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7年高考作文针对性阅读资料:报刊时评文精选(077)

一 谎言比真相更受欢迎，不是因为它多美好，而是它让人更舒服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善意的话让人感到温暖，恶意的话让人心里发寒。可见人际交往过程中，好好说话多么重要。生活中，谁都喜欢听好听的话、赞美的话，不想听难听的话、贬损的话，

被赞美，让人心情愉悦；被贬损，让人情绪糟糕。在面对选择是好听的话还是难听的话的时候，人们会不由自主地选择听好听的话。哪怕好听的话是谎言，他们也愿意去听，而不是被难听的好话折磨内心。

谎言有时候比真相更受欢迎。这不是因为谎言本身有多么美好，而是谎言总能给人一种舒适感、愉悦感、畅快感。它就像一个温暖的避风港，让人们可以暂时逃避现实的不堪和残酷，得到片刻的喘息和放松。

比如你只是一个容颜一般的女子，面对别人说你漂亮和妆容精致的时候，你心里一定是很舒服的，认为得到了尊重。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男子，被别人赞美你与众不同、能力超群，你一定会飘飘然和窃喜。

即便你知道对方说的是假话谎话，你也大概率不会揭穿他，而是欣然接受。因为他说的假话谎话让你感到开心，觉得受到了尊重。如果对方实话直说，你会感到刺耳，脸火辣辣地疼，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真话和谎话就是有这么大的不同。虽然谎话偏离事实，本身也未见得多美好，但听在耳里就是让人舒服。让你舒服的话，你有什么理由拒绝和不喜欢呢？不要说你只认准事实，可以吃糖谁愿意去啃黄莲呢？

真相有时候是尖锐的，就像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既能切开事物的本质，也可能伤及人们的自尊和心灵。谎言却像是一层温柔的面纱，轻轻掩盖住那些人们不愿面对的现实，让人们能够在自欺欺人中找到一丝心灵的慰籍。

在生活中，善意的谎言常常被提及，那为什么说是善意呢？就是因为谎言如一块幕布遮挡了现实的残酷，让人不会感到那么悲伤。即便知道了真相的存在，也会乐意接受谎言的洗礼，让快乐多一点、久一点，让悲伤少一点、晚一点。

虽然谎言描述的事实是假的，与事实背道而驰，听的人也知道它是假的，但还是愿意接受，无非就是谎言让他们离悲伤远一点，谎言能让他们感到更舒服，甚至还会对生活重燃信心，有勇气继续生活下去。

人们有时候之所以选择谎言，往往是因为内心的懦弱和卑劣。懦弱，让人害怕面对真相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卑劣，则让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或者形象，选择用谎言来粉饰太平，让自己看起来光鲜亮丽。

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谎言成为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也成为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种微妙策略。为了自己更舒服，或者为了让别人看自己更完美，用谎言来伪装自己，让对方产生错误判断并让自己获利。

然而，谎言终究是谎言，它无法改变事实的本质。肥皂泡再美，也是一戳就破。当你选择用谎言来逃避现实时，你也就同时选择了一种不真实的生活方式。不管你伪装的有多好，现实都会狠狠地打你的脸。

用谎言欺骗自己的方式，或许能带来短暂的安慰，但长远来看，它只会让你离真相越来越远，让你在自欺欺人的道路上越走越偏。你以为你能骗得了自己，也能骗得了别人，结果却是现实让你越来越痛苦。

就像你男朋友或女朋友与你分手了，你却只沉溺于曾经的美好，骗自己没分手，用谎言安慰自己。开始的时候，或许你能感到一些安慰，可越拖越久走不出来，你受的伤也会越来越重，最后甚至可能彻底崩溃。

同样的还有隐瞒病情或一些不利于自己的事情，开始不会感到痛苦，时间长了，并不能让自己释怀。谎言始终是谎言，它代替不了真相，也不会成为真相。谎言就像沼泽泥潭，你越不想出来，越容易沉下去。

谎言可能会因为其带来的舒适感而受欢迎，但一定要明白，真正的勇气和智慧在于面对真相，虽然真相有时候很残酷。只有勇敢面对，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真正方法，才能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鸵鸟再怎么把头埋在沙里，危险也不会消除。

二 在骗子和傻子组成的社会，人们痛恨的并不是说谎者而是揭穿谎言的人

柏拉图有一句名言：“在一个由骗子和傻子组成的社会中，人们痛恨的并不是说谎者，而是揭穿谎言的人。”因为当你撕开遮掩谎言的面纱时，露出的不仅是骗子的假画，还有傻子的伤疤，两个都得罪了。

在《皇帝的新装》故事中，皇帝、大臣以及百姓，都知道受骗了，皇帝是赤裸着在游街，但他们都默契地不说出来，反而夸赞那根本不存在的衣服很漂亮，因为他们都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他们是被骗的傻子。

天真无邪的孩子，清脆的声音打破了心有灵犀的虚幻假象，让皇帝、大臣和百姓无地自容。发出叫声的小男孩，自以为他说出真相会有益于这个世界。事情恰恰相反，他的叫声是对所有人赤裸裸的打脸。

正是因为小男孩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人情世故，没有欺上媚下，只有心中的那份坦诚和天真，他们才会童言无忌，看到什么说什么，不会去想说出去的话，会不会给其他人造成影响，会不会被别人憎恨。

英国小说家、剧作家毛姆说：“白天和夜晚对于瞎子来说都是一样的。真理和谎言对于一个无知的人来说并无分别。当你提醒傻子要小心时，既得罪的骗子，也得罪了傻子。因为你使骗子的利益受到损失，傻子认为你在侮辱他的智商，他们就会联合起来整你。

法国哲学家、作家加缪也说过：“骗子能骗多久，是由傻子决定的。”很多杀猪盘的骗局，不是骗子有多高明，而是傻子会在幻境里沉迷多久。他们不愿意出来，骗子的骗局就会一直继续，直到傻子被骗的一无所有。

有一个大学女教师，或许没有得到过爱情的滋润，当骗子的甜言蜜语深深嵌进她的心窝时，她迷失了。骗子也开始了一次又一次向她索要钱财，女教师没有丝毫的犹豫，把她的积蓄毫无保留地转给了骗子。

银行的工作人员发现了异常并报警，警察找上女教师，并对她的财产进行了保护措施。结果，警察的正义没有得到感恩，反而迎来了女老师的谩骂。她认为是警察破坏了她美好的爱情，破坏她拯救她的爱人。

对于电话另一头的骗子，他们对警察更是恨之入骨。因为警察的行为，切断了他们行骗的路径，让他们少骗了不少钱。在整个骗局中，清醒的警察如小男孩一样说出了真相，结果却是被骗子和傻子一样痛恨。

在骗子和傻子构建的社会里，人们痛恨揭穿谎言的人，而不是说谎者，是因为揭穿者给这个社会带来了很大的不适感。他让骗子和傻子都感到不舒服，或是非法得到的利益渠道被切断，或是认为愚蠢被揭露。

首先是心理舒适区的崩塌。骗子和傻子之间，存在着一种脆弱的、心照不宣的“共谋”关系。骗子提供简单、美好或利于当下的叙事，傻子选择相信以换取内心的安宁和生活的便利。这种平衡构成了一种“心理舒适区”。

揭穿者的出现，粗暴地打破这种平衡。他迫使傻子们走出舒适区，面对复杂、丑陋甚至痛苦的真相。这种被迫的清醒会带来认知失调、焦虑和不安。傻子们解决不了问题，便把怨气撒向提出问题的揭穿者身上。

其次是打破他们对集体幻觉的依赖。骗子和傻子构建的社会，有共同的信念，认为自己是正义的、道路是完美的、领导是英明的。这些信念是维持骗子和傻子认同和稳定的黏合剂，是他们共同认知的美好。

揭穿者试图破坏这个环境，指出皇帝是在裸体行走。这对于依赖这个幻觉而生存的傻子们来说，这是灭顶之灾。揭穿者不是在帮助他们，而是在毁灭他们赖以生存的精神世界，所以他们同骗子一样痛恨揭穿者。

最后是因为射杀信使心理影响。这是人类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倾向：将带来坏消息的人和坏消息本身等同起来。真正往往是残酷的，而传达真相的人就自然成为了造成残酷情感的宣泄口。

相比之下，说谎者提供的谎言是甜美的好消息，揭穿者带来的真相往往是苦涩的坏消息。人性中趋利避害、亲近好厌恶的本性让他们，不管消息的真假，都对带来苦涩消息的人产生憎恨的情绪。

在一个由谎言构建的脆弱平衡中，揭穿谎言的行为所具有的破坏力，远远大于谎言本身。人们痛恨揭穿者，并非是因为他们热爱谎言，而是因为真相令人痛苦、真相威胁稳定、真相损害利益。因此，揭穿者往往比说谎者承受更大的社会压力和敌意。

三 没有法律的约束，人性的丑恶将暴露无疑

人是神性与兽性的结合体，既有你想象不到的好，也有你估计不到的坏。你不知道他下一步是功德无量，还是罪恶滔天。法律是人类发明过的最好东西，它不管你好到哪种程度，只限制你不能恶到没有边。

法律从来不是为圣人预备的，它也造就不了圣人，圣人自律，即便没有法律，他们也能约束自己的行为。法律只是为普通的凡人预备的，更确切地说，法律是为凡人心中那头随时可能挣脱缰绳的野兽预备的。

每个人心中都潜藏着一个恶魔，一直都在半睡半醒中。在法律的约束下，神性压制着兽性，以善良与友好的表象显示。一旦失去了法律的约束，兽性就会掀开压制的神性，将所有罪恶、肮脏、龌龊显露出来。

拉水果的货车在高速路上侧翻，附近的村民疯狂涌向高速。他们不是帮助货车司机捡起水果，而是捡好拿回家。面对违法行为，参与者不仅不感到羞愧，反而理直气壮地说：“又不是偷或抢，只是图个便宜。”

这仅仅是图便宜吗？这是赤裸裸地侵占他人的财产。在有些人意识中，只要没有使用暴力去直接伤害别人，那就不是恶。以自己不付出任何代价，窃取他人劳动成果的白嫖就是这种自主性的、有意识的恶。

人性中潜藏着很多幽暗与罪恶，法律就像一道闸门，把鱼虾泥沙都被拦在里面，让它们不能流出来。一旦这道闸门溃烂失去了作用，潜藏在里面的东西就会宣泄，洪水滔天、泥沙俱下，淹没的就是下游的村庄。

曾经的破案“神探”，不就是在程序不完善的情况下，为了破案率及“命案必破”的绩效考核，忽视肉眼可见的证据，将无辜者生生的屈打成招。如果不是真凶被抓曝光，无辜者只怕今生都要被人指指点点戳脊梁骨。

法律不会让人变好，它只是守住了恶上蹿下跳的红线。大多数人面对这条红线，止步了。因为越过红线，就要付出代价。还有一些铤而走险的人，无视法律红线，依然我行我素，但他们最后也都付出了代价。

看得见的地方，永远都只有小罪恶；看不见的黑暗里，藏着更多的罪恶。一座冰山露出来的只是小部分，隐藏在水里的才是大部分。法律约束下，人性展示的恶还不是罪大恶极，法律约束不到的，才是恶贯满盈。

有人说，道德也能约束人，但道德这东西太柔软、太主观。道德没有强制性，完全依靠个人自律。道德与舆论的约束并不能制服人性中的幽暗，道德作为一种评价标准过于模糊和主观，更多只是谴责与劝说。

法律则完全不同，它不是评价标准，而是一种强制的行为准则。面对违反法律的行为，道德的谴责可能毫无效果，但法律却是用强制性的惩罚手段。不管你服不服气，都必须接受处罚，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法律之所以不可或缺，是因为它正视了人性的缺陷。法治就是用人性中的“善端”抑制“恶端”，用公共理性防备私利冲动。不加约束的公权，会由公器异变成作恶的凶器。不受约束的权力腐蚀正义，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道德可以拔高人性的上限，让人在行善上随意发挥，法律是保障人性的底线，规定了人哪些行为是不可以做的。法律像悬崖边的护栏，一旦越过必定坠入深渊；又像人性的低保，不要求你多高尚，只强制你不能跌破底线。

道德把人性往善的方面想，所以总是诉说美好，让人去宽松、理解、原谅。法律从不天真地认为人性本善，所以它预设了最坏的可能，给出了最硬的约束。人性中很多恶都是隐而不显的，就是因为防护墙的阻挡。

法律，就是让你心里的那些恶念，想想可以，但做出来不行。如果没有法律的制约，那些被文明外衣包裹的贪婪、残忍与冷漠，将像退潮后的礁石一样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恶，从来都在，只是没有做出来。

法律不是消灭人性中的丑恶，丑恶是人与生俱来的特性，消灭不了。人性有善良就一定会有丑恶，就像有阳光就会有黑暗一样。法律是筑起一道堤坝防御丑恶，不让它泛滥成灾。如太阳的存在，就是不让地球陷入永恒的黑暗。

四 凡事从画饼开始的，最后都是卸磨杀驴

在人类历史上，许诺与背叛的戏剧从未间断过。那些以美好蓝图开场的叙事，往往以残酷的清算告终。这似乎成了一种社会规律：凡是从画饼开始的，最后都是卸磨杀驴。美好的许诺背后，是狡兔死走狗烹。

韩信从叛将到大将军，再到异姓王，最后到宫闱中被乱棒打死，就是许诺与背叛赤裸裸的展现。这个朴素的民间智慧，道破了权力运作中许诺与践诺之间的永恒裂缝，揭示出人类集体行动中难以避免的异化陷阱。

画饼之术，自古便是驭人之道的精髓。陈胜吴广起义时高呼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刘邦入关中时与父老的“约法三章”，描绘的是打破阶级的平等愿景，勾勒的是清明政治的蓝图，都具有时代进步意义。

画饼本身并非原罪，合理的愿景规划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能团结更多志同道合之士携力前行。问题是，当画饼沦为纯粹的技术操纵，许诺与兑现彻底脱钩，理想主义的外衣下便只剩下精致的利己算计。

画饼与卸磨之间，存在着诡异的辩证法。一方面，过度美好的许诺必然埋下兑现不了的隐患。乌托邦的蓝图越是完美，与现实的反差就越令人绝望，最终只能以寻找替罪羊来维持合法性，诡辩自己的履约结果。

另一方面，权力的自我膨胀往往使许诺者陷入认知迷宫，最初或许真诚的信念在权力腐蚀下异化为赤裸的操控。朱元璋淮西集团的共富贵，到大杀功臣，不就是权力异化的结果，不想淮西勋贵共享朱家的权力。

当下职场画饼卸磨杀驴同样比比皆是，说好的技术入股、职位晋升，驱使员工超负荷付出，待企业走上轨道后，便把承诺“忘的一干二净”，不是踢走合伙人，就是以小钱打发，更有甚者，直接让功臣“滚蛋”。

在政治领域，选举或就职时信誓旦旦，漫天许诺，上任后选择性遗忘，初心早就抛之脑后。许诺不兑现或截然相反，都稀松平常。为了更长久地掌握权力、获得利益，早就磨刀霍霍向曾经支持和帮助过的人。

不同的是，现代卸磨之术更加制度化、非人格化，使决策者免于道德焦虑：那不是“必要的组织调整”、“市场规律使然”。只能说，现代人为了权力和利益，完全不要脸皮，甚至还会颠倒是非，胡说八道。

当画饼成为常态，社会信任便被不断透支。当许诺与兑现严重脱节，当卸磨杀驴成为惯例，整个社会的合作基础便开始腐蚀。人们便会对一切产生怀疑，或彻底走向极端化，从而导致不同群体间的对立。

画饼及卸磨杀驴本质上是利用他人的付出获取理想的利益，保护或独占全部或大部分共同利益。不管是政治领域的把权力私化，还是经济领域的把利益独吞，其目的都是一个，那就是把个人利益最大化。

当然，也不能否定画饼的愿景规划，很多画饼本身还是有很价值，或者说初心存在一定的善意，只不过是随着权力和利益的越来越大，自私和贪婪让人迷失，不把承诺和初心当一回事，不把别人付出当一回事。

跳出画饼和卸磨杀驴的恶性循环，需要重建承诺的神圣性。这并非要否定愿景规划的价值，而是要求承诺文化与制度约束的双重建设。仅仅依靠道德自律，是阻止不了卸磨杀驴的存在，制度约束显得更加重要。

在个人层面，要有对承诺的敬畏，许诺的事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契约。在制度层面，需要建立透明的监督机制，使画饼者必须为自己的承诺负责。只有承诺与责任对称，权力与监督对应，才能走出利用与被利用的恶性循环。

从画饼到卸磨杀驴的距离，测量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一个健康的社会不是没有许诺，而是让许诺扎根在现实的土壤中；不是没有愿景，而是让愿景在实践中不断调试。这一切，都在于监督和相互制约。

权力得不到制约，掌权者必然会为所欲为。打破画饼到卸磨杀驴的诅咒，是守护人类合作最后的真诚。当每一份承诺都被郑重对待，当每一次付出都得到尊重，人们才能走出利用与被利用的恶性循环，构建一个免于背叛恐惧的共同体。

五 权大于法，是损害公平正义的毒瘤

虽然人类对宇宙的探索还在初期阶段，但存在的基础规律已然知晓，即秩序或规则是世界能够维持运行的基础。延伸到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文明的基础便是规则。社会按规则制度运行，而不是人的意志运行。

然而，在生存的欲望控制下，人性的贪婪如洪水猛兽得不到遏制，使得人不断打破规则制度的限制，窃取不该属于他们的东西。窃珠者盗取的财物，窃国者夺取的权力，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破坏制度。

规则和制度是为了提供一个公平正义的平台，保护普通民众的利益。一旦规则被破坏，权力突破规则制度的约束，以权压法、徇私枉法，那就会严重损害社会公平正义，危害到民众的生存，其危害性难以估计。

权大于法，会破坏法治根基。法律是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石。任何环境下，都需要遵守规则或制度，这样环境内的存在才能得到公平。当权凌驾于法之上，规则制度就形同虚设，社会就会变得混乱不堪。

以权压法会侵蚀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使得弱势群体丧失法律的保护，加剧阶层对立，加深社会矛盾。同时会让特权者逃避惩罚，践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让民众失去对法律的信任。

权力失控必然会催生系统性腐败，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利益输出、学术腐败、行业垄断，形成特殊阶层，甚至权力被私有，经济被占有，扭曲资源配置，固化阶层壁垒，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之所以会造成权大于法，领导说话大于规则制度，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权力制约机制失灵。监督流于形式，或只是走一个过场，自然不能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衡，失去了监督的作用。

二是法治文化缺失。几千年封建思想的影响，人治思维在官员意识中根深蒂固，将权力当成个人的；而部分公众法律意识淡薄，盼望青天大老爷想法深深扎根，维权能力不足。两者一拍即合，权就大于法。

三是制度执行漏洞。相关部门对违法用权和滥用权力的问责流于形式，处罚力度不够，甚至帮助隐瞒。另一方面，举报人保护机制缺位，举报人资料泄密或直接到被举报人手中，面临高风险。

要彻底解决权大于法的问题，就必须构建“权力牢笼”，把权力关在起来，权力不得私用，更不能私化。一旦公权力被当成私权来使用，那么被欺压的弱势群体将投诉无门，彻底沦为被宰割的对象。

约束权力滥用，首先要强化制度约束。无规矩不成方圆，权力必须受到限制，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明确权力边界，减少权力对司法的干预。完善监察体制，赋予独立调查权和处置权。

约束权力滥用，其次要强化监督网络。内部监督往往容易因为利益交换而变成相互包庇，保障媒体和民众的监督权和质疑权，对民众的质疑必须做得正面回应。

约束权力滥用，第三要培育法治生态。将法治作为官员的核心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全民普法教育常态化，提升公民法律素养；加强对私权的保护，杜绝公权对私权侵犯的土壤，让民众有自保的意识。

无数案例证明：缺乏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没有限制的权力导致腐败。每一次“破法弄权”得逞，都是对社会公平的一次重击，对民众信心的一次瓦解。不受制约的权力，是破坏公平、造成对立的元凶。

法治的本质是“将权力关起来”。一个健康的社会，绝不允许任何权力超越法律红线。片面夸大人的作用，只会一步步破坏制度，让权力越过法律为所欲为，让制度逐渐走向崩塌，法律破碎。

捍卫法律，不仅是为当下公正，更是为子孙后代能生活在一个“法律至上”的文明之中。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当权力敬畏法律、民众信任法律，社会公平的基石才能真正稳固。

六 爱国不是比谁更恨日韩欧美，而是看谁更爱自己的同胞

对于伤害过自己的人，憎恨是应该的，但这与自己是否是有爱的人无关。爱国是崇高的，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只是，爱国容易被带上标签和道德绑架，如今的网络空间里，爱国正在被异化为一场“仇恨大赛”。

有人以抵制他国商品为荣，有人以骂敌对国家为傲，有人以辱骂他国为乐，却对同胞的窘迫视而不见，对弱势群体的艰难不闻不问，所以冷漠地看着老人摔倒而无人搀扶，陌生人的求助懒得回应或避而远之。

对国人的冷漠习以为常，总是满腔热血地愤慨他国的商品、文化和制度。爱国口号变成了对日韩欧美无休止的谩骂，似乎用罪恶度的语言去谩骂攻击这些国家，就是爱国的最好体现。但这真的就是爱国吗？

爱国的逻辑不是对外仇恨，而是对同胞的爱护。之所以很多人将爱国简化为对外仇恨，本质上是精神上的偷懒，因为骂外国人不需要成本，爱同胞却需要付出。一个人打嘴炮，一个是实打实的掏真金白银。

于是，选择就很简单了。动动嘴皮子就能向外“彰显”自己的高尚，何必实实在在地去付出，结果还可能得不到感恩。可悲的是，这些的人并不少，他们以对外部的敌意当作爱国的投名状，对同胞却非常苛刻。

只要同胞表现出一点点对他国的喜爱或认同，就会被冠以“精日、哈韩、崇美”的“卖国”或“汉奸”的帽子，对他们进行批判或“人肉”其信息进行侮辱，对房价飙升、物价飞涨、就医难等民生却漠不关心。

这种扭曲的爱国观，就像一面哈哈镜，照出的不是民族大义，而是狭隘与自私。真正的爱国，不是对外树敌或针锋相对，而是在危难时刻护住同胞的生命与尊严。爱国，需要的是对内的爱，而不是对外的恨。

国与国之间需要交流，但生活还是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骂外国并不能让生活变得更好，发展自己才是根本所在。灾难中军人与志愿者的逆行身影，疫情中医护人员不顾安危站在第一线，这才是真正的爱国。

爱国从来都不是喊出来的，而是脚踏实地做出来的，是对同胞苦难的感同身受，是为同胞幸福的全力以赴。让同胞感受温暖，让同胞生活更好，这才是爱国，而不是整天怒怼外国，抵制它们的，诋毁它们的文化。

爱同胞，不是体现在对强者的卑躬屈膝上，而是体现在弱者的体恤里。为弱者发声，对他们伸出援手。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比骂敌对国家一万句更有力量，因为这些动作会让弱者感受到真实的温暖。

爱同胞，不是体现对特权制度的不闻不问上，而是体现在对公平的追求中。当教育、医疗、职业等被少数人垄断，当勤劳肯干的人不如投机取巧的人活得体面，站出来发声，为公平正义呐喊，这才是爱国。

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从来不是看它如何对待强者，而是看他怎么对待弱者；一个人的爱国程度，从来不是看他如何痛骂外国人，而是看他如何维护自己同胞的正当权益。爱国的本质是爱同胞，而不是恨外国人。

对外国的风吹草动就骂骂咧咧，对身边同胞的困难却无动于衷。这不是爱国，而是给自己贴上爱国的标签，以此来表示自己的道德优越感。他们恨的不是外国，而是用仇恨来掩盖自己对现实的无力和对同胞的冷漠。

真正的爱国，是认清国家的不完美，并愿意为它变得更好而努力。知道同胞的艰难，理解同胞对生活的选择。爱国，不是打砸、抵制国外的商品和技术，而是尊重同胞的选择，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发展自己。

脚踏实地的行动，比任何歇斯底里的口号都更有分量。爱国不是对外的讨伐，而是对内的修行。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所有交往，都是为了得到利益，让本国的同胞生活的更好。

真正的爱国，是懂得付出爱和善良，是能让身边人生活的更加幸福，让国家更加进步，而不是看谁对外骂得更狠，诋毁更深，仇恨更大。仇恨不可忘记，是为了防范于未然，仇恨不可铭记，是为了少些树敌。

七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谈论爱国，不喜欢谈论爱人？

“爱国”是公共话语空间的一个高频词，它频繁出现在媒体头条、网络热议和各类教育宣传中，被赋予无上的荣光与不容置疑的正确性。爱国是抽象的，不需要针对性地付出实际行动和努力，所以谈爱国很容易。

“爱人”是一个朴素、日常的词语，它常常在私人领域中出现，在公共空间谈论总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或略带矫情。爱人是具体的，需要付出真实行动和努力。如果谈论要爱人，则相对麻烦些，就不能流于口号。

话语上的鲜明对比，不禁引人深思：“为何对宏大共同体的爱，能如此坦然、热烈地被公开宣示，而对身边具体的人的爱，表达却显得如此含蓄乃至匮乏？”因为全社会都在谈爱国，你去说爱人，就显得素质低了。

首先，这两种爱的属性与话语空间截然不同。“爱国”天然具有一种公共性与政治正确性。它关键着民族认同、文化传承与集体荣誉感，是一种指向抽象共同体的情感。爱国是一种概念，天然地站在道德制高点。

在公共领域谈论爱国，因其对象的宏大和模糊，往往显得安全且容易获得共鸣。这种爱可以被仪式化、符号化，通过高举旗帜、高喊口号、历史叙事来承载，成为一种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动员工具。

“爱人”多是指向具体、复杂甚至琐碎的个体间关系。它发生在私域，需要直面人性的弱点、情感的摩擦和付出的艰辛。人就在你身边，在家里、在学校、在单位、在社会上，无时无处都有人，需要具体的付出。

谈论爱人，意味着需要去尊重、理解、体谅、宽容、包容、帮助、成全，这需要付出时间、精力和努力，甚至会让个人利益受损。爱人难以被简化为响亮的口号，其践行过程也远比宣誓爱国更为曲折和考验人性。

其次，社会规训的焦点长期倾斜于对共同体的忠诚。纵观历史与现实，任何社会结构的稳定，都极大地依赖于成员对集体的认同与归属感。因此，从家庭到学校再到社会，都在强调个体对集体的奉献精神。

集体在高位，个人在从属位置，这是美德的体现。在“大河有水小河满”的实施这个过程中，对具体人的爱、同情与关怀，经常会被视为一种可能分散对集体忠诚的“私情”，或因其潜在的批判性而显得“危险”。

一个爱具体人的人，可能会因为目睹不公而愤慨，因为感受痛苦而追问，这种基于个体生命体验的情感，可能蕴含着改变现状的冲动，不如对抽象国家的爱那般“纯粹”和“便于管理”，杜绝就可能化解危险。

这是一种情感上的“避难”心理。爱一个抽象的国家，相比爱一个具体的人，在情感付出上“性价比”更高。爱国的情感可以停留在理念层面，通过口号、欢呼、自豪感就能获得满足。付出成本小，收获却是满满。

爱一个具体的人，靠忽悠不行，需要真正的付出、理解、宽容和牺牲。它要求你走出自我中心，忍受差异，承担责任，甚至经历失望与背叛。爱具体的人，是一场充满不确定性的冒险，很可能让你血本无归。

然而，一个健康的社会，绝不能长期浸润在这种失衡的情感话语之中。对国家的热爱若失去对具体同胞的关怀作为基石，便容易滑向空洞与虚伪。爱国不应该只是一个口号，而应该体现在对无数公民的尊重上。

一个连身边的人都缺乏基本关怀的人，他的“爱国”难免令人怀疑，就算有也是大打折扣。爱的秩序，应当是由近及远、由具体到抽象。一个无法激发真诚有爱的社会，谈论爱国只是对真实人性温暖的逃避。

谈爱国容易让自己站在道德高地；谈爱人意味着辛苦辛劳，所以人们普遍喜欢谈论爱国，而不喜欢谈论爱人。用爱国作为理由可以掩盖所有问题，又能依附强权，动动嘴就行。爱人却是要真的付诸行动，付出代价。

宏大叙事更具有迷惑性，浑水摸鱼机会更大，很多人爱国只是在投机而已。真正的爱国，最终必然要落脚于对每一个具体的人的尊重和爱护。用爱人的微光照亮爱国的宏大叙事，公共情感才能走向坚实与深厚。

八 一切社会行为，最终都指向了权力与分配

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并不是那些宏大的理想，而是一个个鲜活的欲望。活着不就是为了生活的更好，所有的大公无私都只是在为自己的一己之私服务。一切社会的行为，最终都是权力与分配的问题。

权力一旦越过界限，或不受遏制，自然带来私欲爆胀，接着便是为所欲为。分配一旦越过了临界点，不公不正，或有特别严重的偏差，必然就会爆发冲突，分配所得少的人聚集反抗，暴力争取重新分配。

其实，世界格局就是如此，社会的发展最终都是由不平衡到平衡的更替。无论是西方的体制，还是东方的体制，其实从根本上是无法控制权力和分配的，只能是相对而言，各有不同，关键是看和什么对比。

不管东西，无论如何控制权力使用，其实在每一个掌权人的生活中，都可以看到私用的情况，没有哪个制度能做到真正的绝对无私，只不过相对来说，财产核查制度和完善的监察制度，对权力制约更显著。

其实，每个地方都存在当权者资产核查制度，只不过核查的那些东西，有些地方是真真实实的查，有些地方是走过场。这就导致了社会形态和文明不同，制约越大的，权力被私用滥用越少，分配越公平。

权力影响着分配，付出有回报，就能做下去，反之就坚持不下去。任何人能辛辛苦苦走下去，关键还是有私欲，希望获得丰厚的收益，或者是为家族及后代获得某方面的好处，这些都是一种私欲的表现。

哪怕是再公正廉明的地方，权力私用的情况也会发生，只不过程度大小而已。为什么自古以来都追求门当户对，本质上就是要求对等，官对官，士对士，农对农，商对商，彼此相差无几，谁也不会觉得吃亏。

没有哪个人愿意吃亏一辈子，吃亏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什么，否则，谁也不会犯贱。现实中很多人向上社交不就是想通过与比自己更高层的人交往，达到获得额外的权力进而改变自己分配所得的目的。

每个人都有一颗向上攀登的心，希望获得更多。只是在巨大利益面前，在强大的对手面前，不得不选择趴着，否则，就会被强者抹杀。人一旦拥有无可匹敌的权力后就会变得疯狂，将原本的分配规则打破。

社会之所以稳定，就是因为权力相对受约束，不能肆意妄为，此时的资源和利益分配也相对公平。当稳定持续一段时间，权力约束小了，掌权者内心的私欲容易越发膨胀，进而破坏分配规则，太平被打破。

越是大的地方，越是发达的地方，越是文明，权力越受约束，分配越公平；越是小的地方，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是野蛮，权力越是放纵，分配越偏向。这就形成了权力越大，被约束越小，分配得到的越多。

权力越集中，分配越失衡。越是野蛮的地方，保持一段关系，就是为了能从中获取利益，拥有分配资源的权力。所有规则都只是一个借口，在巨大利益面前，任何规则秩序都可以违背，耍无赖是常规手段。

反观文明程度高的地域，虽然同样避免不了权力和分配的问题，但总体更愿意在契约的精神下构建相互信任的关系。他们明白，只有彼此都能获利，讲承诺，才能延续下去，分配不公，必然导致秩序被破坏。

为什么经济越落后的地方，分配偏向越大。最主要的就是人的私欲导致，因为经济越落后的地方，资源越匮乏，权力掌握者想得到更多的资源实现自己的抱负，就必然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做出偏向性的分配。

然而，越是偏向性分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越低，爆发冲突的可能越大。没有信任感和契约精神，作假、坑蒙拐骗就越多，经济越得不到发展，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死循环。越穷，文明越低，权力越集中。

有人会问，为什么没有人去管呢？原因其实很简单，虽说苍蝇蚊子都有肉，但对于胃口大一点的人来说，不够塞牙缝的肉谁愿意花精力去做呢？除非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谁会去换个话事人呢，毕竟下面的也要吃肉。

九 你若不善，凭什么要我慈悲

有人说，做人应该怀有慈悲之心。因为有慈悲之心的人更懂得关心、尊重他人，容易赢得信任与友谊，广结善缘；在亲密关系中能穿透他人情绪表象，理解其内在创伤与需求，通过包容化解冲突，促进关系和谐。

也就是说，怀有慈悲之心的人，更能得到别人的认可。慈悲能减少人际矛盾，促进互助共度难关，推动社会整体和谐；日常面对挑战时，慈悲心会转化为耐心与坚韧，将困难视为成长契机，让生活更加顺畅。

孟子认为，对他人怀有悲悯之心，是仁爱的最高境界。慈悲，说到底，就是对他人的善意，是一种对他人的不幸和痛苦产生深切同情和怜悯的情感，基于共情能力设身处地感受他人经历，体现善良和仁爱。

不可否认，慈悲是一种高尚的品质，但从不是无条件的退让，更不该成为纵容恶意的温床。慈悲应该是春日里的细雨，只该滋养那些向阳而生的草木，而不是去浇灌角落里滋生的毒藤，让它们去伤害草木。

这世间总有人把别人对他的善意当作理所当然，用尖刻的言语刺伤他人，却要求对方以德报怨；用自私的行为侵占别人的利益，却期盼他人宽容大度，对他的无耻不仅不要追究，还要体谅他对别人的伤害。

他们将“慈悲”二字曲解成软肋，以为只要摆出受害者的姿态，就能换来别人无底线的妥协。他们总以“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为行动纲领，即便是他们做错了，伤害了别人，他们还是摆出无辜的表情来博取谅解。

可慈悲的前提，从来都是对方先怀揣着善意，就像烛火不会为逆风而燃，清泉不会向泥潭流淌。你对别人总是恶意，甚至伤害，凭什么要求别人对你慈悲怜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做不到，凭什么要求别人。

有些人就是这样，自己做了坏事，就找各种理由来为自己辩解，要求别人不应该追究。如果别人稍微有一点点错事，那就上纲上线，穷追猛打，不可饶恕。这是邪恶的典型“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世界上这种“既当婊子，又立牌坊，还要体谅”的人不少，不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而是他们吃定了别人的慈悲善良。因为大多数人都有慈悲之心，能共情他人的困难，宽容他人的错误，理解他人的不易。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感恩别人的善良，越是无耻的人，对他人的善良越是不屑一顾，不要说“投桃报李”，就算不把你“吃干抹净”都要谢天谢地。这种人不仅不懂得感恩回报，还会得寸进尺，加大侵害别人。

不是所有人，都值得善良对待。对不善良的人讲慈悲，就是对善意的辜负。就像姑息稗草在稻田里肆虐，结果果就是稻子干瘪；纵容藤蔓缠绕树木，最终只会让树木枯萎；放任浊流混入清泉，终究会让净水变污。

真正的慈悲，应该有分明的棱角，清晰的尺度：对真诚的人报以温暖，对善良的人予以守护，对正直的人给以敬重，而对那些怀揣恶意的人，不必勉强自己笑脸相迎，不必强迫自己咽下委屈和卑躬屈膝。

每个人的真诚、善良、怜悯、慈悲都很有限，不要去挥霍，应该把它们留给值得的人和事。不向不善良的人妥协，不被道德绑架裹挟，才能对得起自己的慈悲，这也是对真正善意的尊重，对宽容的正确阐释。

毕竟，慈悲是心的选择，不是必须完成的任务。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你选择对恶的宽容，就是对善的苛刻。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的，你怎样对别人，别人就怎样对你。这是公平的选择，怨不得任何人。

如果你从未展露半分善意，又凭什么要求别人捧出满心慈悲？人心好比一片田，你从未在此播下过一颗善意的种子，未曾浇灌过一滴理解的水，却想在秋风起时，指望长出满仓慈悲的粮食，那是痴心妄想。

十 掌握了权力的底层人，到底有多可怕

一夜暴富，往往容易使人内心膨胀，带来扭曲的价值观。从无到有没有经历一个过程，很容易让人变得疯狂。当底层或边缘者突然站在不属于他的高度，他不会去思考权力的本质，只会变成规则的扭曲者。

在权力结构的缝隙中，存在一种特殊而危险的现象：那些长期被压抑的底层个体或被边缘化的不重要角色，一旦获得微不足道的权力，其行使方式往往展现出超乎寻常的严苛与扭曲，比他们经历的更苛刻。

这种“微权力的异化表演，不仅揭示了权力对人性的腐蚀具有普遍性，更映照出社会结构中深层次的病症。游离于权力中心对权力是深恶痛绝，可一旦成为权力中心的一员，对权力的使用却又无所不用其极。

历史上，获得解放的奴隶对从前的同伴可能更加残忍，新晋的小官僚对百姓可能更为刁难。多少暴力起义农奴，一旦掌握生杀大权，其暴力程度不亚于被他们推翻的旧贵族，他们的同情在获得权力后消失。

这种权力异化并非是源于人性本恶，而是深植于长期被边缘化的心理创伤与尊严缺失。当一个人长期被剥夺决定自己生活的权力，一旦获得哪怕一丝支配他人的权力，往往会通过放大权力效应来补偿曾经缺失。

社会学家指出，权力会导致道德滑坡，对一个刚刚接触权力的人，这种效应更明显。一个从未体验过权力滋味的人，突然被赋予决定他人命运的能力，他们便会通过对权力的使用来体验高人一等的感觉。

无论是小区保安对进出人员的刁难，还是办事窗口职员对民众的有意拖延，这种微小权力空间成为他们重建自尊的战场。他们通过制造障碍等方式，展示他们存在的价值。这种权力表演，是对长期无力状态的过度补偿。

更为可怕的是，这种底层权力的行使往往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衡。微权力总是在制度的缝隙中野蛮生长，却又没有完全违反规则与制度。这种游离于灰色地带的微权力，会让普通人受到更多刁难，利益被侵害。

底层掌握权力后的扭曲还体现在它的不可预测性上，与明确的制度性权力不同，底层掌握权力后，行使方式充满随意性，可以说完全随性，可能今天因为心情不好刻意刁难你，明天心情好又对你网开一面。

这种不确定性在权力关系中制造了更深的不安全感，迫使弱势方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因为他们不知道面对的是天使还是魔鬼。对制度与规则的无视，会无限放大权力的危害性，这是底层掌握权力的缺陷。

鲁迅说：“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所摆的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长期处于底层的人一旦获得权力，往往不是改变不合理的权力结构，而是强化这种结构，甚至更极端。

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个人的道德缺陷，而是揭示了制度设计的深层问题。当一个社会缺乏权力制衡机制，当尊严获取渠道过于单一，当底层上升路径严重受阻，权力被底层掌握后，扭曲就成为必然。

那些无法接触权力的底层挣扎的人，就是这种权力扭曲环境下的受害者。当他们成功打破壁垒，成为权力的掌握者，疯狂使用就无法避免。这就像一直处于饥饿状态的人，面对众多美食，是不会拒绝大吃大喝的。

要破解这一困境，需要制度建设与人文关怀双管齐下。一方面，必须建立更为透明的权力运行机制，让所有权力都必须受到约束；另一方面，需要拓展社会尊重和个人价值实现的多元渠道，不必通过权力体现尊严。

权力的腐蚀性是不分阶层的，底层掌握权力的可怕之处在于，他们既缺乏权力使用的训练和约束，又背负长期压抑的心理创伤，这两者的结合创造了权力异化的完美温床。越是底层，掌握权力后越肆无忌惮。

当然，面对权力的诱惑，没有人能真正做到无动于衷，因为权力让人更自由。这既是权力本身逻辑，也是人性困境。很多人，哪怕只有一点点小权力，也会行使到极致，更不用说掌握相对比较大的权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