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7年高考作文针对性阅读资料:报刊时评文精选(054)

一 社会信任基石是如何土崩瓦解的？

一件事情没有结果，人们可能会淡忘；两件事情没有结果，人们会产生疑问；三件事情没有结果，人们就会失望。发生太多的事情与疑问，若没有被告知一个确切的结果与答案，人们就会认为这背后肯定有着不可告人的阴谋，相信“幕后黑手”的操纵。于是，阴谋论便大行其道。

心理学家戈泽尔就说：“相信阴谋论的倾向与人的失范、缺乏信任、不安全感有联系……而与失范的密切关联又显示，阴谋论的立场与对主流体系的疏远和不满有关。”在一个不确定的生存环境之中，每个人都无法避免不安全感的困扰，加之信息的不透明，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无法追溯到一个可靠的答案，社会信任基石也便土崩瓦解。

特别是公共事务若不够透明，导致人们只得从流言蜚语里收集信息。这不仅因为网络的普及提供了畅通的流言传播渠道，还因为有人乘机散布阴谋论，甚至有人让阴谋论从流言升堂入室为消息，来影响人们并不坚强的头脑，更多人选择了相信阴谋论，甚至成为一名忠实的阴谋论信徒，久而久之，他们的思维逻辑便陷入一个黑洞而无法释怀。

这个逻辑黑洞就是：如果没有揭露一个阴谋，那就是在掩盖这个阴谋；如果揭露了这个阴谋，那就是在掩盖另一个阴谋。当然，对未知的怀疑是人性使然。心理学家道格拉斯就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都倾向于怀疑或是不信任……从某些角度上讲，为了我们自身的个人安全，怀疑自己不了解的人是相当符合进化要求的”。

道格拉斯认为，从进化的角度看，谨慎对待那些我们不了解的人或组织确实是有意义的。另一方面，人类厌恶未知，所以总是“沉溺于寻找答案”。在面对灾难、危机、社会剧变，诸如疫情、经济衰退、公共安全事件时，会本能地寻找简单确定的答案。而阴谋论恰好提供了一套“闭环解释”，那就是把问题归因于“幕后黑手”或“权力组织”的操纵，让混乱的现实变得“可理解”。

有研究表明，如果人们的生存必需受到了威胁，当他们因此感到事态脱离了自己的控制、充满了无力感和焦虑感之时，阴谋论可以帮助他们理解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对有些人来说，相信随机事件背后有“权势熏天的人”在推动，能够给他们带来心理上的慰藉，并将此作为一种应对不安全感和焦虑的机制。

但事实证明，阴谋论对于人们的焦虑与疑惑一点儿用也没有，甚至能够深化人们心中的无力感，使人变得更加犹疑不定、更加仓皇无力、更加垂头丧气。一旦进入这种状态后，这些阴谋论信徒又会变得愈加相信阴谋论。公共事务及信息的不透明正好迎合了心存怀疑的人性，让更多人相信阴谋论，这也恰好给了那些制造与散布阴谋论的人登场表演的机会。

我们早有察觉，每个人身边总有那么几个人，常常煞有其事地向你透露普通人根本无法了解到的“高层机密”“内幕消息”，他们把自己装扮成权力持有人的私人幕僚，时不时向你“走漏风声”。他们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想让你觉得他们有能力搞到稀缺信息或者对发生的大事件的另一种高深莫测的解读。

信息不透明的土壤给了这些人施展的舞台，茶余饭后便是其制造阴谋论左右谈资的好时机，他们自持一种 “我掌握了普通人不知道的秘密”的精英感，这种心理满足感，本质是对自身存在感和判断力的强化。因为，在信息不透明的环境里，“识破阴谋”意味着自己没有被“愚弄”，比他人更清醒。

这些阴谋论散布者似乎天生且近乎自恋式地需要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正如作家迈克尔·比利希指出的那样：阴谋论提供了一个展示不为人知的、重要的且与事件直接相关的讯息的机会，这样，阴谋论散布者就好像变成更接近权威或真相的极少数人，掌握了核心机密，拥有了那些专家都不了解的知识。

当然，也不排除确实存在为了推卸责任或其它目的刻意散布出来的阴谋论。当一些公共恶性事件发生后，当无力解释事件的偶然性时，阴谋论确实能起到推卸责任的超级效能，成为公共事务管理者平息舆情的有效工具。可怕的是，一旦人掌握了这种工具，要想不用在更广的地方，会技痒难耐。

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有着蔑视事实与逻辑的古老传统，不仅因为我们实际上已经接受了不少阴谋论，不仅因为变革的激荡已制造出足够的社会心理基础，不仅因为公共事务还不够透明。

现在，全世界的信息似乎都触手可及，但我们又能接触到多少真相呢？或许我们只是沉溺于空洞的虚幻之中罢了。

二 高考赛场的公平性，是如何被场外因素消解的？

毫无疑问，高考仍是中国底层老百姓实现阶层跃升的主渠道。只是，阶层固化的趋势导致社会流动速度放缓，阶层跃升的机会自然越来越少。高考场上的公平性毋庸置疑，但是，这种固化规则形式上的公平，正受到金钱、权势和人脉等诸多场外因素的侵蚀，进而消解了高考原本的公平性，成为中产内卷的逐鹿场，而贫者的机会却变得越来越少。

如今的高考赛场，更似“家庭实力总决赛”，高考改变穷人命运的大门徐徐逼仄，高考维系中产内卷的窗户大大敞开。至于处在阶层顶端的权贵富裕人家，早已逃离传统的高考赛场，全世界诸多名校随时向他们手中的权力、金钱和膝下的子弟敞开热情的怀抱。高考是社会阶层流动的总开关，若阶层流动失灵，这个开关阀门便失去了本有的功能与意义。

社会阶层的流动，意味着原有社会结构的改变，意味着阶层壁垒的破除。社会革命会带来社会流动，但革命也会造成巨大社会动荡和破坏，而教育则不同。教育可以绕过社会等级的藩篱，通过一种公开、公平且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流动，让底层家庭实现阶层跃升。

所以，中国普通老百姓坚守着“学习改变命运”“鲤鱼跳龙门”的信念。而根植这一信念的，无疑是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这亦标志着中国社会现代价值的确立。

那一年，小平力排众议，拍板恢复中断11年的高考制度，并确立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新规。不论是农民、知青、工人、士兵还是干部，都能报考，570多万人奔赴考场，27万人迈进了大学校园，终而改变命运。

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社会变革，就是把中国从以家庭出身和政治态度决定个人地位的社会，变成了以接受教育和奋斗成就决定个人地位的社会。一句话，就是给个人发展提供了自强不息、自由竞争的环境与空间，而不受家庭出身的限制与惠泽。所以要说高考是社会流动的总开关，恢复高考，就是打开了这个开关阀门。

社会流动带来社会结构变化的同时，亦推进社会发展的欣欣向荣。20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朝气蓬勃，人人争先恐后努力拼搏。因为，每个人都有机会向上流动，人们都看到了希望，前途一片光明。

1982年至2012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10%，与之相伴的是大量社会流动及阶层跃升。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形成2.2亿规模的中上层社会群体，这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社会结构仍处于“金字塔”型，尚未发展到“橄榄球”型。

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年来，社会流动速度开始逐渐放缓，甚至出现了“阶层固化”的苗头，早先迈入中上阶层家庭利用改革发展红利极力维护代际接续，进而压制与排挤底层家庭向上流动，高考改变命运的门槛对底层家庭越来越不友好。

普通高等教育似乎已经失去了社会流动的阀门作用。扩招及高等教育普及化，使本科学历从“稀缺品”变成基础配置。阶层跃升的“筛子”已从普通大学变成了名牌大学及优质专业。现在要“一跃龙门”，至少是要考上985/211大学及其热门专业。

当城市化率超过65%以后，工业化便进入了成熟稳定期。在这个阶段，经济社会的增量空间变小，社会焦点从“做蛋糕”转向“分蛋糕”，流动减速、阶层固化是必然的伴生现象。在增量减少的同时，阶层内代际接续却在增强，这便是当前中国社会流动、社会进步新的结构性阻碍。

有这样一个数据应引起我们更多的警觉，那就是：代际收入弹性系数达到0.45。该系数为1时，代表阶层完全固化，为0时则代表流动性极高。0.45意味着父辈收入差距会有近一半传至子辈。再有就是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阶层分化。在985/211大学里，城市重点中学生源是农村普通学校的8倍以上。超一流的名校中，农村户籍学生仅占16%左右。

这些数据与事实表明，当下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受到了挑战与削弱。人们凭借个人努力和公平规则实现社会流动和阶层跃升的途径，正在受到其他社会因素的挤压。

斯蒂格利茨早就提出：“真正充满机遇的社会，出自穷人家庭或者教育程度较低家庭的人，获得成功的机会就应该与出自富裕家庭、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家庭以及社会关系发达的家庭的人相同。”而现实是，经济与机会不平等与相对流动性呈现负相关，随着经济阶梯上各级之间的差距扩大，父母的经济地位变得更能预测孩子的人生机会。

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出路，就是要让全民接受优质教育的权益与财富资源脱钩，杜绝金钱、资源、人脉碾压普通学生，让教育更加公平公正，让富裕本身无法提供很大的教育优势。让所有人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与自己父母的社会地位与收入水平失去直接关联。

三 一点点致歉，食品安全底线不容一点点突破

近日，知名茶饮品牌一点点陷入舆论风波。中国食品安全网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其多家门店存在随意更改食材效期标签、继续使用隔夜过期食材，甚至使用无厂家、无生产日期、无保质期的“三无”茶叶等严重问题。

面对曝光，一点点在初期拒绝采访后，于6月24日发布致歉与整改声明，宣布涉事门店立即停业，启动解约程序，展开全国门店稽核检查。道歉声明背后，暴露的是一个连锁品牌在快速扩张之下的管理失控。

一点点的扩张速度确实惊人。据界面新闻消息，窄门餐眼数据显示，2025年，一点点全年新开门店超过1000家；今年前5个月又接近1000家。一点点能在头部品牌夹缝中跑出这样的节奏，离不开加盟的模式。

规模上去了，管理却跟不上。从曝光的细节来看，问题并非偶发。随意更改食材效期标签，说明涉事门店把保质期当成了可以随意涂改的数字；隔夜过期食材继续使用，显然，在相关门店管理者眼中，成本控制已经压过了食品安全的底线；一线操作人员全程不戴口罩手套、佩戴首饰徒手做饮品，操作台上放着燃尽的蚊香残渣，这些细节指向同一个结论：日常巡店和稽核形同虚设。

出事之后，一点点对此采取的措施是“停业、解约、全国排查”。把责任归咎于单个门店，解约了事。但问题是，如果管理体系本身存在缺陷，换一家加盟商上来，同样的问题迟早还会重现。

一点点在声明中表示“规模越大，责任越重”，但真正的责任不是出事之后的道歉和排查，而是在扩张之前就把管理能力建设到位。品牌方在享受加盟模式带来的规模红利时，绝不能将食品安全的责任一并“外包”。一旦忙于扩张，对终端门店的品控约束力便会急剧削弱，最终透支的是整个品牌的长期信誉。

当前，茶饮市场集中度持续提升，消费者手中的“信任账本”已成为品牌最核心的资产。面对日益严格的监管与理性的消费市场，一点点若想重塑信任，不能仅靠一纸声明和短期的突击稽核。

品牌方必须正视加盟代理制的底层缺陷，将食品安全责任真正落实到每一个管理单元，筑牢标准化的防线，切实矫正“重扩张、轻管控”的粗放扩张模式顽疾。否则，在存量博弈的淘汰赛中，失去底线的狂奔，终将难以为继。

四 不止金句：大学毕业致辞从宏大叙事走向具体关怀

“哪怕再忙，也请按时吃饭；哪怕再累，也请记得把睡眠留给自己。”据报道，在今年南京大学的本科生毕业典礼上，南大社会学院陈昌凯老师的一番话让年轻人感到了自己真正被“看见”。

确实，在陈昌凯老师的叮嘱里，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没有鼓舞人心的口号，也没有所谓的“金句”，而是对每一个曾熬夜赶DDL（某项任务的最后期限）、又即将走出校门面对“老板要效率，客户要方案，社会要成果”生活挑战的年轻人的体贴。

一番朴素话语之所以引发共鸣，恰恰因其放弃了宏大叙事的“正确”，选择了具体关怀的“真诚”。事实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致辞正在经历相似的转变——从“时代需要你成为什么样的人”，转向“在这样的时代，你要如何照顾好自己”。

校长们的角色，变得更像一位“大家长”，在情怀和使命之外，关心起了吃好饭、睡足觉、管理情绪、从容起步，这些学生们每天都要面对的生活细节。毕业典礼致辞也不再是校长、嘉宾的“专场”，食堂阿姨、宿管、保安、辅导员等校园守护者，同样在台上赢得了大学生们的掌声。这样的转变也并非偶然，而是直接关心和回应了“内卷”时代的焦虑。

当熬夜肝DDL、为升学和求职焦虑、在出租屋里吃泡面成为常态，“好好吃饭”“先做快乐的普通人”这样的鼓励，就不是一种空洞的安慰，而是一种更务实的生活哲学：先打牢身体和情绪的“地基”，再考虑如何跑得更远。这样的转变，更是让教育理念从“成功”回归“成长”。

陈昌凯老师说，“南京大学爱你们的原因，不是因为你们优秀，而是因为你们就是独特的你自己。”长江职院校长崔锋说，“先做一个健康、快乐、有温度的普通人”。这也就是说，我们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完整的人”。

这样的转变，是社会对“人的价值”的重新发现。是让人能够坐在餐桌前，“认认真真咀嚼每一口食物的滋味”，也可以在深夜“把世界还给世界，把睡眠留给自己”。

作为“大学最后一课”，当毕业致辞从“为母校争光”的期许，转向“做一个生动的人”的祝福，本身就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生动注脚。“愿你们心怀山海，也珍惜眼前的一饭一菜。愿你们再次归来时，不只是少年，更是那个面色红润、眼神明亮、身体健康、心里有光的最好的自己。”

这可能称不上“金句”，却是陈昌凯老师对一届毕业生的深情祝福，也是一所大学对一群即将走出校门、走进社会的年轻人的殷殷期待：在奔赴山海之前，先学会珍惜眼前的微小却真实的幸福；在追求卓越的同时，更别忘了善待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这或许正是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里，大学所能给予毕业生的最踏实、最温暖的礼物，也是大学毕业致辞该有的样子。

五 越来越空的城市公交车，“下一站”在哪

城市公交的“落寞”，早已不是新闻，但看到澎湃新闻刊发的特稿《空空荡荡的公交车，如何跑出时代的岔路口》，还是会有很多感慨。

数据会说话。今年5月底发布的《2025年广州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显示，广州常规公交客流由2019年的611万人次/日，大幅下降至2025年的249万人次/日，降幅高达59%。这也与交通运输部《2024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全国公交客流量“近十年里下降了约一半”的表述，十分吻合。

这几年，全国多地都出现过公交车停运事件，不是地方交通部门和运营公司管理、经营不善，实在是坐公交车的人越来越少。交通运输部专家更是坦言，国内除个别城市外，多数大城市公交车的票款收益仅可覆盖运营成本的10%—30%。曾经需要拼尽全力去“挤”的公交，为什么会这样？

外因一望可知：轨道交通串联成网、私家车日渐普及、网约车随叫随到，加上电动自行车保有量持续飙升，每一类出行方式都在蚕食公交的传统领地。之前那些原本依赖公交的通勤族、办事的人群，都被吸走了。剩下的，多是刷老年卡的老人和持学生卡的孩子。

而内因，恐怕在于公交自身多年来的“一成不变”。过去，交通方式有限，生活节奏从容，公交只需完成“把人从一地运到另一地”就可以了。如今，公众的出行诉求早已升级，需要自主、需要灵活、需要即时响应。

这也意味着，之前那种定点、定线、定时的“大呼隆”式运输，在个性化和碎片化的出行需求面前，越发显得笨重而迟钝。坐在公交车上观街景，曾经是城市生活的诗意和浪漫，如今恐怕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特别是，即便是单纯比拼运输效率，地铁也比公交更快、更准，更不受路面拥堵干扰。

城市公交从“红红火火”到“空空荡荡”，看似是一个行业的变迁，实则是社会进步、时代变迁在公共生活上的投射。

但这绝不意味着公交车已经彻底过时。只要城市人口的基数仍在，市民出行的需求仍在，公交未必没有“下一站”。事实上，近年来，多地公交部门已经开始寻找新的生路。

比如，针对及时响应、灵活服务，上海上线了定制公交平台，运行一年来，线路已从上线时的220条增长至357条，平台累计服务客流超783万人次，日均客流稳定超2万人次。这种“按需响应、精准接驳”的模式，让公交有了“个性”的色彩。

再比如，多地城市公交探索“客货邮融合”运营模式，在继续维护客运的同时，兼送快递，并把线路向村镇扩散。此前一些地方农村因公共交通匮乏，屡屡出现货运车辆拉客发生车祸的悲剧，如今，城市公交运力正好可以“下乡”填补空白。

公共服务与民生诉求，从来不是对立的两极，也不是单向的供需，该多一些实时良性互动了。需求永远是供给的最大底气，城市管理者不仅要及时满足诉求，也要注意到需求的变化，并根据变化灵活调整供给结构，如此，才能在实现动态平衡的同时，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也让公共交通这池水重新活起来。

一句话，对于城市公交而言，该兜的公益底线必须兜住，该放的经营权力必须放下。公益性与市场性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面，而是可以相互赋能的两面——这需要各地因地制宜、集思广益，展开充分探索。

六 灭火器“纸面维保”泛滥，安全监管不能流于纸面

日前，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如今不少灭火器都属于“纸面维保”，一些小作坊自己打印“灭火器维修合格证”，从“使用单位”“维修日期”到二维码一应俱全。不少企业也主动购买假证应付消防检查。

按照相关规范要求，干粉灭火器出厂满五年应首次维修，此后每两年进行一次维修，出厂满十年强制报废。也就是说，灭火器维修是有明确时限要求的法定义务，并非企业自行决定的可选项。

然而正规维修有一定的成本，但这些假证却相当便宜——维修合格证六毛一张可定制，二维码完整复刻，外观与正规证件无异。由此一来，一些不法商家嗅到了“商机”，相关单位也纷纷选择使用假证，市场上的假证开始泛滥。

比如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检索，多家网店公开销售假维修合格证，部分店铺单品销量已达数千件。可见这一现象已非个别行为，而是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灰色产业。

但假证的危害却是显而易见的。假证一贴，维修当然也就不存在了。而长期未按规定进行维保的灭火器存在灭火剂结块、软管破损、压力不足等安全隐患，一旦发生火情，灭火器可能无法第一时间正常使用，瓶身锈蚀变薄甚至还有爆炸风险。

类似的案例已经出现。比如消防部门就曾披露，2022年8月，重庆铜梁一居民楼起火，结果由于现场的灭火器早已过期，消防栓也没有水，导致当事人一家无法自救，损失惨重；2021年4月，福建漳州，一加工厂起火，灭火器在关键时刻“罢工”，小火救不及时变成了大火。类似案例都是为了节省维修成本，最终酿成恶果，可谓因小失大。

然而也要追问的是，这些假证为何就能畅通无阻？一位不愿具名的消防专家表示，日常消防检查多以外观核查为主，核查内容包括灭火器维修合格证、瓶体与软管完好度、有效期、压力指标等，很少开展实质性检测，这也让部分心存侥幸的商家有机可乘。

这说明，现行监管机制在某种程度上与造假者形成了一种客观上的“默契”——检查只看证，造假只做证，双方都在形式逻辑里运转。而要治理类似问题，恐怕也要强化实质检查力度。

比如加大抽检力度，对高风险场所实施全覆盖检查，普通场所也应定期开展实质性抽验，而非仅凭外观一看了事。由此可以极大地增强监管力度，让相关单位不敢铤而走险，选择假证应付。

与此同时，对于办假证的不法商家也应当强化打击。事实上很多不法商家并不隐蔽，一些被冒用的正规企业甚至还与其进行过交涉、维权。那么监管部门也应当重视这一问题，广泛搜集来自市场主体的举报线索，畅通投诉渠道，及时介入、有力查处。

销售渠道同样不能忽略，很多假证就在电商平台上堂而皇之地售卖。对此也要敦促平台履行主体责任，强化关键词巡查，对违规产品主动清理下架，不能给灰产留下生存空间。

而从更长远看，可以像专家建议的那样，推行一次性防拆封签、建立全国统一溯源平台，让每一具灭火器的维修记录可查可追，从根本上提高维修合格证的规范化程度，完善防伪机制，让假证无法滥竽充数。

总之，灭火器是火灾发生时守护生命、争取救援时间的第一道防线，关系千家万户的生命财产安全。要堵住“纸面维保”的漏洞，需要监管、平台、技术多管齐下，让每一具灭火器都真正可靠，在关键时刻拿得出、顶得上。

七 治理“开屏摇一摇”广告，不能只好一阵子

你遭遇过开屏广告摇一摇吗？之前，有车主反映了这种惊险体验：行驶途中语音打开导航APP，车辆有轻微颠簸，高灵敏度摇一摇广告便会弹出，直接覆盖导航路线页面、强行跳转外部网页，驾驶员被迫分心操作切换界面，极易引发追尾、剐蹭等交通事故。有的广告要钱，而这种摇一摇广告可能“要命”。

近日，监管部门再度出手，工信部发布了《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APP（SDK）通报》，其中有多达7款APP（SDK）涉及窗口乱跳转，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

在整治之下，行业整改初见成效。“多款APP取消开屏广告”“摇一摇跳转功能下线”等话题接连登上热搜，用户体验得到阶段性改善。但从大量网友实际反馈来看，治理效果依旧参差不齐、冷热不均，不少用户依旧频繁遭遇无端弹窗和被动跳转。

面对目前的治理成果的“参差不齐”，人们不禁要追问，这些APP是否在不同的手机型号、系统版本上，部署了不同的策略，搞区别对待？一些仍然未取消开屏广告、摇一摇跳转的APP，后续是否也能跟进调整？

所以，“开屏摇一摇”的问题，是要好一阵子呢，还是要好一辈子？是各平台要避风头，还是彻底洗心革面了？

事实上，针对摇一摇广告乱象，国内早已建立清晰的技术规范与监管红线。早在2023年，工信部就出台测评规范，对设备加速度、转动角度等触发参数作出明确界定，严令禁止高灵敏度误触诱导操作。2025年，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再度细化标准，出台专项实践指南，从技术层面彻底锚定摇一摇广告的合规阈值。层层规则之下，乱象依旧反复，暴露出部分平台重流量、轻合规的侥幸心态。

治理了一波又一波，我们也要警惕，等风头一过，各大APP再度卷土重来，重新祭出各种跳转套路，用变相强制的方式去获取广告流量。

单纯依靠平台自觉整改，显然无法根治沉疴。根治“数字牛皮癣”，必须依托常态化、刚性化的监管机制。监管层面需严格对标既定技术标准，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统一优化广告关闭按钮设计、杜绝隐蔽式关闭入口，刚性落实摇一摇触发阈值，从技术端掐断误跳乱象。同时加大惩戒力度，对屡查屡犯、虚假整改的平台从严处置，让违规成本真正匹配侵权危害，彻底破除“整改了事、低成本违规”的行业惯性。

流量变现是互联网行业的正常商业模式，平台合理投放广告、分摊运营成本无可厚非。但商业收益绝不能凌驾于用户合法权益与公共安全之上，更不能以牺牲用户选择权、透支用户信任、滋生道路安全隐患为代价。

“开屏摇一摇”跳转乱象，甚至直接影响用户的驾驶安全，早已不是简单的体验问题。国家职能部门三令五申，治理行动一波接着一波，不能只管一阵子，风头过后卷土重来，必须彻底、全面、常态化清除弹窗跳转乱象。

八 “无人送货车追尾”暴露了哪些问题

无人送货车出了交通事故，谁来负责？保险赔吗？6月22日，青岛一辆新石器无人车从后面撞上李先生的特斯拉，又导致他的车追尾撞上前方一辆小型货车。交警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显示，李先生和小货车无责，无人送货车全责，认定书未标注涉事无人车的保险公司。

事后，新石器无人车青岛公司承认，他们对这次事故负全责。因为无人车没有行驶证，无法购买交强险，但公司投保了保额约300万元的公众责任险，保额足以覆盖事故的损失赔偿。

首先，无人送货车能不能上街运营？是谁批准的？

工信部等三部门《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试行）》授权地方开展自动驾驶试点。2024年，青岛市工信、公安、交通三部门联合成立青岛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联席工作小组，统一受理无人车上路申请。

青岛提出的合规车辆要求是：L4级低速无人货运车，最高时速≤45km/h、仅用于货物配送；企业必须投保不低于500万元专项运营责任险。同时，青岛全域划定200余条开放道路，允许开展商业化货运运营。新石器、白犀牛等多家无人货运企业取得了相应的许可。据当地的新闻报道，“青岛已经成为国内乃至全球无人配送车部署最密集的城市之一”。

由此看，新石器的无人货运车应该是取得了运营资质的。但是，为什么新石器仅投保300万元的公众责任险，而青岛的强制性要求是：不低于500万元专项运营责任险。如果仅投了300万元保险，是不能够获得运营资质的，那么，无人车是怎么获得的上路资质的？

这是监管漏洞，还是另有隐情，亟待青岛相关部门和涉事企业给出明确回应。

另一个严肃问题是，青岛要求投保的是“专项运营责任险”，而新石器投保的是“公众责任险”。两个不同的保险覆盖的出险范围是不一样的。

从保险行业通用条款来看，公众责任险的承保边界严格限定在商场、园区等封闭固定经营场地，并不适配车辆在公共道路行驶的交通风险。多地同类事故中，保险公司普遍以“无人车上路属于公共道路交通行为，超出公众责任险约定的场内承保范围”为由，提出拒赔或减赔抗辩。这意味着，即便企业自认保额足够，一旦发生纠纷，保险公司完全有合同依据缩减赔付、甚至拒赔。

青岛这起追尾事故，揭示国内低速无人车试点的尴尬与制度短板：没有驾驶员，不能上交强险；投公众责任险，可能无法覆盖道路上的事故；投专项运营责任险，一是保费较高，二是保险公司未必有合适的保险产品。

要警惕的是，在保险配套尚未完善的当下，部分无人车企业存在“凑数投保”的投机心态：保额不足；险种不对；乃至为了压缩成本，选择资费较低的公众责任险替代经营保险，却埋下巨大的事故赔付和行政合规风险。

早在两年前，就有媒体呼吁，保险为自动驾驶系上“安全带”，保险公司要创新推出符合无人驾驶特征的新型保险产品。

此次青岛无人车追尾事故，暴露了不少问题：保额没有达到强制性要求，却能够上路；投保的险种不合要求，可能遗留纠纷风险。如今各地街上的无人送货车越来越多，但背后的保险兜底体系严重滞后，险种错配、保额缩水、理赔不稳等风险，必须要得到全面正视、解决。

九 一场感冒配七种药，12岁女孩之死不该只让“先天病”背锅

5月1日，吉林长岭县12岁女孩吕嘉琪的生命永远定格在这一天。据红星新闻报道，当天上午，她在刚吃完第三次感冒药后不久摔倒在地，呼吸、心跳骤停。女孩的离去留下一串疑问：一场普通感冒，一次药店购药，如何演变成一场痛心的悲剧？

姐姐吕嘉欣称，妹妹出现咳嗽、感冒症状后，母亲前往一医药公司买药。当时药店老板徐某某不在，电话中凭口述症状，让母亲拿了其自行搭配的七种药品：新诺明、咳必清、咳平、克咳敏、甘草片、泼尼松、蒲地蓝消炎片。这些均为未标注药名、用量、禁忌、有效期的拆零售卖药品。出店时两人相遇，徐某某肯定地表示药没有问题。

没想到，吕嘉琪在服用第三次药后出现不适，经抢救无效死亡。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显示，系急性心梗死。《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死者系因罹患心肌致密化不全型心肌病，导致急性心力衰竭死亡。这是一种先天性心肌发育异常的罕见病，吕嘉欣称法医表示“该病若不尸检，临床很难发现”。

若是在无人为诱因情况下，女孩只因先天罕见病离世，那面对不可控的横祸，我们只能慨叹生命无常。然而，此事却没那么简单：药店老板仅凭电话口述就敢为“儿童感冒配七种药”，法医的鉴定报告也指出，一个促进因素为呼吸道感染与药物作用的叠加，女孩“所服用的咳必清被认定为死亡过程中的促进因素”。就此而言，一个女孩生命的逝去，恐怕不能简单地让“先天病”背锅。

此事最大的疑问是：针对12岁女孩的普通感冒，药店老板何以推荐并搭配销售七种药？药多量大，且按成人剂量，为何敢于如此用药，置儿童生命安全于何地？其中一种恰“在其死亡过程中起促进作用”，偶然中是否透出某种必然性？它在这起意外中责任占比多少？期待后续卫健部门调查给出可服众的责任认定和划分。

在追问药店为何敢如此明目张胆地配药之前，有两个细节值得深究：一是该店执业药师的注册已于今年1月过期，药店实际处于“无执业药师”状态；二是事后当地卫健局认定药店负责人徐某某此前曾擅自开展诊疗活动。这些近乎“草菅人命”的操作，不能不让人发问，徐某某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

目前，该药店未按规定配备执业药师拟被罚款23万、因擅自开展诊疗活动被罚款5万，这样的处罚是必要的法律震慑。只是，这两张罚单均来自死者家属的举报，这种被动监管是否意味着长效动态适时监管有疏漏？若是前期及时查处，12岁女孩或许就不会成为不幸的受害者。

此次悲剧或有意外成分，但它所暴露出的乡村基层药店运营乱象，绝不可等闲视之。监管执法还需细化对辖区药店运营的管理，对药店是否配备执业药师、药师的注册时效等加强动态巡检，对确有诊疗化经营嫌疑的对象实施重点排查。只有做到监管前置，保证诊疗合法、用药规范，才能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十 13岁女孩称遭强奸案嫌疑人被刑拘，法律红线不容“谎报年龄”击穿

近日，运城“13岁女孩称遭男子强奸，警方不予立案”一事持续引发关注。6月23日，运城市公安局盐湖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称，已与相关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启动案件复核程序。6月25日，据新黄河报道，涉案嫌疑人涉嫌强奸罪已被刑事拘留。 

从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来看，此前警方不予立案的考量逻辑，主要有四方面依据：一是综合全案证据，认定“没有犯罪事实”；二是案发与报案间隔12天，勘查后“现场物证不全”；三是存在“自愿”发生关系特征，且女孩事后曾收500元钱款；四是嫌疑人辩称被害人谎报年龄，主观上并不知晓其未满14周岁。

从证据规则与立案标准的角度审视，上述几项理由其实存在较大商榷空间。“物证不全”“报案存在时间差”是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的普遍客观情形，能否以此直接否定犯罪事实、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值得审慎考量。性侵案件天然具有私密属性，取证难度本身较大；低龄被害人受心智发育水平、恐惧羞耻心理或外力胁迫等影响，未能第一时间报案，也是司法实践中的常态。证据存在瑕疵、部分线索有待补强，本就属于立案侦查阶段应当完成的工作，而非不启动刑事调查的理由。

本案中嫌疑人已承认发生性关系，被害人年龄有骨龄检测佐证，医疗检查也记录了相关损伤，已具备需要进一步核查的事实基础，而不宜直接将“证据尚需补强”等同于“没有犯罪事实”。

相较于证据层面的程序疑问，本案实体认定中的法律适用争议，更关乎未成年人保护规则的落地尺度，也是本次舆论关注的核心焦点。

必须澄清的是，我国刑法并不存在所谓“性同意年龄”的法定制度。刑法第236条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这一条款的立法逻辑，并非授予14周岁以上人群性同意权利，反而是直接划定了一条不可突破的未成年人保护红线。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认知能力有限，无法对性行为的后果作出真正自主、清醒的判断，法律从根源上否定其“同意”的法律效力。无论被害人是否主动、是否收取钱财、是否谎报年龄，只要与其发生性关系，均应以强奸论处，从重处罚。

关于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刑法适用严格的法定规则，实行“推定明知+举证责任反转”的特殊标准。2023年“两高两部”《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第十七条就设置了明显向未成年人倾斜的认定逻辑：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

这一规则的核心逻辑是，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交往，本身负有更高的审慎注意义务，证明“不明知”的举证责任由行为人承担，而非要求被害人或控方反过来证明行为人知情。只有行为人拿出确凿、充分的客观证据，证明自己“根本不可能知晓”对方真实年龄，才有可能推翻法律推定，且该例外仅适用于极其特殊的情形。

就目前相关报道的来看，本案中，被害人年仅13岁、就读小学五年级，体貌与生理的低龄特征应该较为清晰；双方相识长达两三个月，且经由被害人朋友介绍，行为人具备充足的条件核实对方年龄。仅凭被害人口头谎报年龄，远达不到“根本不可能知晓”的法定证明标准。若办案民警直接采信单方辩解、未严格落实举证要求，则存在违背司法解释精神的可能。

目前，案件复核程序已经启动，我们期待的不只是个案的依法公正处理，更是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底线的校准与夯实。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不能停留在口号上，必须落实到办案理念与司法程序的每一处细节。要始终坚持未成年人权益优先甚至权益最大化原则，对低龄性侵害案件从严把握办案标准，严格规范立案审查、强制措施适用、被害人权益保障等关键环节。法律红线已然清晰，能否守好底线，考验着每一个执法者的严谨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