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CLE · 1331502

莫剑思想不是增生出来的——高一《中外历史纲要》上第14课思想部分的处理思路

发布时间：2026-11-08 19:45:20 最近访问：2026-11-08 19:45:20

思想不是“增生”出来的

——高一《中外历史纲要》上第14课思想部分的处理思路

备课组一位青年教师问我：第14课里王守仁、李贽、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深的讲不了，浅的又怕讲空，这个度怎么把握？

思想史的教学容易滑向两个极端：要么因为教师的学养深厚和专业热爱讲成象牙塔，要么因为教师的不求甚解和追赶进度讲成压缩饼干。

特别是在当今的《中外历史纲要》体系中，所有的思想史都只是一课中的子目，留给它的时间往往只有10-20分钟之间（在实际上课中，一节内容超过一节课时长的情况下），到底如何处理这部分教学，表面是一个“度”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取舍依据、思维的问题。

真正的问题在于：这部分内容，放在什么结构里讲。

一、先看课时，再看结构

如今的青年历史教师都是在03版大纲时代学的高中，当年必修3，王守仁的心学在宋明理学那一课占整整一目，三大思想家每人一目，加起来一节半课。现在这些内容要在10分钟到15分钟完成教学。

课时压缩了，知识点虽然减少了，但压缩不成比例——减少的多数。于是最常见的应对方式就是“划一划、背一背”——这是把压缩饼干当饭吃，能填肚子，但没有营养，学生会觉得思想史是整本书里最枯燥、最无聊的部分。

另一种失败更隐蔽，也更容易发生在有学养的新老师身上：因为自己读得进去，就忍不住往里深挖，讲得漂亮，但脱离了这节课在单元里的位置，学生面对的是一堆丰富但过于庞杂的知识，而在课程结构中却是孤立的知识点，不是一个纳入整体框架的结构。

这两种倾向都要避免。而避免的办法不是“折中”，是先把从大到小、整体到局部的结构立起来。

站在单元整体的角度看，什么算重点？一是常考的点，二是跟单元主旨有关的点。这两条筛下来，第14课的取舍就有了依据。

二、思想史不能是一个增生的单元——思想背后的政治经济

这是我今天最想说的一句话。

我们在教学当中要有单元意识，也要有唯物史观的理论意识，一定要把思想史的教学纳入单元主旨和政治经济的框架之下，让思想不是一个增生出来的独立单元，而是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作为上层建筑当中的有机部分。

只有把这个“有机部分”建立起来，思想才讲得深，结构才紧致，解释才贴合。反过来，任何脱离政治经济结构、单独给思想增开一个框架的做法，讲得再精彩也是悬空的。

所以教这一课，第一步不是看思想，是回头看前面两课。

（一）政治这条线：君主专制的两面

第14课所属的这个单元，前面两课都谈到君主专制的加强。这一条必须分两面看。

一面是站在社会形态看：封建社会到了后期，政治走向没落，只能依靠强化君主专制来应对问题，这是它消极反动的一端。

另一面是站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角度看：16世纪的中国和欧洲其实面临同一个问题——国家整合。当时的欧洲正处在分裂战乱之中，无法重新一统，虽然欧洲有一个重建罗马式大国的梦，但三十年战争成为了这个梦想失败的标志性事件；而中国在这个过程里完成了大型国家的延续和进一步整合，这离不开以君主专制为代表的中央权力机构的强化。

我高度推荐一篇文章——朱浒的《“17世纪危机”冲击下中国和欧洲的国家构建》（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不能再把明清时期的中国国家治理一味地放在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对立里、放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里去贬低。欧洲的长处是先走上了资本主义民主道路，中国的长处是解决了大型国家整合的问题。欧洲也想加强专制，但它加强不起来——虽然相比于之前的封建割据状态大不一样；中国加强了，这就是两者走向不同答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一层立住了，后面两条线才有落点：君主专制在当时固然存在着阻碍历史进步的一面，需要被抨击；但它推动中央集权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之必须，也为这一阶段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提供了条件、搭建了空间的大舞台。

请注意，这个“两面”不是各打五十大板的和稀泥，在现今的统编纲要教材中是有明确主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必须是纲要上的引领旗帜。讲经济、讲思想的时候，必须站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政治背景上去看：脱离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的“经济相依”，经济的教学就是孤立的；脱离政治经济等社会存在的土壤谈思想，思想是无根的。

（二）经济这条线：凸显“新”现象

经济部分要抓住的是“新”，旧的现象不重要。

明清经济是传统经济的一个新的高峰，虽然新的因素没能突破旧的束缚，但我们一定要说明白它新在哪里——要让学生明白，即使到封建社会晚期，我们没有及时走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没有丢，中国社会在没有外力干扰下以自己的节奏实现社会转型的可能性没有丢。

农业部分，第一是新航路开辟的国际背景，第二是高产作物的传入。番薯这件事要从三层理解：新航路开辟带来物种交流，这是第一层；粮食问题解决推动人口增长，这是第二层；粮食增产又推动经济作物种植，推动劳动力解放，推动商品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这是第三层。第三层很要紧，有了它才能说清明清商品经济为什么有新发展——它是和农业高度相关的。这一层我昨天上课没能做好，今天补上。

手工业部分，资本主义萌芽、手工工场是关键。要考就是考“新”，扣住新的经营方式，说到手工工场就可以了，把握住“雇佣”足够。在高一上前半学期，我不建议对“自由劳动力”这个概念去过多挖掘，比较难懂，可以放到纲要下去进行。

商业发展是大块知识点，是重点，也有不少难点。

白银流入和番薯传入一样，都是新航路开辟下的产物。但高一阶段，白银货币化点到为止，千万不要多讲。长途大宗贸易要把白银的重要性说清，一切都围绕解释这个问题展开。纸币的问题可以不讲，高一学生的思维深度还没到。商业资本聚集太专业，学生背不下来，它实际服务于一个学生很容易记错朝代的东西：商帮。商帮常被记成宋朝的，这里要强调。

而商帮涉及中外贸易、长途贸易、大宗贸易、资本聚集，走遍全国——这就隐含了前面为什么要讲政治：明清连续的大一统，使国内各经济区域获得高度联系，为全国性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条件。高三这是要深刻理解的知识点，高一我们要说的是：当时长途大宗商品贸易为什么有必要性、有可能性，这跟大一统国家有关。这一条一讲，前面政治部分的作用就显出来了。

局限方面，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的阻碍，考试考得比较固定，让学生记忆、简单理解这两个结论就行。要展开的话，经济史储备不足，学生难以理解，要有分寸，收着点儿。

五、思想这条线：三个人，三种位置

背景铺完了，思想就好讲了。正是因为君主专制强化、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发展，同时商品经济在明清有发展又受阻碍，才会产生这样具有时代特色的思想。

（一）王守仁：理学的新阶段，不是叛逆的先声

心学为什么会在明代发展？

先是程朱理学官方化之后的僵化。“存天理、灭人欲”变成了君主压制思想的工具，给知识分子带来束缚，也凸显了程朱理学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读书不一定能成为有道德的人，不读书为什么也存在着有道德的可能。

这个命题陆九渊在南宋就提出来了，为什么当时没能取代程朱理学？因为理学要教化人心，首先得取得教化的地位。怎么取得？官方化、学校化，和书院、私塾、官学结合起来，变成大家都读的书。在理学还没有铺开之前，你说张三读书读成小人、李四读书读成圣贤，这都是个案。只有理学官方化之后，才能产生足够多的样本，让人看见读书不一定成圣贤。

宋代看不出这个问题，元代来不及看出，到了明清，八股取士、思想束缚、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腐化、官员的腐败——书读了这么多，读出来的却是空谈之人、守旧之人、违法乱纪之人。这时候“读书不一定能成为圣贤”这句话就具有了普遍性的影响力和说服力。

另一面，“不读书也可能成为圣贤”，针对的不只是坐而悟道修养心性的读书人，更是那些没机会接受优良教育的人。“满街都是圣人”要有影响力，必须要有社会背景，陆九渊的时代做不到。

明清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工商业市镇的发展。明清的商业在量上超过宋代，但大城市的商业在质上被宋代那种模式封住了顶——跑量明清更大，但那是量变，质变没有发生。于是这种模式要外溢，从大城市外溢到工商业市镇，商业带来的物质繁荣进一步向小城镇、乡村扩散。这时候“不读书能不能成圣贤”这个问题就具有社会意义。

请注意一个细节：他说的是“满街都是圣人”，不是“满村都是圣人”。当时城市里的市民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文化水平，但不是进行圣贤书的士人式高雅文化活动，而是通过看小说、听说书、看戏，在交流三国的故事、西行的故事、水浒的故事，在故事里看见价值观，在探讨道德问题。三国故事到明代变成《三国演义》，玄奘西行变成《西游记》，这些都有长期的民间基础，三言二拍、昆曲，都是老百姓能接触到的东西。市民阶层通过通俗文化探讨道德问题，已经成为一股社会思潮。

这是心学在明代能够兴起的社会基础。心学之所以能成为社会级别的思潮，实质在于工商业市镇的发展。

伟大的思想每个朝代都有，为什么有些成为思潮，有些只能封存起来成为少数人的东西？能成为思潮的思想，一定是因为它们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

所以王守仁的心学，本身主线不是反专制、追求自由，而是传统士大夫家国天下、以德治国、上匡君主、下教黎民的那份使命。只是他遇到的环境变了：上有程朱理学的僵化，下有市民阶层需要被教化——其实高二还有《南赣乡约》教化乡里这个知识点——所以他才有“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感慨，他认识到教化的对象变了。

宋代的办法是先提高士大夫的素质，再由士大夫言传身教去带动不读书的人；王守仁这个时代，儒学家要解决的新命题是：在没法让大家都读书的情况下，怎么提高道德素质。

由此，心学“致良知”的手段是向内求理，目的是把道德修养的主体进一步向下，把教化进一步面向大众。这一句讲明白了，王守仁就到位了。如果讲不明白，最简单的说法是：君主专制导致程朱理学僵化，封建士大夫遇到“对上如何去找理论”的问题，同时商品经济发展使更多市民需要被教化——三条合起来，就是心学的位置。

这里可以顺手拉一笔：“良知”不是王守仁原创，它来自孟子“性本善”的复活。董仲舒从孔子那里找，宋儒从孔孟那里找，明清又回到孔孟那里找——每一次儒学复兴都要回到原点，这和西方宗教改革回到《圣经》是一个道理。高一这块很少考，点到即可。

定位也就清楚了：心学是理学发展的新阶段，是封建思想文化顺着自身逻辑发展的一个质变，但这个质变仍在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范围之内，不是破圈的质变。它不反专制，也不追求自由，但它为反专制、追求自由留下了一个口子——既然要遵从内心，门下弟子里就一定会有人往自由的方向走。这样定位王守仁，比给他贴上“叛逆先驱”的标签要准确。

（二）李贽：把“从心出发”推到了新方向

李贽高一不可能讲得很深。课本上提到的童心说，那是非常难的东西，凡必须依赖课后探究才能理解的内容，原则上不要碰。

但李贽这个人要说明白。他和王守仁的区别在于：他继承了从心出发这一点，但已经走向了新的方向——追求自由。这四个字落在李贽这里。

而且李贽的思想实际上已经部分触及了反专制：我的思想既然是自由的，那么我对僵化的官方程朱理学就应该是叛逆的，我对孔孟之道就要保持独立思考。对孔孟保持尊重，但不盲从，这就是李贽的原则。

不过高一不建议把李贽做过深的分析，吃不消，时间也来不及。就把他讲成：在王守仁的思想上，把其中一部分发扬光大，发扬出了不同的东西。

这套逻辑在所学知识里出现过很多次。老子的思想被庄子和韩非发展出不同方向，荀子的思想在韩非、李斯那里发展出不同结果。董仲舒、朱熹的思想在流传中也与原初本意发生冲突。这是思想流传中的常态，李贽只是又一个例子。

还可以点一下他的背景：商人家庭、伊斯兰文化背景，泉州，与重农传统和正统儒家背景有差异。他本身也是儒生，但带着非正统的底色。这也是他的思想为什么能那么活跃的一个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加上外来文化的传入。

（三）三大思想家：以黄宗羲为第一典型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思想比较复杂，但高一教材简而化之，以黄宗羲作为第一典型，把他的思想讲透；顾炎武适当展开；王夫之不要刻意补充。

黄宗羲的反思最集中典型，最能把“政治—经济—思想”三条线收拢到一起。

黄宗羲思想的出发点，是明亡清兴这个背景下的反思。站在当时士大夫的角度，那就是亡国之痛，他们要保存的是汉家文明、中华传统的思想。这一点必须先说清——也要承认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士大夫的正常观念，不能拿今日中华民族的认识来否定当时明朝士大夫的时代特点，否则他的思想就成了无源之水。

他的反思有两条。

第一条是抨击君主专制。这里有一段12课的材料可以对着用：“有明之无善治也，自高皇帝罢相始”，把它和“专制君主为天下之大害”一参照，就很生动。他的判断是君相本应是合作关系，朱元璋废相导致了权力过度集中。至于上一版课标教材的“用天下之法取代一人之法”“断是非于学校”，是现在青年教师高中的回忆，但当今教材教学中不必再提，集中精力在他对专制君主制的反思上，用废相的恶果作例子足够。

《明夷待访录》我对青年教师稍微解说一下：明夷是周易六十四卦中的一卦，黑暗在上、光明在下，表示他所处的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文化沦丧。所以叫“明夷待访”——他认为自己找到了君主治国的手段，类似一本武功秘籍、一个最终解决方案，但觉得还没到时候，等待着中原复兴的时候，君主能把这部治国宝典取出来用。所以这本书里对治国安邦之道做了说明。不过这个我不建议在课堂上插入，考验容量。

第二条是经世致用与工商皆本。他反对君主专制，认为要有一套新的治国方式，所以去研究怎么治国。研究的过程里认识到工商很重要，重农抑商不合适，只有农工商协调发展，国家才能兴旺。工商皆本，就是这么来的。

而知识分子一旦重视工商，就必然要重视实务，这就是经世致用。教材里的经世致用，特指读书人跳出书本，去关注商业、手工业、科技这类实物性的东西，而不是只重视道德教化。从历史角度说，孔子匡扶道德也是广义上的经世致用，那是一种大传统；但教材里指的是前者——可以说是“狭义”的。

黄宗羲为代表的明末清初部分知识分子抨击君主专制，要研究治国方式，于是脱离了只关注儒家经典的束缚，开始关注儒家经典之外的东西——这个解释框架讲清楚，工商皆本就不用再展开了。

如果是高三教学，还可以把明朝后期心学发展走向歧途，空谈心性这个问题也提一下，由此引出经世致用的背景，但高一就不用了，来不及，不必。

这是不是和经济那两条对上了？自然经济的束缚、君主专制的阻碍。前面讲了政治框架、经济框架，思想文化又要归拢到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上去，结构才精巧。尽量不要在政治经济结构之外，再给思想增开一个框架。

顾炎武可以接着黄宗羲适当展开，重点放在“亡国”与“天下”的区分上。

顾炎武同样从明亡清兴的痛感出发，但他把反思推进到文明层面：政权的沦亡和文明的沦亡是有区别的。政权亡了，文明可以保存；政权没亡，文明也可能沦陷。那句“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引用了孟子五十步笑百步的典故。这讲的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专制君主的腐败与剥削。我们往往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直接接到民族危机的语境里，其实顾炎武原意里那一层对专制剥削的批判是存在的。这一层可以点一下。

王夫之没有独立的知识点，就不要刻意补充增加负担了。

简化之后，三大思想家的重点就是三条：第一，他们的思想是在明末清初的反思中产生的，这一点必须说；第二，他们是在商品经济发展受到君主专制压制的背景下生出的上层建筑；第三，他们提出抨击君主专制、工商皆本，以及“天下兴亡”与政权更替的区别。

这样一来，结构就紧凑了：明清易代、君主专制、自然经济，一一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