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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合成配音演员的声音做推广,法院判赔 5 万
“花几元钱就能‘偷声’，效果足以乱真。”
这不是网友的吐槽，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在今年 9 月发布会上的原话。
9 月 29 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 AI 合成语音引发的纠纷。一位实名认证的配音演员发现自己的声音被 AI 合成后用在一家公司的推广活动里，起诉索赔 30 万，一审、二审都判赔 5 万。
金额不高。但二审在认定环节作了一个安排，我觉得比赔偿数字重要：原告不需要证明“你用了我的声音训练模型”；这件事由被告自己讲清楚，讲不清楚，承担不利后果。
该公司虽予以否认，但其作为掌握原始训练数据的控制方，未能就投喂素材来源合法性、未利用自然人声音特征、未造成公众混淆误认等待证事实充分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原告王女士是某 APP 上实名认证的配音演员，在这个平台配音、发布作品并以此获得报酬。
2025 年 1 月，朋友告诉她，A 公司在一次互联网推广拉新活动里用的音频，听着像她的声音。她核对后认为系 AI 合成，对相关音频作了公证固定证据，随后起诉。诉请 30 万元，理由是她与 A 公司从未合作，也没有给过任何授权。
A 公司的答辩有四层意思：音频确系其开发的 AI 生成；具体投喂了什么素材，因前员工离职无法确认；公司此前并不知晓原告是配音演员，不存在采集、使用其声音的情形；现有证据也不能直接证明推广活动中使用了原告的声音。
审理中作了司法鉴定。案涉音频与王女士本人声音在 28 个共振峰声学指标中，24 个偏离度小于 10%，其中 16 个小于 5.36%；两者较为相似及高度相似的部分达到 90%。
技术上说一句：共振峰是声道共鸣特性在频谱上的表现，通俗讲就是决定“音色像不像”的那组数。28 项里 24 项偏离小于 10%、16 项小于 5.36%，在声学上更像同一音色的不同发音，而不是两个人的相似。
案件程序上不复杂，值得分析的是争点。归纳起来其实就一条：训练数据由被告单方控制，权利人的举证到哪一步为止，剩下的由谁承担。
这类案子没有专门的单行法，规则分散在《民法典》和最高法今年 9 月的司法文件里。
首先是权利基础。《民法典》第 1023 条第 2 款：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这一句决定两件事。一是声音权益的内容按肖像权的逻辑走，未经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二是“参照适用”意味着具体规则要靠个案一点一点填——声音毕竟不是肖像，不能直接把肖像权的条文搬过来用。本案要填的，就是其中一块。
赔偿部分的依据在第 1182 条和第 998 条。侵害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权利人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赔偿；两者都难以确定的，由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职业、影响范围、过错程度，以及行为的目的、方式和后果。判决里“参照权利人同类许可使用费”的口径，就落在这里。
直接回应 AI 的，是 2026 年 9 月 7 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共 5 个部分、24 条，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其中第四条把 AI 声音写了进来：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的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能够识别该自然人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用 AI 换脸生成可识别的虚拟数字形象，同理。同一条还规定，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名誉权侵害。
产业提示
这份《意见》在训练数据上留了一个口子，做 AI 产业的人应当留意：为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内处理已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个人未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仍应依法取得同意。边界就在“合理范围”和“重大影响”这两个词怎么解释。
关于举证责任，一般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原告要证明被告实施了侵权行为。处理证据偏在，民事诉讼里本来有工具：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里的书证提出命令，被要求一方无正当理由不提交的，法院可以认定对方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二是《专利法》第六十一条，对新产品制造方法专利明文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但这些都限于特定领域。人格权、AI 生成内容这一块，此前没有可以直接援引的规则。
时间线上有个巧合。9 月 7 日《意见》发布，9 月 29 日本案二审审结。《意见》回答的是“这算不算侵权”，本案回答的是“谁来证明”，中间隔了 22 天。
法院的思路可以拆成三层。第一层解决“算不算侵害”，第二层解决“原告要证到什么程度”，第三层解决“剩下的由谁来证”。
第一层 · 算不算侵害：可识别性
法院给的标准是“可识别性”。表述是：未经自然人同意，使用自然人的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该自然人的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等生成能够识别该自然人的合成人声，应当认定侵害自然人声音权益。注意这里的落点不是技术来源，是结果能不能识别到人。不管声音特征是从哪段录音里提取的、用什么算法重构的，只要合成出来的声音能让普通社会公众关联到某个具体的人，就进入声音权益的保护范围。
第二层 · 原告的初步举证
法院认可了王女士的举证：她作为配音演员，配音作品发布在公开网络平台上，A 公司存在获取其声音来源的信息渠道及可能性。这一步其实很轻，原告只要证明“我的声音在网上是公开可见的”就够了。
第三层 · 举证责任的转移（本案核心）
担子在这一步转过去。法院没有要求原告证明“A 公司用了我的声音训练模型”——按技术条件，这件事原告客观上做不到。法院要求的是被告说明自己的素材从哪来。
我的理解是这样：训练数据、算法日志、素材采购记录全在被告手里，外人看不到，也不知道该怎么看，这在证据法上叫证据偏在。前面提到的书证提出命令、专利法第六十一条的倒置，处理的都是同一类问题，只不过一个在民诉程序里、一个在专利领域。
本案给出的处理是两层——权利人证明“声音有被获取的合理渠道 + 合成语音与本人高度相似”，完成初步举证即止；从这一步起，由掌握数据的一方证明训练数据来源合法，或者证明合成声音与权利人无关，证明不了就承担不利后果。
⚠️ 边界提醒
这套安排目前还不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而是法院在个案中结合被告的证明妨碍行为作出的分配。它的可复制性，要看后续同类案件怎么积累。
主审法官吴丹在法官说法里把话讲得更明白：这一规则实质上把 AI 语音侵权的认定，从“素材来源证明”转向“结果可识别性判断”，防止平台以“技术黑箱”或“员工离职无法确认”为由逃避责任。
回到被告那段答辩。“素材来源因前员工离职无法确认”，这句话在法庭上不是解释，而是自认没有留痕。而留痕本来就该是负有合规义务的一方做的事。拿员工离职来解释数据来源不明，等于告诉法官：我们从来没有建立过素材来源的记录。这个答辩不但帮不上忙，反而把举证不能坐实了。
关于赔偿：5 万元不是“声音不值钱”
判决给的口径是应优先参照权利人同类许可使用费标准确定；许可使用费难以查实的，再结合侵权持续时间、传播范围、使用方式、过错程度、损害结果、人格要素在商业化利用中的贡献比例等因素综合确定。
本案之所以压到 5 万，理由是涉案语音上架持续时间较短，属于流程播报提示音效，不是活动的核心卖点、引流载体；加上原告的网络关注度、公众活跃度不高，声音单独商业化的市场价值有限。也就是说，5 万对应的是“这段声音在这次活动里值多少钱”，不是“你的声音值多少钱”。
同样是 AI 合成声音，殷女士那件判 25 万，是因为声音产品本身被当作商品在卖；仿冒名人带货那件判 12 万，是因为搭的是名人的信任去做转化。场景不同，数字差得很远。反过来说，如果一家公司把 AI 合成的声音当成核心卖点、引流载体来用，赔偿基数会完全不一样。
三个判决，拼出一条追责路径
把时间拉长看，AI 声音这条线上已经攒下三个判决，正好各解决一层。
2024 年 4 月 23 日 · 北京互联网法院
全国首例 AI 生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
配音师殷女士的声音被 AI 化后，在一款配音 APP 上以“魔小璇”的名义对外出售，多个短视频平台用户买去做了影视解说，法院判赔 25 万元并书面赔礼道歉。
解决的是权利对象：自然人声音权益的保护范围可以及于 AI 生成的声音；同时划了一条很实用的线——对录音制品的授权，不等于对声音的授权。
2025 年 7 月 18 日 · 北京互联网法院
仿冒名人带货案
带货主播截取他人演讲、授课视频片段，配上音色语调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做视频卖书，判委托方电商经营者赔礼道歉并赔偿 12 万元。
解决的是责任主体：委托方对素材来源、有没有取得授权没做审核，存在过失，与带货主播构成共同侵权；该案后来被最高法收录进 9 月 16 日发布的网络法治典型案例。
本案 · 上海一中院
配音演员 AI 合成语音案
解决的是证明责任。从“受不受保护”，到“谁来担责”，再到“谁来举证”，三件拼起来，一条追责路径就成型了。
法院对“技术中立”的态度
法官说法里讲得很直接：技术中立不等于使用中立。经营主体在把 AI 合成语音投入商业场景前，负有对声音素材来源合法性进行审查的义务，不能以“不知晓权利人身份”“系 AI 自动生成”免除取得授权的责任。
对权利人
第一反应应该是固定证据，而不是先吵架。王女士做对了两件事：公证音频、申请司法鉴定。28 项共振峰指标那样的鉴定意见，是本案能赢下来的物理基础。
另外要保留自己作品在公开平台发布的记录，那是“渠道可能性”的证明。这个案子的思路同样可以平移到 AI 生成图片、视频、数字人这类纠纷——只要合成结果能识别到特定自然人，权利人证明的担子就到“公开可获取 + 高度相似”为止。
对企业经营主体
有三件事现在就该做。训练语料的授权链条要留痕：谁提供的、来源在哪、有没有取得声音本人的授权，落到书面。采购合同里只有录音制品著作权层面的约定是不够的——“对录音制品的授权不等于对声音的授权”这句话，从 2024 年讲到现在，仍然有公司在踩。
还有一条，别拿“技术黑箱”“员工离职”当抗辩，这两句话在法庭上等于自认没有合规记录。
对做 AI 语音、数字人、口播带货的技术方
训练日志、数据来源清单、素材授权文件这些东西的性质变了。以前它们是内部管理资料，现在是你唯一能拿出来对抗举证责任转移的东西。谁掌握数据谁举证，那就应当在掌握数据的时候，把能证明合法性的材料一并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