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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停滞,AI狂欢:人类文明到了最大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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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两位人工智能学者。这并非赶时髦，而更像一个含蓄的宣告：基础物理学的原理性探索已陷入长期停滞。
此后两年的诺奖走向，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判断：2025年，奖项回归量子力学这一“老领域”；今年，4天前，则授予了中微子天体物理学家弗朗西斯·哈尔岑，获奖成果依托的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本质上仍是已有物理原理的大规模工程化应用，而非基础原理层面的根本性突破。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博士、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谢耘认为，我们已悄然进入“后科学时代”：基础原理的突破陷入停滞，计算机应用和人工智能却成了新引擎，像一台“万能价值榨取机”，把已知科学原理的价值榨到极致，带来空前的物质繁荣。
但繁荣之下，迷乱丛生——论文专利数量飞涨，影响力却持续走低；学术造假规模化蔓延；知识的“熵”值不断攀升。更深的隐忧是，当意识性技术全面渗入人的精神活动，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认知退化、意义空洞。
科学时代曾许诺星辰大海，如今我们退回地球，反复“精装修”已有的大厦。后科学时代最深的挑战，不是AI是否毁灭人类，而是我们如何重新寻找并定义自身存在的意义。
本文由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原标题为《后科学时代：繁荣与迷乱》。
目录
焕然一新、阔步向前的科学时代
科学的停滞与科技树结出的异果
后科学时代的空前繁荣
后科学时代的科学之“熵”
人类文明未有之变局
最深层的挑战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谢耘】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每一个时代的开始或终结，往往都会有一个典型的事件作为它的标志。
2024年我们或许就目睹了一个这样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2024年10月8日，两位在人工智能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杰弗里·辛顿与约翰·霍普菲尔德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以表彰他们在人工神经网络及机器学习领域借鉴物理学知识而做出的开创性贡献。
评奖委员会把全球科学界久负盛名且极为严谨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给了非物理领域的工作成果这一非同寻常的做法，显然不是要赶人工智能这个时髦。它是在物理学踯躅蹒跚了半个世纪后，人类科学界含蓄而又异常明确地传递出一个信息：人类科学的基础物理学，其原理性的探索已经进入到停滞期了。
物理基础原理探索的停滞，意味着四百多年前拉开序幕，在19世纪中后期与20世纪上半叶高歌猛进的科学时代悄然落幕，后科学时代在喧嚣中登场。两位并不是从事物理学研究，也不是开创物理原理新应用的学者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或许将成为一个永载史册的这个时代转折的标志。
焕然一新、阔步向前的科学时代
毫无疑问，科学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它是有史以来推动人类精神与物质双重发展的最强劲的发动机。即使有着几千年持久而广泛影响的宗教，都不得不向它低下自己高贵的头，改变了其在几百年前科学刚刚诞生时做出的与科学有关的判决。
近四百年前，伽利略不顾教会裁判所对他做的判决，继续自己的科学研究。他所坚守的是科学赖以建立的“客观理性”立场与原则，这迥异于古希腊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逻辑”思辨传统。用现代语言来讲伽利略就是在坚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立场或称原则，将科学建立在了坚实的客观事实之上，而不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掺杂了许多主观臆想、基于“逻辑理性”的思辨产物。科学的源头只能是事实，不能是假设。
所以，就西方文明而言，以伽利略等人开创的现代科学中的核心精神“客观理性”，不是仅仅导致否定了古希腊先哲们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具体结论，而且实质性地背叛了自古希腊开始、至今依然被很多人推崇的逻辑思辨传统，在事实上也重新定义了“逻辑”的含义。“逻辑”不再是基于亚里士多德式的带有猜测臆想的推演，不是充满主观味道的所谓的“思维的规律”，而是基于事物之间客观真实联系的分析。此逻辑非彼逻辑，将现代科学采用的方法，强行装入古希腊的逻辑思辨框架，正是古希腊逻辑思辨传统的产物，也是对现代科学的曲解。
以“客观理性”为基本原则的现代科学，用简单明了、眼见为实、不容争议的实验，轻而易举地碾碎了许多亚里士多德自己与其他人信奉了千年以上的逻辑思辨推论。物体自由下落与其重量无关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标志性事件，它用无可置疑的结果，否定了亚里士多德当年基于想象的逻辑而推论出的重物下落更快的断言。它在人类科学发展史上是如此的经典，以至于大约四百年后，宇航员在月球上再次重复了这个实验，展示给了地球上的亿万观众。
图一 阿波罗15号宇航员在月球做羽毛与锤子自由下落实验的图画（Paul Fjeld作品）
20世纪初诞生的物理学的两大支柱量子力学与相对论，把超越了传统逻辑思辨的“客观理性”推向了极致。微观世界那些匪夷所思、迥异于人类“常识”逻辑的行为，理解要接受，不理解也必须接受，因为它们是客观的；包括时间和空间在内的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必须由客观的测量来定义，不能再是人类想当然或逻辑思辨的产物，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的表述或解析。
“客观理性”是现代科学对人类的核心贡献之一，它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绝不亚于科学知识本身。它无坚不摧、所向披靡，不仅冲破了西方文化历史的牢笼，也拆除了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坚韧壁垒，成为科学时代人类文明的共同主流价值之一，为人类的精神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鲜活力。科学时代不仅仅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物质成就，让人类摆脱了靠天吃饭的窘境，进入到了自主生存的阶段，更让人类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在东方，当一个古老文明在跨入20世纪、因内外交困而到了生死存亡之际时，科学这位“赛先生”成为了唤醒沉睡大众、照亮民族未来的两盏明灯之一。
在人类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的背后，我们也能看到这种精神的踪影，它是人类迈出远离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重要一步。那也是人类科学时代的巅峰时期。
在那个巅峰时期，即20世纪50、60年代，现代科学第二个、也是最为人所称道和熟知、也无需再赘言的重要贡献——科学知识不仅让人类更深入地理解了我们曾经熟知的一切，更为人类打开了前所未见的微观与宏观两个大门，打开了人类生存的新疆域。
量子力学让人类得以进入物质世界的微观领域，窥探物质的“基本结构”，与相对论一起发现了人类可以利用的更为巨大的能量来源；人类进入太空，则是人类在地球上发现“新大陆”后的一次新的飞跃，引发了人类对拓展自身生存空间和意义的无限遐想。而这两者又是紧密相连的：前者为后者的不断探索提供了基础理论和技术，因为人类走向太空必须依赖惊人的能量支撑及其它的方法手段。
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中，科学时代不仅是一个极大地拓展人类对世界认知的时代，更是一个人类借助现代科学大踏步地征服曾经肆意蹂躏人类的大自然的时代。这种外向性的征服，赋予了人类生命以新的意义与价值。这是除了“客观理性”的科学原则与具体科学知识之外，现代科学对人类做出的第三个重要的贡献。
“向宇宙进军”是人类在科学时代不断外向性征服的冒险中，一个最为充满诱惑的出击方向。它不仅是一个响亮的科学与技术层面的口号，更承载了人类大跨度地拓展自身生命意义与价值的希望。无限的宇宙，代表了无限的可能，地球仅仅是人类一个有限的摇篮。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既然迈出了走出摇篮的第一步，人类未来奔向太空的步伐必将更大，更快，走得更远；与前科学时代末期在地球上发现“新大陆（世界）”相比，这一次一定能够开拓出一片更加广阔壮丽的新世界。这种对自身未来命运类似宗教般的憧憬，超越了世俗的琐碎与纷争，穿透了萦绕在人类头上的核大战阴云，投向了广袤而深邃的太空。
美国总统肯尼迪为了推动阿波罗登月工程，1962年9月12日在得克萨斯莱斯大学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讲。演讲的结束语真切地表达了这种决心与期待：“太空就在那里，我们将去攀登，月球和其它星球就在那里，那里有新的获得知识与和平的希望。所以，在踏上人类迄今为止最为艰难险恶的伟大征程的时候，我们请求上帝的保佑。”( Well, space is there, and we’re going to climb it, and the moon and the planets are there, and new hopes for knowledge and peace are there. And, therefore, as we set sail we ask God’s blessing on the most hazardous and dangerous and greatest adventure on which man has ever embarked.)
在人类文明历史中，那是一个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生存本能、世俗伦理和宗教信仰，去定义人类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年代。20世纪50至70年代在众多国家的青少年中流行的航模、无线电等科技活动，都折射出这种科学对人类精神层面的深刻影响。
人类第一位进入太空的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在完成了太空飞行之后，在全球都受到了英雄般的热烈欢迎，包括在那些与苏联有严重意识形态对立的西方国家。1961年7月间，英国民众以极大的热情接待了加加林的来访，英国首相因此被迫改变了冷淡的态度。英国女王则热情地邀请加加林在白金汉宫共进了午餐。
图二 1961年7月11日的伦敦希思罗机场，航站楼上下内外挤满了欢迎加加林来访的人
包括英国在内，加加林访问过27个国家，成为22个城市的荣誉市民。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的他，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全人类永远的英雄。
那是一个人类从内心深处会被超越了世俗琐碎与平凡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所感动和激励的年代。
在他勇闯太空50年后的2011年，一座高大的加加林铜像，被安放在了著名的英国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前。加加林受到这样持久而广泛的尊重还有另外一个人格上的原因——他没有因为成功首闯太空后获得的盛名而失去友善谦虚等品格而迷失自己，“加加林从未表现出一丝的自大，虽然他的盖世英名给了他不这样的充分理由。”1 （Boris E. Chertok著，《Rockets and People》, Page 198-199，Vol.1， NASA SP-2005-4110，Jan. 2005）
图三 英国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前的加加林塑像
回望历史，我们今天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几乎时刻都离不开那些空间技术应用成果，更像是人类迈向太空的脚步所溅起的浪花与回荡不息的涟漪。美苏当年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太空竞赛，也是以人类踏上月球作为了终极之战，并因此成就了人类科学时代无与伦比的巅峰之作。
阿波罗11号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在1969年7月20日踏上月球时说的那句话：“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一小步，对于人类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跨越。”（“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a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正反映了那种对人类命运更广阔未来的热切期待。那个时候人们相信，登陆月球仅仅是人类走出地球的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踏上火星。
图四 苏联与美国在1960年代充满走向太空的雄心壮志的宣传画
作为科学时代的后来者，走向太空在当年的中国也引起了全社会极大的关注。1979年，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彩色科教影片《向宇宙进军》。由于当时国力不逮导致载人飞船计划终止，电影的第三辑《载人航天》由于包含了1970年代第一代中国宇航员训练的内容，而没有能够对民众公开上映。
图五 彩色科教影片《向宇宙进军》中，中国第一代宇航员训练的镜头
开辟了人类太空时代的苏联航天总师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在航天科学的奠基人齐奥尔科夫斯基的激励下，自年轻时开始就把让人类走向宇宙作为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在把人类第一个宇航员加加林送入太空之前，他就在策划包括登陆火星在内的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航天计划。科罗廖夫的下属谢拉苗尼科夫在其回忆录中感叹道：“但最令人遗憾的是将人送往其它星球的计划，这是他毕生追求的理想，可命里注定不能由他来领导实现” 2（谢拉苗尼科夫著，《太空对接故事》，第191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8月）。到了1980年代，苏联航天科学家们提出了用核动力电火箭发动机推动的登陆火星的设计方案，整个飞船重达400多吨。
但是此时，已经进入到人类科学时代的尾声。人类不仅至今未能登陆火星，人类现代科学与技术的登峰造极之作阿波罗登月工程，也因为在实现登陆月球的突破后并没有进一步更多的发现且耗资过大而提前终止。人类已经踏上其它星球的双脚，又退缩回到了地球的近空。人类发现，地外的星球远没有当初憧憬的那样风光无限，浪漫美好，更多的是极度的苍凉，远超地球上最不宜人类生存的区域。以人类现有的科学与技术的水平与能力，它们对于人类而言几乎没有开发利用的可能价值。
今天，虽然人类发射的无人探测器依然在不断地窥探着太阳系的各个角落，甚至旅行者号无人飞船已经飞出日球层，但是这与载人飞行的探访乃至人类登陆其它星球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些无人探测，充其量是在增加人类的认知，并不具有拓展人类生存空间的意义。目前人类在谋划中的月球基地，一个非常可能的前景就是成为南极科考站或地球轨道空间站的月球地面版，仅仅具有一些科学研究的意义。
伴随人类向宇宙进军脚步的回退，是科学基本原理发现的停滞。经历了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现代科学与技术的爆炸性发展之后，自1960年代末开始，人类在重大的科学与技术原理方面止步不前；现代科学这台人类文明的最强发动机，输出功率大幅下降。人类被现代科学激发出来的开拓生存新疆域的雄心壮志与生命价值新的定位悄然消退，人类的目光又无奈地死死盯在了地球家园里的寻常“琐碎”之上。文明从里到外开始逐步发生一些根本性的改变。
放在人类文明的万年历程中来看，科学时代在激起了人类空前的热望之后，过快地悄悄落下了帷幕。地球是人类诞生的摇篮，是否注定也是人类唯一的家园，并最终成为人类的坟墓？
科学的停滞与科技树结出的异果
在20世纪中叶以后，科学原理的发现进入停滞，并非是因为人类心中已经不再有谜团和困惑,而是我们力不从心。
我们无力砸碎“基本粒子”，去窥探这个世界是否还有更精微的内部结构；
我们用量子场论这个“笼子”，成功地将电磁作用与原子核内部的强与弱相互作用关在了一起，但是引力却顽固地游离在它的外面。我们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将其关入笼内，或者找到一个可以一起容纳它们四者的更大的“笼子”。物理学家们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人类走向太空的步伐又退回地球的一个核心的原因，是我们找不到可以利用的足够强大的能量。以现有的科学与技术原理，我们在太阳系内的行动都十分困难，所以才有人打算出售去火星的单程票。足以毁灭人类的热核聚变反应，即使有一天被人类降伏变得可以控制，充其量也只能够让我们在太阳系内稍微轻松一些地游逛，还远不足以让人类走出太阳系去拜访哪怕最近的星系。
回看我们自己，人类对自己一两公斤重的大脑早就充满了好奇。但是经过上百年无数天才级别的学者们的努力，它依然被认为是人类现代科学中的几个黑洞之一。对于意识是如何产生的，我们几乎还一无所知；对于它的运转，我们也只是了解一点点皮毛。以至于有感到绝望的科学家建议，将人类的意识与物质和能量一起，当作构成这个世界的一个最基本的独立要素。可是这种剑走偏锋的脑洞依然丝毫无助于增加我们对它的认识。
人脑的意识之谜这个黑洞，把科学牢牢地限定在了物质世界的范围之内。
如果说上述四个问题离我们的日常还有些距离的话，那么对于复杂系统运动规律的认识，则关乎每一个人的当下现实。因为人的身体就是一个极端复杂的系统，涉及到每一个人的现代经济也是这样。而人类制造的工具的复杂度也与日俱增。但是虽然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人类今天依然没有发展出来一套处理复杂系统的一般性理论。
不要说人体这个大自然创造出的超级复杂系统还有无数的奥秘我们无从知晓，就是人类自己设计制造的、复杂度远远逊于人体的复杂系统，也会出现无法预见的功能行为“发散”乃至失控，严重偏离其设计者的预期。美国当年耗巨资开发的“硬科技”航天飞机是如此，今天以惊人的硬件消耗为基础、以软件形态运行的“软科技”大语言模型也是如此。
图六 1986年“硬科技”超级复杂系统航天飞机凌空爆炸
上述五大现代科学的基本问题，任何一个得到解决都有可能让现代科学这台人类文明的核心发动机重新提速。但是希望越来越渺茫。
或许有人会说，人类走过了上万年的旅程，才催生出现代科学。几十年乃至百年的停滞又算得了什么？这种空泛的论点，恐怕无法得到历史真实的支撑。
现代科学诞生之前的人类是在饥寒交迫中度过的，直到有“闲情逸致”的人多了一些后，再加上西方的“文艺复兴”等其它的机缘，才催生出现代科学。所以我们不能认为现代科学是上万年有目的指向性的努力孕育出的产物。
在科学的发展中，有目的指向性的努力所产生的重大突破的耗时，都仅有百年量级的长度，而且越到后期时间越短。我们来看一下从电磁场理论的建立，到可以让电磁场方程在不同的惯性参考系中具有不变性的相对论出现的历程。
丹麦科学家汉斯·克里斯蒂安·奥斯特首次在1820年发现了电流具有磁效应；1831年，英国自学成才的著名科学家迈克尔·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由此将一直各自独立发展的电学和磁学研究统一起来；英国著名物理学家詹姆斯·麦克斯韦于法拉第去世六年后的1873年，出版了划时代的巨著《电磁通论》，全面阐述了他所建立的经典电磁理论，在理论上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
从发现电的磁效应到经典电磁场理论完成，经历了53年。
然后，在麦克斯韦48岁离世那年出生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于1905年发表了著名的《论动体的电动力学》论文，建立了狭义相对论，解决了电磁场方程在不同惯性参考系间保持不变的问题。此时距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建立，仅仅过去了32年。因为相对论与电磁场理论的这种密切关系，所以爱因斯坦使用了“电动力学”这个词；另外据说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办公室里悬挂的三幅科学家的画像中，除了牛顿，另外两幅分别是法拉第和麦克斯韦。
即使把这两段时间连在一起，也才不过85年。
如果再往前追溯到1785年，法国科学家查利·奥古斯丁·库仑发现静电库仑定律开始计算，整个时间跨度则为120年，仅刚刚超过100年。
所以，在有广泛而坚实的现代科学成果的基础上，从1970年算起，科学新的原理性发现的停滞已经“严重超时”了。如果考虑到当代在科学研究上众多的人力参与和巨大的物力投入，远非19世纪及更早时代可比，这个时间就更是过于漫长了。而对人类意识/智能的认识等方面的努力已经超过百年，更是漫长到了足以把希望窒息为绝望。
正是在这种无奈中，科学界在2024年以将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给与物理几乎没有关系的人工智能的方式，含蓄地把这个令人沮丧的真相告知了大众。它同时也隐晦地传递了另外一个信息：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将成为社会未来发展的主力。
不过这个方向迥异于之前的科学发展指向。
力学是现代科学的起点。从此开始，能够成为科学的知识，都是对物质世界的认知结果。与之相伴而生的现代技术，也都是针对物质对象的，或者是对象的物质性质的，如人的物质生理性质。那些技术或者改变对象的空间状态，或者改变其物质性质与形态。对于人类的内心而言，这都属于“外向”的探求。
如前所述，人类对自己内心的意识/智能“内向性”的探求始终未能有实质性的突破。不论是心理学还是后来的“认知科学”取得的那些零碎散乱的成果，一直徘徊在科学的大门之外，虽然认知科学给自己冠以了“科学”之名。
但是1946年在这个方向上出现了一个预料之外的转机。现代科学与技术之树上，长出了一颗技术性的“异果”，它进一步发展成为了一支截然不同于以往的技术分叉。它就是在1946年诞生的现代电子计算机技术。
这个异果与以往所有的技术工具都不同，它处理的不再是物质性的对象而是意识性的对象——信息。
作为“现代科学与技术”中的一员，它的奇异之处在于，它索性跳过了对人类意识/智能的科学原理认识的阶段，在没有科学原理支撑的情况下依靠经验，直接从应用技术的角度通过信息处理过程，来完成一些人类的意识/智能性的活动。这与现代科学诞生之前的基于经验的工匠技艺几乎完全一样。中国计算机领域的奠基人、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建立中国计算机策源地时给其命名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很明确地将其定位为一项“技术”。
计算机通过灵活的编程与程序运行，让某些意识性的智能活动不再依赖人类的大脑，成为了在人类大脑之外的“外意识”3（谢耘著，《工具的苏醒——智能、理解和信息技术的本质》，第一章“让意识挣脱大脑”，机械工业出版社，2025年4月），这在人类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历程中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突变”，标志着人类历史性地首次拥有了可以在人脑之外完成意识性活动的工具。将计算机及其应用归在“工业革命”的名称之下，是出于历史的思维惯性将其混同于了其它的物质性技术与工具。
随着计算机处理能力进入到“暴力计算”阶段，各类计算机应用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全面地帮助着人类去更有效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如果我们着眼于人类对外部物质世界的认识、利用和开拓这条文明一贯的核心发展主线的话，计算机应用所起到的主要作用，是从多个方面让我们对已有科学原理的利用，更加充分、全面、高效与便利，让科学原理发挥出最大的价值。作为一个意识性技术，它无法自己直接面对物质世界开辟一个开发利用物质世界的新方向或领域。
它从辅助人类完成信息处理类活动开始，逐步嵌入到各类工具之中，进而将它们通过网络连接起来，通过信息处理过程完善它们的功能、提升它们的效能，甚至成为了一些工具不可缺少的“灵魂”。计算机应用不解决人类在认识、开发和利用物质世界时需要的基础技术的“有无”的问题，而是助力它们再上一个台阶，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发挥它们的价值。物质性的现代科学与技术是计算机应用发挥价值的基础前提，没有这个前提，计算机应用根本不具有面对物质世界的能力，当然计算机本身也不会出现；同时，物质性的现代科学与技术也决定了计算机应用价值的边界。
以自动驾驶汽车为例。基于计算机应用的自动驾驶系统让汽车焕然一新。但是如果没有汽车，自动驾驶系统根本没有存在的意义；而且自动驾驶系统再先进，也无法让汽车飞上天。汽车本身既决定了自动驾驶系统是否有存在的价值，也决定了它可能的价值极限边界。
物质性科学与技术和计算机应用这个意识性技术之间的关系，颇有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味道。
发挥科学与技术的价值原本是人类大脑承担的工作。计算机这个意识性的工具出现以后，大脑有了得力的帮手。计算机应用通过其辅助支撑性的作用成为了人类手中的“万能价值榨取机”，帮助人类更充分地挖掘和利用物质性的科学与技术的价值。这就是这个现代科学与技术之树结出的异果在这棵树上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所以如果人类能够在现代科学的原理层面不断向前推进的话，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计算机应用只能扮演一个配角，虽然可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配角。就像在《星际穿越》那样的科幻片中，主角是可以自由穿越时空的飞船，人工智能只是让飞船更加便于操控的手段，而不是穿越时空的关键。从人类文明整体的角度来看，科学时代的主角始终是面向物质世界的科学与技术，虽然计算机在一些特定的局部场合，如银行信息化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
大体与现代计算机同期出现的现代火箭技术及其开辟的航天领域，后来成为了美苏两霸争夺人类文明主导权的核心战场；而如今独领风骚的计算机及相关领域，由于在人类面对物质世界时其所固有的辅助支撑性的角色定位，在那时的大国竞争中根本无缘被赋予如航天技术那样的重要意义。1946年第一台现代电子计算机的诞生以及1956年正式诞生的人工智能对人类内心产生的冲击，完全无法与1957年苏联发射的、只能发出简单的无线电脉冲信号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给人类带来的巨大震撼相比。“Rocket Science”成为了英语中从那个年代开始流行至今的“高精尖科技”的代名词，而“Computer Science”或“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从未获得过这样的殊荣。
但是一旦现代科学进入到原理发现的停滞阶段，情况便大为不同了。在科学原理发现停滞的后科学时代，人类的唯一选择就是如何更加充分地挖掘榨取已知的那些科学原理的价值，也就是说在存量上做文章。所有的有成效的创新都是围绕这个主题而展开。这个时候，就像从毛巾中拧出更多的水那样，能够从多个角度帮助物质性科学与技术发挥出更大价值的“软科技”计算机应用，就走到了人类社会的舞台中央。这不禁令人想起“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说法。
所以诞生于科学时代末期的计算机的应用成为推动文明发展的核心动力，既是后科学时代的标志，也是这个时代的必然。
事实上，自1990年代美国发起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把互联网推向全社会至今，计算机应用一直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发动机，而其它技术的发展与完善，如生物、材料等领域，几乎无一例外地越来越依赖于计算机应用这台“万能价值压榨机”。即使经历了世纪之交互联网泡沫的破裂，也没有任何其它的技术可以取而代之。随之而来的是一浪高过一浪的信息技术新应用，包括直到今天还在高涨的人工智能热潮。
由于人类对大脑意识/智能产生与活动的机理始终一头雾水，构造不出来一个关于意识/智能的科学理论，所以人工智能不论如何神奇，迄今为止依然仅仅是一个利用数值逻辑计算、基于经验的工匠技艺4（谢耘，“人工智能至今仍然不是现代科学，人们却热衷用四种做法来粉饰它”，观察者网时评，2025年5月21日），它无法如当初它的创立者们期望的那样独立于计算机应用而自立门户，只能委曲求全地扮演着计算机应用中一类技术方法的角色。所以当今高歌猛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属于计算机应用浪潮中的一朵最新的浪花。
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颁发，不论是有心还是无意，确实高度契合了这个时代的深刻变化。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是人类文明万年之路前所未有的拐点？
后科学时代的空前繁荣
在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一年后的1970年，人类最后一个重大的技术原理创新、现代通信网络的核心支撑光导纤维在美国康宁公司诞生。对制备用于通信的光导纤维的理论分析，是高锟在1966年做出的，他因此获得了200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由此上溯到19世纪初的这段时间，是现代科学与技术基础原理涌现的雪崩时期。
图七 科学与技术基础原理涌现的雪崩时期
我们今天享受的现代科学与技术成果，其基础性原理基本都是在这段雪崩时期出现的。它们构成了今天人类社会空前繁荣的绝大部分的科学与技术根基。自1970年后，现代科学或技术重大的基本原理的发现与创新，在整体上进入了停滞期。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段科学与技术的雪崩，是科学时代辉煌的顶峰。它与自19世纪初开始的、至今已持续超过200年、被一些学者称之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垂直拉升”模式高度相关。这是人类历史上技术进步最快、财富增长最快，也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改进最快的两百年。许多人对于这种垂直拉升模式的延续充满信心，但是也有人敲响了警钟。美国著名经济学家Robert J. Gordon认为人类的这段经济超高速发展，在人类历史上是一段空前绝后的篇章，不会永续5（Robert J. Gordon，“Is US economy growth over? Faltering innovation confronts the six headwinds”，2012，http://www.nber.org/papers/w18315）。
“垂直拉升”的动力源头是科学与技术，科学与技术发展局面的重大改变，也必然导致它出现拐点。
技术与在它基础上形成的工具/产品是科学价值的“提取器”，并通过工具/产品将价值辐射到社会。如果把科学孕育出的每一个价值领域，比如无线电通信，比喻为一棵树的话，那么基础性技术原理就是每一个价值树的主干，相关的技术是枝杈，工具/产品则是这个价值树上结出的果实。
基础性技术原理创新的停滞，意味着新的价值树（领域）不再出现。创新的工作只好集中在丰富发展每一棵价值树的枝杈与果实之上。当传统的完全依赖人类大脑的价值提取方式的效能大幅下降之后，意识性的计算机应用技术，这个“万能价值压榨机”适时地在1970年代开始不断变得更加让人类得心应手，应用边界持续扩大，渗透到了越来越多的领域。
在科学领域，它帮助人类在基本科学原理的基础上不断丰富细节，从而支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在技术与工具/产品领域，它帮助每一棵价值树更充分地汲取科学的养分与人类的经验，长出更多的枝杈，结出更多的果实，让果实更加多样化，更加美味可口。
数字化浪潮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席卷了人类社会所有的领域，榨取科学价值的活动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科学时代曾经给了人类不断开拓新的疆域、修建更宏伟庞大的文明大厦的希望。后科学时代的状况与之相比有了太大的反差。
人类以科学与技术原理作为基础和承重结构的、在地球上的人类社会大厦已经建造完成，失去了奔向星辰大海希望的人类，把自己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不断地对这个大厦做装修，做“精装修”，做超级“精装修”之上。大厦被反复装修得富丽堂皇，但是这种装修工作创造的边际效益必然会不断降低，甚至由于技术、功能、产业生态日益繁琐复杂等原因，越来越难以判断整体的边际收益是正向还是负向，比如隐藏式汽车门把手、能识别食物的智能电冰箱、带宽与功能不断增加的移动通信网等类型的“创新”。
与物质性技术与产品边际效益持续下降同步，人类科研工作产出的价值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与亚利桑那大学的学者于2023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Papers and patents are becoming less disruptive over time的研究文章6（Micheal Park，Erin Leahey & Russell J, Funk，“Papers and patents are becoming less disruptive over time”，Page 138-144，Nature,Vol.613，Jan. 5th ，2023）。他们分析了1945年至2010年间的2500万份学术论文，及1976年至2010年间的390万份技术专利，发现在论文与专利数量快速上升的同时，它们的价值却在大幅下降。
图八 论文与专利数量快速上升（参考文献同上）
图九 论文与专利的创新性/影响力在大幅下降（参考文献同上）
“成果”数量巨大，但价值持续大幅下降，这是在高度繁荣的有限存量空间内求“发展”的必然结果。即使采用最极端的手段，从一条毛巾里能够榨出的水的总量也终归是有限的。在人类劳动总量与产出物中，无效劳动及其对应的产出物的占比在后科学时代快速上升。追求这种类型的增长对人类的意义已经大可质疑。
从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来看，我们确实享受到了科学时代带来的空前繁荣。特别是随着中国这个世界人口超级大国在1990年代至本世纪初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人类社会在世俗意义上的繁荣，除了长生不老的梦想之外，已经远远超过了科学时代之前的人们最夸张的想象。其中一个典型的标志就是人类工业原料与成品的生产出现了全球性的“产能过剩”，以至于出现了与传统的鼓励生产相反的“压缩产能”的口号，“产能过剩”甚至成为了国家间经济乃至政治冲突的重要导火索或借口。拒绝廉价商品的进入，最根本的原因是自己的日子已经过得相当舒适，否则这种做法不会得到大众的支持。
就基本的衣食住行而言，人类社会现在的相关物质产品的生产能力，在理论上应该完全可以满足人类几乎所有成员的基本的需求。这也包括了当初被认为是“奢侈品”的家电、汽车等产品。这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是极其巨大的一个成就，为此我们必须对科学感恩戴德。虽然贫困、饥荒远未绝迹，汽车、家电在一些地区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但是那不是人类整体生产能力或效率不足的结果而是另有它因。解决人类存在的这些问题，生产能力与效率已经完全不是其中的障碍。
在这个空前繁荣、生产力高涨的时代，包括AI在内的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导致的原有工作岗位的减少，并不是什么值得恐慌、焦虑的问题。自工业革命后，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多次。只要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在增长或已经足够强大，这种冲击就会被新的工作岗位的出现，减少法定劳动时间那样的劳动用工制度的改进，以及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的适应性调整所消解。
我们可以往极端了推想：如果有一天所有创造财富的工作都由机器来承担而无需人的劳作，社会又形成了比较公正的财富分配机制，每一个人就都可以放飞自我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这不正是人类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吗？何必太在意那些贩卖焦虑的鼓噪？到那时大家都很有闲，人类应该不会再为生育率低下发愁了。人们现在害怕失去工作，不是担心不再有机会给社会创造财富，而是焦虑因此失去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权利。
事实上，人类今天掌握的财富创造能力，已经远远不止保证基本的衣食住行，海量的各类增值产品，甚至说不清楚效用几何而是主要满足“情绪价值”的各种产品被洪水般地抛向这个世界。它们在后科学时代宏观经济增长的数字中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人类在地球上获得的有限生存空间，其对产品的容纳能力正在走向饱和。
“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有限空间内的空前繁荣会带来什么样的预料之外的后果？
后科学时代的科学之“熵”
科学与技术原理探索的停滞，首先受到冲击和改变的就是科学与技术事业本身。
科学一直以来以追求客观真理，造福人类为宗旨。在其诞生初期，就有科学家为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633年69岁的伽利略因为支持日心说，被宗教裁判所判终身软禁；而乔尔丹诺·布鲁诺则因为坚持日心说和无限宇宙论等原因，在1600年被宗教裁判所判处死刑，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
科学及与之相伴的技术事业一路走来，大量的学者以自己的品行与贡献，让科学与技术成为了一项世人眼中的高尚事业。它超越了种族、文化、信仰、宗教和政治等一切因素，成为了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科学家也成为了被世人尊重敬仰的群体。居里夫人曾经讲了一句名言典型地代表了科学时代鼎盛时期科学与技术工作者的主流心声：“科学家的天职叫我们应当继续奋斗，彻底揭示自然界的奥秘，掌握这些奥秘以便能在将来造福人类。”
但是随着科学时代的结束，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局面悄然转变，可谓花容失色。
当大量的人力投入于其中，而科学与技术原理的探索又前景渺茫时，图九所揭示的科学与技术成果的价值在大幅下降仅仅是这种转变的一个外在特征，更令人咋舌的是逐步发展出来的持续规模性的公然学术造假/欺骗。
John Speakman，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学会院士，苏格兰阿伯丁大学讲座教授，能量代谢研究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和技术权威，2025年在中国科学院主管、科学出版社主办的《科学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科学之死”7（约翰·斯彼克曼，“科学之死”，第122-123页，《科学世界》中国科学出版社主办，2025年11月号）。
在文中，他首先讲了自己认识的一位美国佛蒙特大学全职教授在21年前，因采用学术造假的方式获取科研经费而被判刑入狱的故事，并引用了美国西北大学工程科学与应用数学系的学者Reese Richardson等人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的一篇对学术造假/欺骗问题研究的文章的内容8（Rease Richardson，et al.，“The entities enabling scientific fraud at scale are large, resilient, and growing rapidly”，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Vol.122，No.32,2025）。
他引用的这篇文章的题目触目惊心：“驱动规模性欺骗在科学界发生的实体，规模庞大，难以治理，并且在快速增长”。文章揭开了学术欺骗最新的现实：学术欺骗已经不再是个人孤立的行为，而正在成为全球性、多方参与配合的规模性灾害。
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也是这项研究的指导人，美国西北大学工程科学与应用数学教授Luís A. N. Amaral评论道：“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个问题，那么越来越有害的做法将在学术领域正常化，直到有一天为时已晚，科学文献被彻底毒化。”（“If we do not create awareness around this problem, worse and worse behavior will become normalized. At some point, it will be too late, and scientific literature will become completely poisoned.”） 9 （Northwestern University，“Scientists warn fake research is spreading faster than real science.”ScienceDaily,March 7th，2026,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26/03/260306224235.htm）
这种公然的学术造假/欺骗，并非仅仅是无名之辈们为了向上爬升所为，还有著名科学家、学者、教授们参与其中，远非是处于科学与技术边缘地带发生的不良行为的问题。
后来成为哈佛大学全职教授的知名心脏病专家Piero Anversa自2001年开始，持续十年用造假的数据编造了心肌干细胞再生的谎言。其第一篇造假论文2001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10（Judy Ozkan,“Piero Anversa and cardiomyocyte regeneration”，Page 1036-1037，European Heart Journal，Vol.40,Iss.13,Apr.1st，2019）。他用心肌干细胞研究的名义共申请科研经费超过5000万美元，并且导致全球许多学者跟随其后，全球投入的总经费数额巨大。直到2018年哈佛提出撤销其31篇论文，才为其制造的心脏干细胞疗法骗局画上了句号。《科学》网站上一篇评论文章称这是“近十年最臭名昭著的科学骗局”。
新世纪第三个十年刚刚开始的2022年，再次爆出又一个波及全球的科学骗局。这次是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因。始作俑者是后来成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终身教授的神经科学家Sylvain Lesné。其论文2006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文中用篡改过的数据“证实”了“淀粉样蛋白”是阿尔茨海默病因的假说。
论文作者中有被称为阿尔茨海默病研究先驱之一的明尼苏达大学Karen Hsiao Ashe教授，她亦是Sylvain Lesné的工作指导人。该论文影响巨大，累计被引用近2300次，药厂研发了相关的药物。引爆这件事的就是有人怀疑相关的药物研究造假。仅2022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就为相关项目拨款约16亿美元，是整个领域总资金的一半。整个行业已经投入了上百亿美元11（清柠，“《自然》论文陷造假风波：行业奠基性研究，耽误全球患者16年”，观察者网“科工力量”微信公众号，2022年07月24日）。
国际顶级学者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误导一个领域全球发展方向长达十年之久的欺骗性论文对科学事业危害巨大。与Rease Richardson等人论文中涉及的欺骗群体相比，这些顶级学者数量很少，但是他们却是站在了学术欺骗的巅峰之上率先垂范，身后是日益壮大的学术欺骗大军。这两股力量的交汇，对于科学与技术事业而言将是灾难性的。
到如今，在信息技术这个意识性工具的“帮助”下，大规模的学术欺骗正在进入到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John Speakman在“科学之死”一文的最后写道：“更糟糕的，随着大语言模型让撰写此类论文变得轻而易举（仅需几个小时），更多学术造假论文正在涌现。正如Richardson所指出的，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应对这场潜在的假论文洪流。那么我们最后将面临人工智能撰写造假论文的局面，这些论文继而相互引用，形成一个伪科学的平行宇宙。造假论文的生成难度远低于正规科学论文。那么在我们采取有效行动进行遏制之前，这种现象是否会彻底失控？如果我们放任不管，人工智能真的可能宣告科学事业的终结。‘人工智能将革新科学’的梦想将真的实现——但与当下人们设想的方式大相径庭。”
John Speakman上述文字中有一段并不准确，那些造假论文并非产生了一个“伪科学的平行世界”，而是在探索真理的科学文献中，掺入了越来越多的人为捏造出来的虚假和欺骗性信息与结论。
科学事业的神圣之光在这些欺骗行为中不断暗淡。
Luís A. N. Amaral教授在做完这个学术欺骗行为的研究课题后感慨道：“这个研究可能是我有生以来参与过的最令人沮丧的项目。自童年开始，我就为科学而激动。看到有人在科学工作中做欺骗和误导他人之事，令我忧虑不安。但是如果你相信科学对于人类而言不仅有用，而且重要的话，你就必须为它挺身而出。”(“This study is probably the most depressing project I've been involved with in my entire life, since I was a kid, I was excited about science. It's distressing to see others engage in fraud and in misleading others. But if you believe that science is useful and important for humanity, then you have to fight for it.”) 9 （Northwestern University，“Scientists warn fake research is spreading faster than real science.”ScienceDaily，March 7th，2026,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26/03/260306224235.htm）
如果说公然的学术造假/欺骗是一种确凿无疑的恶行，越过了科技工作者必须坚守的红线，是在扼杀科学，因而对其的遏制是有共识的话，那么有另外一种处于灰色地带的对科学事业的侵蚀，看上去危害不严重，却从根基上威胁着科学事业。那就是在科学与技术工作中，“软性”地突破科学的理念、原则与方法。与公然造假/欺骗相比，或许可以说这是一种暗度陈仓的把戏。
学术造假/欺骗行为责任清晰，它突破了科技工作的红线，但是红线仍在；软性地突破科学的理念、原则与方法，却是在日积月累地不断移动科技工作的红线，让科学自己慢性自杀，而无人会对此承担责任。
由于它在后科学时代的科学与技术舞台上唱主角，这个问题在计算机应用这个意识性技术中，特别是其中的人工智能领域中表现得最为典型，而且随着它的发展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影响的领域日益广泛。
被认为是这个领域奠基之作的“图灵测试”的提出，开启了把主观色彩带入到人工智能研究中的先河。有着基本科学素养的人很容易能看出“图灵测试”是一种主观评价方法，不具有科学测试所必备的客观性要求，而图灵主要就是因为提出了这样一个评判方法而被尊为“人工智能之父”4（谢耘，“人工智能至今仍然不是现代科学，人们却热衷用四种做法来粉饰它”，观察者网时评，2025年5月21日）。
随后在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中，把主观推测当作事实，把意象类比作为论证的方法，发明没有明确定义的专业关键性词汇，违背原意地借用经典科学概念，虚张声势夸大其词等等做法成为了理所当然。这一切都严重违背了客观理性的科学原则，但是却依然冠以“科学”的名义12（谢耘，“AI‘涌现：一块高科技品牌的遮羞布，一种科学领域的玄学信仰’”，观察者网“科工力量”微信公众号，2024年4月23日）。
其中更极端的表现是在学术的名义下，原本完全可以从客观理性的角度，至少定性地来分析或说明的、人工智能算法表现出来的某些行为，却被用近乎装神弄鬼的方式来描述，如所谓“大语言模型的幻觉”、“人工智能代理（智能体）的恶意行为”等。使用“幻觉”“恶意”这些词汇，会有暗度陈仓的效果，在潜移默化中让受众认为计算机算法虽然无形无相，却似幽灵一般拥有自我意识。而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的高管在与宗教学者的闭门会议中强烈暗示他们开发的人工智能系统Claude可能有自我意识的做法，让宗教学者都感到了震惊13（Elizabeth Dias，“Religious scholars met with Anthropic. What they heard stunned them.”，The New York Times Website，Sept. 29th，2026.）。当客观理性的原则侧身让位后，玄学甚至巫术就会再度挤到前台粉墨表演。
这些做法并不是学术造假/欺骗，而是在改动科学与技术工作原本不可逾越的红线，给大量非科学的内容披上了科学的外衣，让其渗透到了科学之中,推动着科学不断地“民科”化；同时，这些做法也给一些科学与技术的内容披上了非科学的外衣，比如早已被现代科学驱逐出文明舞台的巫术/鬼神形态的外衣，它会让科学在“民科”化的同时也玄学化甚至巫术化了。只要科学的“民科”化与玄学化甚至巫术化的过程缓慢到短期内难以被察觉到明显的变化，这些做法就不会遭到谴责，而是被“理解”被“包容”并被出于各种目的和原因地广泛使用，包括某些当代顶级科学家14（谢耘，“人工智能没有修炼成精的可能”，观察者网时评，2025年8月4日）。
当然，对图九中的曲线走向做出重要“贡献”的，还有众所周知的那些大量的极低价值甚至零价值的科技“成果”。它们看似无害，实则是一种“污染”，侵蚀着科学与技术的整体价值与信誉。
我们固然可以将上述及其他的各种学术不端行为的出现归咎于科技政策体制，及管理考核等方面多有不妥之处，但是这一切的发生并日趋严重其实是后科学时代的一种必然。我们必须想办法努力遏制这些不良行为的发展，但是恐怕难以回到科学时代的状态。
科学与技术原理性突破的停滞，导致在这些领域取得有影响力的成果越来越难，所以论文专利等价值大幅下降。在这种压力下，自然会有人想办法去“另辟蹊径”从中获取自己期望得到的收益；
另一方面，后科学时代的空前繁荣，导致人类在科学与技术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形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利益群体。从事科研工作成为了这个群体中绝大多数人的谋生手段而非内在的人生追求。在这种情况下，与用各种“便利”的手段去获取个人的收益相比，千辛万苦地追求真理与科技的进步，就变得无关紧要甚至成为了一种不合时宜、自绝于主流的迂腐；
最后，后科学时代的空前繁荣，使商业性活动成为了社会舞台上绝对的主角，商业逻辑成为了社会几乎所有领域内无可置疑的“第一性原理”，连肩负“为万世开太平”重任的国际政治都无法幸免。如果有谁不肯坚持这个“第一性原理”，则被视为跟不上时代的冥顽不化。当把以探索高度不确定性的未知为最高目标的科学与技术工作，强行套上以可计算的投入产出效率为基础的商业逻辑后，大量的科学与技术工作必然会被引入旁门左道乃至歪门邪道，同时还会把一些有价值的研究努力扼杀在摇篮之中。无论对商业逻辑做什么样的“优化”或“改进”，它都无法反映科学与技术工作的本质规律。沿着这条路走向极端，便出现了那些并不罕见的、把学术工作变成了披着学术外衣的生意。
科学时代的特征是科学以客观理性追求真理的精神，与用可信赖的知识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在这个后科学时代，各自利益至上的商业逻辑正在决定性地改变着包括科学在内的人类社会的面貌。
以上三个方面构成了后科学时代中科学与技术事业所面对的大势，是科学与技术事业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不良或无效行为与做法的根本缘由，正所谓是大势所趋。
科学时代巅峰时期在科研领域中高投入带来高产出的盛景，已经渐渐远去，恐难以再现。时代变了，做法也必然需要跟着变，不能盲目地遵循过去的理念、逻辑与做法，虽然这样做会给人带来确定性与安全感。比如阿波罗登月工程那样的做法，可能未必适合现在的后科学时代。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穿新鞋走新路开辟一片新天地，而不是穿新鞋走老路，幻想着去复制前人曾经的辉煌。历史在转弯的时候，原来的领头羊及其追随者常常被甩掉的原因就在于此。
在后科学时代，科学当然不会死掉，但是确实不再似以往。科学原本清晰、明了、严谨、可信的面目与边界，日益变得模糊不清了。借用源自热力学、后来被其他领域经常借用的，用于表示一个系统自身无序/混乱程度的“熵”这个概念，科学知识的“熵”值开始不断增加，一步步地走向高“熵”值的混乱泥潭。
科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人类知识中最纯净的制高点与样板，是人类秉承客观理性的原则追求真理的结晶。自科学家群体开始，后来为整个科学界所自觉地遵循的客观理性原则下严谨的实践检验标准，让科学知识具有了一种强大而有效的“自净化”机制，不断抛弃不正确和无效的内容，持续提升自身的真理性纯度，降低自身的“熵”值。科学以清晰、明了、严谨、可信的品格，成为了人类拥有的真理性纯度最高的知识净土；而且伴随着这个制高点与样板的出现，人类在其它领域内的知识也进入到了持续的“熵”减/“自净化”过程，不断变得更加严谨可信。
到如今，不断增多的学术欺骗/造假以及其它众多类型的不端行为，抵消着本分的科技工作者们客观理性的努力，科学的自净化机制正在逐步失去效能，科学踏上了后科学时代的“熵”增之路。这远远不仅是科学自己的麻烦，它必然殃及人类所有的知识领域，将带动人类整体知识同步进入“熵”增阶段，混乱程度不断增加。在图九中，社会科学论文的价值与科技领域论文的价值同步在下降，正反映了科学知识对人类其它领域知识的这种强大的牵引影响作用。
具有宝贵价值但“熵”值偏大的知识的一个典型案例，便是迄今都无法完全梳理清楚的庞杂的中医知识。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客观理性没有被作为一个不可背离的基本原则，这让其中存在许多没有确凿的事实依据、常常还自相矛盾的猜测与臆想。它们掺杂在至今都有非常宝贵价值的内容当中，良莠难辨、骨肉难分，导致人们对中医褒贬迥异。这是中医的历史局限，不幸的是历史正在试图重演。
人类整体知识的“熵”增，其影响必然扩散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整个社会的“熵”增，即内在无序度增加。近年来，在不同领域中那些高度专业化的舞台上，被广为嘲讽的“草台班子”前所未有地纷纷登场表演的现实，或许便是社会“熵”增的一个典型征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是直接影响万千考生的相当严肃的事情，出题方理应极为认真负责地对待。但据国内某著名媒体报道，在2026年国内某省中考的历史考卷里，出现了匪夷所思的基本错误，颇有些“草台”的味道。从报道提供的试卷截图能够看到，14分的第29题的背景材料里，写错了爱迪生的出生时间与地点，并且错误地将发明有线电话的荣誉“赠送”给了他。由于出生时间写错，试卷中正确给出的爱迪生建造美国第一个发电站的时间，竟然是在他试卷中的出生日之前。
这种整体知识乃至整体社会的“熵”增，核心根源之一便是人类客观理性原则的不断松动与退化。从文明进程来看，人类社会的“熵”值下降是文明的进化之路，“熵”增则代表了文明的退化。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在史无前例的繁荣景象掩盖下的文明退化。
人类知识中的精华、真理性纯度最高的科学踏上这条“熵”增之路，对人类文明的冲击全面、巨大而深远。
人类文明未有之变局
近年来人们一直在议论这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现代科学与技术孕育的电子计算机这个“异果”，就会发现我们所处的更是一个人类文明未曾有过的大变局的时代。
从石器时代开始，人类除开电子计算机之外的所有技术与工具的发展，都是围绕如何改变物质对象而展开的。只有少数包括算盘在内的与文字相关的工具，被人用来记录人类的意识活动，但并不会参与其中。计算机则完全不同。虽然它本身也是物质性科学与技术的产物，但是它完成的工作任务却与物质没有直接关系，是纯意识性的，并且它不具有意识主体性。计算机完成的最基本的逻辑数值计算，就是原本只有人类意识才能完成的抽象任务，而不是自然界存在的物质性自然过程。在逻辑数值计算处理的基础上，计算机按照人类设计的程序，去完成相应的、基于信息处理的各种意识性活动。
作为一种从事意识性活动的工具，计算机不论按照什么样的程序，即使运行到天荒地老，它除开消耗能量和计算机自身的损耗外，对物质世界不会产生任何直接的影响。计算机的运行结果只具有人类意识层面的意义，人类可以借助其它的手段利用这些结果去影响改变物质世界，就像我们大脑的意识可以通过我们的肢体变为物质性的活动去改变物质对象。
人类文明诞生几万年以来，计算机让人类第一次拥有了完成意识性活动的技术和工具。
在后科学时代，借助“暴力计算”能力计算机应用成为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本属于人类的意识性活动，正在通过各种类型的计算机（处理器）以“外意识”的形态活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人类社会时时刻刻充满了由计算机承载的各种类型的意识性活动，它们维系着社会的运转，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变化。
如果说人类过去的几万年是一个不断改变物质世界的过程，可以称之为人类文明的“物质纪元”的话，那么计算机这个意识性工具的诞生则标志着人类开始告别物质纪元，跨入到了一个崭新的“智能纪元”3（谢耘著，《工具的苏醒——智能、理解和信息技术的本质》，第一章“让意识挣脱大脑”，机械工业出版社，2025年4月）。这是一个人类文明未有之大变局，是人类文明发展基本方向和基本模式的一次大变化。后科学时代则是人类智能纪元的第一个阶段。
图十 科技树上“异果”的诞生与人类的智能纪元
在人类智能纪元的后科学时代，计算机应用在成为这个社会核心发展动力之后，一方面它扮演着物质性科学与技术的“万能压榨机”的角色，继续推动人类社会物质层面的发展，这也是人类已经有了千百年经验与知识积累的方向；另外一方面，作为意识性的技术与工具，它又在这个扮演“万能压榨机”的过程中及这个过程之外，不断全面深入地参与到人类的意识性活动之中，包括智能活动。
与利用物质性科学与技术对物质世界的探索、开发与利用，面向实体物质世界的人类外向性拓展完全不同，意识性技术与工具利用各种机会全面深入地参与到人类的意识性活动之中，在虚拟的意识空间内，对于个体或许是一种开放，对于人类整体而言却是封闭的内向性的“自娱自乐”，因为人类的意识能力及其产物是意识性技术与工具唯一的直接创造者和原料。这种“自娱自乐”是人类未曾有过的全新经历，是人类文明未曾有过的全新内容；而且伴随着人类对物质世界新疆域开拓脚步的停滞，它正在成为人类智能纪元后科学时代中，与物质纪元科学时代以“向宇宙进军”为代表的外向性开拓，完全反向的一个越来越主要的人类活动主题，几乎所有人都参与其中。
全新的经历、全新的内容必然带来没有前车之鉴的全新挑战，而人类文明正是在依靠自己的智慧迎接这种挑战中不断前行的。但是这一次的挑战却潜藏着危及人类智慧本身的巨大风险，因为封闭必然导致系统失序，导致自身的“熵”值增大，这是宇宙间最基本的规律。
下面让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计算机应用这个意识性的技术与工具及其作用，与物质性技术与工具之间存在的那些根本性的差异。
首先，人类没有形成揭示意识活动规律的科学理论，意识性的技术与工具至今依然是作为一种基于经验的工匠技艺在发展。正是这个原因，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顾问休伯特·德雷福斯博士早在1965年就发表了编号为P-3244的《炼金术与人工智能》的研究报告15（Hubert L. Dreyfus，“Alchem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P-3244，RAND Corporation，1965），用前科学时代的炼金术来比喻人工智能。
作为一种工匠技艺，其发展严重依赖个人的经验直觉等因素，具有高度的发散性和“独狼”的特征。区块链技术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同时，从历史上看，与基于科学原理的技术相比，工匠技艺的发展在深度与广度方面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过由于意识性科学理论的缺位，让这一表述变成了一个只可意会而无法验证的空谈。
由于发散性与“独狼”的特征，这个领域的发展将呈现出高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而难以像物质性技术领域那样形成一条持续清晰的主线。认为某个技术方向将一统天下的推断，恐怕都会在不久的将来被现实推翻。故此以阿波罗工程为代表的科学时代鼎盛时期的许多理念与做法将难以适用。
其次，两者之间更为深刻的差异在于前述的，作为“硬科技”的物质性的技术与工具，参与的是物质性过程；而作为“软科技”的意识性的技术与工具，正在以各种形式大量参与到人类自身的意识/智能性活动之中。
物质世界是人类存在的环境条件，而人类自己的意识活动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所以全面参与人的意识/智能活动的意识性技术与工具，对于人类的影响更为本质，它会直接影响人类这个物种自身本质性特征的未来变化。
比如，任何技术与工具都同时有正面与负面的双重作用，它们在帮助人类的同时可能也会以人类预料不到的形式带来破坏性的后果，就像物质性技术在帮助人类的同时所带来的、人类“后知后觉”的环境破坏。物质性的技术与工具的负面作用对人类的影响具有显性易感知、令人难受不快的特点，因而相对可控。因为虽然“后知后觉”，但是觉悟之后的人类依靠自己的智慧在不断努力地修正对物质性技术与工具的使用，修补其造成的破坏性后果。这正是在人类物质纪元科学时代的后期发生的真实过程；
在智能纪元，意识性技术与工具带来的问题就完全不同了。一旦意识性的技术与工具对人类的意识活动及能力造成了不良后果，它可能是隐性的，非但不会令人不快，反而会给人带来内心的满足甚至愉悦，比如“数字成瘾”。故此，它可能是在人类的“不知不觉”中直接损伤了我们的意识，包括认知能力，特别是对自己头脑自身的认知能力。
例如，人们日益无法梳理清楚自己头脑中持续而大量的来自网络空间的那些杂乱无章、真假难辨的信息与“知识”。杂乱信息与“知识”的持续增加与大脑对它们处理能力的不断下降成为了一对互为因果、纠缠不清的“难兄难弟”。这些“丰富”的杂乱信息与“知识”，让我们看上去聪明伶俐无所不知，实则是一种大脑失序和“熵”值增大；与之相比，拥有不那么丰富，但是组织有序、意义清晰的信息与知识的低“熵”值的大脑，会更加有智慧16（谢耘著，《工具的苏醒——智能、理解和信息技术的本质》，第四章“理解：人与机器学习的异同”，机械工业出版社，2025年4月）。
如果真的出现了所谓的“超级人工智能”直接与人类对抗为非作歹，问题反倒简单了。隐性的、“不知不觉”的对人类智慧造成的多样性损伤或退化，不但会阻碍我们纠正自己在意识性技术与工具使用中的不良做法，而且可能反过来导致人类更加滥用意识性的技术与工具来“弥补”自己能力的损伤或退化，进一步加重这些负面的影响，让破坏性后果更加严重。
这将是一种人类与自己创造的意识性技术与工具之间形成的恶性反馈循环锁定，导致人类的意识在这个封闭的循环中持续“熵”增与失序，甚至可能出现滑向严重退化深渊的雪崩现象。
或许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但是缺少自知之明和懒惰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严重缺陷。
我们看清外部世界远比看清自己的内心容易得多；在享乐与事关个人重大利益之外的事情上，但凡有省事的办法自己就不去费心费力是很多人心中的理所当然。在商业逻辑独大的后科学时代，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自知之明，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眼中的迂腐与不思进取。虚张声势夸大其词成为了一种高价值的能力，甚至畅行在严肃的学术领域；而由于懒惰中可能潜藏着大量的商机，所以变相鼓励懒惰并暗示懒惰具有天然正确合理性的各种鼓噪已经深入广大消费者的内心。当人类的意识/智能受到无形的损害后，人类缺少自知之明和懒惰的缺陷有很大的可能被进一步不断地强化与放大。
人工智能近年来取得的进展，导致许多人在大肆渲染“超级人工智能”毁灭人类的末日。这不仅是缺少基本的科学与技术常识，也是缺少自知之明的一个表现：我们对“智能”/“人工智能”这些最基本的概念都无力给出符合现代科学规范的准确定义，如何创造“超级智能”？靠撞大运吗14（谢耘，“人工智能没有修炼成精的可能”，观察者网时评，2025年8月4日）？
而懒惰直接与生物界用进废退的规律相悖。在人类的物质纪元，懒惰充其量会导致人类生理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退化，这个负面效果并不影响人之为人；但是在智能纪元，如果懒惰导致人类滥用意识性的技术与工具而出现智能的退化，其直接危及的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基。因为人不是靠生理，而是靠智慧取胜的物种17（谢耘，“‘暴力计算’让‘外意识’爆发后，我们是否还将是‘人’？”，观察者网“科工力量”微信公众号，2024年7月2日）。
自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AI开始大规模应用之后，已经有许多学者从实际行为能力与表现到脑神经的生理性变化等各个方面，在做其对人类意识造成影响的研究。法国《费加罗报》网站在2026年9月1日刊登了一篇题为“AI是否会妨碍你的孩子正确地学习？”的文章18（Nicolas Mondon，“Is AI preventing your children from learning properly?”,https://www.lefigaro.fr/actualite-france/l-ia-empeche-t-il-vos-enfants-d -apprendre-correctement-20260901），介绍了来自斯德哥尔摩大学和香港大学三位学者，针对26811名中国大陆初一到高三的中学生做的30个月的连续跟踪研究。文章前面的导言讲道：“这是第一次大规模测量生成式AI对学习的影响，覆盖了近27000个中国中学生。其结果至少是令人担忧的。”（A study of nearly 27,000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measures the effects of generative AI on learning for the first time on a large scale. With results that are worrying, to say the least.）。这个研究的基本结论是：AI对其造成明显负面影响的学生，正是那些使用了“作业外包”模式的，即他们将本该自己完成的作业交由人工智能代劳。“作业外包”正是人类懒惰天性的一种具体表现。
被多重管束的未成年学生的情况尚且如此令人担忧，在约束更少的成年人身上发生的变化恐怕只会更加糟糕。
人类意识产出的知识与人类意识自身先后开始向失序的方向发展，并互相推动共同进入了“熵”增过程，这构成了人类智能纪元后科学时代的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它挑战的是人类文明的根基。
在出现毁灭性自然灾害之前，最可能毁灭人类的是我们自己放弃客观理性的自甘沉沦。
所以在人类智能纪元的后科学时代，如何正确驾驭计算机应用这个意识性的技术与工具，成为了关乎每一个个体及人类共同命运的关键。人类必须用高度客观理性的“自知之明”与自我管理的自觉，去正确面对人类创造的意识性技术与工具，让其在参与到每一个个体的意识性活动中的时候，不是导致大脑意识的“熵”增，而是促进其“熵”减、变得更加有序，在与人的意识能力的互补中，始终作为帮助人、提升人、发展人的技术与工具，进而让个体的进步成为推动人类整体不断提升发展的助力之一19（谢耘，“个人数字化，‘外意识’的一片广阔蓝海”，“慧影Cydow”微信公众号，2024年9月19日），而不是成为具有友好“用户体验”、诱惑人走向封闭与沉沦的隐性“软毒品”。
微软近期公布的《人文主义AI行为准则》草案，就体现了计算机应用开发企业向这个方向做出的一个严肃努力20（“Humanist AI Code of Conduct”，Microsoft Corporation，Sept.14th，2026,https://microsoft.ai/code-of-conduct/）。面对全面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之中的意识性技术与工具，社会大众的态度或许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澎湃新闻网2026年10月2日刊登了一篇题为“欧洲年轻人把手机锁进‘旅馆’：一场关于数字生活边界的实验”21(朱润宇，“欧洲年轻人把手机锁进‘旅馆’：一场关于数字生活边界的实验”，澎湃新闻网，2026年10月2日)的文章介绍道：把手机暂时锁到被称为“手机旅馆”的金属屏蔽箱中的“离线俱乐部”（The Offline Club）正在欧洲兴起。它们往往通过“阅读狂欢”、写日记、坐着思考和跳舞等集体活动，帮助人们暂时脱离数字世界。经过两年多的发展，这一理念已经从最初的荷兰阿姆斯特丹，扩展至欧洲多国十余座城市。其核心并非反科技，而是帮助人们摆脱对意识性技术与工具的非理性或无意识依赖。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当下人工智能风暴外围的国家。
拥抱新技术，不能只有热情与冲动，更要讲究拥抱的姿势。回望历史，人类文明每一次大的跨越，都伴随着对更深一层人性的改进。如果大规模群体性放任自己的弱点或缺陷，或利用人性的弱点或缺陷牟利成为了主流行为模式，文明必将坠落。
人类的理性智慧而非人类可以调动的物质能量，才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实现“熵”值下降的原动力。而理性智慧的获得与运用，首先不是一种愉悦享乐的体验，而是一段艰苦努力辛劳付出的历程。这是人类文明与个体不断进步、实现“熵”减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最深层的挑战
后科学时代给人类提出的最深层的挑战，是如何重新寻找/定义人类存在的意义。
在人类早期任由自然摆布、只能与兽争食的时代，求生存便是每个人存在的主要意义；随后人类掌握了猎杀与耕种圈养的工具与技能，不同的个体从世俗的人伦、财富、权力与宗教的使命和彼岸等中寻找自己存在的意义。
科学之光照亮人类之后，一方面人类各个族群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另一方面人类的触角不断伸向更为广阔的时空疆域，人类则在其中缩减为了一个基本单元。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其意义是什么，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基础问题。
在科学高歌猛进的时代，人们产生了一种坚定的信念：人类的进步永无止境，地球只是人类的摇篮，我们必将走向星辰大海，在宇宙中永续人类文明。科学给人类描绘出了一个令人无限憧憬的现世“彼岸”。
这在科学的巅峰时代构成了人类存在的意义。它也在不同程度上，普遍地影响了那个时代接受了良好现代教育的个体，对自身生命意义的认知。马斯克雄心勃勃移民火星的壮观蓝图，在全球激发起的广泛关注，正是科学时代人类存在意义的一个余声。但科学终究力有不逮，历史已经翻篇，他也只能悄然降低调门。
现代科学给人类带来的三个核心贡献中，可信赖的科学知识与客观理性的精神，已然开始褪色，它所定义的人类存在的意义则成为了破碎的泡影。
生命存在的意义不是虚无缥缈的坐而论道，它弥合分歧，化解争端，凝聚人心，激发力量，决定使命，指明方向，是价值的基准。对人类整体是这样，对个人大抵亦是如此。
科学时代给今天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包括今天人类享有的空前繁荣。但是它也在文明的基座上留下了这个很难用历史遗产来填补的“意义”空白。一个系统可以有同样低“熵”值的不同状态，它们具有的“意义”可以很不相同。在后科学时代，人类对自身存在的意义的定义，将决定人类文明未来的走向，也体现人类智慧所达到的高度。
或许未来的某一天，科学会迎来新的重大突破，在人类智能纪元里开启一个新的更加辉煌的科学时代，让今天的问题迎刃而解，让今天的挑战化于无形，让今天的忧虑成为杞人忧天。但是在对未来的预期成真之前，人类必须诚实地面对当下的现实。而只有诚实地面对当下的现实，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