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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稿|高中历史第1课:中华文明起源与国家的产生(上)
讲·稿|高中历史第1课:中华文明起源与国家的产生(上)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仰韶、大汶口、河姆渡，良渚、龙山、二里头。书上从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元谋人讲起，一路讲到公元前十一世纪西周分封，中间隔着一百多万年，看上去像一份"中国最早的人"的排行榜。 其实这一课要回答的问题只有一个：国家是打哪儿冒出来的。问题一摆正，那些名字的位置立刻就变了。它们不是排行榜上的名次，是一条证据链上的节点——链子的另一头，拴着"国家"这两个字。 可要讲国家，为什么不直接从夏商周讲起，非得先绕到那些连字都没有的石器时代去？ 因为国家出现之前，人不写字。没有账本，没有诏书，也没有给自己辩解的话。留下来的只有扔掉的垃圾、埋掉的死人、垒起来的墙。陶片是垃圾，灰坑是垃圾，房子塌了也是垃圾。考古学这门学问，说白了就是从垃圾堆里往外读历史。 挖这些陶片有什么用？这话问得实在。把陶片当古董，确实没什么用。可它们不是古董，是证据。今天还能看到"国家"这个东西刚冒头时的样子，靠的就是这些。不用它，这一段历史就没法讲。 这还有一个来由，中国人自己动手挖自己的上古史，动机并不纯粹是学术兴趣。 一九二一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的仰韶村挖出了彩陶。彩陶上的纹样，跟中亚一带出土的器物有那么几分像，于是有了一个说法：中国文化可能是从西边传过来的。这话在当年不是随口一说，背后站着一整套"文明都从西方来"的流行观念。中国人听着是什么滋味，不难想见。 要反驳，光靠嘴不行。只能自己挖，挖出比仰韶更早的东西，挖出一条自己长出来的线索。一九二八年，山东章丘的城子崖被发现，随后李济、梁思永主持发掘，那是中国考古学者第一次自己发现、自己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城子崖出的是黑陶，乌黑发亮，壁薄得像蛋壳，跟仰韶的彩陶完全不是一个路子。同一片土地上，长出了两套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发现的分量，比一篇论文重得多。 再往后，是安阳殷墟，甲骨和青铜器从土里出来，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一下子推到了商代。"西来说"最后站不住，不是错在思路上，是因为地下的东西一件一件摆出来，它自己就塌了。 到后来，全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被梳理成六个区系：北方、东方、中原、东南、西南、南方。中华文明不是一条河从上游流到下游，是一大片星，各在各的地方亮起来，最后往中原聚。这就叫多元一体。"多元"是考古挖出来的事实，"一体"是这些星最后走到了一起。它不是一句口号，是地图上一片一片的遗址点。 那这些星为什么最后跑到一块儿去了？摊开地图就明白，中原那块地方四通八达，往哪个方向走，多半都得从这儿过；土又松，好种。人来人往，东西来回走，日子久了，中间那块就成了各路交汇的口子。文明不是谁征服谁，是先挤在一块儿，再长成一片。 看这些遗址，眼睛容易盯在两样东西上：年代，地点。考卷不看这些。它看的是坟里的东西，墙的规模，礼器归谁。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墓地，人和人埋在一起，随葬品差不多。陕西华县的老官台文化，人死后埋在公共墓地，各墓随葬品的数量比较均匀，贫富差距很小。这是一个什么状态？穷得比较齐。一把石铲，两把石铲，差不了多少。 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份整齐就散了。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墓地被挖开以后，八九成的小墓，几乎没有随葬品，一座墓里也就十来件东西；而八九座大墓，每一座里堆着两百多件，彩绘的木器、成组的玉器，一样不少。 这个数字摆出来，总让人停一下，没法把"四五千年前"和"穷富"搁在一块儿想。同一片墓地，同一段时间，一边死后什么都没有，一边带走的够一家人过好几年。 随葬品是从活人手里拿出来的。一个人死了，能带走两百多件东西，说明活着的时候能支配远远超过自己劳动所得的产品——那些东西是别人做出来的。甘肃的齐家文化也是这样，墓葬规模和随葬品差别很大，私有制在这时候逐渐形成了。 "随葬品多寡悬殊"这几个字，读出来的不是"有钱"，是"有人已经可以占有别人的劳动"。两句话离得很近，一句是现象，一句是性质。 坟看完了，看墙。良渚古城在浙江余杭，总面积两百九十多万平方米，古城外围还有一整套水利系统，拦洪、蓄水、运人运料，一条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二〇一九年进了世界遗产名录，此前就被称作"中华第一城"。 陕西神木的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圈套着，总面积四百二十五万平方米，石砌的城墙、城门、墩台、角楼，一样不缺。山西襄汾的陶寺，城址两百八十万平方米，城里有大型夯土建筑，有王一级的大墓，还有一座用土柱围出来的观象台遗迹。 数字枯燥，换算成人力就有意思了。夯一层土，要人挑、要人砸、要人排队接力；砌一圈石墙，要采石、要运输、要有人管饭。修这些东西的人，自己不吃不喝吗？粮食从哪儿来？谁有权把成千上万人从田里叫走，去干一件当年看不到收成的事？ "国"这个字，最早的意思就是执戈守卫城邑。城墙这个东西，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好看。它意味着有一圈人被围在里面，另一圈人被挡在外面；意味着里面的人认同一个中心，愿意听这个中心派工。 恩格斯有一句话：新的设防城市周围那些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这不是文学修辞，是从城墙的功能里读出来的——防御外敌要统一指挥，防洪治水要统一调度，两件事都在催生一个凌驾于各个村落之上的权力。 还有一样东西，礼器。玉和铜做的家伙，既不能吃也不能砍，凭什么值钱？ 良渚的墓里出玉琮、玉钺。玉琮是内圆外方的一根管子，上面刻着神人兽面纹，不是首饰，是通神的器具；玉钺是一把斧头形状的器物，薄得根本砍不了东西，是杀伐之权的象征。二里头出青铜爵，一件小小的酒器，铸造起来至少要用四块范合在一起，那是有专业工匠、有作坊、有原料调度的活。 坟里差出来的东西，墙圈起来的范围，礼器聚到谁手里，三样指向同一件事——这个社会里已经有一批人，不种地，不做工，靠一套规矩让别人服从，并且这套规矩还能一代一代传下去。 私有制、阶级、国家，这条链子就是这么咬合起来的。剩余了产品，才有人能占；占了，社会才分成层；分成了层，才需要一种力量把这种分层固定住。这种力量，就是国家。 那国家和部落的分水岭在哪儿？不在人多，在于有没有一个不从事生产、却能让全社会服从的中心。 墓葬大小不一、随葬品多寡悬殊，甚至有人殉，脑海里跳出来的不应是"有钱"，应是私有制、阶级分化。城址规模、城墙、大型水利工程、大型祭坛，该跳出来的应是公共权力、早期国家。玉琮、玉钺、青铜礼器、卜骨，该跳出来的应是神权与王权的结合、礼制与等级。 这些都没有字，所以只能从土里往外读。等到人开始把话刻在骨头和铜上，情形就换成了另一种。
这个号在写什么 一次性的杂货铺，没有主营，三个货架。 《回·响》 靠门那架，摆的是别人家的。挑一段值得重读的原文，或者一篇快被人忘掉的长文。 《随·笔》 中间那架，算是自己做的。从一件日常小事起头，往下挖，挖到一个能站住的解释。 《讲·稿》 最里头那架，打包好了，可以直接拿走。一道题，一个知识点，从头讲到尾。学生能直接拿去学，老师能直接拿去用。 架子还会添，有时忙不过来就少摆两样。 本店不办卡，不积分，也不催你回头。 货是杂的，路子只一条：读别人的，想自己的，学能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