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四中】1952,我的“小升初”经历

作者王兴佳徐州四中1955届校友

私立的教会学校昕昕中学在1952年暑假前由政府接管，改为第四中学。这一年我小学毕业了，成为第四中学的第一届初中生。

当时农村里中学很少，每到考学季节乡下学生就成群结伙，带着小小的行囊，步行几十里、百余里来到徐州报考，经常能看到几十名学生聚在街头巷尾，坐在小包袱上，满头大汗、气喘嘘嘘。他们穿的是自家织的白土布做的衣服，上衣是对襟长袖单褂，用白布条结成一个特殊的小结子作扣子，徐州人称“扣米子”，裤子则是“大裤腰”，用一根长布条系起来当腰带，都是自家缝制的。安徽萧县一带的学生穿的土布带点黄褐色，是“紫花棉”织成的。考生都住在报考的学校里，不须交住宿费。考试结束后有人还剩下几个小钱，就在学校门口的小饭摊上喝一碗咸汤，吃一个馒头，轻松和满足之情溢于言表，然后日夜兼程结伴回家，要好多天之后再进城看榜。

发榜那天四中前院的小操场上挤得水泄不通，贴榜的人却慢腾腾地在墙上刷着浆糊。看榜者的眼睛几乎要跳出来了，但是我却始终找不到自己的名字。

那是第一次发榜，招了四个班。过几天又第二次发榜了，续招三个班的“二部制”，我榜上有名，分到初一庚班，不久就改名为初一七班。

昕昕中学是男女分部，改为第四中学后便合校了。原来青年路的男部为本部，初中一年级和二年级的部分班级都在原来的女部，算作分部。那里前院有两排房，东西、南北呈“7”字形，西北角是一个小院，有两幢二层楼。后操场却不小，靠西墙是一大堆黄沙，几棵巨大的垂柳沿墙挺立，攀柳堆沙就成了学生喜好的活动。大操场北面却是一大片芦苇塘，后来听老师说，那里原来是一个大水坑，硬是几届学生背土填平的，残留的芦苇根却生长旺盛，几年后就蔚然成片。到芦苇荡里击水捉蛙、追逐嬉戏，也成了学生的一大乐趣。

昕昕中学末期的反帝爱国运动可谓惊心动魄。校长程慰先是天主教神甫，法文博士，当时被逮捕入狱，几年后出狱，分到云龙山东麓的羽毛厂当一名普通工人，干些给羽毛打包的零活，这是后话。反帝开始时首先出了一批积极分子，部分积极分子毕业后就留校当了老师，直到退休。

新的第四中学也肩负着肃清教会流毒的重任，所以入学教育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校史教育，中心内容是反帝，其实就是反教会。

我们班的学生大都来自农村，徐州市的不到十人，而其中上过光启小学、信过天主教的只有三人，我是其中之一。新生经常集中在大操场上听报告，教生物的靳主任是教导主任，也是分部的负责人，他主持会议，而唱主角的却是梁金沛老师，他绘声绘色地讲昕昕中学的历史，我们三名“前教徒”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但是广大的农村学生却不知道天主教为何物，对这些介绍也就不知所云了。大会之后进行小组讨论，七八个人在大操场上围坐一圈，轮流发言，那种郑重其事的样子现在想来真是好笑。

第二项活动是交朋友。某一天下午校本部的同学整队来到分部，单队插进了新生的队伍，指挥的老师一声令下，新生、老生就对面而立，亲切握手，这一对朋友就交成了。

新生中有的女生面对着一名男生，便羞红了脸，不肯伸手。这可有言在先，老师早就说过：在农村斗地主、分田地都不“封建”了，现在交朋友更不要“封建”。

然后大家就排着整齐的队伍向云龙山进发，一对对的朋友坐在松树林中亲切地交谈起来，老师不时地来回走动，鼓励说：“要好好谈，要谈知心话……”。

我的朋友是个初二的男生，面对我这个新生，他显得很成熟。他考上昕昕中学时正遇上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场面，谈起“积极分子”批判信教学生的情形，就眉飞色舞、津津乐道。

那时候是不保护个人隐私的，甚而连“隐私”这个词也听不到，所以学生也能了解到老师的不少情况。

直到太阳快落山时我们才整队回校，与老生朋友握手道别。

不久的一天下午，我们又整队去校本部参观校史展览，老生夹道欢迎，场面热烈动人。展览告诉我们“我们的学校最初只是一个法语训练班，后来建成一所中学，成了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阵地，现在这所学校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刚刚回归人民的第四中学对入学教育是很重视的，经过一系列的参观教育，从此“反帝爱国”的思想就在广大新生心目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们的教室在小北院二楼的最西面。出了教室向南通过一个三米长的小天桥，就到了另一幢楼，那就是分校的图书馆。我在小学里看书是没有来源的，如今见到这么多书，真是如饥似渴，迫不及待。当时规定每星期每位同学只能借一次书，每次只能借一本，我看完了自己借的书，又借其他同学借的书看，初步尝到了“中学”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