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说③ | 数字生活研究的软件进路

kuajieshuo

数字技术的深度渗透让软件成为形塑数字生活、重构社会文化的核心力量，数字生活研究的软件进路也随之成为媒介与传播研究领域的前沿探索方向。这一研究取向侧重以批判性视角审视技术装置，剖析其对文化生活实践的形塑与规范作用，主张透过表层的人机互动线索窥探数字技术的底层运行逻辑，于细微处考察数字时代的人机共存形态，既彰显出学界直面数字生成现实的研究智慧与学术勇气，也寄托着道器相融、技理合一的学术价值追求。《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关注到这一研究趋势，相继转载了该领域的多篇优质研究成果，本次特别邀请李梦颖、王继周、戴宇辰、程博等学者分享其创作心路历程，共同探讨软件进路下数字生活研究的理论视角、方法论创新与实践探索路径。在此，谨向各位学者的倾力支持致以诚挚的感谢！

非常感谢《复印报刊资料》编辑老师的邀请。很荣幸有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交流研究感想。

近年，包括与孙玮老师合作的两篇论文在内，我有四篇文章获《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转载，这些文章恰巧都聚焦同一个主题：“数字城市”，并且都以“媒介”作为研究的视角。数字城市本身是一个高度跨学科的话题，在城市研究、社会学、公共管理等多个领域都有广泛讨论。相较而言，在新闻传播学，尤其是涉及“数字城市治理”“数字基础设施”等具体议题时，往往不被视作是传播学的传统研究范畴。那么，当以“媒介”为研究的立足点时，究竟能为这一跨学科议题带来什么样的新视角？反过来，聚焦数字城市，对于理解媒介的作用和力量，又有什么帮助？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我近年的研究工作中。所以，我也想借此机会，集中就此谈一些想法和个人体会。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从数字媒介技术的特殊性出发，提出新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媒介研究的一个基本思路，是要关注媒介的技术特性。但是，面对数字媒介，究竟如何把握其独特性和运作机制，尚未形成清晰的路径。在这方面，对我启发很大的是马诺维奇、春文迪、富勒等学者提出的软件研究。软件研究的基本预设是，软件已成为当代社会的引擎，渗透至政治、经济、文化的所有领域，重新调节和塑造它所应用于的一切。比如，尽管不同社会系统的语言和目标各异，但它们都共享软件的逻辑：条件控制语句、数据结构、人机交互界面等。因此，要揭示其影响，首先要研究软件本身。如何研究？马诺维奇等人主张，借用计算机科学中的术语、范畴和操作，来描述数字媒介的特征，比如以“可编程性”“模块化”等为核心概念，来理解数字媒介的特征和法则，从而将媒体理论推进至软件理论。

在《实时城市：可编程城市的治理变革》一文中，我尝试以传感、算法、数据等数字技术的逻辑为切入点，重新理解“实时城市”，探讨数字时代城市治理的新趋向。在城市治理的语境中，“实时城市”常被理解为利用数字技术加快、压缩、甚至取消时间，从而实时监测和管理一个外在于技术系统的静态城市。但如果回到计算机领域的“实时”概念，分析传感器、执行器等数字技术的运作方式，就会发现“实时”不只关乎速度，其关键在于，当城市基础设施全面数字化、网络化，每一个事件的发生，都会自动促发计算系统对其数据化编码，数据经由算法和执行器作用，直接转化为决策和行动，进而又会催生新的事件——感知、编码与行动，相互关联、动态变化，城市就存在于数字技术的持续调节生成过程之中。

依循这样的思路，数字技术对城市治理的影响，就不仅是提升治理效率、加快响应速度，而是通过数字技术特殊的调节方式——感知、编码、执行的同步实施，重塑城市运作的机制。由此也延伸出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在这样一个日趋自动化运转的数字治理系统中，人是否还在回路中？人的角色如何被重新定义？等等。

写完这篇文章，让我感到兴奋的地方有两点：其一，立足数字媒介的特性，能够为数字城市治理研究提供新的观察视角、提出一些新问题，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媒介研究的独特价值；其二，针对数字媒介究竟如何发挥调节作用，提出了“感知-编码-执行”这一分析框架，或许可以为未来在不同经验场域下分析数字媒介的作用机制，提供一些参考，在这个意义上，也推进了媒介研究本身。

第二，跨学科对话的重要性。在研究数字城市治理的过程中，我接触到许多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的相关研究，由此也越来越体会到跨学科对话在拓展视野和刺激思考上的重要性。比如，关于《实时城市》一文中提到的数字时代人在治理系统中的角色如何重新定位的问题，在公共管理领域，其实已有许多讨论。一个比较成熟的进路是沿着李普斯基提出的“街头官僚”理论，探讨位于治理体系末端、代表政府直接与公众打交道的人，他们在今天的数字治理系统中的角色变化。尤其在电子政务、人工智能日益普及的背景下，学界提出“系统官僚”“AI官僚”等新概念，回应责任归属、权力与权利、伦理等问题。

阅读这些文献、理解不同学科的视角和关切，不仅有助于将这个潜在研究方向发展、细化，也帮助我不断明晰媒介研究视角所能带来的不同问题意识。举例来说，“街头官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的决策和行为将抽象的“政府”具体化，公众主要通过与街头官僚互动，来感知政府治理的水平和温度，换而言之，他们在政府与公众的交互中扮演着“媒介”的关键角色。从媒介研究的视角来看，不同类型的媒介会塑造不同的交互方式和形态，生成不同的关系和结构。当以“街头官僚”、以这些公共服务系统中的人作为媒介时，他们即时性、个人化的行为方式就会塑造一种通过个体自由裁量来调节政策冲突的特殊治理模式。那么，当数字技术成为政府和公众交互的主导媒介，它指向的问题就不是自动化治理技术是否会取代人、或如何提升治理效能，而是数字媒介将如何重塑政民交互的方式，可能催生出何种新的治理模式和政民关系。正是在立足媒介思考和持续跨学科对话的过程中，我逐步形成了当前研究的一些方向。

第三，方法创新，或是必然要求。我博士阶段的训练来自数字人文方向，该领域的一个核心议题是探索数字计算技术给人文社会科学带来的新机遇。可能是受此影响，我在研究中一直比较关注如何获取新的研究材料、尝试新的分析工具。比如，在此前关于健康码的研究中，我将各省健康码App的技术文档作为主要研究资料，通过分析历次更新版本的说明，追溯健康码系统的形成演化过程，进而探讨数字基础设施在其中的作用。

如果说起初是出于希望在方法上作一些新的尝试，近年我愈发意识到，研究方法的创新，或已成为必然要求。这一方面与媒介技术现实的变化相关：面对由代码、算法、数据、界面组成的软件应用或数字平台，或许很难再套用大众媒介时代研究报纸、电视的思路和方法；另一方面，当对媒介的理解发生变化，或者说当研究的预设和视角不同时，构建新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也成为不能回避的挑战。比如，当我们将移动应用程序界面，看作是异质系统交转的接口，而非内容载体时，那么对其的分析，就不能只关注界面上静态的文本符号，而是要尝试创新方法、去捕捉其在不同层面中介社会技术系统交转的过程。我想，随着媒介技术的持续演进和媒介研究辐射领域的不断拓展，或许未来每一次研究都将是一次方法上的挑战和创新机会。

最后，再次感谢《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对拙文的转载和对青年学者的支持！也谢谢刊发《实时城市》一文的《探索与争鸣》杂志，这篇文章得益于杂志提供给青年学者自己组织、筹办跨学科论坛的机会。还想给自己和其他青年学者加油，学术值得！期待未来能有更多交流讨论。

创作心得

前一段收到几位师友微信转来推文链接，才得知拙作《面向应用程序：作为数字技术志书写的走查法与中国进路》（原刊于《新闻界》2024年第11期）有幸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的消息。以研究为业者，常常通过文章表达自己，但时常又会感到文章只是思考的一部分而非全貌，囿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一些思考难以表达。恰逢《复印报刊资料》编辑老师邀请，有机会再写一点文字，算是对《面向应用程序：作为数字技术志书写的走查法与中国进路》（以下简称《面向应用程序》）一文的些许补充。

为什么会写《面向应用程序》一文？细数起来，一方面在研究中我常为方法所困，这引起我对方法的关注，故而经常将方法作为问题。前些年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围绕民族志写过2篇研究方法有关的粗浅文章，对方法的关注一直延续下来。另一方面，这篇文章的写作直接源于几年前刚接触到走查法（Walkthrough Method）时产生的一些疑惑，走查法与民族志有何内在关联，如何理解面向应用程序的走查法……带着这些时不时冒出的问题，我开始了对走查法的追溯，起初并未想把这些思考形成文章，经过几次在读书会上的讨论，当试图将前前后后思考的过程呈现为一篇完整的文章时并不容易。我的电脑文件夹清晰记录着这篇小文章“捡起—放下—再捡起”的波折过程，断断续续写了挺久，一度想放弃不写，但每次不经意间使用应用程序，又想起这篇未写完的文章。

近些年随着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它们作为一项日常生活基础设施被国内外研究者关注，而应用程序（包含小程序）是这些基础设施具体接入日常生活的重要媒介。进一步而言，数字社会中公众日常生活不仅以各种各样的应用程序为中介展开，应用程序还拓展和重塑日常生活的边界，书写新的日常生活经验。曾有新闻报道称，当前我国应用程序在架数量达261万款、小程序超700万个，从时间与数量来看，中国是全球应用程序消费第一大国。国际场域中诸如Tiktok之类的应用程序频频出海成功，在全球刮起一股应用程序中国风，这催生了许多经验性研究。而一旦对应用程序展开研究便可能遭遇困难，首当其冲的是应用程序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其次是不同用户之间的使用经验千差万别，等等。面对这样的研究境况，既有定性或定量研究方法用武之地有限。如此一来，走查法受到越来越多关注。

通过研究发现，软件工程领域是走查法的“原乡”，近年社会科学领域的数字媒介研究者们关注到软件工程师在软件开发中的走查法，并试图将之带进社会科学视阈中的应用程序和数字平台研究。其实，20世纪中后期以来，走查法在软件工程领域已有广泛运用，但很少有方法论层面的研究。数字媒介研究者Ben Light、Jean Burgess、Stefanie Duguay在使用走查法进行经验性研究基础上，专门对走查法作为一种新研究方法的若干问题进行了阐述。但如何在学理上进一步定位走查法，又如何理解其内在的方法逻辑，依然模糊不清。《面向应用程序》一文从方法内在关怀的维度提出走查法本质上是一种数字技术志书写，也就是说，它不像在软件工程领域那样解决的是纯粹的技术（应用）开发和设计中可能存在的Bug，在数字媒介研究领域中，它既用来关照应用程序的技术机制，又关心应用程序何以融入日常生活以及与人的互构实践，它面向的是现代人的数字生活。在此基础上，这篇小文章进一步检视了走查法当前的应用实践，同时提出其在中国应用中的两个关键议题，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和参照。

精力学力有限，拙作只对走查法进行了一些初步探讨。回到方法本身而言，方法既是研究的工具，也是一种制约。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具体方法操作中也可能潜藏一定的“陷阱”。关于这一点，多年前人类学者阎云翔有过清晰的提醒，他说：“当人类学家访谈时，受访者会有意识地讲解很多生活中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客观陈述；特别是他(她)运用某些伦理观点来解释个体经历的时候，实际上这个人是在经历一个伦理合法化的过程。”（阎云翔：《小地方与大议题:用民族志方法探索世界社会》，《世界民族》，2014年第1期）。依照这样的逻辑，展开民族志中的访谈时，要警惕将研究对象单方面“建构的事实”误以为是事实本身。因此，方法有方法的内在指向和可能存在的“坑”。对特定方法中可能存在的“坑”的知识地图了然于胸，应成为方法运用的前提和常识，而不应囫囵吞枣、不加省思的运用。如何理解走查法在社会科学研究应用中可能存在的“坑”，是值得挖掘的议题，这需要在进一步应用中进行持续观察和思考。

如所周知，研究总是依赖于特定的研究方法，但学术界对方法的运用远远多于对方法的学理讨论。对研究方法的学理省思，是推动社会科学知识生产规范性和科学性的重要前提，也是学术自觉的鲜明体现。比如，前文阎云翔对民族志中访谈的思考，还有人类学家露丝·贝哈关于田野作业中“动情”的讨论。像这样从学理层面对特定研究方法的深入思考还比较有限。期待有更多基于中国经验对走查法的学理省思。

最后，再次感谢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的转载，感谢《新闻界》编辑老师和审稿专家在编审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他们的指导与包容才得以使这篇小文章与诸君见面。

创作心得

非常感谢《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对《插件：理解媒介的一个新基点——基于文化技艺理论视角的分析》（以下简称《插件》）一文的转载，也非常感谢《传媒观察》对拙文的刊发。很荣幸得此机会与大家分享论文成文的心路历程，也请各位师友多批评。

研究就是对话。我是那种常常深陷文献之海而难以自拔的人。因此，对我而言，做研究，最好能找到一个可以与之对话的学者或理论，以其为锚点，再行经验和理论的编织。也正因为如此，常有师友看到我的初稿后作出：“你这是一个xx式的研究啊”“你是想做中国的xx吗？”等诸如此类的评价。

对《插件》这篇文章来说，我想与之对话的是新媒体理论家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我自认为与他是有些渊源的。一方面，我们具有相似的教育背景。马诺维奇起初一开始是做计算机艺术的（20世纪90年代也称“数字媒体”或“新媒体”），而我本科专业的名称就叫“数字媒体技术”。倘若能更早了解到他，我一定会向本科老师提议，把《新媒体的语言》列为专业必读书目。另一方面，我们都对相同的研究领域感兴趣。马诺维奇说：“我们可以从媒体研究推进到所谓的‘软件研究’，即从媒体理论到软件理论。”也就是要从计算机科学中找到一些新的名词、新的范畴和新的操作来理解新媒体的逻辑。而我，本科四年都在这两个领域中来回横跳，尽管此前从未想过可以在媒介层面去融合它们。但现在似乎有个前辈告诉我说，这是一片蓝海，大有可为。

基于这两点，我认为可以站在马诺维奇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展开自己的研究。《新媒体的语言》成书于1999年，也就是说，他对新媒体的软件体验与我所学所用会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在马诺维奇的描述中，尽管他对“插件”有所着墨，甚至也意识到插件已经成为创作软件和编辑软件的标配，但插件始终未能成为他重点关注的对象。就我自身而言，那四年，无论是做影视后期、三维动画，还是海报、修图，每次操作都离不开插件的自动化处理。倘若不安装第三方插件，想要仅凭软件的原生功能来“手搓”实现惊艳的视觉效果，无疑是事半功倍。正是从自己的体验出发，我认为插件或许能够成为我与马诺维奇对话的第三个基点。并且在此基础上，对他的某些思考进行推进，从而实现对“媒体的可编程特征”的新的理解。

明确关键词：插件就是计算时代的媒介

媒介学者常说，媒介形塑着人的思维方式。我深受数字媒介影响的一点在于，习惯用关键词展开对一个事物的了解。不过这似乎并不新鲜。在学术研究中，推介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或研究范式的方法，就多是以撰写关键词的形式进行。仅《插件》一文，引用中就有“Critical Terms for Media Studies”“Digital keywords：A vocabulary of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Software studies：A lexicon”。但围绕关键词的组织并非是散漫的。软件研究学者马修·富勒（Matthew Fuller）认为，软件研究不能声称是术语、对象、结构和思想的总和，而是由它们构建形成的递归交织的网络。网络元素之间可以是“对抗性的、诡辩的、复杂的、流动的、不可预测的、块茎的、情感的、不一致甚至矛盾的、即兴的和临时的。”换句话说，无论你选择从何处进入软件研究，最终都要漫步在它的递归网络中。因此，更重要的是，你准备如何导航、点亮和编织自己的研究星象。

插件这一切入点比较特殊，因为它有着诸多个别称，似是一个多孔的概念和对象。我在互联网上获悉的第一个别称是“外挂”，百度百科上对它的定义，充满了媒介意味。“外挂一般是指在电脑运行中，一个程序通过某种事件触发而得以挂接到另外一个程序的空间里（常用的触发事件有键盘触发，鼠标触发，消息触发等），挂接的目的通常是想改变被挂接程序的运行方式。”回忆一下，《穿越火线》中的飞天挂、遁地挂、透视挂，玩家在这些外挂中介之下看到的游戏画面，最能体会何为“在媒介之世存有”。身体与机器、程序与程序、虚拟与现实、技术与文化，无不在外挂的介入下被耦合起来，且实时、动态的生成着新的在世存有。再从插件的英文来看，“plug-in”，向内嵌入。有充分理由认为，它就是“媒-介”在计算技术语境下的操作化别称和过程实质。

通过中英文的线索，搜寻到的插件别称就足以单独构成一张关键词网络。插件（plug-in、plugin、add-on、addon、add-in、addin）、外挂（plugin、hack）、外设（peripherals）、加载项/附加组件（add-on）、附加项（addin）、扩展（extension），等等。插件及其变体的身影早已分散在整个互联网乃至现实世界。不只是新媒体和设计师，更是所有的计算技术和用户，都在与插件打交道。这完全超越了马诺维奇对于插件的感知。

创建百科全书：对插件的考古

研究进行至此，还有一个最大的“隐忧”未能解决。如果插件真如我现在所感知到的如此无处不在，为何没有得到软件研究的特别关注？即便是关键词词典中也没有收录。基于此，无论是为了论证研究的合法性，还是要让后续写作内容充实、言之有物，都必须展开更广泛的资料搜集。软件研究领域有一种为“平台史学”开发的“计算历史的实证研究”方法，该方法要求充分利用各种类型的在线存档资源（包括但不限于各类技术文档、商业手册、博客档案等），对计算对象进行“重构”，将其拼凑成一个多面向和多层次的研究对象。

在这个求证和重构的过程中，我找到了1957年麻省理工林肯实验室TX-2计算机的技术文档，彼时的插件还只是作为一个电子元器件。观看了关于第一台通用计算机“ENIAC”的纪录片，在那里找到了插件与模块（化）的联系。查阅了IBM的产品档案，明白为何黄仁勋说：“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所有计算技术，都是从1964年开始的。”这一年，IBM豪掷50亿美金为设计、构建和使用计算机系统创造了新的思维方式，一切都要标准化、模块化，实现“插接兼容”（plug-compatible），计算机产业也由此获得重组。搜罗到一本名为“Byte”的计算机杂志，了解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的微型计算机历史，原来个人PC时代的到来，要归功于对插件的开放支持。自此，计算机真正与社会文化发生交织，与人类的感官存在接口，开始扮演媒介的角色。也考古到马诺维奇认定的插件概念的源头，那是1987年一个名为“Digital Darkroom”的数字图像处理软件，开发人员使用了新的编程方式来调用Digital Darkroom中并不存在的图像创建和修改技术，他们为其命名为“plug-in”，并被Adobe Photoshop保留和继承下来。重构的过程无法在此一一列举，只是我的浏览器收藏夹和Zotero页面需要多次滑动鼠标，才能展开“插件百科全书”的全貌。

对插件的考古，是研究信心逐渐建立的过程。软件研究对插件的忽视，或许恰恰表明，无论是插件自身的定位，还是其作为媒介的运作，本就是不起眼的。就像是，如果不特别去关注，是不会知道《黑客帝国》四部曲总共出现了16句包含“plug”的台词。

展开对话：马诺维奇不知道的事

尽管从经验和历史层面来看，插件的本体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如何在学术层面将其组织起来，且能与媒介理论展开对话，是新的现实问题。某些论证步骤的选择总是偶然的。文化技艺对“微不足道、不引人瞩目，但又构成社会意义基础的技术”的关注，及其可操作本体论对通常被认为是实体的媒介形式的操作链解构，似乎非常契合插件研究。伯恩哈德·西格特（Bernhard Siegert）的观点最终让我坚定了这一选择，“任何对文化技艺的最新描述——更准确地说，任何对技术最新状态的关注——都必须建立在对电子和电子媒介的历史性了解之上，它们对现实进行着技术性和数字性的可操作处理。”

从文化技艺的理论视角出发，可以将插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解构和结构为无尽延展的操作链或操作网络。从电子计算机的穿孔卡片、女性操作员、电缆、插板、真空管，到IBM的标准模块化系统、开放式架构、插接兼容的计算机生产线、第三方供应商、个人PC，再到IBM工程师跳槽、硅谷创业，奠定加州意识形态和硅谷话语。直至当下，大模型厂商推出AI一站式开发平台，喊出“人人皆开发者”，社会以亿级用户、千万日活以及每分钟都在产生的 AI 原生应用予以回应。在技术-社会-文化系统中，插件的接引脚无处不在，它的操作链构成着矩阵本身。

正是基于对插件的多方位诠释，向马诺维奇从新媒体分析出发得出的相关媒介概念发起冲锋势在必行。在他对计算媒介的解读中，“元媒介”（meta-media）居于核心地位，而我在硕士期间写作的第一篇小论文就是有关“元传播”的（meta-communication）。“meta”前缀自带的层级和本质意涵，注定它与计算媒介的开放性和生成性相背离。相比之下，马诺维奇提及的另一个概念更具探讨价值。在他的论述中，“原型”（prototype）与插件一样，只有只言片语。不过，原型更为幸运，因为它比插件更早列入了 “数字关键词”，已经可供新的研究者在其基础上进行扩展和连接。通过原型与元媒介的摩擦、碰撞和融合——“原媒介”（proto-media）更为契合艾伦·凯（Alan Kay，面向对象编程之父，受麦克卢汉影响提出“meta-media”的设想）的本意。计算媒介是可编程的，其扩展性面向所有人开放，即使是儿童也能对它进行质询和实验，从而持续获取更新。

技术需要批判，批判需要社区。这同样适用于理论的探讨。回顾整个研究，我也是做了一回马诺维奇老师的插件。对于在读学生而言，面对专家学者及其提出的理论，往往充满敬畏，不敢轻易谈“对话”。好在得益于导师孙玮教授的耳提面命，她时常鼓励我们大胆提出不同意见，不要害怕出错，没有谁能做到永远正确。这我才能将马诺维奇拉入到插件的语境中。同时，我也要特别感谢《传媒观察》的赵允芳老师，一次会议上的20分钟报告，《插件》一文遇见了自己的伯乐。最后，感谢《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的转载，让我第一次对自己说出以前常用来鼓励朋友的话——“不宜妄自菲薄”。在此，也把这句话拿来与诸君共勉。

创作心得

非常感谢《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对拙文《“组装时间”：数字界面中的异质时间体验》的转载，感谢《新闻记者》编辑部与外审专家对拙文发表所付出的辛勤劳作。

我和我的硕士研究生柳嘉慜贡献各半，共同促进了这篇论文的完善。我在论文写作初期负责了整体问题意识的呈现与理论视角的选择，嘉慜负责完善经验材料的分析和理论对话的部分。两位作者由衷感谢《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慷慨提供宝贵平台，让拙作被更多人看见。

回到本文的经验起点，我们在日常体验中的一个直观感受在于：尽管数字媒介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用户的时间体验，但每个人却因不同的APP界面，不同的使用情境，乃至不同的使用心境仍会产生相异的使用感受。这种经验显然与既有数字媒介领域的时间研究存在张力。现实场景中的时间体验呈现出加速与减速、脑袋放空和深度聚焦“并存”的复杂样貌。这种多重时间体验促使我们追问：当数字界面深度介入日常生活时，究竟是何种力量在形塑我们的时间感知？已有解释倾向于关注于媒介技术的决定维度，例如由电视、计算机、手机不同技术主导的世代拥有差异化的时间体验，但我们的现实体验和理论阅读并不满意这一回应，个体在不同身体姿态、空间情境中对同一数字界面的时间体验并不一致。这也推动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超越单一技术的维度去理解数字界面中的时间体验？

“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理论是我们这篇文章尝试参照的一个重要理论思潮。事实上，它也关联到近年来新闻传播研究颇为热门的“物质性”研究。“新物质主义”首先有别于传统唯物主义，它将物视作有能动性的存在，而非静态和惰性的实体。其次，这一思潮致力于解构自然/文化、主体/客体、身体/心灵的二元对立，主张通过一种关系性与过程性的视野来理解现实实有。新物质主义思潮来源复杂，包括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巴拉德的能动实在论、布拉伊多蒂的后人类思潮，以及德勒兹、加塔利、德兰达的装配理论等不同思想脉络都可以被纳入其中。装配理论因其对动态关系的独特把握而脱颖而出，成为我们解析数字界面时间性的抓手。这一视角以“生成”（becoming）替代“存在”（being），强调关系性、流变性是实存对象的存在模式。因而我们无法将个体的数字时间体验还原为某些技术预先的设定，它始终处于用户界面、身体姿态、现实时空、社会文化等不同对象交互作用的“生成”之中。

尽管“装配”的视角打开了我们思考数字界面中时间体验的思路，但在成文过程中我们意识到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与新物质主义认识论之间的错位。如何将数字界面关联的非人行动者纳入讨论，成为本研究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引入“寻物”（interview with objects）的方法论，在操作上借鉴数字界面民族志所提及的“演练”（walk through）并结合深度访谈，记录硬件、软件和个体的互动过程。

基于此，我们选取以微信、抖音和Forest三类有代表性的数字界面为个案，发展出“组装时间”的概念。有趣的是，“装配”思维并没有促使我们倚重完全偶然和开放时间体验的说法，反而为当下“没有时间的存在”这一普遍感知提供了另一种解释路径：从微信、抖音到Forest界面，异质行动者的关系越紧密，其进入或退出的阻力就越大，因而生成此类时间体验装置的约束更多、可能性越小。

这是我们在“新物质主义”理论思潮的关照下对日常经验的一个粗浅的尝试性分析。尽管还不够成熟，但是我们始终认为：今天的“物质性”研究不能仅仅被化约为对某些“技术物”的关照与探讨。相反，我们认为，物质性更多的启示在于一种“认识论”的变革。这篇文章正是尝试以新物质主义认识论重新看待日常生活中再平凡不过的界面使用现象。

最后，我们期待本研究能够为今天的“界面研究”做出绵薄贡献。本文启示我们所谓的个体的数字界面体验不应被视为一种由技术预先给定的一成不变的产物，而是在与技术装置、身体经验与社会文化的动态交织过程被不断重塑出来。这要求我们不仅要深入“新物质主义”相关的理论脉络，着重看到关联数字界面的各类行动，还要激活数字技术研究的方法论潜能，捕捉界面实践中各类非人行动者的运作轨迹。

创作心得

扫描上方二维码

订购《新闻与传播》

扫描上方二维码

订购《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