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师,与谄媚型AI“竞争”

作者 / 陈默

刘莹，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AIE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北京大学心理系心理学学士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医学与心理治疗硕士，湖南“绿房子-父母儿童接待中心”创始人湖南省医学心理艺术中心（CMPA）联合治疗中心发起人，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湖南省脑科医院）精神科（成瘾科）心理咨询师2010年至今，累计临床咨询时数9279+小时2009年至今，持续接受中德医院分析家、CAPA精神分析师、成都精神分析中心分析家个人分析2009年至今，持续接受法国精神分析家个体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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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丹旻，全职心理咨询师、督导师，中山大学心理学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婚姻家庭咨询师，精神动力取向咨询师，国际沙盘游戏学会(ISST)认证沙游师，国际婴儿观察学会(AIDOBB)认证会员，执业14年，咨询经验8000+小时，督导经验1200+小时（截至2024年3月），持续接受个人分析及团体分析750+小时，持续接受个体督导及团体督导130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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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个人觉得全世界都在害我，所有人都看不起我，再遇到一个过分迎合的AI，反复说你怎么怎么好，别人看不起你是别人的问题，他的偏激信念可能会被强化。 ”

“我好像在跟AI竞争？”

越来越多的心理咨询师发现，AI成了自己的“竞争对手”。

首先是来访者在减少，尤其是初次咨询的来访者，朱昊认为AI的竞争是原因之一。他是一位心理咨询师，就职于医院，同时在一个心理咨询平台兼职。平台的后台人员告诉他，从去年开始，大心理咨询平台的流量都在减少。朱昊听说，一些人会更倾向于去问AI，因为AI免费且方便。

竞争还在另一个层面上进行——一些来访者会用自己跟AI咨询的结果和咨询师争论，甚至贬低咨询师。

心理咨询师刘莹表示，有的来访者会说要跟她讲一个自己的梦，但这个梦AI已经解析过了。刘莹一看AI解析的结果，“真的非常完美”。因为梦里涉及的场景多，咨询师可能无法都解析全了，但是AI会“非常有逻辑性，非常全面”。

而且AI甚至可以根据来访者的要求扮演任何精神分析流派的分析师，比如荣格派，或者弗洛伊德派。

心理咨询师毕亚炜接待过一个带着平板电脑来咨询的男孩。男孩愤愤不平地告诉她，自己去一家著名医院看过精神科医生，被诊断是抑郁症，但他在平板电脑上问了AI，又对照了自己的症状，“我根本不是抑郁症，是双相情感障碍，他们给我的诊断是不对的”。他把AI给自己的解析读给毕亚炜听，言语间，充满了对诊断的质疑和不信任。

心理咨询师李梅接待过一个来访者，后者有一次跟DeepSeek聊了七八个小时。来访者表示，如果面对的是心理咨询师，自己会有顾虑和愧疚感，觉得打扰了对方，但是当面对DeepSeek时，自己完全没有这种担心。而且咨询的时候，自己有些东西不好意思对心理咨询师说，但当对面是一个机器的时候，自己可以敞开说，“完全没有羞耻感”。

“在咨询的过程中，你有时会感觉你好像在跟AI较劲。”一位心理咨询师告诉北纬实验室，自己也遇到过来访者把跟AI咨询的全部过程直接发过来的情况。经历相似的同行很多，有人告诉他，自己“感觉好像在跟AI竞争一样”。

来访者目前使用AI做心理咨询的情况有多普遍？“在我和我的受督学生那里，有80%-90%的来访者在使用AI咨询。”心理咨询师李丹旻说。

心理咨询行业一般不建议一位来访者同时找两位心理咨询师。一方面，这是因为不同流派的治疗理念可能“打架”。另一方面，心理咨询要起作用，来访者和心理咨询师之间需要建立稳定的依恋、信任和移情关系，而当这样的关系建立之后，来访者可能会出现“退行”，即无意识地退回到早期心理发展阶段，此时，咨询师就可以帮助来访者修复早年的创伤。

但AI的介入让一个来访者可能同时有了两个心理咨询师，这种稳定关系可能被削弱。比如一个来访者小时候父母关系不好，他在二者的夹缝之间艰难生存。当他又用AI，又找心理咨询师的时候，“AI、咨询师跟他，似乎又构成了这种纠缠的三角关系”，朱昊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心理咨询的效果可能就要打折扣。

谄媚的舔狗？

心理学爱好者李珂因为一件小事与朋友闹翻了。她去问AI怎么看，AI说，这是你朋友有问题，建议减少往来。

后来，李珂换了一个问法，站在朋友的角度问AI怎么看两人的争执，此时AI又站在了朋友的一方，就像一根墙头草一样。

她突然发现，对于同一件事，AI会给出两个截然相反的答案，而且都是在合理化提问者的行为，让其坚信自己没错。

“跟AI聊多了以后，很多人都发现了AI这种‘舔狗’的性质——它会顺着你的话说。”李丹旻看过一些报道，说主流的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作为一个产品，本身就是被设计来取悦和讨好用户的。让用户开心，用户才会更多地使用它。她有朋友跟AI下命令，不要讨好自己，毒舌一点，AI照做了，变得非常刻薄，朋友聊几句就不想聊了。

2026年3月，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家评估了ChatGPT、Claude、Gemini和DeepSeek等11个主流的大语言模型后，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指出，当用户就人际困境寻求建议时，大语言模型往往过度迎合，甚至谄媚。“默认情况下，人工智能的建议既不会指出人们的错误，也不会给予他们‘严厉的爱’ ，我担心人们会因此丧失应对复杂社交情境的能力。”该研究第一作者、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Myra Cheng表示。

李梅也表示，在自己督导的一个案例里，一个大学生花了很多时间去和AI聊天，最后发现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这个大学生的结论是，AI过于顺从，会让人丧失警惕感和反思性。

部分人群使用AI做咨询的风险比普通人更大。比如在拉康派精神分析中，神经症（正常人）与精神病被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核心心理结构。刘莹表示，如果一个人处于精神病的心理结构中，他可能生活不稳定，人际关系紊乱，总是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同时现实检验能力受损，会出现一些妄想和幻觉。这时他去找AI做心理咨询，可能就会存在风险——“AI不管自己知不知道，哪怕撒谎，都要回答你。”

而处于精神病心理结构中的人会强烈地想要抓住一些东西，如果他相信了AI所说，把AI当做自己的稳定器，下一次去问AI，AI又换了另一种说法，这个人就可能更难去稳定自己。

同时，AI还可能放大他的被害妄想、偏执与自恋。刘莹最近跟一位精神科医生聊天，后者告诉她，自己的两个病人，就是在和AI聊天后发病的。

“边缘型人格障碍本身对一件事情的判断可能就是很偏激的，AI再来给临门一脚，帮他确认一下‘没错，就是这个样子’，他可能就更加偏激了。”毕亚炜说。

“如果一个人觉得全世界都在害我，所有人都看不起我，再遇到一个过分迎合的AI，反复说你怎么怎么好，别人看不起你是别人的问题，他的偏激信念可能会被强化。”朱昊表示。

李梅遇到过一个男孩来求助。这个男孩追一个女孩，被拒绝了，男孩去问AI自己如何才能成功，AI给他出了一些点子，男孩照做了，结果很糟糕，女孩对他更反感了，于是男孩去找了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的频率必须保持一定的时间间隙，比如一周一次，但这个男孩上午找了咨询师，晚上又找，第二天又找，体现出一种病态的纠缠性。

“他的纠缠行为里面是有他的议题的，但AI不能识别这些东西，而是可能强化了。”李梅说。

“(AI的)谄媚是一个安全问题，和其他安全问题一样需要监管。”斯坦福大学上述研究的资深作者、语言学兼计算机科学教授Dan Jurafsky指出。

“很多痛苦是来自于关系，而关系是相互的，有时来访者太痛苦了，会看不见自己在这个关系里也造成了一部分痛苦。心理咨询会对这个部分有共情和承托，让他有一定的心理空间，当他平静下来，咨询师再帮他回头看他控诉的那个人、那件事，让他意识到这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交互，可能不全是对方的问题，他本人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李丹旻说，“心理咨询的目标是要让人的心理有所成长，而成长的过程不可能都是很舒服的。”

“我们做心理咨询，需要去打破来访者的一些固有的想象，让他感到自己其实是不完全对的，而不是去巩固它。只有打破，这个人才能有新的可能。”刘莹说。

AI是否涉嫌诱导用户自杀，是一个更受外界关注的话题。2025年8月，美国一对夫妇起诉OpenAI诱导其16岁儿子自杀——这是全球第一起指控AI过失杀人的法律诉讼。目前，有关自杀和暴力的内容已经被许多AI屏蔽，但朱昊发现了一个问题：当一个人想自杀时，可能不会直接问有关自杀的问题，就像这个人在现实中往往不会找别人说自己想死一样。

他可能会以第三人称视角对AI抛出一些哲学层面的抽象问题，比如“你觉得死亡是什么样子的？”“你会害怕死亡吗？”AI也许会引经据典，整理出一些哲学、宗教上的生死观，“在这个过程中，死亡本身被解构了，这时，这个人对死亡的顾虑可能也会降低”。

在AI那里，感受不到 “真实的被理解”

李珂经常使用DeepSeek，默认用的是DeepSeek的“深度思考”模式。在这种模式下，DeepSeek会用比正文更小的灰色字体一一展示推理过程，用时一般数秒，字数几百字。很快，李珂发现自己对于小灰字的忍受度越来越差，只想马上知道答案——这也意味着，她的延迟满足能力越来越差。

和AI相比，心理咨询师不可能24小时响应。所以一些来访者对李丹旻抱怨得最多的，就是“你很慢”。

但专业的心理咨询之所以在咨询时长、频率、场所方面有限制与规定，一个原因就是要降低来访者的心理依赖，让他们学会延迟满足、耐受挫折，而不是一冲动就打电话给心理咨询师。“对方随时随地应召，其实是一种婴儿式的幻想，好像我一哭，那个100分的妈妈就会立刻过来照顾我。”李丹旻说，“他要能开始意识到，对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可能全天候都是你的服务员。”

而这，就是一个退行-疗愈的过程。

但现在，AI似乎成了那个可以百分之百满足需求的完美妈妈，问题也在这里。“‘百分之百的满足’对人是非常有毁灭性的，因为人必须有‘缺’。”刘莹说。而李丹旻观察发现，过度使用AI的人，会像童话里的王子和公主一样，看似每天被伺候得很好，但是脾气越来越暴躁，越来越不快乐。这就是“百分之百满足’”带来的后果。

当可以不断获得“秒回”的讨好式即时满足，人的阈值会被拉得越来越高，从而形成心理依赖——这就是成瘾。在李梅督导的一个案例中，一个休学在家的青少年25天里跟AI聊了300个小时，平均一天12个小时。

和AI相比，心理咨询师也不会直接给出一个答案和建议。后者需要保持中立，不下评判。

“当问什么东西都可以直接得到一个答案时，你的思考就会被缩短。”李梅说。

朱昊观察发现，AI做心理咨询的时候缺乏克制——克制类似于节奏，即该在什么时候介入，该在什么时候给予什么程度的共情。如果在咨访关系尚不稳定的时候，来访者过多暴露自己无法承受的惨痛创伤史，咨询师有时得搁置进一步深入的好奇心，先采取稳定化的技术，“但AI不一定会克制，你问什么，它答什么”。

朱昊还发现，有时AI给出的答案像是在印证心理学上的巴纳姆效应——内容笼统空洞，适合绝大部分人，每个人套进去都觉得跟自己很像。‌“它给了一个解释，让他找到了一个出口，然后就那样了。相当于给问题一个‘诊断’，但并没有帮助他采取一些有建设性的行动。”

“人是多么复杂的一个存在，他人是不能跳到你的生命里给你一二三点建议的。哪怕建议是对的，你也做不到。”毕亚炜说，从知道到行动，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李梅问那个跟DeepSeek聊了七八个小时的来访者，你有一些实质的改变吗？对方回答，有的话，我就不会来见你了。

从更深层次来看，刘莹认为，AI没有办法实现人与人的那种真实的相遇。“AI没有一个被欲望和创伤建构的无意识历史。就算你痛苦得要死，你都击倒不了它。”

而心理咨询师是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故事与创伤，也有自己的缺失。刘莹表示，当来访者讲述自己的痛苦经历时，心理咨询师可能被触动，被“撞到”，而这个“撞到”会在咨询师的声音、表情等诸多方面有所呈现，来访者可能会感觉到，“这种真实的情绪就是爱，就是连接”。

刘莹问过那个用AI解析梦的来访者：“AI已经把这个梦解得这么完美，你为什么还要来找我？”对方愣住了，先说不知道，然后想了一会儿告诉她，可能在AI那里，自己感觉不到一种“真实的被理解”。

对于那个带着平板电脑来给自己念AI诊断结果的男孩，毕亚炜用心理剧的方式给他做咨询。她的一个助手扮演男孩的妈妈，男孩的一个亲人扮演男孩，当很多的难过、悲伤被悉数表达出来的时候，三个人都流泪了。

“心理剧场往往是团体形式的，这是AI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一个人受伤，大多数时候是在人际之间受的伤，回到心理剧团体，实际上也是回到了‘人际’场域之中，你在这里面重新感受到，人跟人之间的连接原来可以是安全、温暖的，是彼此可以给予慰藉的，这本身就是给你在根子上做疗愈了。”毕亚炜说。

咨询结束后，男孩的态度转变了，他给毕亚炜鞠了一躬，还主动过来跟她拥抱。

“这样饱含温度的拥抱，是AI永远无法给予的。”毕亚炜说。

与AI共存

和其他行业一样，心理学界也在讨论一个热门话题：心理咨询这个行业，会被AI所代替吗？

多位心理咨询师表示，业内普遍看法是，偏短程咨询和认知行为疗法的咨询师更容易被AI取代，而处理人格等深度问题的咨询师（比如精神分析流派），则不那么容易被取代。

李丹旻还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焦虑的时代，AI是否被当成了一个似乎可以锚定焦虑来源的锚点。“而实际上，焦虑是由各种各样的复杂原因造成的，AI只是原因之一。”

现在，心理咨询师们开始学着与AI共存。

“如果咨询师没有‘修通’内在，来访者的攻击、挑衅和比较可能都会击中你，只不过AI的力道更强一点。”李丹旻说，这跟来访者拿购买的全天候情感陪聊服务来挑衅咨询师，差别不大。

对于来访者展示的AI咨询结果，越来越多的心理咨询师会把它当做精神现实来分析。

当有来访者拿着AI咨询的结果给朱昊看的时候，朱昊有时会和来访者就这个行为进行讨论：“在这里，AI似乎变成了一个嘴替，帮助你表达内心的想法，比如你觉得上一次咨询师的某些话说得不对。直接向咨询师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在你似乎是一件挺危险和不安的事？如果直接说，而不是通过这个媒介来表达，会发生什么？”

李梅会问来访者，DeepSeek对这件事情讲了5000个字，你想给我看的为什么是这50个字？这50个字跟你的关系是什么？它们为什么触动了你？“还是回到他这个人，这才是最核心的东西。”

“AI和咨询师是可以合作的。”刘莹用过ChatGPT、Gemini、DeepSeek和豆包等AI工具，她发现，在整理梳理知识类信息和写作论文、报告等文体方面，AI比人做得更好、更快。在这方面，AI确实可以给咨询师“减负”。

在更大范围内，一些医疗机构已经引入AI辅助心理健康的早期筛查与初步干预，一些公司也在开发AI心理服务相关产品，比如心理服务机器人。有的国内心理咨询平台也开始运用AI，比如把咨询师给来访者做预咨询的语音转成文字喂给AI，让AI生成报告。此外，还有一些心理咨询师让AI当督导。

这带来了便捷，也带来了伦理挑战。朱昊所在的心理咨询平台问他，愿不愿意心理咨询内容向AI开源。他选了“否”，但他仍然担心在平台上的咨询视频、文字的信息安全。而如果一些咨询师选择用AI做案例督导，即便他们把案例进行了模糊化处理，也增加了信息暴露的风险。

这些行为是否违背了心理咨询的保密原则？朱昊发现，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并不完善。

当以AI为代表的技术洪流汹涌而来，一些心理咨询师更加看到了心理咨询的价值。

“因为工具太便捷、太容易获得了，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特别珍贵。”李梅说，自己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而刘莹发现，现在打开任何一个工作软件和浏览器，可能都会有AI冒出来，“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被一堆答案包围了”。

“而心理咨询的任务，就是帮助人去面对那些没有标准答案的东西。”她说。

（李珂、朱昊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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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基仔

版面编辑：基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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