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星移民、數位永生與AI奇點,科技億萬富豪的未來預言是真的嗎?

如果有人告诉你，五十年之内死亡将被攻克，人类的意识可以被上传到计算机，在数字的天堂里永远活下去；一种比人类聪明一亿倍的人工智能即将降临地球，替我们解决一切问题——癌症、战争、贫困、气候变化通通不在话下。与此同时，我们将在火星建立城市，在每一颗恒星周围建造巨型能量收集装置，把整个可观测宇宙变成人类文明的疆域。你会怎么想？

你可能会觉得这听起来像科幻小说。然而，这不是科幻小说里的台词。

这是此刻地球上几位最有钱、最有权势的人，正在公开宣传的未来计划。说这些话的人是OpenAI的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是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索斯，是SpaceX的老板埃隆·马斯克。他们不是在写小说，他们在用真实的资金、真实的政治影响力、真实的游说能力，把这套愿景变成整个人类社会对未来的想象边界。

然而，就在这套宏大蓝图的背后，有一个人把他们写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每一份论文全部读完了。然后他写下了自己的结论：他说这不只是幻想，这是一场危险的意识形态，正在为极少数人的权力扩张提供道德外衣。

这个人叫亚当·贝克尔。他有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也有哲学学士背景，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访问学者、科学记者，同时也是2025年最受关注的非虚构著作之一《更多永无止境》的作者。今天，我们就跟着贝克尔，把这套未来蓝图一层一层拆开来看。

我们先从网络上流传的一种说法讲起。有人说：很多科幻作家写出某种黑暗未来，本来是想提醒人类不要真的走到那一步。可有些科技富豪和创业者读完之后得出的结论，却像是“这东西真厉害，我们应该把它做出来”。你可能会觉得这听上去像个玩笑。但贝克尔说，这个说法其实非常准确地概括了过去二十年里，美国科技精英和科幻文化之间最荒诞的一层关系。

埃隆·马斯克曾经在推特上写道：“科幻小说不应该永远只停留在虚构。“听起来很激烈，对不对？但问题是，是哪种科幻？《银翼杀手》是科幻，它讲的是企业无限扩张、人工生命被奴役、城市在阶级分化中腐烂的故事。《神经漫游者》是科幻，它讲的是财富如何让超级富豪把自己从世界的后果里彻底隔离出去，同时积累更多权力。《一九八四》是科幻，它讲的是集权监控如何用“为了所有人的未来”作为借口，吞噬掉每一个活着的人的当下。这些故事的作者写它们是为了警告我们。然而有那么一批人读完之后，得出的结论却是：好啊，照着这个造。

那么这些人具体许诺了什么？

我们先来看萨姆·奥特曼。这个人是ChatGPT背后公司OpenAI的掌门人，可能是当今世界上对人工智能的未来最有实际影响力的人之一。他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叫《万物共享资本主义》。在这篇文章里，他说，未来的人工智能将接管所有服务、所有制造、所有生产。“想象一个世界，几十年内，住房、教育、食物、服装每两年变得便宜一半。”他说，这场变革是不可阻挡的。

接下来，他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让最富有的公司每年把一小部分价值以股份的形式分配给全体公民。听起来挺美好的，对不对？但贝克尔在书里仔细读完这个方案之后，发现了一件令人不寒而栗的事情。奥特曼的方案里，那些分配给公众的股份，增发速度被设计成永远低于公司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无论你拿到多少股份，奥特曼和OpenAI董事会永远牢牢掌控着公司的绝对所有权。而当人工智能真的做了一切，商品的价格将由谁来定？是奥特曼和OpenAI的董事会。美元会变成什么？会变成OpenAI分配的算力额度，一种只能在公司体系内使用的数字凭证。

贝克尔说，他在奥特曼网站上的那篇文章里发现了一个细节：那个页面的顶端有一张互动插图，一摞美元钞票。当你把鼠标悬停上去的时候，那摞钞票会变成计算机芯片。这不是意外的设计，这是一份对国家经济的全面占据方案，包装在“让所有人受益”的口号里。

再来看杰夫·贝索斯。这位曾经的世界首富，在2018年说过这样一句话：“太空公司蓝色起源是我做过的最重要的工作，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们不去做，我们最终会成为一个停滞的文明。“什么是停滞？他在2019年的演讲里给出了答案：停滞的生活将是人口控制与能源配给相结合。人口控制，能源配给——这是贝索斯设想的，如果人类不向宇宙扩张的未来会是怎样的。

而埃隆·马斯克则把这件事说得更加极端。他把人类前往太空描述为一场“意识之光对抗永久灭绝黑暗的战争”。他说，这是一场二元选择：要么扩张到星辰之间，要么彻底消亡，没有第三条路。而风险投资机构Founders Fund则把这套逻辑说得最为简洁：“人类的命运是二元选择——我们可以在新的恒星周围建造全新的世界，或者我们可以逐渐消亡。”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话里有一个共同的结构？它总是把宏大的未来使命和对当下批评的免疫捆绑在一起。当有人质疑亚马逊仓库里害人的劳动条件时，贝索斯说：“去看那枚闪亮的火箭。“当有人质疑SpaceX超过六百起工伤记录，包括截肢、脑损伤和死亡，而其中大多数从未向监管机构上报时，马斯克的逻辑是：“我们是在拯救人类，你难道是文明的敌人？”

这套话语结构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谁质疑这个未来愿景，谁就是在阻碍人类的希望。贝克尔说道，不是说那些技术一定不会实现，而是说这整套叙事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你设计的。

那么这套叙事究竟从哪里来？它背后有多少真正的科学依据？那些关于奇点、永生、火星殖民的论证经得起推敲吗？当一套哲学宣称“为了未来万亿个可能存在的人，今天的牺牲都是合理的”，我们应该怎么看？而当这套哲学遭遇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加密货币诈骗案，会发生什么？

接下来，我们将从一个思想实验开始，讲一个关于溺水孩子、哲学家和一个叫山姆的年轻人的故事。

假设你正在公园里散步，天气有点凉，你穿了一件挺贵的羊绒毛衣，外面套着一件你最喜欢的大衣。走着走着，你看到前面有一个泥泞的水塘，水塘里有一个小孩正在溺水，没有其他人注意到，时间紧迫。你知道只要你现在跳下去就能救这个孩子，但你同样知道你这身衣服毁了。你会跳吗？

几乎所有人的回答都是：会，当然会，衣服算什么，那是一条命。

然后普林斯顿大学的伦理学教授彼得·辛格接着问了第二个问题。他说：“好，那如果那个溺水的孩子不在你面前的水塘里，而是在地球另一端的某个贫困地区呢？那里每天有儿童因为可以预防的疾病死去，而你只需要花几百块钱捐给一个可靠的公益机构，就可以拯救一条生命。那你为什么没有做？”

这个思想实验在逻辑上无懈可击。他的结论是：地理距离不应该改变道德义务。这个想法听起来朴素甚至动人。然而，就是这个看上去无比简洁的道德直觉，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被一群聪明人层层推演，最终变成了一套可以为几乎任何事情辩护的哲学体系。它有一个名字，叫作“有效利他主义”。而这套哲学和科技亿万富翁的权力扩张之间，有着一条你可能想不到的直接通道。

我们先来看这套哲学是怎么从水塘边的道德直觉一步步走偏的。

有效利他主义（英文缩写EA）最初的核心理念其实很简单：与其凭感觉做好事，不如用数据和理性找出把每一分钱的影响力最大化的方式。比如你想捐款捐给一个帮盲人恢复视力的基金会，好不好？当然好。但如果有研究表明，用同样的钱向热带地区的贫困人口发放驱虫药，能多救一百倍的生命，那理性的答案就应该是驱虫药。这个逻辑在小范围内是清晰的、有价值的。

然而接着有人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他说：“我们只考虑了活着的人，但未来呢？”

这个问题来自一位叫威廉·麦卡斯基尔的牛津哲学家。2022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叫《我们欠未来什么》。这本书的核心论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时间上的距离，就像空间上的距离。既然地球另一端的孩子值得你关心，那一千年后的人类也同样值得。听起来还算合理。但麦卡斯基尔没有止步于此，他开始算一笔账。

他说，如果人类能存活一百万年，按今天的人口规模，未来将会有八万亿人。如果人类扩张到太阳系，是10的26次方个人。如果扩张到整个可观测宇宙，直到所有恒星熄灭，接近10的40次方个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那是一后面跟着四十个零，那是一个大到人类语言里根本没有对应词汇的数字。

然后麦卡斯基尔用这个数字做了一道计算。他说，我们今天的行为如果能把那个未来实现的概率哪怕提高一丁点，那这个行为的道德价值就远远超过你现在能做的任何其他事情。超过救一个溺水的孩子，超过消除眼前的贫困，甚至超过应对气候变化。因为活在今天的人和那时的10的40次方个未来人相比，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于是这套哲学推导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投资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在道德上比拯救热带地区的儿童更重要。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登场了一个人，他叫山姆·班克曼-弗里德。了解币圈的朋友们叫他SBF。SBF在麻省理工念书的时候，被有效利他主义的理念深深吸引。他接受了一个叫作“赚了再捐”的概念，意思是改善世界最好的方式之一是先赚尽可能多的钱，再把大部分捐出去。这个逻辑无懈可击，听起来慷慨无私。

于是SBF去了华尔街量化交易公司Jane Street，据说把将近一半的收入捐给了慈善机构。后来他发现了一个更快的赚钱方式：加密货币套利。他在巴哈马创立了一个加密货币交易所，叫FTX。两年之内，他把数百万美元变成了数十亿。2022年8月，他登上了《福布斯》杂志封面，净资产超过二百亿美元，成为三十岁以下的全球首富。他向有效利他主义相关机构捐款，向前面提到的麦卡斯基尔组织捐款，也给AI安全研究、政治候选人和新闻机构提供资金。他是有效利他主义最耀眼的活广告。

然而2022年11月，FTX崩塌了。调查发现，SBF和他的团队动用了客户的私人账户资金来为自己旗下的对冲基金Alameda提供资金，估计有八十亿美元的客户资金被挥霍在豪华房产、政治捐款以及各种铺张浪费上。SBF在巴哈马被捕，随后引渡回美国，最终他被判入联邦监狱，刑期二十五年。甚至到了2026年初，外界还一度传出他和家人仍在试图争取特朗普的总统赦免。

不过这条线先放一边，我们回到正题。后来有记者去问他：“你真的相信自己是在拯救世界吗？还是这只是你说给别人听的话？”SBF通过Twitter私信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天哪，我说的那些愚蠢话并不是真的，至少不全是真的。我为那些被这一切搞砸的人感到难过，也为我们这些人参与的这场愚蠢游戏感到难过。只要把那套正确的话术说出来，大家就都会喜欢。”

我们在他自己口中，那套东西不过是一种话术。它不是信念，也不是承诺，是敲门砖。说对了，门开前来，信任也来。而那扇门后面，是八十亿美元的客户资金。

但这里有一个更深的问题。贝克尔在书里指出，不管SBF是否真的相信那套哲学，有效利他主义和长期主义本身提供的那套逻辑框架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因为一旦你接受了那个前提——未来有10的40次方个人，而我们今天的行为影响他们实现的概率——那么几乎任何手段都可以被合理化。为了那个光辉的未来牺牲今天的工人是合理的，欺诈是合理的，无限的权力集中也是合理的。

麦卡斯基尔自己也写过一句话，声称有效利他主义者应该“强烈反对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逻辑”。然而，他同时写道：“通过收入更高但在道德上有争议的职业来从事慈善工作，在伦理上是可取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只要你最后把钱捐出去，你怎么赚的并不重要。为石油公司工作破坏环境可以，为军火商做事助长战争也可以，哪怕是在金融市场上做高风险套利也同样合理。慈善捐款在这套逻辑里，变成了一张道德赦免券。

他的朋友SBF认真地执行了这套逻辑，后来发生了什么，全世界都看到了。

然而，这还只是这套意识形态的哲学层面。更令人不安的问题是：那些宏大的科学承诺——比如奇点，比如永生，比如火星殖民——它们本身有科学依据吗？一个摩尔定律被用来证明技术将永远加速，但这个定律今天还成立吗？硅原子有多宽？当晶体管无法再缩小的时候，那个永远加速的神话会走向哪里？而那颗被马斯克视为人类备份星球的火星——辐射、零气压、毒土壤——在那里种下的每一棵植物，都将因为土壤里的高氯酸盐而中毒死去。

贝克尔说得很直接：火星会让南极看起来像度假天堂。下面我们就去拆开这些科学论证，看看它们的地基究竟是由什么建成的。

1965年，工程师戈登·摩尔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他当时的判断是：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件数量大约每年翻一番。十年后，这个判断被修正为大约每两年翻一番。这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摩尔定律。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这个预言近乎奇迹般地成真了。从1971年到2014年，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增加了大约两百万倍。计算机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便宜，也越来越小。你口袋里那部手机运算能力超过了当年登月计划使用的全部计算机的总和。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震撼的技术指数曲线之一。

然后有一个人把这条曲线往前拉，再往前拉，一直拉到了宇宙的尽头。他说：“你们看，这条线没有尽头，它会一直涨下去，涨到某一天我们会创造出比人类聪明一亿倍的人工智能。然后那个人工智能会造出比他自己更聪明的人工智能，如此循环。在午后的某一个瞬间，整个世界将彻底改变。“他给这个时刻起了一个名字：奇点。

这个人叫雷·库兹韦尔，他是谷歌的工程总监，出版过多本畅销书，被比尔·盖茨称为“预测人工智能未来最准确的人”。而他最核心的理论叫作“回报加速定律”，意思是技术的进步从来不是线性的，而是指数式的。而且这种指数式增长不只适用于计算机芯片，它适用于整个人类文明史，适用于生物进化史，适用于宇宙诞生以来的一切演化过程。

为了证明这一点，库兹韦尔画了一张图，图上是人类历史和生物演化史上一系列重大里程碑：原始细胞的出现、DNA的形成、寒武纪大爆发、哺乳动物出现、智人诞生、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互联网、人工智能。他说：“你看，这些事件出现的间隔在不断缩短，几乎完美地符合一条指数曲线。”然后他把这条曲线继续往前延伸，得出结论：到2029年，人工智能将能够完成任何人类可以完成的事情；到2045年，我们将与机器融合，有效智力提升十亿倍，贫穷、疾病、衰老、死亡全部终结，人类将变得如他所说“更幽默、在音乐上更出色、更有魅力”。他甚至说，到2029年，他将在生物学意义上重返四十岁。

然而，贝克尔仔细看了库兹韦尔的那张图，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一个致命的问题。库兹韦尔声称他在描述一条指数曲线，但当你认真去看那张图的坐标轴，你会发现那根纵轴是对数刻度。在对数刻度下，一条直线对应的就是指数增长。换句话说，库兹韦尔画的那张图，其实只是在说：在对数刻度下，那些里程碑大致落在一条直线上。这本身不能证明任何指数趋势，因为人类天然就是以对数方式感知历史的。你对上个月发生的事记得清清楚楚，对一年前记得大概，对十年前只记得几件大事，对一百年前只剩几个名字，对一千年前几乎一片空白。距离你越远的时代，你能记住的里程碑越少。所以无论哪个时代实际上发生了多少事，在你的感知里，它们都会被压缩成稀疏的几个点，然后恰好落在一条加速的曲线上。

贝克尔说，库兹韦尔很可能是把人类对历史的对数感知误认成了客观世界中真实存在的指数趋势。

那摩尔定律本身呢？它还成立吗？贝克尔去问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程学院院长，同时也是英特尔董事会成员的刘智杰教授。刘教授告诉他，这取决于你怎么定义摩尔定律。摩尔最初预测了两件事：第一，每块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指数增长；第二，每个晶体管的成本指数下降。而现在，第二件事已经停止了。每个晶体管的成本在最新几代产品中实际上是在上升的。

更根本的问题来自物理学本身。硅原子大约有0.2纳米宽，目前人类造出的最小晶体管大约0.3纳米。你不可能用少于一个原子的结构来制造晶体管。这是一堵真实存在的墙，物理定律砌成的墙，没有任何工程天才可以穿过。摩尔自己在2010年的一次采访里说：“这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任何指数增长你一直往前推，最终都会撞上它的极限。”

然而，库兹韦尔对此有一个回答。他说：“没关系，技术总会找到新的范式。当一种技术到达天花板，新的技术就会接力，让整体的指数曲线继续延伸。“就像从机械计算机到电子管到晶体管再到集成电路，每一次旧的曲线出顶，新的曲线就接上。这听起来很有道理，直到你去看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在2020年联合发表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发现，从1971年到2014年，为了维持摩尔定律这个恒定的增长速率，半导体行业投入的研发资金和人员增加了整整十八倍。

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你花了十八倍的力气，只是为了维持同样的增长速度——不是为了更快，就是为了不变慢。这不是回报加速，这是回报递减。原因很简单：技术领域里容易摘的果子已经被摘完了，剩下的越来越难够到。

好，那我们退一步，就算AI真的在突飞猛进，它今天能做什么？贝克尔做了一个简单的测试。他问ChatGPT：“长城是不是唯一一个能从西班牙看见的人工建筑？”ChatGPT回答：“不是，还有其他建筑可以从西班牙看见，包括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以及迪拜的摩天大楼。”这是一个极其荒唐的错误。埃菲尔铁塔距离西班牙超过一千公里，完全不可能用肉眼看见。这就是AI的幻觉问题：它用极其流畅的语言输出完全错误的信息。

有人说解决方案是给它更多数据。但贝克尔指出，这个思路本身就有问题，因为现在的互联网已经充满了人工智能自己生成的内容。当模型再用这些夹带错误的内容去训练下一代模型，就像一个人不停复印一张本来就模糊的照片，每复印一次就更模糊一次。某些模型甚至已经出现了“模型崩溃”的现象：在不断自我训练之后开始输出越来越偏离真实的内容。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火星。马斯克说，2050年，一百万人将住在火星。我们来逐条核对。

第一，辐射。地球上保护我们免受宇宙射线伤害的是两样东西：地球磁场和厚厚的大气层。而在火星，这两样都没有。所以站在火星表面，你受到的辐射剂量几乎和在外太空漂浮一样。贝克尔说，电影《火星救援》里，马克·沃特尼在火星上独自生存了将近两年，最后奇迹般回到了地球——这是科幻。如果那一切是真实发生的，他回到地球几年后就会死于辐射诱发的癌症。

其次是土壤。《火星救援》里有一个情节，沃特尼用自己的粪便当肥料在火星上种出了土豆。这个创意很有趣，但问题是，这本书的作者安迪·威尔写书的时候还不知道一件事：火星土壤里充满了一种叫作高氯酸盐的有毒化合物，这种化合物对植物具有很强的毒性。所以如果你真的在火星上直接用粪便种土豆，土豆多半活不下来。

第三，返回。如果你在火星出了问题，想回家至少需要九个月，也可能更久，这取决于地球和火星的轨道位置是否合适。如果错过了发射窗口，等待时间超过一年。而在此期间，你没有任何实时的通讯——光速的延迟意味着从火星发出一条求救信号，至少要等十五到二十分钟才能收到回复。如果有人对你说“小心悬崖”，你已经掉下去了。

贝克尔把这一切加在一起，给出了他的评语：在整个太阳系里几乎找不到一个真正适合人类长期定居的地方。火星甚至会让南极显得像度假地。那些关于“宜居太空”、在那里安家生活的承诺，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事，甚至也许根本实现不了。

然后还有无限增长本身。贝索斯说，不向太空扩张，文明就会失去活力，慢慢腐朽。贝克尔算了一笔账：如果人类的能源使用按照过去几十年的速度，每年增长2.3%，大约四百年后，我们将耗尽太阳每年照射到地球表面的全部能量。有的人会说，那就去太空。但太空也有边界。同样的增长速度，再过一千三百五十年，我们将耗尽太阳本身产出的全部能量；再过一千一百年，银河系所有恒星的能量全部耗尽；再过一千二百五十年，可观测宇宙里所有恒星的能量将消耗殆尽。整个时间线从今天算起，三千七百年——大约是吉萨大金字塔当前年龄的百分之八十。

贝索斯认为不向宇宙扩张人类就会停止。但贝克尔说，贝索斯最好习惯这个想法，因为无论你是否去太空，在未来三千七百年内，人类都必须停止能源使用的增长。这不是政治选择，这是物理定律。无限增长从来不是选项，它从来就不是。

那么现在我们站在这一切面前，需要问最后一个问题：如果那些承诺是幻觉，如果那些科学论证站不住脚，如果无限增长是不可能的，火星是独栖星球，奇点是一个被误读的指数曲线——那这些最聪明、最富有的人，为什么还在如此坚定地鼓吹这套叙事？他们难道不知道吗？还是说他们知道，但依然有充分的理由继续说下去？

科幻作家克拉克说过一句话：当技术突破到某个临界点，人们看到的就不再是技术，而是魔法。但贝克尔提醒说，当魔法成为权力的工具，巫师就不再是你的朋友。

1927年，德国导演弗里茨·朗拍了一部电影。那个年代还没有有声电影，画面是黑白的，人物是沉默的，特效是用纸板和微缩模型做的。这部电影叫《大都会》，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座未来城市里，少数精英住在高耸入云的塔楼顶端，享受着技术带来的一切奢华；而在城市地底，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在机器旁边不停劳作，他们的生命是这座城市运转的燃料。将近一百年过去了，这部电影里描绘的那个世界，有一些东西今天读起来不像科幻，更像新闻。

贝克尔在书里花了很长篇幅讨论科幻小说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他说，科幻小说从来都不是关于未来的，它是关于现在的。它是把当下的矛盾、恐惧以及权力结构放到一个陌生的时空背景下，让人能以不同的眼光重新看见它。有一位美国科幻编剧叫罗德·瑟林，在1959年接受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看我讲的一些故事，如果用单纯的戏剧方式，你是讲不出来的，必须把背景设定在不是你和现在的时间与地点，否则我无法把这些故事讲过去。只有那样，人们才会说’等等，那会不会是我’。但如果那东西赤裸裸地摆在你面前，你就会排斥它。”

贝克尔说，这正是科幻真正的意义。科幻是一面镜子，不是一份指令。然而，有那么一批人把镜子当成了蓝图。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他们真的不懂科幻吗？还是说他们懂，但依然选择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对他们有用？

贝克尔认为答案是后者。他把美国科技精英这套由长期主义、奇点论、有效利他主义、理性主义共同构成的信仰体系命名为“技术救赎意识形态”。这套意识形态有三个关键功能：

第一，它提供道德豁免。当SpaceX的工人受伤，当OpenAI的商业模式让内容创作者失业，这些现实的代价在“拯救人类未来”的叙事里变得微不足道。马斯克说得很清楚：“我们是在执行一场紧迫的使命，要在地球走向衰亡之前，为人类创造一个太空避难所。”前SpaceX工程师汤姆·莫林告诉记者，SpaceX内部存在一种信念，认为他们正在领导一场紧迫的事业，而这种信念被用来为松散的安全文化辩护。路透社2023年的调查记录了超过六百起SpaceX工作场所受伤事件，包括截肢、头部受伤以及至少一例死亡，大多数从未向监管机构上报。

第二，它制造无法证伪的护城河。这套意识形态最精妙的地方在于，它所承诺的未来永远在前方。奇点还没有来，但它一定会来，只是时间问题。火星殖民还没有实现，但只要继续投入，终有一天——而那个“终有一天”永远可以往后推。批评者没有办法说你错了，因为那个未来还没有发生；支持者也永远不需要交出成绩单，因为交付期限永远是未来某个模糊的时间点。就像末日邪教：如果世界末日没有在预言的那天到来，不是说明预言是错的，而是说明信徒还不够虔诚。

第三，它将批评者定性为文明的敌人。马斯克的逻辑是，人类只有两条路——扩张或灭绝。那么谁反对扩张，谁反对星际移民？他们就是站在文明灭绝那一边的人。这是一个极其有效的话语策略。他把任何对权力集中的质疑、任何对技术风险的谨慎，全部转化成了一个道德指控：你不配谈未来。

然而，贝克尔找到了一位天文学家，他叫卢西亚纳·沃科维奇。他们谈到马斯克的火星计划时，沃科维奇说了一句话：“我不怀疑他想去火星，也不怀疑他认为这是个令人兴奋的想法。但说到底，’我们要拯救人类移民火星’这种话，听起来总比直接开口要NASA的合同要好听得多。我有时认为，人们为什么谈论想要去火星，实际上并不总是与真正想去有关——它与一种故事的建构有关，关于他们在地球上的那些项目真正在做什么的故事。”

这段话很符合贝克尔描述的另一个场景。萨姆·奥特曼把控制全球经济的野心包装在“让每个人都拥有一份股权”的美好愿景里。杰夫·贝索斯把向太空扩张的计划包装在“不让子孙后代生活在停滞文明里”的道德焦虑里。埃隆·马斯克把移民火星的商业布局包装在“保存人类意识之光对抗永久灭绝”的史诗叙事里。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把对无限增长的渴望包装成对全人类命运的关怀。

然而，正如贝克尔所说，无限增长和人类终结之间的那个二元对立是一个虚假的选择。历史上存在过无数美好的文明，它们并没有无限增长，也没有就此消亡。还有很多其他可能的未来，是这套意识形态故意不让你看见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那些真实存在的危机？气候变化是真实的，不平等是真实的，核战争的风险是真实的。贝克尔说，这些问题的共同特征是：它们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不是可以被某个技术突破就可以一键解决的工程问题。气候变化需要的不是等待某个更强大的AI替我们思考，而是现在就做出真实的政策选择，承受真实的代价。不平等需要的不是等待火星殖民让资源无限扩张，而是现在就重新分配已经存在的财富与权利——而这恰恰是美国科技界最有权势的那群人最不愿意谈论的事情，因为谈这些意味着他们要交出一部分控制权。谈那个遥远的未来，则不需要。

贝克尔在书的结尾写道：“没有任何东西会来拯救我们。电脑里没有精灵会满足我们三个愿望。我们就在这里，此刻，活在一个拥有远超我们合理期望的世界里。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喜悦，在让这个世界对每一个人、对每一种生命变得稍微好一点点的过程中找到意义和满足。”但这个答案对那些要控制未来的人来说，太小了，也太危险了。

科幻作家写了一本书，书里有一台专门制造苦难的机器，他把它写成一个警示。科技亿万富翁读完后却说：“太好了，我们把它造出来了。”而当一位天体物理学家读完他们的书和论文，把那些科学论证一条一条拆开来看，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那台机器之所以会被建造出来，从来不是因为它能拯救人类，而是因为它能让建造它的人拥有更多权力。

在科幻故事里，先看清这一点的人通常是主角。而我们活在真实世界里，我们也可以是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