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时代奖励 High Agency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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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的显化

古老的问题 全新的赌注

公元前218年，迦太基将领汉尼拔决定翻越阿尔卑斯山进攻罗马。他的部下说这不可能，山高路险，冬季严寒，还有大象。汉尼拔的回答后来被概括成一句话：

“Aut inveniam viam, aut faciam.”

我要么找到一条路，要么开出一条路。

这句话，两千多年后，成了硅谷最炙手可热的招聘关键词：High Agency。

这个词由投资人Eric Weinstein在2016年提出，如今已在X、Reddit等平台上暴涨了500%的提及量。硅谷的招聘经理们不再问“你会什么”，而是问“当有人告诉你某件事不可能时，这是对话的终点，还是你脑子里第二段对话的起点？”

但“High Agency”到底是什么？它凭什么成为AI时代最被奖励的人格特质？

你要行动

先把话说清楚：High Agency不等于积极乐观正能量。它有着扎实的心理学基础。

墨尔本大学的研究指出，心理学中与High Agency对应的概念包括感知控制（perceived control）、掌控感（mastery）和自我效能（efficacy）。这些术语指向同一个核心：一个人相信自己能对自身和周围世界产生正向影响。

Albert Bandura的社会认知理论进一步指出，自我效能感决定了人是否愿意行动、愿意付出多少努力、面对困难能坚持多久。Bandura的原话是：“如果人们不相信自己能够通过行动产生想要的结果，他们就没有动力去行动，更不会在困难面前坚持下去。”

而Carol Dweck的成长型思维研究提供了另一个支点：认为能力可以通过努力和策略发展的学生，比认为智力固定的学生更倾向于拥抱挑战。在AI时代，这个区分变得尤为关键，因为AI的能力边界每三个月都在变化，固定型思维的人会问“AI能做我的工作吗”，成长型思维的人会问“我+AI能做什么以前做不了的事”。

从Deci和Ryan的自我决定理论来看，High Agency还对应着一个更深的命题：人的自主性（autonomy）需求。SDT认为，人类有三种先天心理需求——胜任感、自主性和关联感——当它们被满足时，人的内在动机和心理健康都会提升。AI恰恰在“胜任感”和“自主性”这两个维度上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张力：它可以让你瞬间“胜任”很多事情，但如果你把胜任感也交给了它，你就在丧失自主性。

而心理学的Hope Theory提供了一组极具穿透力的数据：高能动性（agency）和高路径感（pathways）的交互作用，能够预测较低的抑郁水平和心理社会功能损伤。希望（高能动性+高路径感）是一种肯定自我、产生自信的感知模式；而低希望（低能动性+低路径感）在压力情境下会侵蚀自我感。

AI时代的第一性矛盾

理解AI时代为什么奖励High Agency，需要先看清一个结构性矛盾。

MIT的“Project Iceberg”研究基于Frontier超级计算机的大规模模拟，覆盖了151万美国劳动者和32,000种工作技能，得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当前AI系统已经能够替代美国劳动力市场11.7%的工作，对应约1.2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而企业当前的AI采用策略只覆盖了约2.2%的劳动力，暴露差距高达五倍。

但更有意思的是另一组发现。一项对英国公务员系统193,497个职位招聘信息的LLM分析表明，AI对任务的重新设计让人与AI的比较优势分化得更为清晰：人类的比较优势集中在战略领导、复杂问题解决和利益相关者管理上。AI带来的经济价值，主要来自生产力提升而非岗位替代。

这意味着什么？

AI不是在消灭工作，它在消灭“不需要能动性的工作”。

那些可以被清晰定义、标准执行、线性推进的任务，写周报、做表格、整理会议纪要、生成基础代码，正在被快速自动化。而留下来的，恰恰是需要提问、判断、取舍、承担后果的任务。这些任务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要求主体性。没有一个人去决定问什么问题，往哪个方向走，什么算好，AI再强大也只是空转。

AI时代的赢家不是会用AI的人，那很快就会成为基础技能，像会用Excel一样不稀奇。赢家是决定用AI做什么的人。

握住AI杠杆的手

给一个低能动性的人GPT-5，他会问：“帮我写一篇论文。”给一个高能动性的人同样的工具，他会说：“我想验证一个假设，帮我拆解研究路径，指出我逻辑的盲区，然后在我给出结论时扮演最刻薄的审稿人。”

AI是历史上最强的认知杠杆。但杠杆不会自己撬动世界，它需要一个握杆的手。

这正是当下最危险的认知陷阱。北大、复旦、南科大等多所高校校长在开学典礼上不约而同发出警告：警惕AI滥用带来的“认知卸载”“虚假掌握”“思维外包”。复旦大学校长金力特别提醒，当学生把理解问题、辨别证据、推导结论的过程全部交给AI，必要的思维训练就被跳过了。调查显示，49.03%的受访大学生承认遇到问题会习惯性依赖AI，不愿自主钻研。

学术研究印证了这一担忧。一项针对625名研究生的量化调查，基于认知卸载理论，发现AI使用频率与批判性思维之间存在负相关；对AI的信任会进一步放大这种负面关系。但研究同时发现了一个关键的调节变量：高AI素养能够显著缓冲信任带来的损害。

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用不用AI，而在于谁在主导。当AI是工具时，你在驾驭它；当你把判断权一并交出时，它在驯化你。

“认知训练”的概念因此浮现：就像运动员用阻力训练强化肌肉一样，知识工作者需要刻意进行不依赖AI的结构化推理练习。这不是反对技术，而是维护主体性的必要代价。

如果说理论分析还显得抽象，那现在发生的事就是最硬的证据。

杭州正在涌现大量“一人公司”（OPC）。前字节跳动工程师王钰博，将20多年民乐功底与5年AI工程经验结合，用视觉大模型把“五线谱转简谱”的难题压缩到一分钟内解决，创办了声序智能。“95后”陈子顺用AI生成面向日本市场的短视频营销内容，帮助中国家居品牌出海，4个月后单月销售额突破500万元人民币，在TikTok日本家居家纺类排行第一。

这些案例的共同逻辑是：AI把过去需要一个团队才能完成的工作，设计、开发、文案、翻译、运营，压缩到了一个人手里。一个同时具备行业洞察力和AI驾驭能力的个体，可以独立完成过去需要完整组织才能做的事。

学术研究也捕捉到了这个趋势。一项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研究指出，AI不仅重塑角色，而且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人、组织和技术之间的关系。每个员工都可以成为超级明星，每个员工都可以成为CEO。研究的核心判断是：随着代理型AI接管数据收集、清洗和初步分析，人类工作的重心正在从生产输入转向框定问题、处理例外、判断后果。

高能动性是低门槛的稀缺能力

过去，High Agency是一种竞争优势，少数人拥有的，让他们在同等条件下跑得更快的东西。但在AI时代，它正在变成一种生存条件。

逻辑很简单：当AI把执行力的门槛降到接近于零时，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只剩一个变量，你想做什么，以及你敢不敢去做。

经济学中有个概念叫“超级明星效应”（superstar effect）：当复制成本趋近于零时，市场会向头部集中。AI让认知劳动的复制成本趋近于零——你可以让AI瞬间生成100个版本的方案、100篇文章、100段代码。在这个新世界里，稀缺的不再是“执行”，而是“决定执行什么”。

Chamath Palihapitiya的判断值得引用：“AI将允许地球上的每个人创办自己的公司。”但“允许”和“做到”之间，隔着一条河——那条河叫能动性。

George Mack正在写的一本书将High Agency称为“21世纪最重要的人格特质”，书中探讨的核心特征包括“移民心态”（在不熟悉的环境中主动创造机会）、“跑步机能量”（不依赖外部条件持续前进）和“策略性不服从”（在必要时拒绝权威）。而低能动性的典型陷阱则包括过度反刍、中间智力倦怠和缺乏清晰度。

这些特征的共同底色是：不等待许可，不等待完美条件，不等待别人告诉你可以了。

AI不会取代你，但一个高能动性的人+AI会

回到汉尼拔。他的部下说翻越阿尔卑斯山不可能。但汉尼拔不是在赌博，他在做一件极其理性的事：他在重新定义问题。当别人问“能不能翻越阿尔卑斯”时，他在问“怎么翻越阿尔卑斯”。前者是判断题，后者是设计题。

AI时代最大的幻觉是AI会取代人。

不会。

AI会取代的是那些拒绝重新定义问题的人。

因为AI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生成器。你给它什么问题，它就给你什么答案。你问它帮我写简历，它给你一份平庸的模板；你问它帮我找到我二十年工作经验中最具差异化的能力组合，然后用这个组合去匹配我从未想过的行业，它给你一个可能改变人生轨迹的线索。

区别不在于工具，在于提问的人。

所以，AI时代奖励High Agency的人，本质上是因为：当所有人都拥有了同样的杠杆时，决定结果的唯一变量就是——谁更敢于撬动。

Aut inveniam viam, aut faciam.

找到一条路，或者开出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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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有废话想说的 Rich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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