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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Family没Office,中国富豪新加坡家办的八年隐患:从钟仁海7300万新元诉讼看家办的治理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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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注
有Family没Office,中国富豪新加坡家办的八年隐患:从钟仁海7300万新元诉讼看家办的治理真空
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得是个自由的人。白天一定要做的事情,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以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了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
——朱自清
浙江石化商人钟仁海与四名新加坡前雇员的官司,正在新加坡高庭审理。他指控对方在七年间从LFI公司和家族办公室Panda Enterprise挪走逾7,300万新元。对方则说,每一笔开支都经过他本人授权,并反诉索讨约3,900万新元。谁对谁错,要等法庭裁决。
但这宗案件在判决之前就已经聚焦一个核心:一个每年经手数千万新元的家办,竟然拿不出一套双方都认可的授权记录。委托人说自己"只懂基本英文,没核实就签字",被告说"证明授权的微信和电邮不见了"。两边说法完全相反,指向的都是同一个事实:这个家办没有制度。
01
一位浙江企业家的新加坡家办
2015年,浙江鸿基石化董事长钟仁海决定到新加坡设立自己的财富平台。
他是中国制造业典型的一代企业家,从石油化工起家,生意遍及国内外。事业做大后,他像许多同行一样,把目光投向这个以法治和金融闻名的城市。他在这里一次设立了两家公司:一家是单一家族办公室Panda Enterprise,管理家族财富;另一家是Lee Fung International(LFI),为他在国内的业务提供财会服务。
架子搭好了,接下来要找人。
当时替LFI处理银行业务的,是渣打银行的一位职员吴淑妮。她专业、熟悉业务,又能和老板沟通,很快赢得钟仁海的信任,后来被请到LFI出任财务总监。吴淑妮入职后,又陆续引荐林微秀和艾琳加入,分别负责人事和财务。叶信志则担任风险管理经理兼内部审计员。
一个四人团队就这样组成了。
钟仁海的母语是中文,英文只听得懂基本内容。他把LFI交给这个团队,也把自己在新加坡的个人存款交给他们打理。吴淑妮获授权代表他签署银行文件,掌握他多个银行户头的登录资料。吴淑妮递来的文件,他常常不看内容就签了。
02
遥控管理的代价
此后几年,钟仁海因出行受限,很少能到新加坡。主业在国内,家办在海外,他只能通过电话、微信和一叠叠需要签字的文件,远程管理一个他看不懂账目、也不熟悉当地法律的机构。
在他看不到的地方,这个四人团队同时管着三种钱:企业的钱、家办的钱和老板的私人存款。付款的是这个团队,记账的是这个团队,负责内部审计的也是这个团队。四个人里,有三个是同一个人引荐进来的。
这样过了八年,一直相安无事。
直到2023年底,一位银行职员来电,询问一笔巨额转款。
03
合规不是设立时的手续,
而是每天的运营
不少中国企业家把在新加坡设家办理解成一个"办证"流程:请中介开公司、申请税务优惠、聘几位员工,然后就算完成了。
设立时的合规只是一张准入证,日常运营中的合规才是家办的免疫系统。
用本案的细节对照,至少有四道防线失守。
第一,授权没有分级。据起诉方说法,四人的薪水、董事费和花红合计达2,370万新元。这样的薪酬决定应该经过书面董事会决议或家族委员会批准,而不是由财务总监拟好文件、老板签个字。健全的家办会设授权交叉验证,按金额分级审批,大额支出必须双人签核,管理层给自己定薪酬时必须回避。
第二,公私不分。双方都承认,家办替老板购买名牌包、手表和首饰,也经手大额现金提取,分歧只在于这些是否经过授权。即使每一笔都真的经过授权,这种操作本身也是合规红线。家办一旦变成老板私人生活的"大管家钱包",就失去了审计的基础,最后谁说了算只能看谁手上的证据多。
第三,承诺没有写成合同。辩方说,钟仁海曾答应让团队分享生意10%的利润;起诉方则说从未答应。这种口头承诺在创业公司里就容易出事,放在家办里就是在等一场诉讼。激励条款、分成基数和支付条件,都应该在聘用合同里写清楚。
第四,记录没有留存。用微信下达几百万元的指令,用私人邮箱确认转账,这在中国民营企业很常见,在新加坡的法庭上却站不住脚。家办的指令必须通过可追溯、不可删改的系统留痕。这不是为了防老板,而是为了保护双方。
最讽刺的是,揭开问题的不是家办自己的内控,而是银行职员打来的一通电话。一个家办的风控要靠外部银行来兜底,说明它内部根本没有风控。
04
对管理人的尽调
不能停在入职那一天
吴淑妮曾是渣打银行职员。很多家族聘人时,看重的正是这种大机构背景,把它当作专业和可靠的保证。但履历只能说明一个人过去在有监督的环境里表现如何,不能说明他到了一个没有监督的环境里会怎么做。
大银行里的优秀员工,身边有合规部、内审、双人复核和监管问责。到了一个三五人的家办,这些约束全部消失,他手上的权力反而扩大了。这时,尽调的重点应该从"这个人可不可靠"转到"制度能不能约束人"。
具体做法其实不复杂:
聘请独立于内部财务的外部审计,每年做专项审查;
银行对账单直接寄给家族成员或独立受托人,不经过管理层;
关键岗位定期轮换或强制休假,因为舞弊最怕有人接手看账;
管理层的薪酬由家族委员会或独立董事核定,不能自己给自己定;
内部审计必须直接向家族或董事会汇报,不能和付款的人属于同一团队。
信任不能代替制度。完全的信任,往往就是给人提供作案空间。
05
比"空壳家办"更危险的,
是一两个人撑着的真家办
市场上常批评一些家办"有office无family",只是为了身份和政策注册的空壳,或者就是没有家族客户只是销售产品包装出来的“伪家办”。这类家办会被监管和市场逐步淘汰,伤害相对有限。
真正的隐患在另一端:单一家办有真实的家族、真实的钱,却没有一个真正能运营家办的团队。这种家办通常只有三五个人,投资、财务、行政、合规和私人事务都集中在一两个人手里。委托人语言不通、不熟悉当地法律,把一切都交给一个"信得过的自己人"。
说到底,这是人才供给的问题。合格的家办专业人才需要同时懂投资、法律、税务和合规,熟悉华人家族的文化和人情,还要有分寸、守得住秘密。这样的人在市场上非常少。很多家族找不到合格的人,只好找"信得过的人"。信得过的人一旦变成不受约束的人,风险就全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瑞银《2026全球家族办公室报告》的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运营成本占家办总支出的53%,最大一项是人员开支;营运、会计、法律支援等非投资岗位占员工总数的40%。家办在人身上花的钱最多,在管人的制度上投入却最少。
06
瑞银报告:家办自己也没有准备好
瑞银这份报告访问了300多家单一家办。报告指出,家办在投资治理上相对成熟,六成设有投资委员会。但投资以外的治理普遍薄弱:

把这些数字放在一起看,结论很直接:
家办在为家族设计传承,自己的传承安排却比家族还差。很多家族花大钱请律师设信托、立遗嘱,家办这个机构本身却没有接班安排,也没有交接机制和记录制度。核心管理人一走,或者像本案那样双方决裂,账目、密码和往来记录可能一起消失。
家办本来是为了确保家族延续而设立的,结果自己最不具备延续性。
07
家族宪章:
中国一代企业家最常忽略的一环
很多中国一代企业家设家办,关注的是资产配置、税务规划和身份安排,却很少问三个问题:这个家族靠什么凝聚?谁有权决定什么?出了分歧按什么规则解决?
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家族宪章、家族规则和家族委员会章程。
新加坡银行在一篇谈家族治理的文章中,把家族宪章称为"家族治理的基石",内容涵盖传承规划、冲突解决、家族借贷和分红政策;家族委员会则相当于"家族的董事会",负责监督宪章的执行。文章还指出,建立这套框架往往需要一到五年,最好在创始一代还在世时就开始。
东亚传承最久的家族,大多有自己的"宪章",只是名称不同。
孔子家族:用家规和族谱管理族人。明万历十一年,孔子第六十四代孙、衍圣公孔尚贤把历代训诫整理成《孔氏祖训箴规》十条,涵盖祭祀、人伦、为官、赋役等方面,核心是"崇儒重道,好礼尚德",并告诫子孙"勿嗜利忘义"。这套家规有执行机制,族人违规要受家法处置,严重的会被逐出族谱、革除族籍。正如孔子家族第79代嫡孙孔垂壹博士在我们海邦国际香港举办的国际家族办公室论坛与美国海明威家族的圆桌对话中说的:孔氏"诗礼传家"绵延两千多年,靠的不只是血缘,而是一套有罚则的规矩。

日本岛津家族:把家训变成教育体系。战国时代的岛津家中兴之祖岛津忠良(号日新公),把佛教、儒学和神道的教诲写成47首短歌,称为"日新公伊吕波歌"。开篇第一首大意是:古人之道,听了、念了,却不付诸行动,就毫无意义。这套家训后来成为萨摩藩"乡中教育"的经典,被称为"萨摩论语",教育了萨摩子弟约四百年,明治维新的不少人物都是在这套教育下成长的。我在日本参访岛津的时候,深刻学习到:家训要发挥作用,必须融入下一代的成长,而不是锁在保险箱里。

新加坡沈财福家族:一份不对外公开、持续更新的家族宪章。傲胜(OSIM)创办人沈财福出身清贫,从小摊贩做起,一手创立V3集团。据公开报道,"V3"这个名字取自他妻子和子女名字的缩写。
沈氏家族的家族宪章从未向外界公开。笔者曾随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家族办公室课程的师生参访沈氏家族,并与沈先生直接交流。具体内容属于家族私事,不便多谈。最让笔者印象深刻的是,这份宪章不是一次写成就束之高阁的文件。它在专业机构协助下,由家族成员共同审阅,每年更新一次,至今已持续十年以上。
这次交流让笔者深刻体会到,家族宪章的价值不在条文写得多周全,而在四点:
• 立规要早。在事业兴旺、家族和睦的时候就立下规矩,不要等出了问题才补救。
• 规则高于个人。宪章约束的是家族自己,创始人也在其中。
• 公私分明。家族、企业和财富之间的界线清楚,家办才能专业运作,不会沦为某个人的私人钱包。
• 持续更新。家族在变,下一代在成长,资产和环境也在变。宪章必须每年检视、与时俱进,否则不久就会过时。
新加坡银行说建立治理框架需要一到五年,沈氏家族已经坚持了十年以上,而且仍在持续修订。家族宪章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是一份交付就结束的文件。很多中国一代企业家以为签一份宪章就大功告成,恰恰忽略了这一点。
香港李锦记:可以作对照的还有香港李锦记。李锦记在2002年成立家族委员会,逐步形成一套家族宪章体系,并规定修改宪章内容须经家族委员会75%多数通过。修改规则订得这么严,宪章的权威才能高于任何个人,包括创始人自己。
回到钟仁海案。如果有一份家族宪章和一套家族委员会章程,明确规定家族成员的私人开支不得由家办支付、超过一定金额的支出须经委员会批准、家办管理层的薪酬由独立人士核定、内部审计直接向家族汇报,这7,300万新元的争议,很可能根本不会出现。

结语:技术地板与治理天花板
聘请专业人士设计架构、开立账户、申请税务优惠、处理日常事务,这些只是家办的技术地板,决定它能不能合法运转。
家办能不能建立起一套家族治理体系,包括家族宪章、家族委员会、授权制度、传承安排和运营内控,才是它的天花板,决定它能走多远、能传几代。
新加坡吸引家办,靠的是法治、专业和声誉。来新加坡设家办的中国企业家应该明白:在一个讲规则的地方,最昂贵的不是律师费和审计费,而是没有规则。
7,300万新元的争议,也许就是不立规则的代价。
文章最后,插播我最近在香港的专题私享会,欢迎参加: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有时候他们会以为自己也是别人电影里的主角,但是可能他们只是一个配角,只有一个镜头,更说不定他们的片段早就被人剪掉了,自己居然还不知道。
——《如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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