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谈高考作文中“我的在场”

谈高考作文中“我的在场”

高考作文评价体系里有一条几乎被神化的标准，叫“真情实感”。这条标准本身没错，但它在操作中被简化成了一个粗暴的对等关系：有“我”的故事=有真情实感，有真情实感=好文章。这个等号一旦成立，学生就本能地往文章里塞“我”。塞得越明显，越觉得安全。于是“我”变成了一个功能性的存在——它不承担认知功能，只承担证明功能。证明“我”有真情实感，证明“我”在联系实际，证明“我”不是空谈。

但真正的写作者知道，“我”从来不是靠宣告来确立的。它是靠选择来显现的。

一个真正有想法的写作者面对2026年这道题，他第一件做的事是什么？不是“我选哪个词”，而是“哪个词让我觉得不舒服”。不舒服，意味着这个词在某个地方不对劲，有裂缝，有张力，有你无法轻易消化的东西。你父亲失业那个故事，真正有价值的不是“他失业了但重新站起来了”这个完整叙事，而是“他每天准时出门假装上班”那个无法被归类的细节。那个细节里有尊严、有羞耻、有某种说不清的荒诞感。但你把它写成了一个“重新划定边界”的励志叙事，等于亲手把那个最有价值的东西给缝上了。缝得太紧，透气的地方就没了。

这就是“我讲一个故事→我悟出一个道理”这个结构的致命问题：它预设了故事必须被道理消化干净。故事是原料，道理是成品。但真正的好文章恰恰相反——故事是问题的开始，道理是问题被逼到墙角之后勉强开出的花。花可以不完美，但根必须扎在真实的裂缝里。

我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什么叫“从词语内部的矛盾出发”。

比如“普通”这个词。它的内部矛盾是什么？“普通”既是一种自我贬低——“我不过是个普通人”——又是一种自我安慰——“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幸福”。这两个用法共存于日常语言中，互不矛盾地流通着。但你仔细想，它们其实互相拆台。如果普通真的那么好，你为什么需要用“也”这个字？那个“也”字暴露了“普通”暗含的匮乏感。而当社会开始大规模歌颂“平凡英雄”“普通人的伟大”时，这种歌颂本身就值得警惕——它把“普通”变成了一个必须被赋予意义才配存在的东西。普通人不需要“也幸福”，普通人本来就幸福，这个判断如果还需要辩护，那就说明“普通”在话语中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

你看，这就是从一个词出发的思考。它不需要我先讲一个“我曾经觉得自己很普通”的故事。它的力量来自对词语用法本身的追问。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并没有消失——“我”的敏感、“我”的怀疑、“我”对某种流行话语的不信任，全部体现在这个追问的方向上。这才是真正的在场。不动声色，但无处不在地选择了看问题的角度。

再比如“边界”。你之前写父亲失业，方向其实是对的，但处理方式太“作文”了。如果你不从“父亲很坚强”这个结论出发，而从“边界”这个词内部的不稳定性出发，文章会完全不同。边界既是保护也是隔绝——比如你父亲维持的那个“准时出门”的假象，它保护了家庭的日常运转，但也隔绝了家人之间可能的真正交流。边界既是自我确立的条件，也是自我封闭的机制。你父亲在日记本上写字那个动作，其实是在尝试重新划一条线，但那条线到底划在哪里，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才是文章真正的起点。

你甚至可以追问：当一个社会越来越强调“边界感”的时候，这个词到底在解决什么问题？它解决的是人际关系中的侵犯与消耗，但它也可能在制造新的孤独。当每个人都把“边界感”挂在嘴边时，有没有可能我们其实是在逃避那些需要我们放下边界、赤手空拳去面对他人的时刻？你父亲需要的，或许不是一条新边界，而是一次不需要边界的、彻底袒露的对话。但他做不到。你也做不到。这不是谁的错，这是处境本身的沉重。

你看，整个这段分析里，“我”出场了吗？没有。但“我”的判断、“我”的倾向、“我”对某种流行话语的怀疑，全都在。这比写“我父亲失业了，我悟出了边界的道理”要真实得多，也深刻得多。因为前者的“我”是认知主体，后者的“我”只是叙事道具。

所以我给高三学生的建议，归根到底就一句话：不要为了让“我”在场而写“我”，要为了让问题被想清楚而写“我”在想什么。 前者是表演，后者是思考。高考阅卷老师看过的表演太多了，但凡出现真正的思考，他们一眼就能认出来。因为思考有一种特质是表演永远模仿不了的：它会卡住，会犹豫，会在某个地方停下来，说“这里不对劲，但我说不清哪里不对劲”。这种“说不清”恰恰是文章最有力量的地方。它说明你在真的想问题，而不是在背答案。

如果你还要我说得更直接一点：高考作文里那些被公认的好文章，几乎没有一篇是靠“我讲了一个感人故事”取胜的。它们取胜的方式是，整篇文章的每一句话都在展示作者看世界的方式。那种方式不需要宣告，它通过句子的节奏、论证的转折、语言在什么地方用力、在什么地方留白，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读完之后你记住的不是“他经历了什么”，而是“他是怎么想的”。那个“怎么想的”，就是“我”最真实的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