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思 | 塞尚的知觉综合难题与艺术再现的AI重塑

我们如何看见？我们看到的明暗、颜色、形状、方位等性质就是物质“如其所是”的那样吗？那种异于物质本身性质的知觉效果，又如何“如其所是”地表达呢？塞尚（Paul Cézanne, 1839-1906），终其一生在探索，事物究竟如何被看见。费城博物馆收藏的那幅《大浴女》（Grandes baigneuses, 1906, FWN981）触及塞尚对他“所见”的明暗、颜色、形状、方位的焦虑与试炼。画布上的林间浴女并非一次性地定格于理想化的美感，她们被刻意拉长的躯体、倾斜的树干和碎片化的空间所包围，每一次笔触的叠加都像是在质疑视点与方位的可靠性。塞尚反复用色块铺陈带有厚度的轮廓，又以淡化的笔法擦拭、撤销，暴露出知觉在稳定与流动之间难以驯服的张力。他以反常的构图与模糊的边界，开启了一场关于“如何看见”的试验。绘画平面不再完整，也不再可预见，而转化为一次关于知觉综合的未完成冒险，即一种始终游离于确定与混沌之间的不稳定性。正如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所言，知觉综合（perceptual synthesis）是一个参数复杂的黑箱，对知觉综合的再现就是“全部可见的、精神的矢量向一种相同含义的X的汇聚”（2023: 72）。塞尚笔下林间沐浴的场景，再现的是一次未竟的知觉生成过程。

X是什么？如何再现X？关于知觉不稳定性的问题困扰了塞尚的一生，知觉综合的不稳定性也像幽灵一样缠绕着他。面对塞尚的难题，20世纪的机械复制时代给出了新的解决路径，即瓦解X的根源，只呈现X的表象；面对机械复制时代对“真”的冲击，立体主义与先锋派艺术的策略是绕道而行，在艺术自主性内部爆破，以观念层面的“新”与“奇”取消“真”的价值，弥补技术层面的无力。超越了机械复制时代并迈向虚拟生成时代的我们，又如何应对知觉综合再现的难题？除了观念层面的纠结，更新技术工具或许是条通途。随着AI技术的发展与VR时代的到来，虚拟与现实在知觉综合的内部与外部多层叠化，知觉综合的再现到底是更容易还是更困难？或许我们可以展望，塞尚若是重生在技术爆炸的今天，是否可以用AI时代的图像生成和脑机接口，及其全新的再现机制重思知觉综合再现难题并尝试破局？

对于晚年的塞尚而言，看见自然、再现自然是他难以割舍的艺术追求。在塞尚的时代，传统透视法日益无法满足对知觉综合之“所见”的再现需求。塞尚晚年对自然的执着与痴迷使他迫切希望回到物体本身，但又不能脱离19世纪从知觉综合之“所见”到画笔颜料之“所作”的再现规则。塞尚格外重视自然，将其看作画家毕生所求的真理，认为画家“应该从公式中走出，根据我们自身的气质去研究自然”（Cézanne 315）。梅洛-庞蒂也指出，塞尚不是在作画，“是要得到一小块自然”（1992: 45）。如何看见自然？如何再现自然？塞尚所追求的自然并不是自然本身，而是被看见的自然，包括我们所见的一切颜色、线条、空间等要素。塞尚极其重视颜色，他认为，“画家以素描和颜色为手段，赋予感觉（sensations）和知觉（perceptions）以具体的形态”（Cézanne 303）。他晚期极其注重通过颜色与色块的排布再现自然，1906年的《大浴女》撕裂了传统绘画中的颜色与轮廓法则，着重表达经过知觉综合处理的颜色，试图将其“所见”的林中沐浴景象，尤其是极其自然的氤氲之感经色块的涂抹得以再现。罗马诺（Claude Romano, 1967-）认为，从经验本质层面看，“颜色是一种纯粹的感质（quale），一种内在的感觉”（3），除了依靠“红”“黄”等名称规定之外无法沟通与传递；物理学意义上，颜色是光的波长、物体对光的吸收与反射特性以及人眼的生理结构这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前两方面是纯粹的物理性质，不会因人而改变，而人眼的生理结构却暗含着无限变量。人眼的视网膜上有三种类型的视锥细胞，对颜色的知觉本身取决于三种视锥细胞被激发的程度，程度的差异直接影响到综合之后的效果，也即对颜色的感知。从视锥细胞产生的效果，再到对颜色的判断，这个过程中又暗含着无数多的个体差异和变量的环节，因而每个人看到的色度甚至都不尽相同。经过知觉综合处理的颜色极难再现，自然更是如此。说到底，思考“所见”的自然就是在思考知觉综合的不稳定性。

胡塞尔认为，知觉综合的不稳定性，实则是面对“可能性”的存有领域的困难，这个难题始终绕不开唯我论的纠缠。就像科学研究一样，艺术家想要表达自己的真实体验以及想象直观，但在创作出作品之前，没有任何人能证实他的体验和直观是存有的，当然也无法证伪。塞尚晚年也叹恨自己“年近古稀，产生光线的色彩感在我这儿成了阻碍我在画布上驰骋的抽象缘由，也影响我分辨物体间细微精妙的交界点”（Cézanne 316）。艺术家作画所依靠的知觉综合也面临着“可能性”的冒险，是一种对自由想象的可能性的终极怀疑。知觉综合说到底是个体内部发生的事，证实与证伪必须依靠其他个体才能实现。梅洛-庞蒂在讨论“知觉信念及其模糊性”时也指出，当我们说看到一张桌子时，视像与思维内部的结构相混合，因而对于视像的真与假的信念就会陷入争议，就像梦一样，无法观察并检验。克拉里（Jonathan Crary）将其归结为“个体知觉相对性”（克拉里 225），且这种相对性无法被科学仪器检测证实。这表明，知觉综合本身的不稳定性及其再现的困境，是一次关于“可能性”的终极冒险，是再现“所见”之过程中的激烈冲突。

如何摆脱对“可能性”的怀疑，从而再现“所见”？“所见”的方式到底是什么？如何在绘画的二维平面上再现人与物的存在之维？传统的透视法能够再现我们“所见”的方式吗？色彩与空间究竟是怎样统一的？这一系列问题始终困扰着塞尚。塞尚不愿区分开显现在眼前的固定物体与它们游移不定的显现方式，他希望描绘的不是物，而是正在被赋予形式的物质，是凭借一种物体自发地引起知觉综合的审美秩序。塞尚把“分界设在被感知事物的自发秩序与人类的种种观念及科学秩序之间，而非‘感觉’（sens）与‘理智’（intelligence）之间”（梅洛-庞蒂 2018：10），力求一种生命力量的节奏。塞尚在描绘他对物体的知觉时，想方设法地摆脱一切非自然的矫饰成分或心理层面的偏颇，如其所是地还原物体在被赋形的同时，带给他的知觉综合的全部效果。克拉里认为这是一种“原生的视觉，依靠眼睛的天真状态”（102）。在他眼中，被知觉着的物正在被赋予形式，而被赋形本身是纯粹自然的。如何再现出这种被赋形，才是塞尚毕生所求。克拉克（T. J. Clark, 1943-）将这种原生视觉中的天然形式归纳为“某种基本的、不可还原的细微感受（petite sensation）”（Clark 40）。细微感受究竟是什么，却始终是嵌在个体知觉相对性中的未解之谜。究竟如何排除理性认知结构等杂质的干扰，如其所是地再现这种纯粹自然的知觉？塞尚反对传统学院绘画力求逼真写实的技法，尤其厌恶传统透视法，认为那是技法要求对知觉再现的禁锢。知觉本身和常理本来就不是完全重合的，如《松石图》（Pins et roches，约1900，FWN323）中岩石的有立体感的带状结构就是与常规相悖的系统，虽残留了再现诸对象及其关系的图画法则，但实则图解了一种知觉的连续和共存，并成为作者自身的习惯性手法和重复性技巧。塞尚极端重视自然，欲将绘画对象还原为其本来的物质性，且极度执着于表达个人知觉经验中的各种效果。他将这种知觉综合的不稳定性所带来的张力作为某种含混接受下来，融贯于作品中，并坚持艺术是一种统觉。

自文艺复兴以来，再现知觉综合之“所见”的方法深受几何透视法的统驭。无论是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 1404-1472）将画面比作视窗，还是康德将空间与时间视为先验形式，都预设了观者对客体的单向凝视。然而到了19世纪，这一模式遭遇双重冲击：一方面，摄影术的出现以可复制的原真性侵蚀了艺术作品的独特光韵（aura），正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所言，机械再生产使艺术的审美光环逐渐消褪；另一方面，印象派对光影瞬息万变的捕捉，以及对知觉即兴性的强调，暴露了传统透视法面对流动知觉时的捉襟见肘。这种冲击的本质是超越具象，即一种图解性和叙述性，要么诉诸抽象，要么走向形象。德勒兹（Gilles Deleuze, 1925-1995）认为，塞尚无疑选择了形象，意在表达一种感觉（sensation），既强调朝向主体的包括神经系统、生命运动、本能等在内的复杂内容，又强调朝向客体的事实、场所、事件等要素。塞尚的“形象之路”是在主客双重层面对感官材料及其效果的凝缩，即身体与生命在知觉层面的综合。正如克拉里所论，塞尚1890年左近的作品是对知觉综合本质的一种激进的反思。塞尚在晚期《大浴女》系列中，以倾斜的树干、凝重的色块和平面化的人体，构筑出一种“二维半”空间，既不屈从于三维透视的幻觉，也拒绝纯粹的装饰平面，而是在视觉与身体移动的交错中，让知觉的不稳定性自发生成，并以此作为意义生成的动力。此阶段的塞尚投身于一场前所未有的实验：他逐渐意识到，知觉的形式即其历程本身。塞尚必然清楚地意识到知觉综合存在于身体中，知觉综合的进程具有身体性与生成性特质，知觉所聚焦的核心已然超越了印象派对于世界瞬间印象的再现，而是对自身生成与安顿的深度直面。可惜传统艺术史研究多将他的变革局限于形式或符号层面，忽视了其深藏的媒介技术与哲学意味。事实上，那些厚重的颜料堆积与层层笔触，不仅是视觉效果的语言，还是塞尚对身体性与生命的塑造，更是物质媒介对知觉综合的能动创构。

更重要的是，在与机械复制技术尚未正面交锋的晚年，塞尚独自透视出知觉综合的脆弱与迷狂形态的瓦解，更早地预示了20世纪初知觉动态化的转型及新视觉技术的介入，从而见证了传统知觉秩序正走向失效的边缘。当前的状况是，对于知觉综合之动态过程与交互性的表达与再现的探究，已经由单方面的思想实验转向对于技术媒介的无限渴求。塞尚见证了一场知觉综合再现机制转型时期的危机。知觉综合的不稳定性、个体相对性的无力感以及绘画技术的时代局限性，使得塞尚无奈止步于面向立体主义的道路中，不得已地走向非人化的解体与变形。从另一个角度说，塞尚手中的画笔与画布已经无法实现他对知觉综合的动态再现，已然是“不上手”的工具。工具“不上手”使绘画创作成问题，正是塞尚之惑的本质。知觉综合的动态性再现，以及对知觉不稳定性与个体相对性的突破，需要全新技术媒介的介入。经过知觉综合的“所见”究竟如何避免可能性的困扰，并且避免再现方式的浸染？三维空间的人与物的存在之维究竟如何在二维画布上重现？拒绝透视法之后，还可以用什么方法？知觉综合不稳定性及其再现问题就像幽灵一样缠绕着塞尚。

世纪更迭之际，塞尚于《大浴女》系列画作中反复描绘那呈扭曲状的树干以及几何化的躯体，却未能预见这些看似离散的构成元素会在后世的视觉探索实践中被持续反思。面对知觉综合机制中日益繁复的变量与不稳定性，他并未退缩于混沌，而是以色块的浓淡、笔触的厚聚与肌理的层叠，打破轮廓与构图的桎梏，将知觉生成的过程置于画布之上。同样的断裂与重组，不仅是他对传统再现法的反思，还为后来的视觉实践留下一条通往未知的路径。然而，从本质上讲，塞尚的再现手段已经不足以承载他的再现目的，以至于其晚期一度陷入知觉综合的自我怀疑，正如左拉（Emile Zola, 1840-1902）笔下的克劳德那样，“难道他的眼睛正在失明，不再能正确视物了吗？”（42）再现技术的不足，以及对这种不足的无意识，使塞尚的疑惑一度被视作绘画能力、知觉准确性或者个体相对性等偶然性因素的必然结果。在AI发展与人—机交互的今天，知觉综合再现的难题正在呼唤一种艺术发生机制的深刻革新。

生成式AI作为全新的技术媒介，革新了从知觉综合到图像生产的艺术发生过程。对于“如其所是地再现纯粹自然的知觉”的塞尚难题，生成式AI作为创作的新型工具，极大地提高了知觉综合转化为图像的可能性以及转化效率。艺术家可借助AI快速协商并持续调整和构思，同时专注于情感表达与深度创新，打破知觉综合的转化只局限在个体内部的旧有机制，形成人机协作动态生成的全新模式。回望本雅明时代，机械复制品对传统艺术作品的替代，使得艺术作品变成了集体享用之物，展示价值全面抑制了膜拜价值。个人痕迹唯一性的价值被取消，作品价值更大程度地转向艺术性与创造性本身。如果说，摄影技术革新了艺术作品的展示机制，那么，生成式AI则革新了艺术作品的生产机制。一件艺术作品的诞生过程就是一次人与机器之间不断修正、协商与调节的创生过程。塞尚意识到的是超越机械复制时代的问题，难点不是如其所是地生产图像，而是如其所是地生产知觉综合本身。换言之，机械复制攻克的是传统绘画力求逼真性时所面临的技术难题，而生成式AI解放的是塞尚时代现代性绘画力求再现知觉综合时所面临的个体局限。

土耳其裔美国艺术家雷菲克·阿纳多尔（Refik Anadol, 1985-）受经典科幻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 1982）和量子物理多重世界理论的启发，试图用机器模拟人类记忆与梦境的非线性特征，于2016年启动《机器幻觉》（Machine Hallucinations）系列，这是一次21世纪AI技术解决知觉综合问题的跨越式探索。始于对数据作为记忆载体的探究，该项目旨在通过人工智能重新诠释人类与机器共同构建的集体记忆，核心在于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分析海量公共数据，如图像、声音、文本等，生成动态的视觉叙事，揭示数据中隐藏的时空关联与美学可能性，从而挑战传统艺术媒介的边界，将建筑，数据与人工智能相结合，以类似塞尚对知觉综合本身的沉浸式思考，创造后数字时代的沉浸式体验。该项目通过神经网络解析建筑空间数据，生成流体化的动态影像，其核心并非对人类的模仿，而是揭示数据流动中潜藏的“超透视”可能。该算法生成流体建筑，要求观众在碎片化光影中动态地综合，根据自身的姿势与位置生成个体独特的知觉综合效果，这是一场技术与艺术的融合实验，更是对数字时代人类认知方式的深刻重构。通过将数据转化为可感知的记忆，该系列重新定义了公共空间、文化遗产与机器智能的关系，为沉浸式艺术开辟了新的范式。从塞尚的多视点手法以及对观者知觉综合生成性的大胆试验，到阿纳多尔基于数据流动的沉浸式生成体验，知觉综合的再现问题已经实现了技术手段层面的巨大飞跃，甚至超越了视觉，而真正面向塞尚所坚持的统觉。

如果说《机器幻觉》系列革新的是知觉综合再现的技术性维度，那么生成式AI则重塑了知觉综合再现的创作性维度。早在2015年，谷歌公司推出“Deep Dream”，该AI系统能够以图生图，在深度学习某些名家风格之后，依照算法重新整合用户输入的图片元素，继而生成图片。由于该系统的基础功用是图片分类整理，因而本身就是对卷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简称CNN）的可视化。CNN是一种专门用于处理具有网格结构的数据，如图像、音频等的深度学习模型。它通过模拟人类视觉系统的工作方式，自动提取数据中的特征，广泛应用于图像分类、目标检测、语义分割等领域，是人与数据和算法之间交互创新的一个重要技术工具。它可以充分捕捉图片数据中的局部特征，迅速完成图片筛选、识别与分类，还能通过链式法则计算梯度，从而卷积式地更新网络参数，并能够在多层结构中提取复杂程度不同的信息。在此技术加持下，图片成为更多图片生成的基础材料，经过识别、提取与加工，大大提高了对图片等数据的管理、规划与创作方面的效率。

近年来，AI模型日新月异，早已实现了从“图生图”到“文生图”的飞跃。扩散模型（diffusion models）作为新兴的AI生图技术，主要有三个生成阶段：首先通过多步逐渐给清晰图片添加噪点，直到变成完全随机噪点；然后从噪声中逐步预测并移除噪声，恢复原始内容并逐帧优化用以生成高质量图像；最终调节噪点强度等参数，既保证生成图片结果的多样性，又能更加灵活地适应用户要求的图像精度，如风格感、真实感、细节效果等。扩散模型不需要对抗训练，因而相对于生成对抗网络（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简称GAN）更加稳定，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模式崩溃等问题。目前，扩散模型应用甚广，如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DALL-E 2、Lexica等生成式AI，在该模型的加持下能够在极短时间内生成大量高质量图像，大幅缩短创作周期，并且能够处理多种模态的数据，可以在图—图、图—文、文—图之间快速转换，实现跨模态理解与生成。扩散模型的架构灵活，参数可调节，因而可以更加贴合场景与要求，有助于创作阶段的思路扩展与个性化定制。

从CNN到扩散模型，AI生成图像越来越成为提高艺术创作效率的强大工具，在初稿定形、设计构思与效果试验等方面为创作者提供了极致便捷的解决方案。传统绘画需要艺术家耗费数小时甚至数天完成构图、上色等步骤，而AI工具仅需输入图像或文本提示，即可在数秒内生成符合要求的各种风格、不同精度的基础图像，并且有多种不同构图和配色的方案可供选择。这种方法虽然相较于传统绘画面言质量不足，但优点在于效率高、数量大、可选择、可协调，可以作为绘画创作的铺垫，服务于创作前期的构思与试验工作。由此，知觉综合的再现可以通过大量文生图的整合与修改，不断缩小与原始知觉综合效果的差距，使得创作者在AI绘图的铺垫下能更快速地接近知觉综合本身。生成式AI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再现知觉综合的成本与门槛，不必精通绘画或其他再现方式，仅需在语词—图像的反复筛选中逐渐缩小与知觉综合原貌之间的差距，使得更多被记录下来的瞬息的知觉综合能高效地转化为图像，减少在底稿与润色过程中原始记忆以及知觉不稳定性本身带来的损耗。生成式AI还可以融合多种风格，不限于在一种流派或手法内部寻找再现方案，更大限度地提高了知觉综合再现的可能性。

相比于画笔与画布，生成式AI无疑是一个实现知觉综合再现的超级技术中介，若是塞尚可以用生成式AI为绘画创作底稿，那么他绘画生涯晚期对于知觉综合的超前实验则可以更高效地进行——至少有大量基础图片作为底稿供创作者参照和调节，使其能够更深入且更具象地探究知觉综合的再现问题。这是因为，人—机交互的工作模式能高效服务于塞尚对知觉综合不稳定性的捕捉与再现，在大量图片底稿反复协商与调节过程中，他可以在任何环节增减参数并保存结果，可以根据同一底稿做多种不同方向的尝试，有无数的原始图像可用于对照和修正。此时知觉综合再现的过程变成了根茎式生成的、完全可调控的协同性创生，不稳定性能够在多个试验稿的调整与合成中逐渐获得其再现形式，最大限度地突破传统绘画过程的不可逆性与绘画创作者的个体局限。

某种程度上，21世纪AI技术的发展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解决了19世纪的塞尚难题。AI图像生成技术推动人机交互的质变，大数据与生成式算法诚然为知觉综合的再现提供了更快捷的路径，然而这些工具终究止步于生成本身：它们能够模拟画面的形态与色彩，却无法将知觉综合从主体的体验过程真正移植到图像之中，更谈不上对感知效果的无损还原。追溯到塞尚提出的难题，即知觉综合的不稳定性与个体相对性，AI在突破创作者技法局限的同时，也无法根本解决知觉再现与传播的困境：那些经由个人感知面形成的色彩关系，仍旧无法被外部观看者完全复制或检验。我们无法看到别人眼中的颜色，塞尚也无法给出绘画中的真理。AI时代的知觉综合再现，呼唤的是“人—知觉—图像”三维共生的全新机制，唯有彻底贯通人机交互的生成模式，将交互从语言层面渗透至思维与身体，才能在解决以上问题的道路上有所进展。生成式AI模型已然成为人—机交互模式的重要载体，但只能在语言—图像层面高效完成生成与协调任务。面对信息量巨大且庞杂的知觉综合本身，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简称BCI）承载着通达知觉综合再现难题的时代希望。这个21世纪版本的知觉综合媒介，革新了知觉综合再现的技术工具和发生机制，使得人不仅仅是媒介之外的观看者或操控者，而能够介入观看和感知机制内部，参与再现结果的生成与调节，面向一种知觉综合的自创生。

脑机接口是人类历史上信息交互模式转型的新纪元，其工作原理是将从脑部神经采集的信号分析转换成一系列特定指令，使得大脑冲破身体边界，与信息和数据世界直接相连。脑机接口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用于记录和解码大脑的神经信号，至1990年代,非侵入型脑机接口在残疾人设备领域取得突破性发展；如今，Neuralink、Synchron、博睿康等公司推动侵入型脑机接口的临床试验，脑机接口正在飞跃式发展，使其不再只是科幻层面的假象，而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技术实体。2025年，在AI赋能下，脑机接口应用的实时性和低延迟性能显著提升，而高密度柔性电极和解码算法的协同创新，也使半侵入式技术取得新进展。2025年1月，Neuralink公司CEO埃隆·马斯克（Elon Reeve Musk）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完成全球第三例脑机接口设备人体植入手术，设备目前运行良好，预计该年有望增加20至30例相关脑机接口手术。2025年3月20日，北京脑科学中心举办“北脑一号”媒体交流会，该项目旨在通过脑机接口技术帮助瘫痪患者实现意念控制运动，并为失语患者提供语言交流能力。当前，全球范围内已有约25项脑机接口人体临床试验正在进行，各公司正在推动植入式脑机接口的商业化。脑机接口的时代已经来临，人类的知觉突破身体边界直面信息世界已经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从脑机接口最初的功用看，其最大价值在于克服一个横在意识与信息世界之间的病理性障碍，即语言障碍，从而使得大脑中的思维与图像获得面向信息世界的能力。这无疑是对人的观看技术的一次飞跃式革新。机器的数据化强度以及解码速度克服了语言障碍，使得人脑中经数据解码的信息能够作为语言的技术替补，增强并扩展知觉综合的效果与其表达能力。这项全新的技术替补直接改变了人的身体与信息世界的交换机制，更新了延续数千年的观看方式，是一次视觉技术与知觉综合再现机制的颠覆式革新。根据克拉里的考察：从原始的观看方式到1650年初代可携式暗箱，观看技术媒介革新并揭开了对视觉机制本身的反思；从初代暗箱到19世纪的照相机，观看的技术媒介扮演着内化的、去实体之主体的角色，既是经验现象的观察模型，也是反射内省（reflective introspection）以及自我观察（self-observation）的模型；19世纪照相机出现，观看技术更新，图像复制技术极大地满足了观看者对图像的再现要求。前文论及，恰恰是在这样的时代，塞尚不再满足学院画派无限接近摄影复制的再现模式，而回眸反思知觉综合本身的不稳定性及其再现问题。一方面，观看者和整个观看媒介的设计运作是分离的，后者是纯粹工具性的，见证了客观对象以机械而超验的方式重现；另一方面，观看者在时间和空间上与观看媒介共在且互为补充。观看媒介作为信息中介而接收自然的庞杂信息时的损耗，以及传递给观看者的信息的损耗，已不再是提高数字分辨率这么简单。因为观看者早已不愿置身于观看行为之外，而是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自身的物理和感官经验被机械装置与客观真实所构成的先存世界的关系所取代，观看者越来越无法从理性架构的“所知”之中提纯知觉综合的“所见”。观看者不再满足于再现技术，更要求自身的知觉综合介入观看行为内部，这两方面的矛盾呼唤着观看媒介的再度更新。这一呼唤不仅限于观看，更覆盖知觉感知与反馈的整体。同样地，观看者不再满足于“观看行为主体”这个身份，而要求回归至知觉综合本身，回归作为“人”的多维度身份。

在暗箱版本更新的时代洪流中，AI生图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观看者与暗箱之间的互动性与协调性，实现人—机对话协作共生的基本模式；脑机接口技术则进一步将观看媒介与观看者合二为一，“自然—观看媒介—观察者—图像”的单向机制演进为“自然—人机综合体—图像”的自创生模式。至此，观看者不再只是以视网膜的在场介入观看行为，而是以全身心的状态介入：在全新的模式中直面自然提供的庞杂信息，在递归式的信息传递过程中再现自然与知觉综合本身。知觉综合的发生与再现始终是未完成的，这也是塞尚之惑最深刻之处。作为信息捕捉工具，脑机接口能够进一步缩小观看者的知觉综合与再现之间的距离，帮助观看者更精准且全面地捕捉知觉综合产生的图像，优化了观看者必须经过语言符号的转译才能将知觉综合呈递给AI系统这一旧有模式，且可以支持未完成状态的延续；作为再现工具，相较于塞尚的画笔和画布、照相机的复制以及电脑屏幕上的AI生图，脑机接口的优越性无疑是数量级层面的飞跃，它使得观看者真正以人的身份，全身心地传递并记录自然与身体的双重信息，在观看行为与知觉综合的自创生之中享受自身的存在。

回望19世纪，现代艺术的诞生颠覆了古典绘画程式。塞尚借助绘画，不仅具象化呈现了知觉综合的不稳定性难题以及“所知”与“所见”的纠结关系，更深入探究了三维存在物被二维再现的可能性问题。本质上，塞尚颠覆的是古典程式有关平面中的深度的刻画方式，即用透视法使绘画平面在视觉上具有空间的纵深感。塞尚的笔触并不纠结于几何性与构图，而是旨在将绘画者的知觉、性情、姿势等一切元素全部融入作品中，寻求一种完整且极致的知觉综合再现方式。然而，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塞尚提出了知觉再现综合机制革新的时代问题，赋予了“深度”超越透视的存在论意义，却未能进一步挣脱在“平面—深度”模式中寻求出路的传统惯性。

从19世纪末至今，塞尚的难题衍射出关于知觉综合，再现以及观看与创作等多重探索，实则是对“深度”（profundeur）有着超越古典透视的探求。里维埃（Jacques Rivière, 1886-1925）认为，绘画本身作为一个平面物，呈现深度是其目标，而深度并非纯粹的空虚，它可以被赋予某种一致性，画家可以通过赋予躯体的方式表达深度，就像描绘物质事物一样描绘深度。深度实则是知觉综合的物质性，再现深度就是再现知觉综合不稳定性的效果。梅洛-庞蒂认为，深度并非从侧面看到的物体的宽度，而应是物体对于观看者而言不可见的那部分的点的并置，且具有深刻的存在论意义，“深度显示物体和我得以处在物体前面的某种不可分离的关系”（2021: 326）。在知觉综合的深度中，地平线上的月亮和手中的硬币是无法成比例的，因为知觉已经将“远近”附着于物体的性质，是知觉世界与物体的真正同时性。表达深度，即再现知觉综合不稳定性的具体方法是古典绘画与现代绘画的争论中心。透视法对空间纵深的再现方式是，将远近大小各不同的物体强行地、且有选择地排列在绘画平面的统一尺度中。这显然不是梅洛-庞蒂意义上的显示物—我关系的“深度”，是塞尚“画一小块自然”时最厌恶的做法。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塞尚的“深度”是隐匿可见对象中的不可见的部分，勾勒这一“深度”无须凭借清晰的色彩和线条，而是要凝练出笔触的温度与物—我关系的生命律动。海德格尔认为塞尚绘画中有一种节奏式的运动。即呈现（Anwesenden）和在场（Anwesenheit），是动态与静态、生成及其形式的共存，塞尚正是用这种生成的律动探索知觉综合的再现问题，使知觉综合之“所见”尽可能地不受“所知”的影响，摆脱传统程式对于绘画“深度”的再现模式，从而如实地再现“深度”。塞尚旨在超越“深度即具象性”的旧有观念，清除传统构图等普遍规则的“前—图像”（pre-pictorial）。如果说马奈（Édouard Manet, 1832-1883）的策略是用平面化击溃规则，那么塞尚则是转向图像的深度，即知觉综合本身，意味着程式（convention）的革新。

不同于马奈对传统程式的反讽，塞尚对自然与知觉综合的执着使他不得不走向图像的深处，走向知觉与生命的内在机理：既要忠实于物质性，也要忠实于知觉性；既要忠实于可见的对象，又要忠实于不可见的“深度”。罗杰·弗莱（Roger Fry, 1866-1934）认为，塞尚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视觉，并且充分尊重绘画对象本身的物质性，认为整个绘画作品是一个结晶化的过程，而物质性本身就是整个结晶过程的结晶核。知觉综合再现就是结晶发生的过程，是一次对物质性在场的综合再现，是物质性与知觉性之间的生成交互，遵循一种自然的发生逻辑，这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投射反映模式所能承载的极限。布列逊（Norman Bryson, 1949-）认为，绘画一度是被摄影遮蔽且超越的过时影像，对绘画的研究应该从空间性、时间性的效果以及身体的理念入手，这些在摄影影像研究中没有对应物。绘画因其平面性，在面临摄影技术的飞速发展时早已苦不堪言，时空、知觉综合、肉身等方面才是破局的关键。摄影技术是传统绘画透视法实现“深度”的技术代具，但并不能解决塞尚对于知觉综合及其“深度”之再现的难题。从传统绘画程式之透视法的“深度”到塞尚的知觉综合的“深度”，“平面—深度”的模式内部正涌动着新的生机，呼唤着一种超越绘画平面的技术代具。时间、空间与知觉综合需要在一种超越平面的界面上重新整合并加以再现，这无疑呼唤着艺术程式的当代性跨越。从复制性、机械性的投射反映到递归性、突现性的生成交互，“所见”及其再现不仅能够从透视之“深度”转向知觉综合之“深度”，并将彻底超越“平面—深度”模式。生成式的逻辑能够缩短从“所见”到再现的距离，尽可能减少再现过程中“所知”的影响；物质性能够在生成交互中更加鲜活，知觉性也能够在数据层面被更深入地捕捉。从投射反映到生成交互，创作机制与观看方式的革新见证了再现机制的“维度性”进程，是人从单一的绘画平面转向存在之维、以完整的生命性与自然性面向世界的超真实介入。

如今，AI生成技术与脑机接口装置日新月异，使塞尚的疑惑在暗箱版本不断更新的进程中有了突破“平面—深度”这一旧有模式的更大潜力。AI与脑机接口不但能够再现知觉综合的不稳定性与深度，而且能够再现存在之维度性，即在一种超越平面的存在之维中实现时间、空间与知觉综合多重叠化，使“平面—深度”转向“存在—维度性”。梅洛-庞蒂认为，深度作为不可见的部分，包含着其他可见的维度，“源于一种维度性（dimensionalité），源于整体的处所，源于体积，在维度性之中，各种维度间是相互可逆的、可表达的”（Merleau-Ponty 169）。宁晓萌认为，“维度性”即意味着“共生的场域”以及“众维度的交叠之处”（60）。由此，深度包含着知觉的不稳定性，并且通过深度，维度性得以表征，即时间、空间、知觉综合在同一体积中多重叠化。在AI与脑机接口时代，知觉综合的再现无疑是一种生命性的介入，在此过程中，艺术不再囿于“平面—深度”的模式，而是一次面向“存在—维度性”的飞跃。AI生图横向扩展了再现深度的方法与效率，脑机接口技术则纵向扩展了再现深度的细致程度，在二者的加持之下，当代艺术不仅从图像的维度，更是从生命的维度上实现了时间、空间与知觉综合多重叠化的“维度性”转向。对于知觉综合再现的思考路径，以及对“平面—深度”的探索，也终于能从立体主义、先锋派艺术等越来越观念化的解决方案转向绘画者与观看者的身体，关照知觉综合问题真正的技术瓶颈，在超越平面的存在之维上寻找路径。由知觉综合的发生到捕捉、到再现，以及全新一轮的知觉综合生成与再现，艺术创作与欣赏的中心不再是视网膜、大脑与拿着画笔的手，而是创作者与观看者的身体，是每一个器官的真实在场。这种生命性的在场更恰切地回应了现代艺术的呼唤，即“反对那种被机械化和工业化放大了的、在生活各个领域中都显而易见的破坏性的合理性”（许煜 112），坚持一种知觉综合的创生，使不可见的“深度”变得可见。在这种身体性与维度性的知觉综合再现机制中，美从平面的枷锁中挣脱出来，走向存在之维，这是对生命及其姿势的终级解放。

重思塞尚创作《大浴女》时的那份焦急与试炼，他在画布上的实验并非纯粹的绘画技法革新，而是对“如何看见”的终极追问。塞尚晚年在作品中揭示了知觉综合的不稳定性，即“所见”与自然之间的张力无法用固定透视或稳定形体解决。在机械复制时代，知觉综合的不稳定性及其再现难题亦未能得到解答，而被迁移到图像的可复制性之中；在先锋派艺术思想中，这个难题又被审美观念化所回避。

知觉综合的不稳定性根植于人类知觉本身的动态生成之中，它未能在传统艺术手段内得到解决，却在当代技术条件下被重新激活。在生成式AI 与脑机接口的发展浪潮中，知觉综合获得了新的实验场域。AI图像生成与神经接口的交互机制，使得知觉综合不再只是单一主体的内在活动，而可以成为多主体协同、动态迭代的过程。与塞尚的手工实验不同，今日的技术平台能够在大规模、多维度、跨时间的计算中实时调整透视与结构，从而生成一种近似知觉综合本身的视觉经验。这种经验虽非终极解决方案，却揭示了一种可能性，即知觉综合可以在技术系统中被模拟、扩展乃至协同化，突破个体局限与时间单向性，并逐步改变再现机制的运作逻辑。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可以完全替代人类感知，或使知觉综合的黑箱一览无遗。相反，借助这些新型技术，我们得以直观知觉综合本身，具体表现为身体与算法环境之间的互动、个体经验与集体调试的交织，以及从“平面—深度”的经典图像机制到“存在—维度”的复杂时空结构。塞尚在画布上揭示的张力，如今在技术场域被放大，也被重新配置。知觉综合的不稳定性不再是令人困惑的难题，而成为孕育创新的源泉。这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回应了塞尚的疑惑，也表明了知觉综合问题在当代艺术与技术语境下的真正意义——它不仅关乎图像与感知，更关乎人类如何在技术世界中重新理解自身的存在方式与感性根基。

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郭思聪和贾雨思为本文推送提供了有力支持，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