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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政治法治教育的“真实情境”创设

高中政治法治教育的“真实情境”创设

摘要:高中新课标把情境创设作为教学的基本载体,但法治教育模块对“真实性”有其特殊要求。依据法律运行的实际结构,高中思政课法治教育情境的真实性可分解为五个依次递进的层面,即事实真实强调法律事实须经证据与构成要件检验,程序真实要求关键程序环节完整呈现,责任真实落脚于法律后果依法落实,判断真实体现为结论经由法律论证得出,时效真实则要求所依据的法律规范现行有效。厘清这五个层面,对案例改编、模拟法庭和素材筛选等日常教学具有操作参照意义,并为法治教育情境真实性的学科化研究提供了分析路径。

关键词:法治教育 情境真实性 学科真实性 高中思政课 情境创设

情境创设是高中思政课教学的基本要求。《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日常修订版(2017年版2025年修订)》明确提出“围绕议题设计活动型学科课程”,强调教学要“创设丰富多样的情境”。但在实际操作中,一些教师为了课堂方便,常常对法律案例进行过度简化、加工甚至虚构,或用道德评判替代法律分析。一个案例即使来源于真实司法实践,也可能因为关键法律要素被删减或改写而失去法治教育意义上的真实性。上述问题之所以普遍,一个重要原因是教师把“创设真实情境”当作通用策略在不同模块间平移,忽视了法治教育对情境真实性的特殊要求。情境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参与过程,知识存在于情境之中,脱离情境的知识难以迁移到真实实践中。但这一理论关注的是学习方式的普遍特征,并未深入讨论不同学科对情境真实性的差异化要求。张紫红、崔允漷将“真实情境”界定为真实世界、真实个体、真实任务与真实影响的有机统一,但未深入到具体学科内部。褚清源认为中小学思政课最需要真实情境,并认同冯建军的判断:道德与法治学科的真实情境“本身就是目的”,不能与生活分离。法治教育则有所不同,情境所呈现的事实如何认定、程序如何展开、规范如何适用,这些环节本身就是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一个来源于生活的案例,并不自动构成一个真实的法治教育情境。课堂呈现本身已经是教学化重构,真正的真实性取决于法律运行的关键结构是否在情境中得以保留。

法治教育情境为何要在真实性上设定专门标准,这需要从学理上给出依据。司法裁判以“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为基本原则,事实认定、程序保障、法律适用、责任承担、时间效力构成其完整运行链条,每个环节都对应着独立的教育内容,五个层面正是对这一链条的提炼。就学科认知特征而言,法治教育对真实的要求与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均有不同,要求法律程序和规范的运行过程在情境中得到忠实呈现,不能为了教学便利而裁剪或变形。从核心素养培育看,法治观念是一项综合能力,需分解为可教学、可评价的具体要求。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将其真实性概括为事实真实、程序真实、责任真实、判断真实和时效真实五个相互联系的层面。

一、事实真实:守住法律事实的客观底线

其他学科的情境真实,侧重情境能否准确反映学科知识;法治教育的真实,首先不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客观事实,而是依据证据规则和证明标准、经法定程序认定的法律事实。法治教育情境是否真实,首先看其中法律事实是否真实。

一个时间节点的改动,可能使正当防卫变为故意伤害;一个行为细节的改动,可能使紧急避险的前提不再成立,法治教育情境的设置更是如此。2018年“昆山反杀案”是正当防卫教学的常用素材,有教师曾尝试将其改编得更适合课堂讨论,将防卫者夺刀后追砍的过程简化,仅保留“夺刀反击致对方死亡”的核心情节。教学中发现,这样处理恰恰丢掉了判断防卫是否持续的关键。这个案件中,几个关键事实直接决定了正当防卫能否成立,如不法侵害是否持续、砍刀易手后危险是否消除,以及能否苛求防卫者精准控制捅刺的力量和部位。如果教师将“追砍未中”这一判断防卫连续性的关键细节删除,仅向学生呈现“于海明被打了然后反击致对方死亡,所以是正当防卫”,学生训练的只是因果联想,法律推理能力无法得到提高。如果教师为了让故事更完整而自行添加防卫者事后的心态描写、不法侵害人的背景故事,学生就可能误以为这些内容也该纳入法律判断。

事实真实的底线,是法律事实不被编造。案例可以简化,但简化只能剔除与法律判断无关的枝节;关键事实不可改动,判定标准系于构成要件。删减后的材料若仍能让未接触原案的人依据事实完成要件分析,则简化合格;反之即越界。昆山案中,危险是否消除、侵害是否持续,决定正当防卫的定性,不可删;逃跑路线、围观人数,与要件无关,可略。教师删减关键事实前只需自问:“删了以后,要件还能不能分析?”这一问的成本几乎为零,却足以守住事实真实的边界。虚构案例已经不是简化,它从根本上背离了事实真实。虚构情节即便让结论更可控、课堂更顺畅,法律分析一旦失去真实事实的约束,便沦为依结论倒推的修辞演练。法治教育指向的是学生在真实案件面前依法独立判断的能力这一能力不允许以编造的事实为训练材料。

从教学角度看,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运用法律构成要件分析案件事实,既检验必备知识的掌握,又锻炼法律推理能力。昆山案教学中,可截取法医鉴定与监控记录里砍刀甩落、追砍未中等几页关键证据,设置一个核心辨析任务:根据这几份证据,论证于海明的行为是否构成防卫过当。这比讲述一个被简化的完整故事更为有效,学生的思维直接被引向法律构成要件的分析。如果情境中的事实材料失真,学生的练习便会退化为脱离事实的因果联想,遇到真实案件仍无从下手;一旦习惯仅凭生活经验或情感倾向判断案件,法治观念的根基也难以建立。

二、程序真实:呈现法定程序的必要环节

事实真实涉及情境中“讲什么”,但法律运行不仅包括事实认定,还须遵循法定程序。案件从立案、质证、辩论到判决,每一环节的程序规则都应成为情境素材的组成部分。忽视程序,法治情境就只剩下“故事”而缺少“法理”。

某年轻教师讲授《法律与生活》“严格遵守诉讼程序”这一框时,认为举证质证、法庭调查和合议庭评议等环节较为复杂,高中学生难以完整开展,在其设计的模拟法庭活动中,流程被简化为原告陈述诉求、被告辩解、法官宣判,全程仅约十分钟。被简化掉的恰恰是诉讼程序的核心环节,并非细枝末节。

在真实的司法程序中,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恰恰是最容易在课堂教学中被省略的环节,而程序正义的实现,正以这些环节为基本载体。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指出:“审判程序和法律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归根结底,裁判结果能否成立,首先取决于程序是否正当,未经正当程序的判决,即便结论偶然正确,也难以称为正义。省略关键环节,容易使学生误以为诉讼只是辩论技巧的较量,无法认识到证据规则与程序规范在司法裁判中的作用。

程序环节不可省略,是因为程序本身即构成法治教育的教学内容,而非知识点的取舍问题。事实真实帮助学生厘清“发生了什么”,程序真实则使其看到“法律如何对待个体”。双方有无陈述机会、证据是否经当面质证、裁判理由是否阐明,这些环节本身即向学生传递法律对个体的尊重。实体上的是非曲直可能存在争议,程序是否公平却直观可见,如开没开庭、质没质证、有没有给予最后陈述机会,学生亲历可知,无需教师代为判断。

程序环节并非教学的外在包装,《法律与生活》详细介绍了起诉与受理、开庭审理等环节,模拟法庭若省略这些环节,学生参与的便仅是一场按剧本推进的表演,与真实诉讼相去甚远,程序规范所承载的规则意识也就无从习得。课堂模拟不必照搬全部司法程序,可行的做法是选取一个关键程序节点进行深度模拟,比如只做举证质证,组织学生围绕真实证据材料的证据采信与证明力展开十五分钟质证。当学生切实体会到“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含义,程序真实的教育目标才算落地,其效果远胜于花一整节课形式化地从立案走到宣判。还有一种更省事的办法,即把同一份庭审记录做成两个版本,一份完整,一份抽掉质证环节,让学生比较两份记录的程序差异,并判断这处缺失会使裁判的可信度打什么折扣。

三、责任真实:落实法律后果的法定刚性

责任真实关注情境所给出的结论。当事人承担何种后果,须依据实体法规定;认错悔改属于道德层面,不能抵销法律责任。教学观察发现,不少教师在设计法治教育情境时,习惯于一种“教育性收尾”模式,讲完违法行为案例后,总要附加“当事人认识到错误,决定痛改前非”。这一收尾从德育角度看无可厚非,但置于法治课堂,其传递给学生的潜台词是,认错态度似乎可以替代法律评价,连责任刚性也会被道德觉悟软化。长此以往,学生对法律后果难以形成稳定预期,反而容易产生“态度决定结果”的情绪化期待。

讲授赵宇案时,教师有意不先呈现结论。赵宇见义勇为,致对方重伤二级,随后被刑事拘留14天,公安机关以涉嫌过失致人重伤罪移送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先认定防卫过当作出相对不起诉,最终在最高检指导下改认定为正当防卫,作出绝对不起诉决定。过程完整呈现后,有学生提出“那赵宇这14天不就白关了吗?”教师未直接作答。学生自主形成如下认识:“即便最终认定无罪,拘留、审查、等待,这些代价是真实存在的,卷入法律程序本身即需承担真实成本。”教师随后引导学生将赵宇从被拘留到获释的每个节点逐一列出,标注各节点的法律身份与对应后果。这种做法可以提炼为“法律后果时间轴分析法”,适用于各类涉及多重法律后果的案例教学。

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其具有法定性与强制性。道德责任依赖自觉,当事人认错即可了结;法律责任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罚款、拘留、有期徒刑、民事赔偿、信用惩戒,这些后果不因当事人态度良好而免除。法律责任的预防作用,关键在后果是否不可逃避,处罚轻重倒在其次。课堂教学中若弱化法律后果,学生会认为违法尚有协商余地,法治教育应有的规范约束作用便无法实现。教学中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拆解法律责任的构成、论证后果为何不可商量,必备知识的调动由此得到检验,法律判断能力也随之锻炼。说到底,责任真实要守的正是这个“不可商量”。正因如此,教师备课时多问一句:这个案子的法定后果,学生在情境里能不能看全。

四、判断真实:经由法律论证的判断结论

法治情境的独特性在于,道德导向不能充当教学设计的基本逻辑。经济模块可以把“无良商家”直接设定为反面教材,文化模块可以把“传承者”直接设定为正面典型,道德评价与教学结论之间无须论证;但法治教育中的核心学习行为恰好是克制这种直接下结论的冲动,“坏人”享有程序权利,“好人”也可能触犯法律。情境设计的逻辑若仍沿用道德预设,学生从一开始就不需要建构法律判断,只需确证既有的道德立场。判断真实的要求,正是在此落空。

在《法律与生活》“民事权利与义务”教学中,曾设计如下案例,2026年上海浦东法院审理了一起名誉权纠纷案。一位父亲因儿子被同学碰伤,在家长群里编造对方“用木棍打成脑震荡”“有心理疾病”等不实信息,号召联名要求该同学休学。对方以名誉权受侵害为由起诉。不少学生随即表示:“他也是在保护自己孩子。”但法律的判断标准有所不同,不论动机多么正当,捏造事实、使用贬损性语言并造成他人社会评价降低,就构成名誉权侵权。法院最终判决该父亲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法律处理道德冲突,经由举证、质证、法律适用的路径,有程序保障、有规则约束,结论方能经得起追问。

判断真实关注结论的路径,而非终点。浦东名誉权纠纷案中,学生本能地同情保护孩子的父亲,法律分析却指向侵权成立,这一落差正是教学资源。道德直觉无须被清除,但必须经法律论证的转化才能进入判断场域,学生先有道德倾向,再面对法律规范给出的不同结论,推演过程可见、可检验,判断真实才算落地。这并不意味着排除价值判断。法律本身也作价值判断,只是须经法定程序、依据法律规范作出;判断真实要求的是让价值进入可论证的轨道,不能让结论直接等同于直觉。责任真实则另有所指,法律后果须依法设定,至于是实体规范还是程序规范,在所不问。对一线教师而言,备课时只需对照两问:情境给出的法律后果,是否依法设定?学生的推导,是否经过真正的法律论证?两问对照,概念之争自然让位于操作检验。

司法实践中道德因素的浸润,是法律运作的内生特征;教学设计中对道德结论的粗暴预设,则是对教学目标的偏离。二者不容混同,否则批判便失去准星。法治情境的价值冲突之所以真实,正在于它展示了法律以其特有的程序与论证逻辑,对真实道德冲突进行接收、转化、裁决的完整过程。学生从中学到的,不止于一个道德答案。更要紧的是一套公共判断框架,它在众说纷纭中提供可预期、可追问的判断依据。

五、时效真实:跟进法律规范的现行效力

在法治教育中,有一种真实常被忽略:时效真实。哲学课讲两千年前的寓言,文化课赏读唐诗宋词,经典性可以跨越时代;但法律不能。法律是活的规范体系,社会条件变了,它就得修订或废止。法治情境设计中的“时效”含两层含义:法条时效,法律依据须现行有效;案件时效,未决案件不能当作已决案来用。

旧案例进课堂并非不可,但须以现行法律重新审视。一教师使用一份2018年的遗产纠纷判决书让学生分析,课上有学生当即质疑:所引《继承法》已因《民法典》施行而废止,现在的分析依据应是《民法典》继承编。学生的质疑完全正确,旧法已废,条文推理再严密,法律根基也是空的。该教师于是顺势组织全班讨论:同一个家庭纠纷,放在今天怎么裁。保留原案事实,将依据替换为现行条文,让学生重新推演裁判。这就是“旧案例翻新法”:案情不变,规范更新,判断重做。讨论效果很好,但如果没有那个学生当场质疑,全班极可能拿着废止的条文做完整堂练习。这说明,时效真实不能依赖课堂上的偶然警觉,教师备课时就应把“条文是否现行有效”作为不可省略的核查步骤。

案件尚在审理中,这一“正在进行”的状态本身即构成真实性的一部分。二审尚未宣判、再审已经启动,教师若将其作为已有定论的案例讲授,情境便失真了。法律事实的认定并非一次完成,本身就是一个过程,情境设计应当如实呈现这一过程性。

时效真实还涉及司法解释的更新。《民法典》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一系列配套司法解释,一些旧案例的裁判理由在新解释框架下已难以成立。例如,婚姻法司法解释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施行后已有调整,教师若仍把旧案例的裁判理由当作标准答案讲授,学生习得的便是已被替代的裁判规则。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领域的新法新规接连出台,个人信息保护、网络侵权等领域的案例更须注意法律依据是否已被新规替代。

需要注意的是,条文有效还是失效、案件已决还是未决,都有明确答案,归时效真实;同一条文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理解,则属于判断真实。时效真实对教师的备课提出了额外要求,核查案例所依据的法条是否现行有效是其中最基本的一项。目前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可以免费检索现行有效法律法规的效力状态,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生效裁判文书也可以作为案例来源。这些手段算不上复杂,但确实需要教师养成习惯,选用案例前先查一查,法条还在不在、案子结没结。

上述五个层面不是五个独立筛查项目。一份真实的法律教学案例,往往同时触发多个层面的要求。任何一环松动都会让整堂课的真实性打折。复合不等于没有冲突。一种结构性张力存在于事实真实与判断真实之间。证据构造所认定的事实,是诉讼程序中被确认的法律事实,不是客观事实的完整复刻;判断真实要求学生看见这个构造过程,包括证据采信的不确定性和事实认定中的裁量空间。教师若为了让结论显得确定而隐去这些灰色地带,学生记住的是一个答案,不是一种论证方法。时效真实与事实真实之间也有类似张力。旧案在行为发生时完全真实,判决书也真实有效,但法条一旦修订或废止,整案的规范基础就悬空了。冲突无法同时满足时,教学取舍需要一个优先原则。五个层面中,程序真实、判断真实和时效真实构成学生进入法律思维的规范轨道,事实真实为这条轨道提供素材。素材可以根据学情裁剪,轨道不能弯曲。证据材料可以精简,关键证据的质证环节却不能整段省略;案件事实可以浓缩,但裁判说理的基本步骤不能用一句“法院最终判决”带过。旧案事实保留无妨,所依据的法条却必须核对为现行有效版本。课时紧张时,教师可以压缩事实材料的复杂程度,减少背景信息和次要情节,把省出的时间留给程序体验和论证推演,方向是保轨道、压素材,而不是反过来。这个优先原则并非给真实性设折扣,它帮教师在有限条件下看清哪些环节不可让渡。

【本文系2024年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战略性与政策性重大招标课题“新时代立德树人导向下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的场域拓展与路径创新研究”(课题编号:A/2024/b5)、重庆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5年度重点课题“教育家精神引领下的师德教育课程资源开发与警示案例库建设”(课题编号:K25YD207005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郝良群,南京市第一中学,正高级教师;

曾令斌,重庆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本文原载于《思想政治课教学》2026年第9期。详细注释和引用请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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