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
直播总结(AI)| 福柯诞辰100周年:超越剥削——生命政治时代下,马克思理论的当代延伸
直播预告：内卷、准时宝与996？新的直播来啦，马克思遭遇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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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总结：
一个程序员，高广辉，猝死在工位上。
这是剥削吗？当然是。但”剥削”这个词已经说不清楚了。“剥削”指的是资本对一部分生命时间的支配，但资本早已不满足于对剩余劳动时间的占有。他不是被强迫加班的，他是自愿的。他不是被压低工资的，他拿的可能还不少。没有一个明确的压迫者，只有一个叫”绩效”的东西，和一条”斩杀线”的隐形边界。
这场演讲问的是：当资本主义早已超出”剥削”能描述的范围，我们还能用什么概念去理解它、对抗它？
马克思给了我们剥削。福柯给了我们生命政治。奈格里的判断是：把这两个人缝在一起，你才能看清今天发生了什么。
演讲者没有直接回答，先绕了一圈：马克思到底有没有哲学？
这不是学究式追问。”他有没有哲学”决定了”他的东西能不能移植到今天”。
海德格尔的指控是：马克思把”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对立起来，但你要改变世界，首先得解释世界——解释的那一刻你已经在改变了，所以这个对立本身就是假的。
王德峰的回应指向另一边：马克思有哲学，但是”解释实践”的哲学，而不是”解释世界”的哲学。实践先于认识。早期智人拿起工具敲打石头，在遭遇阻力的那一刻，才开始真正认识这块石头。先“上手”，才有认识。（梅洛庞蒂等人运用现象学坐实了马克思的实践）
这意味着你不能脱离具体历史实践谈”物质”、”身体”这些东西。染色体测验之所以能定义”身体”，不是因为染色体本身有什么先验规定性，而是因为有一套科学实践把它转化成了社会规范。
所以马克思能用，但要彻底历史化。他写作时垄断组织还没完全形成，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都没出场。把他的概念原封不动搬过来是错的。正确的问法是：他的哪些分析在今天还成立，哪些需要改造。
教科书的回答是：统治阶级建立国家机器，国家机器压迫被统治阶级。
这个回答预设了一个权力中心，然后从上往下推演一切。演讲者的批评很直接——这是把马克思卢梭化了。
霍布斯和卢梭的逻辑是：先有一个主权中心，所有人让渡权利给它，现代社会由此建立。利维坦是从上往下造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同样的预设——他依然把国家机器当作分析的起点，而不是需要被解释的结果。
福柯在《权力的网眼》里指出，马克思真正的洞察恰恰相反：大型国家机器是从无数细小的权力场域里生长出来的，从下往上，而不是从上往下。军队里的纪律关系、大工厂里的管理技术，先在那里，后来才演化成我们熟悉的现代行政体系。《规训与惩罚》里的身体管理技术分析，和马克思笔下的工厂纪律分析，在这一点上高度会聚——两者都把微观权力关系视为宏观制度结构的来源，而不是反过来。
所以上层建筑是底层社会经济现实生产出来的管理技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这有一个直接的实践推论：反抗不能只盯着国家，因为权力不是从一个中心点辐射出来的。它弥散在工厂工时安排里，在学校座位间距里，在公司绩效表格里。与其追问”谁在压迫我”，不如追问”哪些具体装置在生产这种关系”。
马克思的剥削概念有一个清晰的图示：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绝对剩余价值是延长你的工作时间，相对剩余价值是缩短你的必要劳动时间、提高效率。无论哪种，核心都是：资本家拿走了你生命中的一部分时间。
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里发现新自由主义做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它不再只想要你的时间，它想要你整个人（身体、生命）。
工厂时代，你是劳动力（workforce）。你去流水线的某个固定位置，按部就班，下班拿钱走人。你是一个经济原子，被时间和空间切割到该有的位置上。
新自由主义时代，你是人力资本（humancapital）。你的身体是你自己经营的资本。你要持续投资——学历、技能、健身、形象——来获得更高的”收益”。你是管理自己这家微型企业的CEO，老板就是你自己。
这个转变的效果非常精妙：压迫关系在话语层面消失了，因为你就是自己的老板。
有一部关于库里的篮球电影（《奇迹梦之队》）里有个桥段：一个卖鞋的年轻人把所有钱押注于街头单挑，打输了，但视频被剪辑发到网上走红，最终被球探签约。这是人力资本逻辑最直白的版本——把一切押注，风险完全由你承担，赌场式博弈被包装成了把握命运的勇气。
内卷是同一个逻辑的日常版：你把身体当资本拼命打理，为的是在市场筛选中活下来。没人逼你，你是自愿的。这就是”剥削”开始说不清楚的地方——当压迫被内化为自我经营，你找不到一个可以指控的外部对象。
拉扎拉托把这个推进到金融资本主义的维度
新自由主义国家在七八十年代系统性地做了一件事：紧缩财政，削减社会支出，把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全部移交私人市场。结果是公共社会权利转化成了社会债务。
你不再是享有社会保障的公民，而是手里握着债券的债务人。申请保险、租房，你得证明自己有能力偿还——提供工作证明、收入流水。承担不起？市场淘汰，没有任何人需要为此负责，你得为自己负责（责任与风险私人化）。
关键的扭转在这里：债务偿还的不只是金钱，而是行为态度、生活方式和主观承诺。债务人必须证明自己在积极找工作，证明自己的生活符合市场逻辑的基本预期。债务直接生产出一种特定的人——永远保持竞争状态、随时接受绩效评估、对任何结果自我负责。
新自由主义国家宣称退出了社会管理，实际上通过市场完成了更精密的筛选。你不需要直接驱逐流浪汉，把空调调低，他自然会走。市场就是那台空调——它淘汰”不合格”的个体，却不留下任何可被追究的决定者。
斩杀线：##谁可以活，谁被任其消亡
福柯在1976年《必须保卫社会》里提出了生命政治这个概念。
主权权力的逻辑是”让人死或让人活”。生命政治的逻辑是”让人活或任其死亡”。它管理的是整个人口的生命潜能、生育、健康与死亡率，不是对某个个体的生死决断，而是对整个人口的系统性调控。
规训社会里，你是个体（individual）：固定位置，职能明确，像足球场上的前锋，后卫往往无法替换你。也正因为如此，同一个工厂里的工人有共同的处境，可以形成工会，可以组织抗争。
控制社会里，你是分体（dividual）：身份流动，多重叠加。同一张银行卡既是你的学生证，也是你的金融账户，也是你的志愿者身份证明。你可以随时被调配到任何位置，任何人都可以顶替任何岗位。过去的分工协作，变成了绩效竞争。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从合作变成了角斗。
旧的抵抗方式在结构上失效了。你没法缩回去组工会，因为你的同事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市场用竞争替换了团结，不需要任何人下令，这个替换就完成了。
生命政治的运作面目就是这样：没有主权者宣判你去死，只有一套弥散的机制持续决定哪些生命值得延续、哪些生命被任其消亡。种族主义是它最早的历史模型——法农在殖民地研究中描述的二元隔离体系，按照”哪种生命有价值”的逻辑对人口进行系统性管理。今天的版本更隐蔽：斩杀线、内卷猝死、从未进入公众视野的抗议者死亡数字。没有人下令，没有人负责，筛选的结果始终在发生。
先把这个机制拆开说清楚。
工厂时代的歧视是直接的。老板就是不想要女工，或者觉得女人”干不了”某些活，这是赤裸裸的偏见，可以被命名，可以被指控，可以立法禁止。
新自由主义之后，情况变了。老板在招人的时候，他的逻辑不再是”我不喜欢女人”，而是”我在做一笔投资”。他要算的是：这个人给我带来的产出，能不能覆盖我付出的成本？它从不过问性别歧视的结构——而是通过一套装置进行筛选。
一个女性求职者，雇主在评估她的时候会把一些”风险”纳入计算：她可能会结婚，可能会生育，可能会因为家庭责任请假、离职，可能在职业发展上分心。这些不是雇主凭空捏造的偏见，在统计意义上，这些事情发生的概率确实存在——因为整个社会把家庭责任的大头压在了女性身上。雇主把这个概率折算进”风险定价”，然后可能给出更低的薪资、更慢的晋升、或者干脆不录用。
这里的关键在于：这个雇主根本不需要歧视女性，他只需要理性地管理自己的人力资本投资组合。他的行为在市场逻辑内部是完全合理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指控他什么，因为他甚至可能私下里非常尊重女性。
所以你改变他的态度，没用。你让他接受性别平等培训，没用。问题不在他的脑子里，问题在他所处的那套逻辑里。
那这套逻辑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往上追一层：为什么女性承担更多家庭责任是一个统计事实？因为整个社会的分工默认是这样安排的——育儿假主要是女性在用，家务劳动主要是女性在做，”照顾家庭”在文化上默认是女性的职责。这个分工不是哪个坏人设计的，它是历史上一套更早的权力关系沉淀下来的结果。
然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把这个历史遗产接过来，转化成了风险定价。历史上对女性的压制，变成了当下对女性人力资本价值的折扣。
所以沙织阿姨说不是“一种性别侵犯另一性别”，而是“一种人力资本侵占另一种人力资本的空间”，意思是：男性群体的人力资本，可以因为不携带那些”家庭风险”，在市场上被系统性地定价更高。这个定价优势不需要任何个体男性主动做什么来维持，市场自动完成这个计算。
结果就是，受到伤害的是真实的个体女性，但你找不到一个可以被指控的施害者。每个参与这个过程的人，在自己的逻辑里都是理性的，都没有做错什么。雇主在理性投资，男性员工在正常竞争，社会分工在按新自由主义“惯例”运转。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光靠改变个人态度解决不了。你得改变的是：社会分工的默认设置（比如强制推行男性育儿假，让”家庭风险”在男女之间重新分配），或者市场的定价逻辑本身（比如通过监管让雇主无法把生育风险折算进薪资）。
这两件事都不是靠说服某个歧视者完成的，是政策问题，是结构问题，是新自由主义整体的症候。
演讲者最终指向的方向是：夺回身体的主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意大利的自治主义运动已经展开了一系列的夺回一部分不变资本的尝试，如占领工厂、由控制工作节奏、反对等级制与物质刺激的民主管理等等，以对抗工人创造出来的死劳动（交换价值、资本、异化劳动）对工人自身的宰制。但这里更重要的是：夺回我们自己的身体：把身体从人力资本的逻辑中抽离出来，让它服务于劳动力再生产之外的目的。
福柯为加塔利辩护时的立场就是这个——加塔利因为一本涉及同性恋权利的著作在法国遭到封禁，福柯公开辩护，核心论点是身体的使用权不应被规范化的劳动逻辑垄断。女性解放（争取堕胎权）与酷儿运动的意义因此远不只是身份政治层面的，它们在实质上拒绝了”身体只应服务于资本主义劳动力再生产”这个前提。福柯 | 性与政治：为加塔利所做的辩护，以及对恐同者的回应
福柯的自我技术在这里构成另一种抵抗方式。生命总是对外在权力进入适应、免疫与克服，并将其转化以规范、形塑自身。它既可以是被捕获为新自由主义的内卷主体，也可以持续质疑既定规范，也可使主体得以从已经内化的臣服状态中松动出来，进入一种创造性自我塑造的实践。
几个可以立即拿来用的认知工具：把内卷读成”人力资本逻辑把你改造成了自己的剥削者”，识别机制比找替罪羊更有用。把债务读成“一种要求特定主体性的控制装置”，债务问题天然有集体性，不是私人事务。把职场性别歧视读成结构性的人力资本竞争，单纯的意识觉醒改变不了定价逻辑。
马克思提供了生产关系的分析。福柯提供了权力运作的微观图谱。把两个人缝在一起，你得到的是一个能看清楚这台机器如何运转的视角。
旧式工会失效了，人力资本逻辑把团结替换成了竞争。奈格里的回答是”诸众”（multitude），朗西埃的回答是”无分之分”——那些在现有政治划分中没有位置的人，因此拥有打开新局面的潜能。
但这个答案依然是开放的。那个答案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或者说，它正在某个地方被发明，就发生在有人拒绝把自己当作人力资本去经营的那个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