同样有交易需求的朋友少走弯路。

先说说之前被坑的经历。

最早用的是某知名大平台，冲着名气去的，觉得大品牌总该靠谱吧。结果每次卖号手续费照扣不误，5%到8%不等，卖个一千块的号到手就剩九百出头。找客服理论，人家搬出”服务费””提现费”一堆名目，杂七杂八加一起越扣越多，那种感觉就像被人明目张胆薅羊毛还没处说理。

后来换了个号称”小额免手续费”的平台，试着卖了个两百多的小号，确实没扣钱，心里还挺美。结果转手卖一个八百块的号时，手续费不仅照收不误，还额外冒出一笔”验号费”。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套路，比直接告诉你收多少更让人膈应。

转折点出现在去年年底。

朋友安利我试试懂游宝，说上面游戏交易是零手续费。当时被套路怕了，半信半疑地挂了个《三角洲行动》的游戏币试试水。没想到成交之后钱一分没少，到手就是我挂的那个数，那一刻确实有点意外的惊喜。后来又在上面出了一个DNF的小号，同样没被扣任何费用，而且验号、换绑这些流程平台全程代办，不用自己跟买家来回扯皮，整个过程相当顺畅。

不过有一点要提前说清楚：懂游宝并非对所有游戏都免手续费，主要是部分游戏比如《三角洲行动》买卖双方都不用交任何费用，具体哪些游戏适用建议大家下单前先确认一下。

说到底，普通玩家做游戏交易图的就是两个字——省心。

手续费看着比例不高，但积少成多，长期交易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隐性开支。从我这大半年的实际体验来看，真正做到零手续费的平台往往有一个共同特征：不会搞夸大宣传那一套，会把哪些游戏、哪些交易类型免费写得明明白白，不藏着掖着搞隐形消费，该是多少到手就是多少。

最后再啰嗦一句：不管选哪个平台，都尽量走平台担保，千万别搞私下交易。免手续费不等于没保障，像7881和转转这些我用过的平台，客服响应都挺及时，出了问题也能快速协调解决，比那些收着高额手续费还对用户爱答不理的平台强太多了。

总之，打游戏图的就是开心，交易的时候能省一点是一点。以上全是个人真实经历，希望能帮到有同样需求的玩家朋友们少踩坑、多省钱。

三、长颈鹿”花式掏鼻”爆红全网

五岁萌鹿用四十厘米长舌给自己做”鼻腔SPA”，保育员：这是日常操作

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最近出了一位流量担当——一头名叫小北的长颈鹿。一段它用舌头伸进鼻孔反复搅动的短视频在社交平台疯传，画面中那根灵活到离谱的长舌在鼻腔里进出自如，动作既笨拙又魔性，被网友们笑称”全网最不讲究却最让人上头的掏鼻孔方式”。

今年五岁多的小北眼看就要迎来六岁生日，园区保育员第一时间出来科普：别看画面搞笑，小北其实是在给自己做鼻腔清洁，把里面积攒的灰尘和鼻涕清理掉，属于再正常不过的自我护理行为。

长颈鹿的舌头本身就是一件大自然的杰作。成年个体的舌头能长到四十至五十厘米，灵活程度远超想象，平时用来从高处卷树叶进食绰绰有余，关键时刻还能客串一把”清洁工具”打理鼻腔。据保育员介绍，类似的举动在长颈鹿群体里并不罕见，只不过小北做的频率格外高，渐渐变成了它的个人招牌动作。

除了功能强大，长颈鹿的舌头在颜值上也很能打——前半截是蓝黑色或紫黑色，后半截则呈现粉嫩的肉色，天然的双色拼接设计自带防晒属性，能有效避免长时间在烈日下啃食树叶时舌头被紫外线灼伤。

动物行为学中有一个基本判断：只有在安全感充足、身心完全放松的环境下，动物才会展露出这种悠然自得的随性举动。小北能如此自在地”掏鼻孔”，恰恰从侧面印证了园区的饲养条件相当到位。

如今小北已经是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的头号网红。园方透露，接下来会围绕小北策划一系列趣味科普内容，把动物行为背后的冷知识拆解给大众，在欢笑中传递保护自然的理念。

四、AI也会”认错人”

豆包搜民国总统黎元洪，竟跳出范伟合成照——大模型的”信息幻觉”该警惕了

最近有网友在豆包上搜索民国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黎元洪，结果页面赫然出现了一张演员范伟的PS合成照片。这桩让人啼笑皆非的乌龙事件迅速引发热议，表面上看是个段子，背后却暴露了当前AI在图像识别和信息检索环节的真实短板。

根据官方还原，这起事故的源头要追溯到多年前的一场网络恶搞。由于黎元洪与范伟在面部轮廓上确实有几分相似，2010年电影《建党伟业》选角期间，有人将范伟的照片PS成黎元洪的造型发布到网上，这张恶搞图的传播热度远远盖过了真实的历史影像资料。部分图库和百科词条在审核不严的情况下将合成图误收其中，导致AI在检索时优先匹配到了这张高流量的”冒牌货”。

专家指出，这类错误本质上属于大模型”信息幻觉”的典型症状。当前的大语言模型高度依赖网络数据进行训练，自身缺乏对信息真伪的独立校验机制。一旦错误内容在网络上被大量转载和引用，AI就会把它当作可信素材输出，最终表现为”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以目前的技术水平来看，想要彻底杜绝幻觉现象还不现实，行业普遍采取的缓解手段包括优化训练数据源头、强化检索结果的交叉验证等，以此来降低错误输出的概率。

此事在社交平台上也掀起了一波关于AI可靠性的讨论热潮。不少网友调侃”那其他历史人物会不会也被认错”，还有用户现身说法，分享了自己被AI错误信息误导的亲身经历，呼吁行业尽快提升大模型输出内容的准确性。

目前涉事平台已经在优化检索逻辑，优先展示权威史料来源的图像素材，尽可能减少网络误传信息对搜索结果的干扰。

五、苏联芯片：一场用尽全力却跑错方向的追赶

从举国造城到克格勃偷图纸，苏联芯片产业为何从”超英赶美”走向彻底消失

俄罗斯前阵子高调宣布将一套350纳米光刻机纳入国家工业体系，由本土的ZNTC与白俄罗斯的Planar联合研制，据说能生产90纳米制程的芯片。令人意外的是，这套设备的技术底子居然可以追溯到三十年前苏联时代——也就是说，苏联当年不仅造过芯片，还搞过光刻机。那问题来了：曾经一度”超英赶美”的苏联芯片产业，为什么最终从世界版图上彻底消失了？

故事要从1962年说起。那年5月4日，赫鲁晓夫走进列宁格勒一间实验室，迎接他的不是导弹和坦克，而是一台文件柜大小的计算机和两名来自美国的工程师。工程师当场演示了这台机器的操作，并将赫鲁晓夫的名字打印在纸上。对见惯大场面的赫鲁晓夫来说，计算机本身并不稀奇，但这台设备的体积却远比他认知中那些塞满电线、动辄占据几十平米的庞然大物小了太多。

紧接着，其中一名工程师又掏出了一台仅有钱包大小的收音机，直接把耳机塞到赫鲁晓夫耳朵里。随着广播声响起，赫鲁晓夫兴奋不已，连连追问。一直在旁观察的苏联国家无线电电子委员会副主席肖金见火候已到，趁机端出了这场”鸿门宴”的真正主菜——一份将研究人员、工程师、工厂和设备全面集中、打造”芯片城市”的宏大计划。

肖金向赫鲁晓夫描绘了一幅诱人图景：通过集成电路技术，可以在同一块硅片上刻蚀成百上千个晶体管，把电子产品体积缩小数倍，未来不光收音机能做成巴掌大，连电视都能塞进烟盒里。

画饼大获成功。在赫鲁晓夫的亲自推动下，一座后来被称为”苏联硅谷”的芯片城——泽列诺格勒特区，在距克里姆林宫仅二十五公里的郊外拔地而起。短短几年间，这里陆续建起了涵盖材料、设计、制造等全产业链的工厂和研究院，配套的居民区能容纳数万人，学校、图书馆、医院一应俱全。苏联还同步在乌克兰、拉脱维亚、白俄罗斯、哈萨克等地布局了协同产业。

据亲历者回忆，绿城初建时几乎没有任何系统性的技术文献，手头仅有几张IBM芯片的照片。但在赫鲁晓夫一路开绿灯的倾力支持下，绿城集中全国资源从零起步，仅用两年就推出了薄膜集成电路”伊尔蒂什”，以及厚膜电路”大使”和”小径”。其中”伊尔蒂什”被装进了一台仅重27克、火柴盒大小的微型收音机”Микро”中，后来在美国无线电工程师大会上一炮而红，甚至被西方媒体当作苏联科技反超的典型反复引用。赫鲁晓夫得意之余，还把这台小收音机当作国礼送给了埃及总统纳赛尔和英国女王。而”小径”则被应用于专为太空环境设计的”氩气”计算机，1969年随”月球号”探测器升空，完成了人类首次绕月飞行。

到七十年代”苏攻美守”阶段，苏联芯片产业的声势达到顶峰。按照苏方自己的说法，美苏在芯片技术上的代差已从八年缩短到两年，部分领域甚至能与美国正面较量。连摩托罗拉的工程师在拿到苏联芯片样品后都承认，其性能水平已经超过了美国同类产品。

但如果故事真按这个走向发展，苏联芯片产业今天应该还活得好好的才对。事实恰恰相反——它几乎彻底消失了。要理解原因，得把镜头切到冷战的另一端。

1963年，一位名叫阿纳托利·特鲁特科的苏联半导体工程师以交换生身份住进了斯坦福大学宿舍。在同学眼里，他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学生，每天就是上课、做实验、睡觉，唯一的特殊爱好是听半导体相关的讲座，几乎场场不落。有一次听完诺奖得主威廉·肖克利的演讲，他还拿出一本肖克利编写的教材请他签名。肖克利嘴上抱怨苏联把这本书翻译出版却不付版税，但还是在扉页写下了”致苏联朋友阿纳托利”。

然而肖克利不知道的是，这位”苏联朋友”在克格勃的档案里还有另一个身份——T局特工。T局是克格勃专门用来突破西方科技封锁的特殊部门，主要任务是搜集美国和欧洲的尖端科技情报。这些特工不仅为苏联带回了英特尔、摩托罗拉、德州仪器等公司的芯片实物，后来甚至搞到了IBM的全套设计图纸和操作系统源代码。据末代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透露，从七十年代到苏联解体，T局至少带回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技术情报。而绿城，正是接收这些情报并进行逆向工程的最大”复制中心”。

换言之，苏联硅谷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抄”做到了极致。虽然”小径”和”大使”确实是绿城的原创成果，但对绝大多数苏联芯片来说，或多或少都带着美国血统。CIA在1989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当时已知的苏联芯片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到一半是英特尔、摩托罗拉等美国公司产品的”盗版”。

绿城之所以走上这条路，有其客观原因。在集成电路出现之前，苏联在电子技术路线上押注的是电子管而非晶体管——在他们对未来战争的设想中，核爆产生的电磁脉冲会让脆弱的晶体管当场瘫痪，而结构简单、皮实耐造的电子管反而更可靠。但集成电路的出现彻底改写了游戏规则，当成百上千个晶体管能被刻进指甲盖大小的芯片时，电子管路线基本被判了死刑。1963年绿城建立时，西方的集成电路工业已相对成熟，而苏联既无工艺也无经验，更缺乏像样的技术资料，几乎是从零起步追赶一个已经跑在前面的对手。在这种情况下，”抄”几乎成了唯一可行的追赶路径。

但这种看似高效的策略，却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首先，复制战略把苏联的芯片研发永远焊死在了美国技术路线的尾气里。特工把情报从大洋彼岸带回来，工程师再拆解、分析、逆向，整套流程走下来少说一两年。等绿城的人还在消化上一代产品的时候，美国已经在攻关下一代了。随着芯片复杂度不断攀升，这个时间差越拉越大。

其次，即便是抄，苏联也没有真正抄到位。在某些特定场景下确实能做到接近美国的工艺水平，但那只是生产能力的天花板而非地板。CIA报告显示，尽管苏联在1984年就实现了64K存储器的满负荷生产，但器件良率始终低于10%，而美国同类产品的普遍良率在60%到70%之间。生产工艺的长期落后，使苏联陷入”能造芯片但无法大规模量产”的困局。1990年美国计算机年产量早已稳定在百万台级别，而苏联最大的计算机生产基地之一库尔斯克工厂，年产量仅有3500台，连军方需求都满足不了，更别提科研和民用。

之所以会走到这一步，根源在于苏联的微电子体系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为军工服务的。对企业而言，芯片要卖钱，成本、良率、稳定性样样都是生死线；但对军方来说，只要能完成任务就是合格品，至于良率是90%还是10%，是自研还是”借鉴”，都不重要。原创意味着长周期和失败风险，远不如复制来得稳定高效。赫鲁晓夫被政变推翻后，失去耐心的军方更是直接掐死了几乎所有原创研究，逼着绿城把全部产能都投入到复刻美国芯片上。绿城的使命从”追上美国”彻底变成了”批量复制和美国一模一样的芯片”。

然而仿制和自主研发终究是两回事。把一颗芯片拆开对着版图一层层”描红”，和完整走一遍从设计到量产的全流程，完全是两种能力。EDA软件、良率控制、工程管理这些关键能力，靠抄是点不出来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Intel 80286——这颗芯片总共不过十三万个门电路，以苏联当时的制造能力理论上完全可以做出来，但由于EDA软件落后，工程师只能把原版芯片逐层剖开进行”像素级复刻”。结果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仿制，一直拖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颗并不算先进的芯片始终没能真正装上苏联自己的计算机。

更雪上加霜的是，绿城的”成功”还在像黑洞一样不断吸走全苏联微电子领域的人才和资源。那个年代，全苏联的工程师都清楚一个事实：想要更好的设备、更高的待遇，就得去绿城。于是各地研究所的人才一批批涌向莫斯科，进一步削弱了本就薄弱的原创研究力量。白俄罗斯的”普尔萨尔”研究所曾在光刻相关的磷扩散工艺上取得过原创突破，还用这种方法在绿城成功制造了样本，但随着核心人员流失、实验室被并入绿城，相关研究不久便被搁置。真正原创的技术路线被一条条放弃，”对标—复刻—量产”的路径则被不断强化，整个体系逐渐形成了一种惯性——没有人再愿意为创新承担代价。

苏联解体后，不管是俄罗斯、白俄罗斯还是其他前加盟共和国，都迅速失去了继续投入芯片产业的理由。自己造不划算，继续抄更不划算，直接进口哪怕落后一代的产品，也比自己造的更好用更便宜。直到后来外部封锁再次降临，俄罗斯才不得不把这些尘封已久的技术档案重新翻出来。

回过头看，苏联芯片产业的覆灭并非败于某一个错误决策，而是败于一整套看似”正确”的选择叠加在一起所产生的系统性后果——抄是为了追赶，军工优先是为了生存，集中资源是为了效率，每一步单独看都无可厚非。但当这些选择合在一起，它们共同指向了一个结局：一个擅长复制却丧失了创造能力的体系。它许诺了一个足够美好的未来，却从未真正相信自己可以成为那个未来的主人，最终随着红色巨人的解体，化为历史故纸堆中逐渐被人遗忘的只言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