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聚焦|AI挑战与开源回应:对数智信息社会的批判性反思

本文刊发于《东岳论丛》2026年第3期，欢迎转发与转载。转载请注明来源！

作者：甘莅豪(1977—)，男，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数智传播、知识传播。

摘要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推动信息社会的结构性变革。生成式AI带来的技术异化风险与信息垄断倾向，暴露了传统“信息帝国”理论在数智时代的局限性，其“大同世界”构想未能充分整合人工智能发展现实与开源运动的影响。相比之下，开源创新模式通过开放协作平台和知识共享机制，优化技术资源配置，加速创新迭代，有效应对AI风险，同时重塑社会组织关系，为信息共享与知识创新提供新的实践空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信息灵境”，超越了“信息帝国”理论范式，依托去中心化的知识生产体系和分布式创新网络，推动社会结构从层级控制转向生态协同，成为构建包容性数智信息社会的现实路径。开源创新模式不仅为数智技术治理提供有效方案，更成为重构信息社会理论的关键维度，为理解数智时代的文明演进开辟了新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

人工智能；信息帝国；开源创新；信息灵境；数智社会

在科技革命的浪潮中，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人类文明图景。从AlphaGo颠覆人类对围棋的认知边界，到ChatGPT突破自然语言处理的智能阈值，AI系统在医疗诊断、金融决策、军事安防等核心领域展现出超越人类专家的能力。这种指数级的技术进化正悄然解构着传统的社会契约——当自动驾驶系统面临“电车难题”的道德抉择，当深度伪造技术消解真相的认知根基，当算法黑箱操控着数亿人的信息茧房，人类正陷入技术奇点临近的集体焦虑。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最新预警则指出，自主武器系统可能在2030年前突破“有意义的人类控制”边界。在这场文明存续的博弈中，人类已启动多维度应对机制：欧盟率先通过《人工智能法案》构建风险分级体系，OpenAI等机构探索“对齐工程”破解价值校准难题，全球多个国家联合签署《人工智能伦理与数据保护宣言》。技术与人性的角力，不仅关乎算法透明性与问责制的制度设计，更触及人类主体性存废的哲学命题，成为21世纪数智文明转型的关键叙事。在人工智能威胁背景下，人类正积极探索多层次的应对方案，以缓解其潜在风险并重新定义自身与技术的共生关系。这些方案不仅是对技术本身的规制，更是对数智信息社会本质的深刻反思与重塑。

一、开源创新：抵御AI威胁的战略选择

近年来，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大语言模型(LLMs)在信息存储、提取和理解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而且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这些模型还在不断更新和升级，以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信息需求和知识更新。然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一直没有停止。2023年11月18日，OpenAI董事会宣布罢免CEO山姆·奥特曼(Sam Altman)的职位，这场内讧的焦点在于OpenAI公司发展宗旨的分歧：以公司盈利优先还是以对齐人类为首要目标。作为公司CEO，山姆·奥特曼代表的是盈利优先立场，他力主OpenAI商业化，为股东带来利益；而以伊利亚·苏茨克维(Ilya Sutskever)为代表的董事会则坚持OpenAI的非营利性质，他们希望AI的发展能够更好地造福人类，即使这意味着牺牲一些商业利益。显然，这场冲突凸显了当前生成式AI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矛盾：如何在追求商业盈利，为技术创新提供充分资金的同时，确保AI的安全及其对人类的福祉?

在OpenAI的这场内部冲突中，媒体通常将奥特曼和伊利亚之间的分歧描述为“有效加速”与“超级对齐”的对立：“有效加速”方认为，通过加快技术创新的步伐，人工智能能够为人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超级对齐”方则强调，在进行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时，必须确保这些创新与人类的价值观和目标保持一致。然而，媒体的这种描述似乎存在一定缺陷：一方面，其并不能解释奥特曼不开源GPT－4代码的决定，如果奥特曼是有效加速主义者，那么他应该会大力支持开源模式，因为开源可以促进全球范围内的顶尖人才共享资源、避免重复工作，从而更高效地推动AI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不能解释为何伊利亚在OpenAI公司内部已经有强大超级对齐团队的情况下，还要力推罢免奥特曼。

随后在2024年3月1日，由于不满这场斗争以奥特曼回归OpenAI结束，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继续对OpenAI及其高管奥特曼提起诉讼，直接指控OpenAI背离了与其最初约定的非营利和开源原则。这起诉讼继续引发关于AI技术知识应该公开共享还是私有化的深层争议。在“马斯克诉奥特曼”案例中，不少媒体解释为OpenAI开源后，奥特曼将无法盈利，所以选择违背约定，而招致马斯克起诉。然而，这种观点却忽视了开源运动与商业牟利并不矛盾的事实。实际上，商业化是开源项目持续发展的关键。Apache软件基金会的创始人布莱恩·贝赫尔多夫(Brian Behlendorf)就指出利他主义的开源精神与利己主义的商业模式相结合，能够为开源项目带来实质性的贡献，即理想主义情怀和商业牟利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也就是说，如果商业牟利能够为理想主义情怀实现提供现实保障，那么商业牟利并没有什么不对，正如在与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的独家对话中，马斯克表示他并不反对“充分盈利”，他之所以起诉奥特曼，是因为反对后者为了“地狱式盈利”而失去了造福人类的初心。也就是说，马斯克认为，奥特曼的闭源模式追求的是极端的地狱式盈利，而不是人类的福祉；他相信只有通过充分盈利的开源模式，创造一款“试图理解宇宙本质的最大寻求真相的AI”，才能真正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显然，上述两个案例表明，在“微软+OpenAI(ChatGPT)”和“谷歌+DeepMind(Gemini)”两大企业的高度垄断路径之外，马斯克正在打造第三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模式——“X平台+XAI(Grok)”路径，试图构建一个依托开源创新运动的全球性知识生产模式。同时以DeepSeek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以其开源模式对美国公司过去主要依赖闭源模型所建立的竞争优势，也已经构成了不可忽视的挑战。也就是说，第三种模式力图实现双重目标：一方面，开源模式能够通过充分盈利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开源社群能够有效遏制人工智能带来的潜在威胁。

那么应对人工智能的威胁，马斯克和中国企业不约而同设计的第三条道路能否成功呢?我们认为该道路存在较大的合理性，其理由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首先，开源模式作为一种自组织模式，能够有效防止公地悲剧的发生。2009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因其对经济治理特别是公共问题中“集体行动机制”的深入分析，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她通过广泛研究鱼类、草地、森林、河流及地下水流域的使用者管理情况，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资源使用者的自组织管理能够有效地避免公地悲剧，并确保公共物品生产的可持续性。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表明，一方面，依靠市场盈利调节原则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另一方面依赖管理层自上而下的顶层治理经常会因信息流通不畅和效率低下而失效。相反，资源使用者自发形成的公共联盟往往能够发展出解决社会各类冲突的决策机制并高效执行，从而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管理。据此，当人工智能领域中自上而下公司管理的闭源模式无法彻底解决社会安全和技术发展的冲突问题时，基于“集体行动机制”最佳实践的开源模式，就成为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健康发展的关键路径，即开源软件社区通过广泛的参与和透明的管理，不仅能实现高效的资源利用和持续的技术创新，还能有效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

具体而言，开源模式暗合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理论的多个核心原则：第一，开源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各类人员的多样性参与，确保了各种技能、知识和视角的汇聚，有助于促进更全面和创新的资源管理和技术发展方案。第二，开源项目通常由分散的社群团体进行集体协商管理，这种分布式的治理结构避免了单一控制权的弊端，每个贡献者都能及时发现项目的漏洞和危险因素，进行弥补和创新，并对项目的发展方向施加影响，使资源的利用和技术的更新更加合理和有效。第三，开源社区中礼貌、协商和共识驱动的商讨程序保证了社群规约的合法性和可接受性。通过持续的协作、透明的发布、及时的监督和迅速的改进保证了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类价值观的对齐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开源模式成为一个能够促进资源共享、防止资源滥用和枯竭、项目长期安全发展的自组织模式，从而有效避免了公地悲剧的发生。

其次，开源模式能够避免重复造轮子，并有效地加速技术进步与迭代。在闭源模式中，由于知识和代码的封闭性，外部开发者难以参与进来进行改进和维护，导致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受限、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而无法快速取得突破。相反，作为一种强大的技术创新催化剂，开源模式核心优势在于其开放性和协作性。它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开发壁垒，鼓励开发者共享知识和代码，使得全球顶尖人才能够共同参与项目，及时借鉴和改进他人的成果。在这种模式下，创新不再孤立，而是汇聚成一个高效的网络，减少了研发过程中的资源浪费，避免了技术上的重复发明。每个人都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优化，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研发效率，加速了技术的迭代与进步。这种模式下的合作不仅提升了整体创新能力，也为整个行业乃至社会带来了更快、更广泛的技术革新。

最后，开源模式能够有效防止闭源模式下人工智能技术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秘密研发，进而威胁人类安全。开源模式通过透明化的研发过程，能借助社区的力量实现“超级对齐”，即确保技术发展符合人类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开源模式中，开源内容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访问、使用、修改和分发。这种开放性吸引了大量开发者的参与，他们自愿贡献时间和精力改进技术、修复漏洞、保证技术的安全性。由于参与者众多，知识和技能得以广泛共享和传播，同时集体智慧的力量能够随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危险点，并及时制止，显著提升技术的安全性。也就是说，开源项目的高透明度建立了有效的社群监督和问责机制，使社区成员能够及时了解项目进展并提出改进建议，从而确保资源利用符合共同目标。

总之，开源模式通过促进多样性、共享规则、透明监督、适应性管理、低成本集体行动、长期承诺、信任建设、风险分散、公平分配和持续改进，为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和超级对齐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集科学研究、商业盈利和实践运用为一体的社群合作框架。

除了理论论证之外，现有开源模式的两大成功案例——红帽公司和维基百科，也分别从盈利和应用两方面，进一步佐证了开源模式用于解决软件与知识生成及安全问题的可行性。

红帽公司(Red Hat，Inc．)于1993年由马克·尤因(Marc Ewing)和鲍勃·扬(Bob Young)创立，总部位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和以往闭源公司不同，红帽公司相信开放合作是快速共创并迭代软件的最佳方式。2019年，红帽公司因其年收入超10亿美元的良好业绩，成功被IBM以340亿美元收购。红帽的核心理念是全面拥抱开源，不为自研的Linux产品申请专利，也不将其作为商业机密保护，而是推广稳定且易获得的开源Linux操作系统。

具体来说，红帽的成功故事首要条件是其解决方案被广泛采用。在开源领域，业务模式核心是构建一个庞大的用户群，这是因为开源企业虽然创造了大量价值，但它们通过免费软件获取的直接经济回报相对较少。也就是说，由于大部分软件是以零成本提供给用户的，只有一小部分用户会转化为付费客户，以获取专业支持和高级功能。不过，得益于巨大的用户基数，即便是低比例的转化也能带来显著的收入。这种模式利用了规模经济的原则，即就算单个用户的贡献很小，但当用户数量达到一定规模时，累积起来的收益足以支撑并推动整个开源业务的发展。此外，红帽通过在开源社区中积极建立其作为Linux和其他开源项目主要贡献者的领袖地位，成功树立了行业信任和权威。这种深厚的技术信誉使得红帽成为寻求开源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援的企业首选合作伙伴。由此，通过构建一个高效的销售渠道和多元化的商业模型，红帽能够将它的社区贡献转化为商业优势，确保了公司的长期可持续性发展。总之，通过广泛参与、透明管理和高效资源利用，红帽展示了开源模式的巨大盈利潜力，成为全球自由和开源软件领域的领军者。

显然，红帽的盈利成功不仅证明了开源模式能够有效地推动技术进步，还可以解决研发人工智能所需的大量资金问题，即通过广泛采纳和社区参与，开源模式不仅能够自我维持，还能通过让更多人使用开源技术、建立行业内信誉、做好增值服务而获得可观的利润，从而为人工智能继续研发、造福人类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

同为开源模式，维基百科发展路径和红帽公司非常不同。维基百科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开放式百科全书项目，自2001年成立以来，一直在与各种形式的官僚权力、资本控制和话语霸权抗争，以维护其作为自由、开放知识资源代言人的地位。也就是说，维基媒体基金会通过全球小额捐款和理想主义社群的力量，成功抵御了国家权力和全球资本的侵入，展示了开源模式在保护公共利益和促进知识共享方面的巨大潜力。

首先，维基百科的去中心化治理结构是对抗官僚权力的关键。它允许任何用户编辑和贡献内容，从而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权力从少数精英和官僚机构手中解放出来。尽管这种模式面临管理挑战，但维基媒体基金会通过建立透明的编辑规则和社区监督机制，有效保证了内容质量。这种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不仅提高了知识生产的效率，还避免了官僚权力对知识传播的垄断。与传统知识生产模式不同，维基百科的开放编辑和免费访问打破了知识壁垒，使每个人都能参与知识的创造和分享。这种包容性和开放性推动了知识的民主化，为社会公平和正义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维基百科在资本控制方面表现出强大的抵抗力。作为一个非营利组织，维基媒体基金会依靠全球志愿者的贡献和小额捐款来维持运营，而不是依赖大企业和广告收入。这种资金来源的多样性使得维基百科能够保持独立性，不受商业利益的驱使。基金会的透明财务管理和对捐赠者的高度负责态度，进一步增强了公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确保了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在对抗话语霸权方面，维基百科致力于提供一个多语言、多文化的知识平台。截至目前，维基百科已拥有340多个语言社区，近7000万条条目，涵盖了几乎所有人类知识的领域。这些内容不仅包括主流学科和热门话题，还包括了许多边缘化和小众领域的知识。通过鼓励多元视角和广泛参与，维基百科打破了单一话语体系的垄断，为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用户提供了一个平等交流和学习的平台。

总体而言，维基百科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开源知识平台，通过其独特的去中心化治理、多样化的资金筹措、广泛的内容涵盖以及开放的访问政策，抵抗了官僚主义、资本操控、话语垄断和精英统治的影响，有效地避免了“公地悲剧”。或言之，借助全球志愿者网络和广泛的小额捐赠，维基媒体基金会成功维护了维基百科作为全世界“最大百科全书”的地位。这不仅彰显了开源模式在捍卫公共利益和推动知识自由流通方面的巨大潜能，同时也为其他公共项目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显然，维基百科开源社群模式的成功，也为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潜在威胁提供了关键的启示。维基百科通过开放代码和内容，鼓励全球用户共同编辑和监督，形成了一个透明、协作和多元的知识生态。这种模式表明，技术创新尤其是AI的发展，不应采用封闭的、垄断性的模式，而应像维基百科一样，采用开源模式来确保其安全性和公正性。进言之，在人工智能时代，开源社群创新模式是信息与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关键趋势，其透明性允许全球开发者审查和改进AI系统，防止技术滥用，提升安全性和公信力。同时，开源模式打破了知识和技术的集中垄断，吸纳多元智慧，推动更广泛的创新与应用。通过降低创新门槛和加速技术扩散，开源模式使多人能够参与到AI的发展中，确保技术进步服务于公共利益。此外，开源社群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伦理意识，也保障了AI技术与人类福祉的紧密结合。

总之，为了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威胁，人类信息社会正在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其特征是通过开源创新模式来生产信息、技术和知识，释放“智能技术的共享性潜能”。进言之，开源创新模式的核心在于四个关键要素：造福人类、有效加速、超级对齐和充分盈利。首先，造福人类是发展人工智能的唯一目的，确保技术不被用于毁灭人类，“人类创造人工智能的初衷与人类最大化实现价值的强烈偏好天然耦合”。其次，有效加速和超级对齐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通过开源合作，全球科技公司和技术人员可以共同努力，加速技术开发进程，同时免费供给，扩大技术使用社群，从而压缩那些意图闭源开发的公司的生存和盈利空间。此外，开源模式能够通过全球范围内24小时自组织监督实现超级对齐，确保技术发展方向与人类利益一致。最后，通过在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建立声誉，提供增值服务，实现充分盈利，从而为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和资源。进言之，面对人工智能日益临近的威胁，人类也许只有通过开源创新模式才能应对这一挑战，否则，或将可能面对被人工智能奴役或整体灭亡的黑暗前景。

二、开源创新模式对传统信息社会理论的挑战

迈克斯韦尔(Richard Maxwell)认为，互联网在诞生之初以信息共享为核心，开放性和自由交流是其基本特征，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信息逐渐被资本化，互联网变得不再开放，走向了信息资本主义的道路，即大型平台垄断了信息的流通和生产，形成了新的信息帝国。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一趋势正在带来新的威胁，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更加集中于少数机构或人员手中，加剧了信息垄断和社会不平等，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还可能导致隐私侵犯、数据滥用和算法歧视等问题，进一步威胁到个人和集体的自由与权利。

如前文所述，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互联网和社交平台必须开辟和拓展开源创新模式，拒绝继续沿袭信息资本主义或平台资本主义的模式。通过开放代码、数据和知识，鼓励广泛的参与和协作，使得更多的人能够贡献和分享自己的智慧和经验。这种模式不仅能够提高技术的透明度和可审查性，降低潜在的安全风险，还能促进知识的多样化和去中心化，打破信息垄断，实现真正的知识共享。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确保技术进步服务于全人类，而非被少数利益集团控制，从而保障互联网的自由与开放，实现真正的知识共享，抵御人工智能“对人类可能带来的灭绝性威胁”。

进言之，为应对人工智能威胁，开源创新模型为人类信息和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提供了新的路径，彻底改变以往信息社会的生态格局。也就是说，在传统的信息社会中，垄断企业和媒介帝国主导了信息的流通与生产。然而，面临人工智能的威胁，人类信息社会将不得不经历一场颠覆性的转型。开源社群、共享文化和透明精神正在逐渐成为信息时代的重要力量，推动了信息生态的去中心化和多元化：开源开发者、开源项目、开源社区和开源用户的数量不断增长，而非营利基金会、知识共享、开源商业模式、增值服务以及公共服务平台等开源生态要素也在迅速完善，促进了开源生态的繁荣发展。与此同时，各个技术领域如操作系统、数据库、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传统各类行业如金融、电信、医疗和制造业等，也都在快速吸纳开源技术，推动了这些领域、行业的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这些趋势都表明人类信息社会的生态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

事实上，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化的加速，信息社会就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议题。各类传播理论家从不同角度试图理解信息传播、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全球权力结构的变化，提出了诸如文化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数字资本主义、信息帝国等概念。比如，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揭示了美国通过信息产品的输出主导全球文化传播的过程，着重探讨信息作为公共产品被跨国私营媒企商业化，进而塑造全球信息经济的现象。这一理论为理解美国如何通过媒体和文化产品巩固其全球霸权提供了有力的解释。在此基础上，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Oliver Boyd－Barrett)在1977年进一步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强调跨国媒介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支配力量。该理论深化了席勒的观点，特别指出全球媒介的所有权、结构、内容等都受到少数跨国媒介巨头的支配和影响，从而削弱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媒介的独立性。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兴起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又被进一步推进。丹·席勒(Dan Schiller)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分析了信息社会的变化，提出“数字化衰退”的概念，指出数字化并未减缓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或缩小经济不平等，反而使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如剥削、商品化和不平等进一步加剧。随后，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提出“信息帝国”概念，认为传统的帝国主义即国家通过军事和经济手段对其他国家进行统治和控制的方式，已经发生了转变；当代全球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力形态，不再依赖于特定的民族国家或全球企业，而是由一种分散的、网络化的权力体系所主导。在信息帝国中，信息和知识成为新的核心资源和权力的主要来源。全球化、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资本的跨国流动，使得全球资本主义的控制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而是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尤其是在信息传播、文化生产和知识控制方面。这种新的权力形式被称为“帝国”，它无所不在，但又难以被具体定义或抵抗。

显然，信息社会的发展促使理论学者不断深化对信息和媒介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商品化和权力控制的理解。这些理论主要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强调信息和媒介的商品化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重要性。然而，这种视角依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忽视了开源创新、信息共享和协作等新兴趋势的重要性。在开源创新的信息社会中，信息和知识的流动不再仅仅被资本和权力控制。参与者通过开放的合作平台和自由的信息交换、共同创造和分享知识，打破了传统的权力结构。这种新兴的模式表明，传统信息社会中的等级、资本和权力集中等现象不再是唯一的发展方向。

在上述论及的信息社会理论谱系中，奈格里与哈特的“信息帝国”理论堪称近年来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力的代表性成果。基于此，下文将聚焦该理论的核心阐释框架，重点探讨其在适配开源创新模式崛起这一新兴社会技术趋势时存在的理论局限性与解释张力。

首先，哈特和奈格里的“信息帝国”理论立足于有限资源观，忽视了信息资源的无限生成性和信息世界的多样性。在他们的理论框架中，信息社会是一个去中心化和去领土化的统治机器，虽然不再依赖于单一国家的权力，但还是通过一种分散的、网络化的统治体系来控制全球的资源流动，其本质上是不断扩张的，旨在整合全球的版图，对整个世界进行统治。也就是说，控制和统治是其核心概念，强调的是通过对信息和知识的掌控来维持权力结构的稳定，即帝国的权力体系通过超国家的司法、技术和权威架构来对有限资源进行管理和分配，以生物政治的形式深入到个体的身体和意识之中，对全球信息社会进行管理和控制。

然而，随着人工智能和开源创新运动的兴起，特别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元宇宙等新技术的推动下，信息社会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差异性、圈层化的虚拟现实世界集合体。在这些虚拟现实世界中，主体(数字人)、信息、知识和空间往往可以无限生成、共享和分化，而不是稀缺、有限的。在这个背景下，哈特和奈格里的“信息帝国”理论呈现出局限性，因为它未能充分考虑到现代科技带来的无限性特征。

奥尔森(Mancur Olson)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提出了两种集体利益，即相容性利益和排他性利益。相容性利益，也称为“做蛋糕”，指的是那些可以通过共同努力而使所有参与者都受益的利益。这种利益的增加不会损害任何一方，反而能实现共赢。例如科技创新、教育提升等，都是通过合作与努力，使得整个社会或团体共同受益。而排他性利益，也称为“分蛋糕”，则是指那些需要在特定群体内分配的利益，这种利益的分配往往伴随着竞争和冲突。因为资源有限，一方的获得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因此排他性利益容易导致团体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例如，工资、奖金等物质利益的分配，往往就需要在个体之间进行竞争。奥尔森的这一理论揭示了集体行动的根本动力和阻碍因素，对于理解信息社会中的集体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从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视角来看，信息帝国和开源创新模式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信息帝国着重于“分蛋糕”，即如何在有限资源的单一世界中进行控制和分配，而开源创新模式则致力于“做蛋糕”，不断创造和共享资源，推动一个无限发展的多元世界。在前者的逻辑中，帝国的形成是基于有限资源的竞争和控制的结果，而在后者的逻辑中，集体合作和资源的无限增长成为主导。这种不同的资源观念和社会逻辑反映了信息社会两种截然不同的未来发展路径，也挑战了传统的信息社会理论。

其次，信息帝国理论以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为指导思想，突出强调了信息社会中存在的剥削、不平等和控制等问题，体现出具有严峻性的警示意义，但视角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悲观主义的片面性。它认为在信息社会中，权力被少数精英、机构或机制所掌控，而信息则成为他/它们维护权力的工具。该理论认为，信息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延续了传统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形式，信息不仅仅是工具、符号和知识，更是控制的象征，揭示出信息社会中不公平的权力分配，突出了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者的进一步压迫和异化，从而预示了一个前景暗淡的未来人机社会。

然而，这种普遍悲观性视角忽视了信息社会中潜在的积极和进步力量。开源创新模式竭力普及技术、信息和知识，旨在为全人类特别是弱势群体带来更多的机会与公平。这种趋势强调信息技术的开放性和协作性，认为通过共享和协作，信息、知识和技术可以被大众自由所用，而不仅仅是精英统治社会的工具。进言之，正如核武器威胁在冷战期间让各国尽量避免大规模战争，反而促进了全球长时间内的相对和平，人工智能威胁也正在促使人类反思信息帝国的弊端，转而拥抱开源创新模式，即通过分散技术权力，形成更民主和包容的技术发展模式，有效利用自组织社群监督力量，开展超级对齐工作，积极防止超级人工智能成为压制和毁灭人类的工具。

换言之，超级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确实可能加剧人类之间的控制与压迫，并带来机器人对人类的算法歧视等问题，甚至可能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然而，如果我们仅仅从悲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可能会加剧恐慌和无力感，从而难以找到有效的应对策略。相反，人类应该采取积极乐观的态度，通过技术的开放性、合作与创新来寻求解决方案，即通过广泛的参与、协作和监督，人类可以共同开发和控制技术，避免超级人工智能的潜在危险。

再次，在讨论信息社会的治理结构时，信息帝国理论的相关术语无法准确描述开源创新模式。信息帝国理论认为，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信息被网络中的少数节点掌控，用以维持和扩展它们的权力，其通过使用“控制、权力、等级、霸权”等关键词，揭示信息社会中传统权力结构的存在、强化和泛化。然而，就开源创新模式而言，信息不再是少数人或机构的垄断资源，而是可以广泛分享和利用的去中心化公共资源。通过协作和分享，开源社区的成员能够共同创造和传播信息和知识，形成一种基于社群规约的信息和知识生产和分配模式。这种基于协约和共识的模式，弱化了传统的权力结构，推动了信息和知识的民主化和普及化。由此，开源社区通常倾向于使用“同侪、协商、分享、合作”等术语，通过使用这些关键词推进社区合作与集体共创理念，从而推动开源运动的持续发展。

最后，信息帝国理论认为，在信息社会中，经济活动主要是由资本主义利润最大化逻辑驱动的，这种观点也完全忽视了开源创新模式。根据信息帝国理论的论证逻辑，技术进步和创新的首要目的是为资本积累服务，追求更高的生产效率、市场占有率和利润空间。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一传统逻辑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潜在威胁，正在引发关于技术创新目的和伦理导向的深刻反思。首先，人工智能的发展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有望通过提升生产力、降低劳动成本、优化社会管理等方式，为资本创造巨额利润；但另一方面，其自主学习、决策和自我完善的能力，也带来了技术失控和威胁人类生存的风险。这种风险让传统的“利润至上”逻辑显得不再充分，因为如果最终人工智能的发展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利润再高也失去了实际意义。

在这一背景下，开源创新模式为思考新的经济结构提供了启示。与传统的专利驱动、封闭式创新不同，开源模式强调知识共享、协作开发和广泛参与，它不仅能激发技术进步，还能更好地应对技术伦理和社会责任的问题。通过开源社区的集体智慧，创新过程可以变得更加透明和负责任，避免单一公司或组织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因隐瞒技术而带来的潜在威胁。这种转向并不是反对盈利，而是呼吁在追求盈利的同时，必须首先考虑如何造福人类，确保技术进步始终在社会可控和伦理规范的框架内进行。也就是说，这种“适可而止”的“充分盈利”模式可以防止“地狱式盈利”模式的饮鸩止渴，阻止为过度商业化而制造出毁灭人类的“弗兰肯斯坦怪物”，从而确保人工智能技术进步能够惠及更广泛的群体。

三、信息灵境：开源创新模式对信息社会理论的启示

鉴于“信息帝国”概念主要关注的是信息的资本主义运作模式，无法全面涵盖由开源创新模式生成的信息社会。而为了应对人工智能威胁，开源创新模式又已成为人类不得不拓展的趋势，我们需要从另一种视角来重思和补充信息社会理论。

“灵境”是一种基于“Virtual Reality”技术的人机共生的虚拟现实世界。这一概念源于钱学森在30余年前提出的翻译术语，蕴含“庄严妙土”“吉祥福地”“大成智慧”“虚拟世界”等含义，其不仅是一个技术概念，还是一个社会概念，包含人机共生社会独特的文化、伦理、主体和信念等。该概念具备开放性、去中心化、协作性、多样化和持续进化的特征，这些特征使其能够延展生成“信息灵境”：通过开源创新实现信息与知识的积累和突破，构建一个虚实共生、多元文化与观念并存的生成式世界。或者说，开源社群强调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志同道合的人们因共同的文化与观念，形成不同的社群圈层和信息灵境，在信息社会中和谐共存。

我们可以通过参照哈特、奈格里的信息社会理论中的话语概念，来进一步理解“信息灵境”概念。首先“信息灵境”并非哈特、奈格里的“大同世界”。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当今的信息社会虽具有后现代、去中心化和网状节点控制的特征，但“从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到今天，共和国一直是财产的共和国”，在这个体系下，私有财产被法律保障，并且成为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基础。他们认为，这种私有财产制度是资本统治的前提，而且这种制度必然会导致寡头统治和社会不平等；为了对抗这种“财产共和国”，信息社会需要打造成一种新世界，即“大同世界”(Common wealth)。在这个世界中，人们通过共同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打破私有财产的束缚和国家政府的限制，实现社会的平等和公正。

可见，哈特和奈格里通过批判“财产共和国”，呼吁建立一种新的信息社会秩序，以实现更广泛的社会正义和平等。然而，他们的理论虽然具有强烈的抗争性，并希望通过共同性来对抗信息帝国，但他们忽视了信息帝国在超大型人类社会中的不可消除性。正如赫拉利在《智人之上》中所指出的，人类要建立超大型的合作网络，离不开共享的虚构故事和共同的信仰体系，而这些虚构故事和信仰体系越来越依赖于等级制度来控制和传播。因此，尽管哈特和奈格里所述的共同性具有解放潜力，他们却未能充分考虑到信息帝国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中的深层根植性。他们没有为信息帝国预留出相应的空间，也没有意识到信息帝国可能只是信息社会中众多的信息社区之一。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性使他们的对抗策略显得不足。

进言之，哈特和奈格里的理论未能充分考虑到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情境。在当前的信息社会中，虽然存在大量由大型科技公司构成的“信息帝国”，它们通过集中控制和管理数据资源来实现权力和利润的最大化，但是同时也存在不少多样化的信息灵境，这些灵境是各种圈层化、多元化和开源化的软件、信息和知识空间。这些信息灵境不仅补充并取代了信息帝国的集中控制模式，还为其提供了创新和发展的动力。信息帝国与信息灵境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对抗，而是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进一步说，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生成性特征，信息社会将转变为一个信息“星系”，其中可以产生各种类型不同的信息“星球”，其中包括信息帝国，也包括信息灵境——大家彼此互补，共同构成信息星系的完整图景。

与此同时，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威胁和挑战，人类社会必须逐步在文化、法律和伦理层面制定规范，以限制信息帝国的过度扩张，并促进其与信息灵境的融合。这种闭源发展与开源创新的融合不仅能够确保信息社会的持续发展，还能增强人机社会的整体安全性。实际上，在21世纪的科技创新中，开源创新已成为全球各国竞相发展的关键领域。许多国际大型科技公司早已认识到这一点，它们正积极参与到开源社区如GitHub、CSDN等的建设中，成为推动技术进步和知识共享的重要力量。而我国2021年也将开源创新正式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这标志着开源创新这一民间实践上升为国家战略。该战略的制定，不仅凸显了开源对于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性，也促使全国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推动中国开源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期，正如《2023年中国开源发展蓝皮书》所说：“在全球开源运动的蓬勃发展之中，中国以其迅猛的发展速度、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成为了全球开源界的瞩目焦点。”

显然，未来的社会发展趋势可能是信息帝国与信息灵境的深度融合，彼此补充、彼此牵制、彼此监督，形成一个既有序又多样化的信息社会完整图景。这种融合允许信息社会成员穿行于帝国和灵境之间，不仅能够避免信息帝国因缺乏监督而对人类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还能避免信息灵境初期因缺乏造血机制而陷入停滞。或者说，这种穿行能在信息星系层面，逐渐塑造出更大范围的开源创新图景。此时，在日益拓展的开源创新运动中，信息帝国逐渐由信息社会中的主体类型变为非主体类型。更进一步说，在这种趋势中，作为信息帝国的大型企业公司也并不总是妨碍开源创新运动的推进，反而常常在更宏观的层面能为信息社会的良性循环作出贡献。

除了提出“大同世界”概念外，针对信息帝国对人类的控制，哈特和奈格里提出可以通过重建人类“共同体”来进行抵抗。事实上，“共同体”的概念在社会科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在其经典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中，最早将“共同体”定义为一种基于自然意志、情感和血缘关系的社会形式，强调了情感纽带和自然关系在共同体中的重要性。对哈特和奈格里来说，其“共同体”概念显然和滕尼斯的不同，其维系依靠一种业缘的共同性和共同反剥削、反帝的斗争目标。然而，在信息灵境中，“共同体”概念将与此又有着显著的不同。信息灵境是一种基于虚拟空间的共同体形式，其成员并非基于血缘、地缘或业缘关系，也并非刻意以推翻信息帝国为目标。这些成员仅仅是因为共同的理想、兴趣和解决问题的需求而聚集在一起。这种共同体的特点在于其虚拟性、自愿性、多样性、自由性和动态性：成员之间的互动不依赖于物理地点；参与是基于个人选择而非强制；成员可以随意、自由地进出灵境；共同体的构成和规模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即信息灵境“共同体”概念强调了信息和知识的生成和共享；成员们通过协作和对话，共同解决复杂问题，生成新知识。这种以知识为核心的社会建构形式，更加符合人工智能社会的技术进化和超级对齐的发展需求。总而言之，信息灵境的共同体概念突破了传统共同体的限制，不再依赖自然关系或固定的社会结构，而是基于共同的知识追求和兴趣，通过虚拟空间中的互动与协作形成。这种新型的共同体形式更加灵活、开放，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知识创新需求和可持续发展需求。

显然，信息灵境作为一个开放的信息共享和知识生产平台，与哈特和奈格里的共同体概念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显著差异。信息灵境的构成要素和哈特、奈格里“共同体”概念体系设计中的“诸众”“爱”等要素有所不同，其通常类似于柏拉图学院，是一个凭借民间性质运作的开放平台，是基于技术平台和网络社区的协作机制，核心理念要素包括“同侪”“礼物文化”“开源伦理精神”等。进一步说，信息灵境中的“同侪”概念与哈特和奈格里的“诸众”概念虽然在异质性、杂多性和多元化上具有相似性，但在本质上反映了不同的社会需求层次。同侪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他们因共同的兴趣、理想和价值观聚集在一起，追求信息共享与知识创造，而非以财产或金钱为核心。这种以兴趣和理想为纽带的同侪关系，更多地满足了马斯洛需求层次中的高层次需求，尤其是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同侪关系中的个体希望通过知识的创新和传播获得他人的尊重，满足自身的成就感，并最终实现自我价值。相比之下，哈特和奈格里的“诸众”概念更多地植根于生存和生活层面的需求，特别注重与等级、财产相关的生命政治生产。这一概念中的生命个体被裹挟在资本主义系统中的物质与非物质劳动中——大家由于社会不公而联合起来，旨在争取基本的社会权利，形成一种抵抗和对抗帝国的力量。显然，尽管同侪和诸众都是多元化的群体，但其核心驱动力和追求目标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同侪的追求更多地体现为精神层面自我实现的追求，如知识的积累、学术的自由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一种超越生存需求的高层次追求；而诸众则更多地反映了脱离于财产共和国政治秩序之外的边缘个体，为追求平等的生活条件和生存权利而斗争，“以杂多性内嵌在社会生产机制中的群体”。

在当代社会向人工智能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由于机器人承担了更多的劳动，物质相对过剩的现象变得普遍。在这种背景下，同侪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随着人们生存需求的逐渐满足，对精神层面的需求如对尊重和自我实现的追求变得更加突出。然而，同侪也并不否认哈特和奈格里所提出的诸众概念，实际上，二者可以合为一体。在信息社会中，他们可能会接受信息帝国资本主义体系的剥削以维持生存需求，但同时，他们也活跃于信息灵境中，获得社群的尊重，并在艺术和创新领域实现自我。

此外，哈特和奈格里认为虽然诸众是杂多异质的，但是并非一盘散沙，而是通过“爱”这种情感成为反抗的“共同体”，即“我们应该将爱理解为奇异性在共同性中的相遇和实验”。然而，这种对“爱”的理解并不足以解释信息灵境共同体的形成原因。信息灵境的开源伦理观与哈特和奈格里“爱”的伦理观，在本质上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伦理观念和社会实践路径。信息灵境的共同体伦理，来源于开源社会中的黑客伦理，其核心在于创造、自由和自我表达。这种伦理强调个体在知识共享与创新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不受传统的工作与休闲二元论的限制。在信息灵境中，工作并非为了生存或积累财富，而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激情和追求自由，体现社会价值。黑客伦理通过打破传统的工作模式，将工作与生活融合在一起，追求一种无拘无束的创造性活动，这种活动本质上是自我实现的过程，推动着技术与知识的不断创新与进步。相比之下，哈特和奈格里的“爱”则深深植根于新教伦理的基础上。新教伦理中的核心价值观，如金钱、工作、最优性、稳定性和结果的可解释性，在哈特和奈格里所描述的“爱”中得以延续。然而，这种“爱”被赋予了集体性与扩张性的特质。也就是说，哈特和奈格里的“爱”并不是私人性的浪漫感情，而是一种集体性的情感力量，通过这种共同性力量，个体得以相互感染和影响，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集体。这种爱是反抗性的，它不仅仅是为了追求个体的幸福，而是为了反抗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压迫，尤其是财富和权力的集中。显然，哈特与奈格里的“爱”是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的延续和变异，它仍然以劳动、工作和集体行动为核心，通过抗争来构建共同体的力量和生命政治。信息灵境的开源黑客伦理与哈特和奈格里“爱”之新教伦理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愿景。前者是以个体为中心，通过自由和创造性活动来实现个人和社会的进步；后者则是通过集体反抗来追求社会正义和共同体的力量。两者在价值观和实践路径上的分歧，反映了信息社会成员对于个体与集体、创造与反抗、自由与公平等基本问题的不同理解和追求。

四、结语

哈特和奈格里提出的大同世界构想因忽视了信息帝国的根深蒂固性而略显简单。他们的理论强烈批判信息帝国，并希望通过“爱”来构建一个异质性的共同体，以实现无阶级、无剥削的社会理想。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信息帝国与信息灵境共存的现实性。从宏观角度来看，在人工智能威胁的背景下，信息帝国非常可能逐渐成为信息星系中众多的异质性信息星球之一，为整个星系贡献力量，而无法且不必被彻底取消。

更进一步来说，哈特和奈格里的信息社会理论过于注重意识形态的建构，而忽略了现实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尤其是缺乏对多元世界生成、开源创新社区等现象的想象力。他们没有充分考虑到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远影响。人工智能的威胁不仅在于其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失业和经济不平等，或者产生大量的去中心化、全天候、多样化的数字劳工和数字游民，还在于其正在倒逼人类不能再以“最大化利润”为目标，而不得不采取一种新的开源创新模式——造福人类+有效加速+超级对齐+充分盈利。该模式强调知识共享和协同合作，通过开放的平台和网络，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创新的快速推进，最终引导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人类、解放人类。

进言之，随着信息星系的无限拓展和生成，群体行动的逻辑发生变化，“做蛋糕”的动力取代了“分蛋糕”的争执，信息社会有可能在现实层面迎来突破哈特和奈格里笔下信息帝国全面封锁的全新篇章。或者说，在人工智能威胁的阴影下，信息帝国星球与信息灵境星球并存且互补，共同绘制出一幅多元共生的壮丽信息星系图景。诸众不再关心是否要推翻信息帝国，相反他们在信息帝国中构筑财富共和国，满足自身物质的基本需求。而与此同时，他们也穿行于信息灵境中积极社交，结交同侪朋友，探索未知，关怀彼此，寻求认同与尊重。他们在各种充满激情、礼物文化与充分获利的信息灵境中，不仅找到了归属感，还在创造与完善自我的过程中实现了新的超越，迈向自我实现的巅峰。

总之，人工智能威胁引发的恐惧反而打开了开源创新模式快速拓展的天空。这一切并非遥不可及的未来梦想，而是当前正在脚下发生的现实变革。每一步前行，每一次探索，都在无声地宣告：虽然面临人工智能威胁，但一个个美丽多元的信息灵境正逐渐成形，一个充满诗意与希望的新时代正缓缓拉开帷幕。

排版：张馨

初审：王源

复审：韩小凤

终审：崔凤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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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东岳论丛》

编辑丨伍军兆

责编丨张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