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山银行”到“两山合作社”:AI时代“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的迭代与重构导读：当“绿水青山”遇见“人工智能”，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中国乡村悄然发生。本文从浙江“两山”理念和“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的实践出发，系统梳理“两山合作社”的核心逻辑，结合学术理论与政策导向，呈现AI时代这一模式的创新迭代，剖析实践困境与破解路径，彰显其在共同富裕进程中的核心价值。2026年春天，浙江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2026年深化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的工作方案》，明确将“十五五”时期定位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决定性阶段”。这一部署与“两山”理念的深化实践、“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的创新探索形成同频共振，勾勒出新时代乡村发展的新蓝图。与此同时，重庆铜梁的田间，农民老张对着电子屏用方言提问“油菜叶子发紫是咋回事”，AI“庄稼医生”秒速给出诊断和补救方案；浙江常山的“生态资源云脑”平台，已将全县19个核心部门的1.3亿条数据打通，让每一片林地都有了数字化“画像”。这看似毫不相干的场景，实则指向同一个深层命题：在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至的今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和“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的构想，如何实现代际跃迁？这一命题的解答，既关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创新，也关乎合作经济的本质回归，更关乎共同富裕的实践成效。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两山”绿色发展理念（2005年首次提出于安吉余村）和“三位一体”合作经济构想（2006年首次提出于浙江瑞安），均发源于此并逐步向全国推广。从实践演进来看，黑龙江率先从省级层面提出建设“生态银行”，浙江、福建等地的“两山银行”“生态银行”大都局限在市县级层面，核心聚焦于生态资源的集中收储与初步流转。2023年6月，浙江省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两山合作社建设运营的指导意见》，正式采用“两山合作社”的提法，标志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从“银行化”向“合作化”转型。然而，该文件的部分表述在底层逻辑上仍有值得商榷之处：合作社在形式上是需要有社员的，不能由国企包办代替——这一核心偏差，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的核心定义，也背离了合作经济“社员主体、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本质属性，如此重大的改革创新，必须从一开始就确立正确的方向。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第二轮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的通知》，确定北京市密云区等25个地区和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第二轮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试点期限为2026－2028年，明确要求“加强生态系统碳汇资源开发，拓宽碳汇市场化交易路径”。这意味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正从地方探索走向全国布局，而“两山合作社”与“三位一体”合作经济正站在这一历史进程的潮头，成为连接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个体农户与市场主体、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关键纽带。二、从“两山银行”到“两山合作社”：一场正名与重构
（一）“两山银行”的实践困境与底层逻辑冲突
2020年，安吉在全国率先开展“两山银行”探索，核心模式是“像银行存钱一样，把零散的农田、林地、农房‘零存整取’，集中收储为连片资源，整合提升后再招商”，这一模式初步破解了生态资源“低小散”的痛点。同年9月，常山县宣布成立“两山银行”，集中收储村内闲置低效资产，村集体和农户可选择出租和分红两种方式参与，在短期内实现了闲置资源的盘活与农民收入的小幅提升。这些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现实中的难题不是新设一个地方平台就能轻易解决的。从学术视角来看，“两山银行”的实践困境本质上是“主体错位”与“逻辑失衡”的双重问题：一方面，地方基层的一些做法，在核心逻辑、运行机制、法理安排上还需进一步梳理和规范——未经批准使用“银行”字样，既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监管要求，也容易引发市场主体对其金融属性的误解，进而引发金融监管部门的关注；另一方面，更核心的矛盾在于，2023年浙江六部门印发的《指导意见》提出“县级两山合作社由县级人民政府授权的国有企业依法牵头成立”，这部分表述背离了合作社的基本常识，混淆了“合作经济组织”与“国有企业”的本质区别。从合作经济理论来看，合作社的核心特征是“社员所有、社员控制、社员受益”，而国企包办代替的模式，本质上是将合作社异化为国企的附属机构，剥夺了农民的主体地位，导致合作制沦为“空壳化”，与“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政策导向背道而驰。针对常山等案例的补充说明：需要指出的是，常山县“生态资源云脑”等实践在数据整合与智能化运营层面取得了显著突破，但其运营主体目前仍为国有全资的“常山县生态资源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尚未完成向真正合作社的产权改造。这意味着，当前“两山合作社”的实践呈现出“数据平台运营可由国企托管、但资源资产的产权归属和收益分配应回归合作社”的过渡期特征。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推动运营平台从“主体”向“服务商”转型，让合作社真正成为产权主体和受益主体。（二）合作经济组织：天然的“两山银行”载体
从产权理论来看，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其他各种资源性资产也大都附着于土地，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是法律上的所有权主体，这是合作经济组织成为“两山银行”天然载体的核心前提。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而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必须回归合作经济本源——这一观点既契合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中“合作制是劳动者联合起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形式”的核心思想，也符合我国农村改革“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基本遵循。植根基层的合作社及联合社，才是天然的“两山银行”载体。从组织优势来看，合作制有利于分散资源的整合和分散需求的集中，并能使成员保持相对自主，比股份制更平等、更灵活，更能适配农村分散经营的现状和农民的利益诉求。从实践路径来看，组建自下而上的合作经济组织体系，以资源资产入社、入股，就不涉及资金压力问题——农户以林地、农房、土地经营权等资源入社，成为合作社的社员，享有民主管理权和盈余分配权；平台公司可受合作社或联合社理事会的委托，承担专业化、职业化的管理和服务功能，实现“社员主体、平台赋能”的良性互动。具体而言，原来的“两山银行”平台公司，可转型为“合作经济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其核心职能是为合作社提供资源评估、收储整合、招商运营、技术服务等专业化服务，而非替代合作社成为主体。这样操作，底层逻辑更清晰，法律基础更坚实，既保障了农民的主体地位，又顾及了农民素质能力相对不足等现实情况，实现了“合作性”与“市场化”的有机统一，也契合《“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中“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要求。三、AI时代的迭代：当合作社遇见大模型
如果说此前的“两山合作社”主要解决了“从何而来”的合法性问题，那么在AI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一个更具前瞻性的命题正在浮现：“两山合作社”如何实现智能化跃迁？这一跃迁，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升级，更是生产关系层面的重构，是AI技术与合作经济本质的深度融合，为“三位一体”合作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一）从“数字化登记”到“智能化运营”
最早的“两山合作社”平台，核心功能是生态资源的信息登记与发布，即所谓“存信息而非存权益”，这种模式替代性强、价值有限，本质上仍停留在“数字化初级阶段”。AI技术的引入，正在从根本上改变这一逻辑，推动“两山合作社”从“信息登记平台”向“智能运营平台”转型，这一转型也契合数字中国建设中“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常山的“生态资源云脑”是典型代表。该平台打通全县自然资源、农业、林业、水利、气象等19个核心部门的1.3亿条数据，搭建起贯通政府、行业、企业等多元主体的一体化分布式数据目录，从技术层面破解了“数据孤岛”这一长期制约生态资源整合的难题。最近，该平台经升级迭代到4.0版，融入低空技术、卫星遥感技术等新元素，构建起“天空地人”一体化监测体系。在常山同弓乡的胡柚基地，虫情监测设备可进行视觉识别报警，胡柚种植、管理全流程有了大数据支撑，助推胡柚优质果率提高至90％以上——这一实践，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更标志着两山合作社正从被动“信息登记员”转向主动“资源调度师”，实现了生态资源的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正如常山县发改局副局长王伟所言：“要像厨师一样，把相关数据‘炒成菜’‘端上桌’。”这句话生动诠释了AI时代生态资源数据的价值转化逻辑——数据不再是“闲置资源”，而是通过AI算法的加工、分析，转化为可利用、可交易、可增值的“生产要素”。2026年4月，浙江省社科联专家团实地调研后评价：常山以“两山合作社”为载体，破解了山区生态资源“低小散”、开发利用难的瓶颈，为全国山区县生态资源活化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这一评价，也印证了“智能化运营”模式的实践价值。（二）AI重构信用合作机制
“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包括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其中信用合作是破解农村金融短板、激活农村发展活力的关键。长期以来，农村信用体系不完善、农户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制约了合作经济的发展，而AI技术的引入，正在重构农村信用合作机制，为“三位一体”合作经济提供了新的实现路径。2026年2月，重庆铜梁正式发布全国首个农业人工智能平台“芯农服AI”，该平台由中供芯耘、中国铁塔、中国移动、中国科学院、西南大学等联合搭建，依托AI算法提供智能生产指导，分析气候与节气推算最优农事节点，结合土地数字画像做出科学种植决策并最优化调度农机——这一功能，本质上是AI赋能生产合作的具体体现。更具创新意义的是，平台还搭建了农户与金融机构的数字金融链接，为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结合区块链溯源“西部陆海新通道”出口贸易与“百村千号”电商矩阵，构建智慧生产、规模经营、产销直通的闭环，实现了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的“三位一体”融合。“它就像个24小时在田里蹲着的‘老把式’，而且懂得比谁都多。”铜梁区二坪镇三房村党支部副书记高红这样形容“芯农服AI”。在该村水稻基地，系统通过AI图像识别提前7天发现了稻飞虱虫害苗头，避免了约300亩水稻减产，挽回了近15万元的经济损失——这一案例，生动展现了AI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实用价值，也为信用合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生产效率的提升、经营风险的降低，使得农户的信用水平得到了客观体现。对铜梁分成模式的评论：铜梁探索的“三方共耕”模式中，水稻收成按6:0.5:3.5的比例在供销社、村集体和农户之间分成——农户获得35%。这一比例是否充分体现了“农民主体”原则尚待商榷，但其探索意义在于打破了传统农业经营中农户承担全部风险的格局，为“三位一体”合作经济提供了可讨论的样本。更有意义的创新在于生产关系层面。“芯农服AI”支撑起供销社、村集体和农户“三方共耕”的新模式，水稻收成按6:0.5:3.5的比例分成——农户投入土地和劳力，获得稳定且更高的收益；村集体通过组织协调，获得服务收益；供销社则依托其资金、技术、市场优势，负责全程标准化生产与终端销售。这一模式，打破了传统农业经营中“农户分散经营、抗风险能力弱、收益偏低”的困境，为“三位一体”合作经济提供了生动的AI时代注脚，也契合合作经济“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本质要求。与此同时，山东枣庄的“农农e链”平台探索了农村产权数字凭证化的新路径，这一探索基于“产权数字化、凭证化、可流转”的核心思路，构建“确认、流转、风控”三阶凭证体系，将农村产权转化为标准化、数字化资产凭证，实现农村产权确认、流转、融资、处置全链条全流程线上办理。从金融创新层面来看，枣庄银行依托平台，以8家农户88.72亩土地经营权数字凭证为依据，向合作社发放了全国首笔系统性农村产权数字凭证贷款35万元，实现零额外担保突破——这一实践，破解了农村产权“抵押难、变现难”的痛点，为信用合作机制创新提供了新的路径。需要指出的是，枣庄和西藏的案例属于“外部融资”（银行贷款、政府贴息），而非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真正的内部资金互助——即合作社成员之间的资金调剂——2024-2026年间仍面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制度瓶颈，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这提示我们，信用合作的制度创新仍滞后于技术创新，需要更高层级的立法突破。甘肃的“1＋3”农村信用体系模式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平台上线以来，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平台获得融资7372笔、65.96亿元；家庭农场融资4530笔、16.15亿元；涉农企业融资3493笔、107.69亿元。而在西藏那曲，2000头佩戴智能项圈的牦牛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了“数字孪生”，每头牦牛的生长数据、保险信息、交易记录实时上链，形成可信资产凭证，合作社获得400万元授信——这一实践，将AI、区块链技术与活体资产确权相结合，进一步拓展了信用合作的边界。这些实践印证了一个核心判断：合作社基于熟人社会的信用信息，与区块链的分布式架构高度耦合，而AI的引入，则让信用信息从“静态积累”升级为“动态预测”——通过算法分析合作社成员的经营行为、交易记录、还款能力等多维度数据，实现更精准的信用评级，打破了传统信用评级“重抵押、轻信用”的局限，为农村信用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创新，也契合《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3－2025年）》中“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质效”的要求。（三）AI赋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碳汇交易
2025年11月，国家发改委公布第二轮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名单，明确试点地区要“聚焦生态系统固碳、市场机制融碳等重点领域，加强生态系统碳汇资源开发，拓宽碳汇市场化交易路径”——这一政策导向，为“两山合作社”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而AI在碳汇计量、监测和交易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核心赋能工具”。从碳汇资源禀赋来看，我国林草碳汇年碳汇量超过12亿吨，位居世界首位，但长期面临监测成本高、方法学不完善、数据不精准等瓶颈，制约了碳汇市场的发展。AI与遥感技术的结合，正在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解决方案——通过卫星影像自动识别林地变化、AI算法估算碳储量，使分散地块的碳汇监测成为可能，这一技术突破，为“两山合作社”开展碳汇收储和交易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也契合《“十四五”现代林业发展规划》中“加强林业碳汇计量监测，推动林业碳汇市场化交易”的部署。贵州毕节的碳票改革提供了生动范例。毕节累计颁发林业碳票6张，涉及森林面积7.46万亩，碳减排量30.78万吨；完成碳票交易32笔、收益54.52万元。2025年10月，毕节将2万吨碳汇量捐赠给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广州赛区，开创了穗毕东西部协作生态价值化新模式——这一实践，不仅实现了碳汇资产的市场化变现，更推动了生态保护与区域协作的深度融合。如今，通过省生态产品交易中心客户端，动动手指就能在线完成交易，一张张碳票，联结起“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让生态资源有了清晰的价值刻度。沂蒙山区的“两山银行”则为已确权的土地经营权、林权、宅基地使用权等产权开展抵质押贷款业务，为尚未或不能确权登记的苗木、古树、古村落等资源性资产和文化资源背书，打通了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贷款的堵点——这一实践，将生态资源与金融服务相结合，进一步拓展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也为“两山合作社”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借鉴。这些探索表明，AI技术的介入，正在使“两山合作社”从“资源整合平台”升级为“生态产品价值的智能定价与交易引擎”——通过AI算法实现生态资源的精准估值、碳汇的科学计量、交易的高效匹配，破解了生态产品“价值难量化、交易难实现”的痛点，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从“被动等待”向“主动创造”转型。（四）从“数字赋能”到“智能重构”
2025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期间，“数字共富——AI＋全球合作，弥合智能鸿沟”主题展示活动引发广泛关注，全面呈现浙江以AI技术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多元实践。首款聚焦乡村经营的智能体——“共富AI”也于同期正式发布，为乡村CEO和兴乡青年提供AI赋能，这一举措，标志着AI赋能乡村发展进入了“智能化重构”的新阶段。这些探索正在指向一个更深层的变革方向：从“数字赋能”走向“智能重构”。AI不只是提升效率的工具，更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合作社的组织方式——从固定成员制的“组织体”，演化为动态项目制的“合作网络”；从以“人”为节点的熟人合作，扩展为以“算法”为纽带的可信协作。这种重构，不仅不会背离合作经济的本质，反而会强化“社员主体、民主管理、利益共享”的核心原则——AI算法的透明化、智能化，能够让社员更便捷地参与合作社管理、监督收益分配，降低合作成本，提升合作效率。值得警惕的是，AI算法的“黑箱化”可能侵蚀合作社的民主基础。当AI系统基于数据分析提出种植方案、定价策略、交易对象时，合作社的社员大会如何参与决策？算法推荐的“最优方案”与社员民主投票产生的“集体选择”出现分歧时，以何为准？应要求所有用于合作社决策的AI系统具备“可解释性”，关键经营参数的调整须经社员大会审议，防止“算法代替民意”。从学术视角来看，这种“智能重构”契合“数字合作经济”的发展趋势——数字技术与合作经济的深度融合，能够打破地域限制、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组织效率，使合作经济从“局部合作”向“全域合作”、从“传统合作”向“现代合作”转型，为“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四、发展“三位一体”合作经济：正本清源与系统集成
“两山合作社”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的支撑；而“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的深化，也需要以“两山合作社”为载体，实现二者的协同推进。当前，发展“三位一体”合作经济，关键在于正本清源、打破藩篱、系统集成，坚守合作经济的本质，破解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障碍。（一）合作经济的基本原则不可动摇
扶持以农民为主体的合作经济组织，还是扶持由资本主导的大型农业企业？这是一个重要的政策路线问题，也关乎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从合作经济理论来看，合作经济是劳动者联合起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形式，其核心价值在于“平等、互助、共赢”，而资本主导的大型农业企业，其核心目标是利润最大化，难以兼顾农民的长远利益和集体利益。“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的核心依归是“合作经济”，在正式表述中不能省略——笼统地从经营业态上讲“三位一体”，恰恰满足了垄断资本的需要，恰恰走到了通过合作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反面。这一观点，既契合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的核心要义，也符合我国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只有坚守农民主体地位，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增收、乡村振兴。（二）打破部门藩篱，防止“异化”和“矮化”
“三位一体”中的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与原有的供销社、信用社没有必然联系——其核心是“合作”，而非“依附”。近年来，供销社逐级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但这些联合会大多附属于供销社，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很难发挥实质性作用。关键在于，到底是通过发展“三位一体”合作经济改革供销社体制机制，还是在旧有体制机制下使“三位一体”走向“异化”。两山合作社与供销社的关系定位：两山合作社与供销社体系并非对立关系。供销社在农资供应、农产品流通、再生资源领域的网络优势，可与两山合作社的生态资源收储、碳汇交易功能形成互补。关键在于，应以“农民主体、合作制原则”为共同底线，避免任何一方以行政力量挤压合作社的独立性。从政策实践来看，2026年3月，瑞安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深化农村“三位一体”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以“富民”为主线，紧扣“强城、兴村、融合”核心任务，提出20项富民任务，包括开展“人工智能＋农业”领航行动——瑞安作为“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的发源地，其改革实践具有标杆意义，表明“三位一体”合作经济正从地方探索走向制度化、体系化推进，也为打破部门藩篱、防止“异化”和“矮化”提供了实践借鉴。要防止“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的“异化”和“矮化”，必须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农民主体”的原则，打破供销社、农业农村、金融等部门的藩篱，推动各类资源向合作经济组织倾斜，让合作社真正成为“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的核心载体，而非部门利益的附属品。（三）创新信用合作机制，着重弥补金融短板
商业银行特别是大型银行，囿于传统体制机制，难以持久深入农村基层，导致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成本偏高，成为制约“三位一体”合作经济发展的短板。2026年，金融监管总局部署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工作，强调不断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这一部署，为农村信用合作机制创新提供了政策支撑。铜梁“芯农服AI”平台在搭建农户与金融机构数字金融链接方面的探索，为信用合作机制创新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植根基层的合作经济组织开展征信评级、互助联保和反担保增信，可以充当银行的助贷机构；再进一步开展内部资金互助，由银行全流程托管——以上情况均不会形成“资金池”，避免了金融监管上的顾虑。这种模式，既发挥了合作经济组织“接地气、知农户”的优势，又借助银行的专业能力防范金融风险，实现了“合作性”与“安全性”的有机统一。从学术研究来看，这种信用合作机制创新，契合“普惠金融”的发展理念，能够有效破解农村金融“最后一公里”难题，让更多农户和合作社享受到便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为“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的发展注入金融活力。（四）金融科技赋能与反垄断：数字化与合作化相互促进
互联网平台可以极大提升合作经济的规模优势与运行效率，实现数字化与合作化的相互促进。基于合作经济原则的互联网平台经济模式，非常值得探索——这种模式，既能够借助互联网平台的技术优势，打破地域限制、整合分散资源，又能够坚守合作经济的本质，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和利益诉求，避免资本无序扩张对合作经济的侵蚀。“三位一体”合作经济及其金融架构，具有分布式的权益结构和业务网络，与区块链的基础架构非常接近——这一特性，使得二者能够实现深度融合。铜梁将区块链溯源技术应用于“西部陆海新通道”出口贸易，甘肃、西藏等地将区块链技术用于农村信用和活体资产确权——这些实践正在证明：合作经济可以为区块链技术提供真实具体的应用场景，区块链技术则有助于不断规范和改进合作经济体系的内部管理，实现“技术赋能”与“制度完善”的双向奔赴。同时，要注重反垄断与防资本无序扩张——在AI赋能“两山合作社”与“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的过程中，要防止少数平台企业凭借技术优势和数据优势，垄断农村市场、挤压农民利益，确保合作经济始终服务于农民增收和共同富裕，而非资本逐利。五、AI时代的挑战与迭代方向
AI赋能“两山合作社”与“三位一体”合作经济，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在于，AI技术能够破解长期制约合作经济发展的痛点难点，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共同富裕；挑战在于，技术、制度、利益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可能影响AI赋能的效果，甚至导致合作经济的“数字异化”。当前，主要面临四大挑战：其一，数据孤岛与算法黑箱并存。常山“云脑”虽已打通全县部门生态数据，但跨县域、跨层级的数据共享仍困难重重——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数据标准不统一、共享机制不健全，导致数据资源无法充分利用；同时，AI算法在资源估值、信用评级等核心环节的“黑箱化”，也增加了农民和合作社的不信任感，不利于合作经济的健康发展。从技术层面来看，破解这一难题，需要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和共享机制，推动算法透明化、可解释化。其二，技术成本与规模经济的矛盾。AI平台建设需要大量投入，包括技术研发、设备采购、人员培训等，铜梁“芯农服AI”采取“政府＋高校＋企业”联合搭建的方式，是一种有益探索，但可持续运营模式仍有待验证——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县域和村级合作社而言，难以承担高额的技术成本，导致AI赋能难以普及，形成“数字鸿沟”。这一矛盾，需要通过政府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方式，降低技术成本，推动AI技术向基层下沉。其三，碳汇市场的碎片化困境。全国统一的CCER市场尚处发展初期，地方碳票等机制各自为政，导致碳汇资产难以在全国范围内有效流通——不同地区的碳票标准不统一、互认难度大，限制了碳汇市场的规模效应，也影响了生态产品价值的最大化实现。AI可以优化交易匹配，但无法根本解决制度分割问题，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完善碳汇市场体系，推动碳票全国互认。其四，利益分配机制的数字鸿沟。碳汇收益如何在林农、集体、企业之间公平分配，尚缺乏明确的规范指引——在AI技术赋能的过程中，掌握技术、数据、资本的主体，可能获得更多的收益，而普通农民由于缺乏技术能力和数据资源，可能被边缘化，进一步加剧“数字鸿沟”和利益失衡。这一问题，需要通过完善利益分配机制，明确各方权益，保障农民能够公平分享生态产品价值变现和AI技术赋能的红利。六、从“两山”“三位一体”到共同富裕：若干建议
在加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各项措施系统集成的大背景下，应当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合作经济发展道路。结合AI时代的发展趋势和实践困境，提出如下建议，为“两山合作社”与“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的深化发展提供支撑：一是运用系统集成的方法论，统筹推进改革创新。以“两山合作社”和“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的协同推进，作为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特色。2026年浙江省委一号文件已将“深化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核心抓手，这为系统集成提供了政策空间——要统筹生态保护、合作经济、数字赋能、金融支持等各项政策，打破部门壁垒、区域壁垒，形成改革合力，推动“两山”理念与“三位一体”合作经济深度融合。二是组建具有超脱性、权威性的省级领导机构。此项改革涉及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厅、自然资源厅、农业农村厅等行政部门和供销社系统、金融系统，以及各类合作社和广大农民、消费者、投资者等。没有一个权威领导机构统筹协调，改革很难推进——建议组建省级“两山合作社与三位一体改革领导小组”，统筹政策制定、资源整合、数据共享、监管执法等工作，确保改革方向不偏离、措施落地见效。需要指出的是，2024-2026年间，浙江省尚未建立实质性的省级两山合作社联合社或跨县域生态权益交易平台。省级统筹的制度供给滞后于市县创新，已成为制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规模化的关键瓶颈。三是着力构建合作经济组织体系，推进实体化运营。选择若干县市进行深化试点，分级分类设置成员，使合作经济组织既成为“两山合作社”的载体，也成为“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的载体——建立村－乡－县三级合作社联合社体系，明确各级合作社的职能定位，强化社员主体地位，完善民主管理机制和盈余分配机制，推动合作社实体化运营，避免“空壳化”。同时，推动原“两山银行”平台公司转型，承担专业化服务职能，形成“合作社主体、平台赋能”的良性互动模式。四是创新信用合作机制，开拓AI时代的信用新基建。借鉴铜梁“芯农服AI”、枣庄“农农e链”等经验，通过互助增信、银行托管、数字凭证化等方式，消除“资金池”风险，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的农村信用体系——依托AI算法，建立多维度的农村信用评级模型，推动信用信息跨部门共享，降低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和农户的融资成本。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适合合作社和农户的绿色信贷产品，为“三位一体”合作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撑。同时应坦承，真正的内部资金互助目前仍面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制度瓶颈，需要更高层级的立法突破。五是探索基于新型合作经济原则的平台经济。以数字化促进合作化，以合作化规范数字化。支持开发面向“两山合作社”和“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的专用AI大模型，融合合作经济原理、产权制度、信托法律、碳汇方法学等多领域知识，为基层合作社提供从资源收储到价值变现的全流程智能决策支持——同时，加强对平台经济的监管，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确保平台经济服务于合作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六是邀请政策理论专家和跨领域专家学者提供智力支持。对“两山合作社”“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的核心逻辑和运行机制进行深入研究阐发，对各地实践探索进行经验总结和提升——结合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生态经济学、数字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构建“两山合作社＋三位一体＋AI”的理论体系，为改革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同时，加强人才培养，培育一批既懂合作经济、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为合作经济的智能化发展提供人才保障。七是开展地方性立法，提供制度保障。现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农村集体经济相关政策文件，都有很大局限性，远不足以支持新型合作经济发展——建议浙江省率先开展地方性立法，制定《两山合作社促进条例》，明确两山合作社的法律地位、社员权利义务、组织架构、运营机制、收益分配、监管规则等，弥补现行法律短板，为“两山合作社”与“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同时，推动国家层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全国范围内的改革实践提供法律支撑。从2020年安吉、常山率先探索“两山银行”，到2023年浙江六部门正式确立“两山合作社”之名，再到2026年常山“生态资源云脑”4.0版和铜梁“芯农服AI”相继落地——短短数年间，“两山”理念与“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的实践迭代速度，令人惊叹。AI时代的到来，为这一进程注入了新的变量。常山“云脑”让碎片化的生态资源有了数字“画像”，铜梁“芯农服”让农民有了24小时在线的“AI老把式”，毕节碳票让青山绿水有了清晰的价值刻度。这些创新正在证明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当最前沿的人工智能与最草根的合作经济相遇，迸发出的不是技术炫技，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力解放和共同富裕的可能。发展合作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它对于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也有独特作用。新型集体经济就是新型合作经济——这一判断，既契合我国农村改革的实践经验，也符合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在AI浪潮奔涌而至的今天，我们有理由相信：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合作经济发展道路，正在这一代人的手中加速铺展。在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场变革才刚刚开始。 声明：本文根据陈林主任《“两山合作社”原理: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新型合作经济发展》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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