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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先生《孟子与公孙丑》:孟子说明自己的立身处世,就是一个知识分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风格,绝对不是一般世俗功名富贵所能左右
南怀瑾先生《孟子与公孙丑》:孟子说明自己的立身处世,就是一个知识分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风格,绝对不是一般世俗功名富贵所能左右
孟子的架子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公孙丑》上下两章是相连的。上章是学理的发挥，由内养到外用，下章则引用事例加以说明。下章一开始，孟子先引用大题目，举历史的故事为例，紧接着，孟子要现身说法了。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这段很有意思了，孟子不是在齐国嘛，在齐宣王那里，起码也是客位，是外国来的客卿。齐宣王对他虽然不像对苏秦那样的言听计从，但也蛮尊重他的。孟子有一天准备去看齐宣王，齐宣王也想见见他，和他谈谈，于是就派一个侍从参谋之类的使者来告诉孟子，“寡人如就见者也”，宣王照理说应该来看孟先生的，“不幸有疾”，可是这两天感冒了，不大舒服，怕风。“朝将视朝”，明天早晨早朝开会，会后“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不知道能不能请孟先生去看看他。 要是我们一听，那还不好！一定兴冲冲地说“一定的，一定的”，第二天不到六点钟就起床了，等待着这荣幸的一刻，那多好啊！齐王召见，多神气呀！但是孟子怎么讲呢？“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一一我们现在有时候还看到“造门拜访”这个用语，就是“登门拜访”的意思，比“登门拜访”要恭敬—点。我们可不要看到朋友信上说“造门拜访”，就以为他要重新造个门来拜访，那就滑稽了。孟子听到使者说宣王感冒了，不能出门，他就说对不起，我这两天也感冒了，我也不能出门，不能去看君王。你看！孟子架子好大，而且答复得很妙。 第二天孟子却故意到殡仪馆去亮相了，吊祭他一个姓东郭的朋友。嘿！明明没有感冒嘛！孟子的学生公孙丑看了，心里有点发毛，觉得不对劲，就说：老师啊！太过分了吧！昨天还跟宣王说有病不能出门，今天却又亲自出来送丧，给大家看见恐怕不大好吧？这样子对齐王太不礼貌，得罪齐王，也不大好吧？孟子怎么答复呢？“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这没有什么不对呀！昨天生病，今天好了嘛！朋友发丧，我应该到，这是礼貌，这有什么关系呢？ 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啤，而造于朝。” 齐宣王听说孟子有病，就派人来慰问。其实齐宣王也知道他这叫做“政治病”、“外交病”，既然你不能来，我就派个医生给你看病。孟子的堂兄弟孟仲子，据说是跟随孟子求学的，当时孟子已经出门了，他就出来替孟子应对说:“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之前宣王有命令，请家兄（孟子）去见他，但是他生了病。我们老一辈的人写信，有时会用“不幸有采薪之忧”这种说法，意思就是生了病。这个典故就从《孟子》来，“采薪”就是“打柴”，“有采薪之忧”就是身体不舒服，不能去打柴劳动的意思。 说到这里，又联想起一事，好在年幼时在家读过这些书，否则后来出外做事会碰到些为难的地方。譬如在台北，有位朋友知道你最近没有钱用了，就寄了两千块给你，信上说“以为桂玉之费”，要是现在年轻同学一看，糟了，要跑到西门町去帮他买什么“桂玉”。 到底什么叫“桂玉之费”呢？这个典故出自唐朝，当时首都在长安，许多要考功名的住在长安，到处拜访，请前辈推荐，如果没有人推荐，就不能报名应考。像李白、杜甫、韩愈这些大诗人、大文豪，还没考取功名之前也都很可怜地到处拜托，请人推荐。白居易有一次就基于这个原因，去看一位老前辈顾况，见面之后，白居易报上名字，这位老前辈一听就说“长安居，大不易”，这里的生活费很高啊！白居易当然说“是啊！是啊！我有些作品，想请您指教”，就拿一些诗给顾况看，第一首诗就是： 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这位顾先生一看就说，“好！你可以在长安住下来了”。当时长安的生活费相当高，“米珠薪桂”，米的价钱好比珍珠那么高，柴薪的价钱则好比肉桂那么贵。几千年来中国没有朝科学方面发展，于是专门在文字上玩花样，这个典故到后来就演变成“以为桂玉之费”，意思就是给你做生活费，补贴一点伙食费或房租的。我为什么要连带提到呢？因为你们要研究中国文化嘛！看到古书，碰到“采薪之忧”、“桂玉之费”这类的词句，你们真要头大了！翻遍了参考资料也无法解疑，因此我只偶尔提到一些，使你们研究中国文化时方便一点。 这个“采薪之忧”，就是指生病的意思，“不能造朝”，不能去见宣王。“今病小愈”，现在病是稍微好了些，“趋造于朝”，已经上朝去啦！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抵达了。于是赶快叫几个人在路上等着孟子，告诉他暂时先不要回家，直接上朝去，齐王等着见他。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 我们这位孟老夫子真是聪明，也蛮别扭的。他要求宣王的是礼贤下士的精神，所以一看情形不妙，结果家也不回了，叫部车子转到朋友景丑氏家去过夜。他这位朋友晓得内情以后，就对孟子有一番责备，说得很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制下，一个家庭中，父子间的关系是人伦的中心；出外任职，君臣之道就是维系社会的法纲。君臣、父子间不是阶级的划分，而是礼制的关系。“父子主恩”，父子间以恩情为联系；“君臣主敬”，君臣间则以诚敬为桥梁。这是我们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景子说“丑见王之敬子也”，我看宣王对你是够恭敬了，一直低声下气地想办法和你见面，可是你老兄总是别扭，我看你对宣王实在不大恭敬。 对于景丑氏的责备，且看孟子如何答复。 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 孟子就说：嘿！你这是什么话！你们齐国人对君王的建议向来只陈述利害关系，而没有文化思想最高哲理的建议，难道你们齐国没有文化吗？难道你们不知道仁义之道这根本大计的重要吗？也许你们心中认为，对这些君王们谈仁义，那岂不是自讨没趣，他们怎么会听这一套！如果你们齐国人的心理是这样的话，“则不敬莫大乎是”，那你们齐国人对君王才是大大的不敬。而我一个外国人却不然！我虽不是尧舜，但是我一定建议宣王走万世圣王之路。“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因此你们所有齐国人都不如我对齐王来得恭敬。我所提供的都是最宝贵的意见，而最宝贵的意见往往是看不见的，当时也都是不值钱的，无法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看起来既迂腐又穷酸。孟子这套君臣之道的哲理，可说是讲得太高了。 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 景子又说了：“否”，不对！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我的话。你老兄一天到晚标榜中国文化，同时以文化道统为己任，如果以中国文化的古礼来说父召，无诺”，父亲叫你的时候，不可说“等一下就来”，一定要马上就去。国君召你的时候，“不俟驾”，也不能说今天司机请假没有车子，明天再去吧！走路也要走去的。而你本来是要与宣王相见的，但宣王找你几次，你却摆架子始终不去，“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如果依礼法标准，好像不大对吧？他三番两次地请你，而你一直避不见面，我责备你的是这个“不敬”。 对这段话，且看这个以好辩出名的孟夫子如何辩下去。 曰：“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孟子说：你说的是这个道理啊！于是他引用曾子的话说明中国文化的精神，这里面有很高深的哲理。现在让我们先解释一下原文。当时国际间，晋楚两国的国势都称霸一时。孟子引用曾子的话——“晋楚之富，不可及也”，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国际间不只是你齐国有钱，晋、楚和你们齐国也不相上下的呢！我为什么不到晋国去，不到楚国去，而到你们齐国来呢？这一段话，孟子并没有讲出来，不过他引用曾子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读书要注意了，如果只看表面的文字，很多重要的关键就无法掌握。如果话还没有说意思就表达了，就是所谓的大手笔的一种写法，我们读懂了书，也就会写文章了。 在座有些年轻朋友或许会不服气地说，书上明明没写，你怎么知道他是这个意思呢？我们继续看下文就知道了。“彼以其富，我以吾仁”，晋楚虽然强大、富有，但无法用财富打动我的心。我虽然是一个老百姓，但是我有我的仁道原则；他们有钱，但是我不为他们的钱所动，我的仁道是无价之宝，他们买不动我的。 “彼以其爵”，他们可以给我很高的官位，“我以吾义”，但是我处世以义理为原则，不义的爵位我不要，我有我的人格。他们的爵位和我的义理一比较，“吾何慊乎哉”，我心里没有遗憾，坦然得很！我们看中国历史，很多人是这种作风，我有学问，可是不帮你做事，不肯助纣为虐；你有钱有势，要花钱买动我，我偏不干！你硬要买的话，那就把吃饭的家伙——脑袋给你，反正这个吃饭的家伙也不能代表我真正的精神，这是中国文化可贵的一面。 “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现在是孟子的话了，他说难道曾子讲这话也不合礼法吗？我认为他是有另外一番道理的。今天我到你们齐国来，是尊重你们的齐宣王，认为他了不起，我才来的。下面他引申理由，“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诸位要注意啊！今天社会只讲现实，所谓现实就是财富，房屋住得漂亮，汽车坐得新，钞票多，就是如此而已。另一面的精神天地，则远非现实所能影响。所以孟子在此提出了“达尊三”，所谓“达”，就是共通的；所谓“尊”，就是最高尚的。天下一致认为最崇高可贵的共有三件事。 第一件是“爵”，爵位。英国虽然近年日渐没落，但是还保有这种制度。英国统治香港一百年以来，用的不是大英律法，绝大部分是皇清律，是沿用清朝的法律。当然，随着年代的变更，条文也有所变动，但原始蓝本是皇清律。所以香港乡下老百姓看到英国警察，还是叫“大人”，把警察局叫“差馆”；当年英国统治印度时，也是沿用印度当地的法律制度，这是英国政治手段的高明。近年世界各地有许多协会的组织，如红十字会、狮子会等；英国有个兄弟会，据我研究，英国的兄弟会是模仿我们的青帮、洪帮而来。在座有学社会学的朋友，不妨研究一下。这一段是题外的话。 说到英国还保有这种爵位的制度，譬如香港，年高德劭、对社会福利有贡献的人，香港政府就封他为“爵士”，这是英国的一种政治手段。“爵”和官位、职位的观念不一样，所谓官拜大将军，这是官职。但历代的爵官分类颇复杂，例如唐朝，就有“职事官”、“勋官”、“散官”、“封爵”之分。“职事官”就是有实际职务的官，如“尚书令”、“刺史”之类，好比今天的院长、市长。“勋官”是武官的官阶，好比今天的“将”、“校”、“尉”。“散官”是文官的官阶，称为“大夫”、“郎”之类，好比今天文官的“委任”、“荐任”、“简任”、“特任”。“封爵”则称为“王、公、侯、伯、子、男”，并有“食邑”。例如唐初名臣长孙无忌，他具有“太尉检校中书令同中书门下三品扬州大都督监修国史（以上共兼三个职事官）上柱国（勋官）赵国公（封爵）”这种身份。研究这方面，要参考“唐六典”、“九通”之类有关官规、官制书籍才可以。从这点也可见中国文化是博大精深的，许多现代人事制度还不如古时健全。 第二件是“齿”，这个“齿”是代表年龄。中国文学中有“马齿徒增”的说法，年纪大了，自认为一事无成，于是对朋友感慨“马齿徒增”。我们看了会觉得很奇怪，原来要想知道马的年龄，就看它的牙齿，马的牙齿会随年龄而增。孟子这里说的“齿”，就代表人的年龄、辈分。 第三件则是“德”，德性、修养。“朝廷莫如爵”，在政府公家机构必须尊卑有序，以爵位、官职定先后。几年前，有位同学来对我说，另一位同学升官了，比他的阶级髙。我说，好呀！不过你要注意，同学归同学，你们回到我这里来，吵架、打架都可以，但是在外面的公事场合中，你见到他要规规矩矩地敬礼，规规矩矩地跟在后面。这位同学就问，那不是太虚伪了吗？我就说这是国家的体制，友情是私交的事，回到家里再谈友情，在公事场合应该以公论公。年轻同学们将来到社会上做事，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尤其现在国际间交往愈来愈发达，同学们出国留学或经商的也很多，和外国人一接触，我们无形中就负有国民外交的使命，如何做到不卑不亢，这是一门学问。 “乡党莫如齿”，回到家乡那就不同了，年纪大、辈分高的最尊贵。尽管你在外面官做得大，回到自己家乡，见到不识字、种田的长辈照样要行礼，哪怕是遇到同辈的学长，而他还是个一品老百姓，你也要请他坐上座。像蒋公中正当年回到浙江家乡，看到老前辈照样行礼，这是中国古礼。又譬如我从前坐船出门念书，经过祖坟的时候，赶紧站起来，拱手作礼。 如果骑马，经过祖坟或长辈门前就要下马步行，走过百步才能上马，这些都是中国古礼。有些同学听了就说，这个太形式化了。嘿！形式大有用处，因为习惯形式可提升为精神的实质。 现在就是因为没有形式，所以精神也没了，形式和精神是两位一体的。 “辅世长民”，至于说辅助世道，善化民心，对社会国家的这种贡献，那就“莫如德”，没有比道德学问更尊贵的了。爵位再高，辈分再长，都无法与之相比。 后来中国两千多年的法治精神，就是依此而来。在座不知道有没有学法律的，现在法律进一步发展出法理学，就是研究法律的哲学基础。中国以往有汉律、唐律、宋律（刑统）、明律、清律等，各个朝代各有他们自订的法律。我常对法界朋友说我们现在讲法律很有意思，近百年来，我们也跟着那些高鼻子的洋毛子说世界有两大法系，一个是海洋法系（英美的），一个是大陆法系（欧洲大陆的）。而我们呢？几乎大部分是抄袭大陆法系，小部分抄海洋法系，而编成六法全书。为什么不看一看我们中国自己的法律系统呢？为什么不研究汉律、 唐律呢？难道中国没有法律吗？中国以往不但有各个朝代不同的法律，而且法理也很高明。现在美国国家的大法官常引用判例，为什么引用判例呢？因为立国纪元太短，依据呆定的条文，有些案子找不出一条适当的条文来判决，于是就引用相似的判例为依据。 前几天有位同学从美国回来，提起一件离奇的谋杀案，和佛教密宗的念咒子有关。有个会念咒子又懂一点修持方法的人住在山上，自己种田，收了一大堆嬉皮弟子，教他们打坐、念咒子。他教的正是济癫和尚常念的那个观音菩萨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咪吽”。有一天，一些电影明星在聚会，这些弟子拿着刀，嘴里念着“唵嘛呢叭咪吽”，像疯子一样闯进去杀人。结果被捕后，据这些弟子说，当时念着咒子就好像吃了迷幻药一样，自己意识中觉得是受了师父的感召，奉行师父的命令，于是拿起刀来杀人。但是这位师父呢？始终在山上，没有下山。现在这位师父也被关了起来。你说他有罪没有罪？美国当局目前对这件案子很头大，还找不出恰当的判例来引用。 我们中国古时候呢？如果找不出法律条文定罪，那么就找法理，到哪里找法理呢？四书五经，这叫做“经义断狱”。照古圣先贤的思想，认为应该宽恕的，就赦免；如果在行为上没有触犯条文，但是就法理观点看有伤天害理的地方，照样判罪，这是中国文化中法律的特有精神。所以我建议学法律的同学要研究一下中国的法律，同时最好再配合佛教的戒律。佛教“律”部里面的东西，和中国《礼记》里面同样的丰富，其中有很多哲理、伦理的规范。我们应该在两大法系之外重新整理一套东方法系，这是有志于复兴中华文化的同学们所应注意的。现在我把这把钥匙交给你们了，希望你们好自为之。 孟子接着说，“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现在宣王是很尊贵的，因为“朝廷莫如爵”，他是一国之君。但是我年纪比他大啊！我学问道德也不差啊！宣王有其爵，而我有其二——齿、德，从这个道理来说，他不是应该来看我吗？ 孟子怎么跟人家争这个呢？简直像是饭没吃饱出去跟人家争豆渣吃，真是奇怪了！但是孟子有他的道理。现在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 注意啊！孟子这里说，一个君临天下的明主，一个真正了不起的领导人，“必有所不召之臣”。中国有句古话，“天子有布衣之友”，像汉光武和严子陵，又如朱元璋和田兴。这些平民老百姓作风特殊，不好功名，不肯做官，皇帝如果愿意和他们做朋友，那可以，但也绝不亲近；如果说要他们做官的话，那他们就会逃跑了。所以一个君主要想真正有所作为，就必须有风格超然的人给他提供远见。而这种人绝不像普通一般世俗之人，不能用爵位、官职加以规范的。即使贵为君王，但是在真理之前，必须要礼贤下士。这类清明的贤者，就是中国文化里所谓的“王者之师”，曾子也曾经说“用师者王，用友者霸”，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不要以为当了帝王是很舒服的事，可以任性地为所欲为。我常说中国文化非常高明，你看，古时候皇帝自称“孤家”、“寡人”，真是孤孤单单的。有时偶尔想起一个笑话，刚刚要笑，看到对方严肃地板着面孔，这个笑话也就不好笑了。想找个说知心话的人，没有；想跷跷腿，不好意思，这种味道真难受。所以古时候皇帝时常换上便衣，去找一些“布衣之友”说说笑笑，因为皇帝尽管是皇帝，但毕竟是人，总需有点人的生活情趣。当然那种境界不是我们普通人所可想象的。不过有个位子，中年以上朋友总尝过这个味道，那就是家长。一旦我们年纪大了，做起爸爸、妈妈，下面一群儿女，如果再加上一些孙子，那就成了爷爷、奶奶。这种高高在上的滋味，也不好受。如果老伴不在，连讲话的对象都没了，只好买张公共汽车票，找老朋友去。所以帝王们必须要有“布衣之友”，同时也要有“不召之臣”。 “欲有谋焉，则就之”，有重要决策时，必须请教这些朋友，因为这些人比较超然，比较客观。不但在道德学问方面对他有助益，另一方面也可以谈些知心话。“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如果做不到这一步的话，那么好比“有限”公司，会前途“无亮”。 下面孟子列举历史经验： “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伊尹是汤的宰相，但是私下商汤以伊尹为师，处处向他请教，“故不劳而王”，所以商汤成为千古明王，日理万机而悠然自得。“桓公之于管仲”，齐桓公当初也是向管仲求教，把政事交与管仲，而他自己只喝喝酒，也不管什么事。孟子不说王道，而是霸道，结果齐桓公“九合诸侯”，多威风！后来管仲一死，齐桓公也就垮了。 现在天下局势很糟糕，诸侯各国实力相差不多，作风也差不多，都喜欢用听话的干部，而不愿意用对自己有所建议的人i才。这一点不仅是当时诸侯的通病，而且是人类的通病，到现_在还是如此。年轻同学们将来如果做了公司老板，或者某个单位主管，对这层修养要特别注意。我们看下面，孟子为了强调这点又引述历史典故。 “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 商汤当时对伊尹、齐桓公当时对管仲，都不敢随便下命令，随便使唤他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更何况还有比管仲高明一等的人哩！这个人是谁呢？下面不说了，我们替孟子说:“更何况我呢！”前面已说过，孟子是不屑于做管仲的。 在这一段，孟子说明自己的立身处世，同时代表了儒家的典型，就是一个知识分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风格，绝对不是一般世俗功名富贵所能左右的。 
受授礼则 上一节，孟子借着和齐宣王拉锯式的外交战，表明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同时说明臣道和君道的精神。现在，又换了一幕。 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 这一段文字是古文的叙述体，“馈”是赠送的意思。陈臻是孟子的弟子，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老师啊！前天，齐王（是齐宣王的儿子齐湣王）送老师兼金一百。什么是“兼金”呢？所谓兼金就是上等的金。据考证，春秋战国一直到汉朝期间，所谓的“金”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黄金，而是一种高级的铜。所以这里的“兼金”就是指质地纯美而贵重的上等铜，在当时是非常值钱的货币。齐王送孟子一百镒（一镒相当于二十两），结果孟子不肯接受，一毛都不要，把这个大红包退回去了。“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但是后来路过宋国时，宋国国君送了七十镒，没有齐王那么多，结果孟子接受了。“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后来在薛国时，薛国国君送了五十镒，孟子也接受了。 这个学生陈臻觉得很奇怪，所以就提出来问，他并不是觉得孟子这位老师贪财，而是不懂为什么多的不接受，少的反倒接受了。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呢？陈臻说，“前日之不受是”，前几天不肯接受齐王的赠送，如果是对的话，“则今日之受非也”，那么现在接受宋、薛两国的赠送就不对了。“今日之受是”，如果说现在的接受是对的，“则前日之不受非也”，那么从前的不接受就不对了。“夫子必居一于此矣”，所以不管怎么说，老师总有一种处理方式是不对的。 这个学生和老师针锋相对起来。在《论语》中，我们也常看到孔子的学生对孔子紧迫盯人地追问。由此可以看出古时候教育风气的自由、亲切。现在呢？教育普及了，师道尊严没落了，学生们也不提问题了。我在大学上课时，经常请学生们提问题，但是他们总是没问题，为什么呢？事后和他们闲谈才知道，有些老师被问得不高兴，就扣学生的分数。这是站在学生的立场而言。反过来，站在老师的立场来看，学生们的求学热诚实在不够，书本怎么写他们就怎么背，只要能应付考试，就天下无事了。现在让我们看看孟子怎么应付这个学生的问题。 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 孟子回答说：我这两种处理方式都没有错。像我们小时候出门念书，都瞒着亲戚朋友，不让他们知道。因为照中国规矩，出门念书的话，乡里亲朋都要送礼的。有些红包就写着“以壮行色”，如果给年轻人的红包，有时就写“鹏程万里”，或者“前途无量”，等等。这种社会风气就好比现代的奖学金、助学金之类，虽然没有像现在一样制度化，但是在人情的气氛下，不但使受者倍感亲切，同时不会像现在的奖助学金常发送给一些有钱人家的子弟，失去了奖助学金的意义。在过去，一个贫穷家的子弟要出门念书，有钱的人家如果不送一些礼金的话，出门念书的人家虽然不会责怪，但是乡里朋友们都会批评，觉得他太不够意思，一点人情味都没有。这就是“礼”，不是制度，更不是利害关系，也不是希望他将来读好书，做了官，来回报这些送钱的人家。 但是象我们出门读书的，接受了亲友的礼赠，也是一种心理负担，因为礼尚往来，我们回来还要还礼，很麻烦的。譬如我在杭州念书，回家时箱子行李要装一大堆杭州的土产，诸如杭州的扇子啦、剪刀啦，或者女人梳头用的篦子啦。买起来费事，带起来也辛苦。这些中国古礼和现代的红白炸弹不同，当时民风非常淳厚，不像现在，常常有人轰炸得太过分了。 现在我们回到《孟子》原文：“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这个“辞”不是推辞的辞，而是指措辞的辞。宋国送孟子的帖子上写着“馈赆”两个字，等于说，要出门了，送一点路费，送一张飞机票，这是中国古礼，人家依礼给我，我当然要接受啊！ 当我到了薛地（当时齐国边境的重禁，孟尝君父子相袭的封地），民风强悍，良莠不齐，“予有戒心”。他们说“闻戒，故为兵馈之”，薛国的当局尊重我是客卿，身居异地，必须加强保护自身的安全设备，诚意送钱给我，这是薛国的一番诚意，我当然接受馈赠。 你刚才问我在齐国为什么不接受齐湣王的馈赠，“则未有处也”，这要注意了，在齐宣王时，孟子起码是一个顾问，还有些顾问费、办事费。现在到了宣王的儿子湣王，他虽然还说不上是个昏君，但也是半个昏君，历史上有名的燕齐之战，后来乐毅率领燕兵反攻，连下齐国七十二城，就是齐湣王时候的事。孟子在这里说“则未有处也”，我当时在那里什么名义都没有，只是一个做客的身份，没有任何立场，我以什么名义接受人家的馈赠呢？“无处而馈之”，没有立场、没有名义，他随便送钱给我，“是货之也”，这个钱就有问题了，好像要收买我一样，大丈夫不受人收买，“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我不吃这一套，我不接受。所以我说我都对，不接受也对，接受也对。 孟子这段现身说法，就是告诉我们，一个读书人在为人处世之间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合理的、合宜的，则当仁不让；不合理的、不应该的，则丝毫不苟取。孟子这番说辞是正统的儒家风格。如果我们翻开《庄子》看看，在《杂篇》、《天下篇》、《让王篇》里，也提到很多这类的问题，所不同的，庄子的笔调是嬉笑怒骂，言辞幽默而锋利。在此我们无法列举书中的例子，否则就喧宾夺主了，同时诸位手中也没有《庄子》这部书，所以我们只简单提一下《庄子•让王篇》里面的一小段：“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富贵的人，自己太求安逸，保养得太周到了，反而多病，很多人的病就是养尊处优来的富贵病。相反的，一个人贫穷时，要有人穷志不穷的气概，不可以为了利害而动摇自己的品格。《庄子》里面诸如此类的事理很多很多。 又譬如我讲解《论语》时，提到《庄子》里所说的屠羊说，他姓屠羊，名说（音悦）。古人的姓氏，不像我们后代的赵钱孙李等一代传一代。上古时候，姓牛啊、姓马啊通常都是就当时环境而定的，譬如养牛的大户就姓牛，养羊的大户就姓羊。不仅中国，像美国的皮鞋李、日本的犬养毅，前者的祖先是做皮鞋的，后者的祖先是养狗的，也都是这个情形。屠羊说就是以杀羊为职业，专门卖羊肉。 当年伍子胥帮助吴国打垮楚昭王，眼看楚国就要亡国了，屠羊说不肯投降，追随昭王逃亡。后来楚昭王复国了，想起屠羊说，于是派左右高级干部送奖金给屠羊说，屠羊说不肯接受，他说：楚王一逃，我的羊肉生意就不能做了。楚王是为楚国而逃，留有用之身，以便反攻复国；而我是为丫羊肉生意而逃，没有一点功劳，怎么可以接受奖赏？大臣们报告楚王以后，楚王更觉得屠羊说了不起，于是再派人去，而屠羊说又说了一番道理，还是不肯接受。楚王因此就越觉得他了不起，派大臣再去，同时要封他官爵，请他为国家做事。这么一来，屠羊说就更不肯接受了，又说出一番理由。总而言之，他是说：楚王为国而逃，他逃他的，我逃我的，巧合的是两个人逃到一路上。当时国家有难，我不能出力，是我做国民的耻辱，如今能够复国，是楚国的福荫，以及楚王的光荣，而我只是享受到恩泽的一个老百姓。我怎么能无功受禄呢？笑话！笑话！ 一个小小的生意人，竟然有如此清风亮节，而对权位毫不动心，而且极尽谦虚之德。所以后来楚王特地召见他，他和楚王面对面辩论，说得楚王哑口无言，最后只好放他回去，他还是去卖他的羊肉。 现在话说曾国藩，当年他平定太平天国立下大功以后，同时也遭致很多毁镑，甚至有人著书立说，对他弟兄两人批评得很刻薄，很难听。曾国藩感慨很深，同时怕弟弟曾国荃（排行第九，又称九帅）受不了要发脾气，杀人问罪，于是写一首诗给他： 左列钟铭右谤书 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 万事浮云过太虚 他们弟兄两人平定太平天国后大得皇帝宠信，但却也因此树大招风，所以说“人间随处有乘除”，天下事就是如此，在一方面有所得，则另方面就有所失。因此他奉劝弟弟翻开《庄子》，看看屠羊说的风格，效法他的谦德。人世间的功名利禄、毁镑责难，都如空中浮云，都会过去的，也都不是真实的。 ——《孟子与公孙丑》 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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