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战备刘雪琦|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夜雨聆风

叶战备刘雪琦|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原载《会计之友》2025年第20期

叶战备教授

作者简介

叶战备　博士，南京审计大学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数据安全审计

刘雪琦　南京审计大学国家审计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审计

文献出处

叶战备，刘雪琦.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J］.会计之友，2025（20）：92-98.

叶战备¹刘雪琦²

1.南京审计大学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研究院

2.南京审计大学国家审计学院

【摘　要】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作为一种有效的环境治理监督机制，通过消除地区“污染保护主义”，为地方官员推动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动力。文章首先指出企业的环境机会主义与地方官员因经济增长压力放松环境监管的现象，并引入波特假说，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随后，阐述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在制度刚性、监督效能方面的特点，结合政府的公共受托责任，探讨该审计制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文章以2010—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该审计制度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且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正向影响在东部地区和国有企业中尤为显著。研究结论为审计部门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提供了决策参考，进而有助于推动绿色创新经济的持续发展。

【关键词】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企业绿色创新；企业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

F239.44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5）20-0092-07

　　一、引言

　　随着绿色环保理念的日益增强，绿色发展逐渐成为各国政府共同追求的目标。然而，我国以往采用以GDP为重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突出。为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我国逐步构建起以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为核心的生态问责机制。

　　2008年，审计署将资源环境审计正式列为六大审计类型之一，提出着力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资源环境审计模式。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自2015年起，全国166个城市相继开展了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工作。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试行）》，正式确立了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作为一项经常性审计制度。自2018年开始，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各地审计机关将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作为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发展农村新质生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安徽、山东等地已经开始通过优化审计评价体系将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目标与国家战略挂钩，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功能已经从单一的环境监管工具升级为绿色创新的驱动力。

　　学术界对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关注主要包括：一方面，学者们深入研究并探讨这种审计方式对环境管理实践的具体影响，特别是聚焦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直接环境治理效应。陈波^[1]研究发现，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于环境治理的直接效应在于揭示环境问题、促进环境政策的执行等；黄溶冰等^[2]研究发现，环境污染水平的降低依赖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实践。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关注促进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环境治理效应的影响机制：房巧玲等^[3]基于管理层动机的视角，认为由于审计制度的压力和监督作用，管理层更加重视企业环境治理，并在日常经营中积极采取措施来改善环保状况；马志娟等^[4]研究发现，环境注意力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环境治理效率之间起到了调节作用，当环境注意力较高时，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环境治理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李兆东等^[5]研究发现，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通过强化领导干部的环境责任意识和行为，促进了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

　　当前研究现状主要聚焦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环境有效性，较少有学者深入分析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其经济有效性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将通过研究企业绿色创新来揭示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通过这一研究，以期能够为此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同时为推动经济发展中的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文主要的创新点在于：第一，基于企业绿色创新，丰富了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经济后果的研究。相较于现有文献主要关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在环境绩效、信息披露和环保投资等方面的环境有效性，本文进一步拓展了其经济有效性的探讨，为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参考。第二，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本文深入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发挥的作用机制。过去的研究多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某项单一维度分析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影响。然而企业社会责任包含环境责任、股东责任、供应商和消费者权益责任、员工责任和社会公众责任。本文从企业社会责任的整体性视角切入，阐释多维度责任履行在审计压力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协同调节作用，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我国长期以GDP为核心的官员晋升考核机制，导致地方官员优先追求经济增长而放松环境监管，为企业的环境机会主义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同时，企业往往比公众和政府更了解自身的环境行为和影响，这种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企业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来规避环保责任，进而引发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长期隐患。在此背景下，党和国家通过政策调整强化环境规制，特别是将环境绩效纳入领导干部考核体系，成为破解这一困局的关键举措。

　　第一，波特假说认为，如果环境规制设计得当，就能够激励企业技术创新，通过工艺改进与绿色产品开发，实现污染减少与生产效率提升的双重目标，在长期过程中提升企业竞争力。程仲鸣等^[6]认为，对于重污染企业而言，生产经营过程需要消耗大量资源，为了获得政治晋升，地方官员往往会将重污染企业环境治理置于首要位置，增加重污染企业污染排放的环境规制成本。根据波特假说理论，在面对环境规制如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时，企业为减轻其对生产经营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会有动力去从事更多的创新活动。这些创新活动主要集中在改进生产工艺和开发绿色产品两个方面，旨在获得“创新补偿效应”，即通过创新来弥补因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增加，甚至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因此，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背景下，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不仅是一种应对策略，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第二，作为一种独特的环境监督工具，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在遏制企业环境机会主义行为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从制度刚性维度来看，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依托国家审计体系的法定权威性形成了独特的约束机制：一方面，其独立性特征保障了监督效能。政府审计作为一种独立的审计活动，保证了审计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于连超等^[7]指出，政府审计可以有效破除地方政府各部门联合篡改数据的行为，执法力度更强。另一方面，其强制性特征强化了制度威慑。陈骏等^[8]提出，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强有力的政治和制度保障来源于党和国家。从发现问题到追责问责再到限期整改，这种强制性保证了政府审计的有效实施。从监督效能维度来看，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覆盖地方官员的整个任职周期，不仅关注环境结果，还深入分析政策制定逻辑、资金配置效率等前置环节，促使地方政府在政策全流程中主动规避风险。在两个维度的结合下，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政策有助于促进企业积极投入绿色创新，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基于社会契约关系，政府作为受托方需履行公共受托责任，具体表现为通过公共财政资源配置机制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同时遵循定期公开财务信息的制度规范。蔡春等^[9]认为，政府的环境审计来源于受托资源环境责任理论，基于政府及其环保部门对资源环境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监督需要而产生。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明确了地方官员在自然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受托责任主体地位，且审计结果直接关联考核与任免。基于约束作用，地方官员会更积极地采取环境保护措施，通过给予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激励企业施行绿色转型创新^[10]。反之，重污染企业积极履行环境责任能够满足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目标，从而获得公众和利益相关者的口碑^[11]。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假设1。

　　H1：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

　　根据合法性理论，组织的价值体系应当被其所在的社会体制认为是合法合适的^[12]。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要求地方政府在自然资源使用和环境保护方面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规范。这有助于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形成合法合规的行为模式，从而促进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同时，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作为一项制度创新，有助于企业在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方面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从而激发企业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依靠其利益相关方的存在而发展，包括股东、管理层、供应方、消费者等。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因一系列的契约关系而联结在一起，这些契约关系形成了“每个主体与其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多变契约”^[13]。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作为一种外部监督机制，可以促使企业更加关注这些利益相关者的期望，有助于企业在社会中获得合法性，从而主动采取达成环境目标的创新行为，让企业内外部资源更有效地投入绿色技术创新，最终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产出^[14]。由此可见，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企业绿色创新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据此，提出假设2。

　　H2：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通过增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政策试点于2015年正式启动，至2017年完成分阶段实施。本文选取2010—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剔除ST、*ST等样本及变量缺失样本，同时对连续变量进行缩尾处理，缩尾尺度为前1%和后99%，最终获得观测值6232个。本文将研究时段截至2017年，一是避免2018年后全国制度化阶段其他政策叠加的干扰；二是由于国家审计的数据采集较慢，最新的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数据难以获取。本文的数据来源包括：企业绿色专利数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的绿色专利数据库；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数据来源于审计署网站、《中国审计年鉴》等；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数据来源于和讯网。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企业绿色创新（GI）。参考肖静等^[15]的方法，本文采用企业绿色发明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独立申请量总和来衡量。

　　2.解释变量：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Policy）。采用政策虚拟变量Treat与时间虚拟变量Post的交互项进行衡量。在2015—2017年，166个城市先后开展了审计试点工作。若企业所属城市为试点城市，试点当年及以后年度取值为1，否则为0。

　　3.中介变量：企业社会责任履行（CSR）。参考Huang et al.^[16]的研究，以和讯网公布的企业总体社会责任评分来度量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4.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企业规模的大小通常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模式与发展战略，规模越大，可能越能承受创新成本；速动比率（Quick），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越强，越能承担绿色创新可能带来的风险；总资产增长率（AssetGrowth），企业资产增长越迅速，业务扩张能力越强，往往越倾向开展创新；净资产收益率（ROE），企业的收益率越高，往往越能支撑创新的费用；企业年龄（FirmAge），企业的年龄越长，往往在创新方面的经验越足；管理层平均年龄（TMTAge），年长的管理层可能对新兴技术和市场趋势的适应性较差，这可能会限制他们的创新视野和企业的创新能力；同时对年份（Year）、企业（Id）进行控制。

　　（三）实证模型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试点政策开始于2015年，并在不同时点逐步实施。由于各个地区开始试点的时间不同，本文参考Beck et al.^[17]建立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设定模型1如下：

　　其中，下标i表示企业，t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GI_i_，t表示企业i在第t年的绿色创新数量，Policy=1表示企业处在审计试点地区，Policy=0表示企业不处在审计试点地区，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Year表示年份固定效应，Id表示企业固定效应，ε_i，t是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表1为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企业绿色创新数量（GI）的均值是4.078，最大值是62.000，最小值是0.000，标准差为10.230，反映出企业的绿色创新不仅普遍处于相对滞后状态，还在不同企业间存在明显差异。

　　（二）基准回归分析

　　表2展示了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多期DID回归分析结果。从列（1）可以观察到，在未纳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Policy的系数在5%水平上呈现正向显著性特征。列（2）中未对企业固定效应进行控制，Policy的系数在1%水平上呈正向显著。而在列（3）中，当同时考虑控制变量和企业固定效应后，Policy的系数依然保持显著为正，这充分说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而验证了H1的正确性。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相一致，进一步证实了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在推动绿色创新方面的积极效应。

　　（三）影响机制分析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将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企业绿色创新中的作用机制。在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模型2，CSR代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其他变量定义同上文。结果如表3所示。

　　表3显示，Policy的估计系数均在5%的水平呈现正向显著性特征，表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对透明度与问责制的要求，有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促进企业绿色创新，验证H2。

　　（四）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为了深入探究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本文采用了平行趋势检验方法，并设置了以下变量以捕捉审计前后的时间效应：

　　Pre3、Pre2、Pre1：用于标识企业在接受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前三年、前两年和前一年的状态。若企业所在地在相应的时间段内接受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则取值为1，否则为0。

　　Current：用于标识企业在接受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当年的状态。若企业所在地在当年接受审计，则Current取值为1，否则为0。

　　Post1、Post2：用于标识企业在接受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后一年和后两年的状态。若企业所在地在相应的时间段内接受审计，则取值为1，否则为0。

　　表4呈现了平行趋势测试的结果。在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对于Pre3、Pre2、Pre1这三个时间段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46、-0.044和0.541，这些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说明，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实施之前，两组之间在企业绿色创新方面并未表现出显著的差异。

　　对于事件本身的回归系数，其值为1.127，通过了显著性测试。Post1和Post2对企业绿色创新（GI）的回归系数分别为1.763和2.060，并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测试。这一结果清晰地显示出，实验组企业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实施后的绿色创新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这种提升作用在时间上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影响。

　　2.替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将企业联合申请的绿色专利数量（GIJ）作为替换变量，原因在于：企业独立申请的绿色专利数量（GI）与企业联合申请的绿色专利数量（GIJ）都反映了企业在绿色技术领域的创新活动，但重点不同。独立申请的专利更多地反映企业的内部研发能力，而联合申请的专利则体现了企业的合作创新和外部网络。因此，使用GIJ作为替换变量能更全面地评估企业的绿色创新表现。

　　表5展示了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企业绿色创新替代变量（GIJ）之间的回归结果。从列（1）可以观察到，在未纳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Policy的系数在5%水平上呈现正向显著性特征。列（2）中未对企业固定效应进行控制，Policy的系数在1%水平上呈正向显著。在列（3）中，当同时考虑控制变量和企业、年份固定效应后，Policy的系数依然在5%水平上呈正向显著，本文研究结论保持不变。

　　（五）异质性分析

　　1.基于地区的异质性分析

　　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政策、自然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不同地区的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各有不同。因此，根据企业所在的地区特征及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

　　表6展示了针对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东部地区，Policy的系数在5%水平上呈现正向显著性特征，表明在东部地区的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东部地区较为发达的经济基础、较为完善的市场机制和较为严格的环保规制，这些条件共同为企业的绿色创新提供了长效的驱动力。

　　在西部地区，尽管Policy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可能意味着西部地区相对薄弱的经济基础、较为宽松的环保规制执行力度和更多的资源型产业削弱了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

　　在中部地区，Policy系数为负，同样不显著。这可能反映出中部地区的企业在面临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政策时，可能更多地关注短期成本和合规要求，而非长期的环境友好型创新。

　　2.基于产权所有制的异质性分析

　　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在资源获取、政策支持等方面存在差异，这可能会影响绿色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因此，根据企业的产权所有制不同，将其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

　　表7展示了针对产权所有制的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国有企业，Policy系数在5%的水平上呈现正向显著性特征。在非国有企业，Policy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表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显著促进了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具体来说，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和指导。由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政策通常与政府的环保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相一致，国有企业更可能积极地响应这些政策；同时，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通常能够更容易地获取政府支持、信贷资源和技术援助。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影响机制检验发现，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主要通过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来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于东部地区的企业与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在2025年“十四五”规划收官的背景下，本文研究的价值在于：首先，为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微观证据，揭示了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驱动绿色创新的机制，助力破解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之间的矛盾；其次，研究发现，地区异质性与企业产权所有制的异质性效应为审计政策的精准化实施提供了依据。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聚焦审计评价，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政策引导。基于研究发现的企业社会责任中介效应，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纳入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同时深化审计结果与官员考核的衔接机制。针对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中发现的绿色创新薄弱环节，要求整改后实施跟踪审计。

　　第二，实施差异化审计激励政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例如针对中西部地区，适当延长绿色低碳转型周期，同时加大财政补贴和技术支持力度；针对东部地区，则将绿色专利密度、绿色专利质量等更细化的指标纳入审计评价体系，推动东部地区企业加速向高端绿色技术领域转型。针对民营企业，通过税收优惠、贷款贴息等政策，降低其绿色技术研发成本，激发创新活力；针对国有企业，将绿色创新的投入产出比、产出量与高管任期内的考核挂钩，强化国有企业的示范作用。

　　第三，推动审计技术智能化，提升审计效能。借鉴青岛崂山区审计局的审计探索，推广应用遥感监测、无人机巡查等智能审计手段，加快政府数据平台的资源环境数据整合，利用深度学习技术，赋能智慧型审计，提高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的效率与精度。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数据主权背景下的政务数据协同治理体系研究”（20BZZ09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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