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创写2024真题拆解:“光荣的本味”怎么写成人物?全文+点评+创作谈

创写真题挑战第四期：南京大学2024年写作题《东南恰恰》

同学们好，为了助力大家的创意写作考研，我们开辟一个新的专栏分享——【创写真题挑战】。

为真实还原考场情境，深度解析创写真题难点，“各校创意写作考研”特设本专栏。我们邀请经验丰富的学长学姐，限时挑战历年名校创写真题，呈现完整考场答卷；并辅以专业点评与作者创作谈，拆解构思过程，剖析得失关键。

本期聚焦南京大学2024年真题：以鲁迅《墓碣文》“抉心自食，欲知本味”与骆一禾《先锋》“光荣的本味/爱的本味”为材料，要求围绕“光荣的本味”或“爱的本味”主题进行创作。看“鹦鹉”学长如何在泉州的海风与渡口中，编织一个关于光荣、执念与永不停歇的喜剧故事；“洛洛”老师如何以精微的洞察剖析喜剧性人物的生成机制；而“鹦鹉”又如何坦诚复盘考场写作中“结局困局”的挣扎与领悟。这是一次真题的实战演练，更是一场关于生命的冲力何以溢出自身、成为可笑的另一种光荣的深度对话。

南京大学创意写作2024年真题：

材料一

鲁迅《野草·墓碣文》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材料二

骆一禾的诗歌《先锋》

…

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

当然不会有凤凰的再生

…

我们一定要安详地对心爱的谈起爱

我们一定要从容地向光荣者说到光荣

以光荣的本味/爱的本味为主题，主题二选一，进行写作。

鹦鹉：《东南恰恰》

阿令的富有来得比他想象中要早，只是不能推算具体早了多少年。他刚来泉州时，晋江与泉州之间还没那么多桥，轮渡班次有限，有些渔民便划着自家的小船，在江面上做起摆渡生意。可还是有不少人滞留在两岸，便逐渐兴起商业来。最初是饭馆和旅店，吃与住的地方多了，自然衍生出歌舞厅和棋牌室。它们总在最兴旺的时候，因说不清的缘由被查封，随即换个招牌，继续聘用同一批姑娘和小伙子。阿令看不起这些人，他的饭店到最后也没提供海鲜。他坚持要在这海港城市另辟蹊径，用两湖地区的油盐风味吸引顾客。

早就没人记得那家店的名字了。留给街道的印象是店里有古希腊风格的大理石柱子，暗色木质桌椅，行楷写就的菜单边框处印着一圈粉得发白的牡丹花。半身高的小喷泉据说是阿令自制的水循环装置，没有花样，只是白瓷缸似的圆凹，中间一根铁管持续喷出水柱，半空散开。“这是艺术。” 阿令对着招来的本地姑娘一本正经地解释，“古典美，侘寂懂吗？日本话。”店里一共三个人，他是厨子。两个服务员每天的工作就是来开门，启动喷泉，坐在门口望着晋江上船只驶过时划开的白浪，等老板上班，和老板一起看着晋江。

收银台后的柜子上摆着杂牌酒，叫什么白云边，阿令喜欢“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这句诗，不知道前两句是什么，不重要，反正是李白的诗。男服务员后来往架子上摆了几本外国商业励志书籍，翻开序言，作者坦荡地写着自己出身于商业世家，从小家里就有私人飞机。每天仅在晚上有几桌客人，熟客是东北人一家，他们乐见这家餐馆的北方风味，并建议阿令增加些东北菜，如小鸡炖蘑菇，但阿令说确实不会做。那年他还不到三十岁，对一个厨师而言十分年轻，可他的手艺在成年前就定型了。阿令的母亲是老纺织厂的工人，后来做了主任，很少回家吃饭，便托工人买了菜放在家里，让年幼的阿令自己对付。对付了多年。有时候母亲晚上回来，尝到阿令的手艺，随口夸他做的菜比工厂食堂里的好吃，让阿令觉得自己很有开饭馆当大厨的天赋。

在厂里做会计的父亲喜欢念叨台商手里的钱，以及国民党败退时被抓壮丁抓走的大哥。几十年音讯全无。阿令从报纸上看到返乡探亲的台湾老兵，西装革履，带着锅盖样的帽子，手提皮箱站在家门口的泥地上，和穿着旧棉衣的乡亲对望。那箱子里一定都是美钞，还有雪茄和彩色水果糖，青年们都会这么想。如果大伯活着，如今在那边做什么呢？父亲寄了三封信，还托各种如真如假的门路去寻找，都杳无音讯。大哥一定死了，父亲逐渐承认，可是他怎么死的，在何时何地，总得有个交待。阿令不在乎一个大伯的死活，他看到无数个大伯从轮船上下来，戴礼帽和墨镜，拿皮箱，花外汇。那可是外汇。

直到带着家里不少积蓄来了泉州，阿令才打听到政策是单向的：我们欢迎他们回来探亲，但人家不接受咱过去找人。“所以你留在泉州，开了这家店？”女服务员对阿令的故事很有兴趣，尤其是他从家里拿的钱，怎么全花在了这些古怪的装潢上。

阿令的回答令她终生难忘：“我是带着亲人给我的任务来的，我预感伯伯还活着，他一定也肩负着某些使命，所以无法和家里联系，但不急，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这是两岸的大生意。”他相信自己会成为泉州的王，不然，为何从自己在这开店后两岸之间的关系就越发亲密，且伴随国际形势与政策的剧烈调整。这谁能解释？

这谁能解释？这话慢慢成了阿令拿手的玩笑，在过年回家时说给父母听，以谈生意为名出去玩时说给那些老板听，他们都觉得这小青年真好玩。后来，他在台球厅里说给陪打的小妹们听，有个皮肤黝黑的小妹当了真，操着闽南口音热情地自我介绍：“大哥有前途，我叫小云。”闽南遍地小云，但这个小云从村里来，不会唱歌。阿令带她去卡拉OK，模仿电视里歌唱家的腔调唱台湾的流行歌，酒干了倘卖无，没有你哪有我？他俩都没看过电影，不懂歌词讲的是亲情，但知道没有你哪有我——青年人热情的告白。第二年过年，阿令带着小云回了家，没在家里住，在厂里招待所开了两间房。年夜饭上他们喝了点酒，阿令大着胆子说要和小云结婚，要拿家里的户口本。二老都点头，客气地笑着，说些“结婚是好事”“年轻人自己考虑好了就行”的话，但谁也不动身去打开那上锁的柜子。

小云说不出吉祥话，只能生涩地重复“过年好”。这是她第一次进城，惊讶于城里的房子都有好几层楼，住宅单位分配，不用自己挖土烧窑，且有两间卧室。客厅的角落里摆放着画架。吉他是阿令刚读书时发展的爱好，没坚持下来，落了灰，和那堆油画与国画书一起堆着。她什么也不敢碰，吃了饭坐在沙发上，不敢靠着，挺起背看着他们家人聊天。阿令母亲心情不错，说要打电话给亲戚拜年，小云只听说过电话，却从不知道打电话是个什么道理，便仔细看阿令母亲操作电话的样子。电话里，阿令母亲和对面的那人有说有笑，高声讲了个故事，故事里的小姑娘发癫从城里嫁到乡下，乡下那边老人得了肺癌，农村户口没有职工医疗，短短几年就把两家人都拖垮了。

小云看阿令脸色变得很奇怪，心想他今天酒量怎么变差了。

“你先回招待所睡觉吧，我再多陪陪父母。”阿令说。

一家人聊到半夜，阿令最后成功带着户口本回了招待所。天快亮的时候他才合眼，做了个浅梦，梦里看见店里的喷泉炸了，水柱迸出散在半空，落下来打湿了印着牡丹花的菜单，粉白的颜色顺着水渍晕开，染了半片天花。

他们的孩子出生在春天，晋江上修起了通车的大桥，但没有更多台商出现，内地人来得却越来越频繁。阿令搞了个两湖同乡会，封自己当会长，会员最多时接近三十人，主要活动是来他的饭店内聚餐，商讨未来的两岸关系和国际局势。孩子断奶那天，有个附近厂里的小领导问阿令要不要买自家的房改房，他们家人马上要去加拿大。阿令本来有些犹豫，后来听说买了房就可以把小云的户口迁进城市，就以不算便宜的价格成交了。

搬完家那天，阿令蹲在阳台给刚发芽的茉莉浇水，透过窗户看到不远处的清源山，突然感觉格外疲劳，怀疑自己是否不该来到泉州，或者不该开这个酒店？这房子离店实在是太远了。小云在家带孩子，听说附近有台商投资的制鞋厂招工，想起阿令天天挂在嘴边的两岸大生意，便去了。老板是泉州本地人，喜欢对员工开大会做演讲，说出来的话比阿令还要吓人。他说这厂子是他叔叔投资的，他叔叔是什么人？是小蒋搞经济的幕僚，半个台湾的钱都归他们家管，泉州只是跳板，这牌子要打到厦门，上海，占领新加坡和纽约……小云喜欢听大会，大会上发免费的瓶装水，不用干活就算工时。多开几次，她背会了老板的话。

阿令拒绝回忆儿子刚出生那两年的日子，只记得小云一直撺掇他关了店，把房卖了，一家人搬去厦门。厦门好啊，有政策，有钱的台商都在厦门，“说不定你大伯已经在厦门当大老板了。”其他话都不在意，这句把阿令气得不轻。“我大伯在哪儿关你什么事？”小云针锋相对：“你不找你大伯，那你来这地方干啥？”这场架就是从阿令为啥来泉州吵起来的，阿令重复那套两岸大生意的说辞，可小云不蠢了，她说阿令根本就是拿了家里的钱出来瞎混。每次过年回家后返工，阿令总能从家里拿出来一笔钱。她私下一算账，饭店的营业额只能勉强算不亏，一家人的吃穿用度主要靠阿令从家里带的钱。

“那两个服务员为啥一直跟你干？你在拿你老母的钱养着他们呢。”这是阿令同意离婚前听到小云的最后一句话。离婚官司比他预计的更麻烦，主要分歧是孩子归谁。阿令讲着泉州的王的故事，小云照搬老板吹的牛皮，他们都宣称孩子跟着自己必有出国深造、光辉灿烂之前途，街道办觉得这俩公婆真是十分般配。未谈妥前，阿令天天在饭店里打地铺。店里的第一位台湾客人就在那时出现，干瘦老头，没有西装和大行李箱，衣着与本地人并无差别，只有难懂的江浙口音。从老头进店到结账走人，阿令只问了他一句话：

“客人从哪里来？”

“台湾。”

阿令奇怪于自己激动不起来，且什么也追问不下去。

他又开始找妈要钱，把店重新装潢一番，买了专业的喷泉装置，边上摆两个拉着弓的小天使。最要紧的，是从华侨商店高端柜买的台三十来寸的松下彩电，摆在收银台上，侧对着大门，天天开着。晚上饭店生意红火，虽然客人点的菜都不贵，主要为看电视里报道的汪辜会谈。阿令托人拍了张饭店爆满的照片，洗了三张，一张寄回老家，一张压在收银台玻璃下，一张拿回家给小云看。小云不在乎客人多寡，只好奇大电视是啥样子，专门跑去店里看。正是下午，电视没开，店里没人，小云让阿令把电视打开，阿令说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看的。打开后，小云盯了五分钟，觉得除了屏幕确实大外，画面和十来寸的电视没区别。

两岁的孩子不懂什么是离婚，坐在婴儿床边悬着腿，阿令用宣布重大决定般的语气道：“你妈好心，拿走了所有的钱去厦门，房子，店，都留给我们父子了。”说完这话，他觉得小云和自家老妈还真有相似的性格。阳台上，阿令抱着儿子面向晋江和台湾，高低起伏的屋顶稍微遮住视线，日光晕开清源山的轮廓，在山、树木与楼房的缝隙里，东方的江和海是一段段发亮的水块。胜利，他为怀里的儿子而感到光荣——在你还不认识我的时候，我已经是这儿的大老板了。你外公外婆不肯给我户口本，但我的智慧说服了他们。你妈说饭店挣不了钱，但这店里每晚都客满。这不是吹牛，这是历史决定的。这谁能解释？

虽然今天没开工，但他知道店里的喷泉一刻不停。阿令骄傲地把孩子举高，风卷着江面上咸味的海潮气裹来，把阿令的白单衣吹得紧紧贴身，像张逆风中干瘪而滑稽的帆。

鹦鹉创作谈：

我果然还是不擅长创作喜剧性人物。

拿到这个题目时，我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就是反讽。光荣是一个在公共空间中被说到乏味的词，但“本味”却很有意思，它暗示了某种需要去蔽的状态。光荣的本味，似乎在是在暗示我展现一次光荣被解构、还原的过程。但我不想写成太政治化或者专门引起讨论的讽刺，我想到了那些脱离主线的情景喜剧里的形象，自信、自洽、毫不掩饰的滑稽，于是塑造了阿令这个人物。整体来看，他一直在说大话、虚荣而充满幻想，在事业上确实是失败的，情感上也不成功，不过有点市民的小善良。但我不是想讽刺他，我是想写出这种人在不断的行动中所制造的一地鸡毛中的“微小胜利”；但我也不是要把这种胜利歌颂为光荣，那是很肤浅的心灵鸡汤。契诃夫试图将那种“需要行动但却没有行动的时刻”戏剧化，我则相反，我试图将那种“想要停止但停不下来的时刻”戏剧化。这个故事里的人物都是行动派，都在追逐各种欲望，事与愿违却坚持不懈，这不是因为他们愚蠢，而是因为没有人想过自己想要什么，所以也没有人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停下来。可是行动之于人已经足够光荣，如果再去用成败或意义修饰它，反而显得可笑，就过于光荣了。

多光荣算光荣呢？我也不知道。这就是我理解的“光荣的本味”了。

虽然想得不错，但最后写出来的效果，也还是有股鸡汤味。阿令这个人物本身就设计了一点文青感，但在这个叙事者的语调里，后半段这种文青感完全渗进去了，这不是我想要的。反而是小云的形象我挺喜欢，戏份不多但很有趣。回头看，叙事者的位置被阿令牵扯得很严重。开头那部分还好，但从小云出场开始，叙事者就过于关注阿令了。它早该放空目光，但却没做到。等到结局时我终于发现不对劲了，但已经晚了，阿令身上承载的目光已经过重，为了保持结局不会太突兀，只能归于庸俗。所以，结局我尤其不满意。我本想写出一个非常光荣的、神谕或者欢乐颂般的结局，一种宏大到瞬间碾碎一地鸡毛，然后沾了一身鸡毛的感觉。但琢磨半天毫无想法，只好以一个俗套的抒情画面草草了事。

回看最后那个阿令举着孩子吃风的画面，简直是蠢到了家。但幸好足够蠢，让我突然想起抖音刷到的《爱情恰恰》广场舞，然后想出了这个标题。

当然这是考场的常态，如果再去反复修改打磨，就丧失了真题挑战的意义。此时我只能重复上一年真题挑战中说过的原话：这种时候就要松弛下来，不管如何，先把结局顺利完成再说，剩下的交给风调雨顺。

洛洛点评：

一个走错了门但仍不回头的人

——读《东南恰恰》

一出喜剧的成立需要多少条件？《东南恰恰》里的阿令站在泉州的阳台上，怀里抱着刚满两岁的儿子，身后的房子因婚变而空掉了一半，遥远之处是晋江与他从未到达过的台湾海峡。阿令在心里对一个尚未学会开口的婴儿宣布了自己的胜利。这就是喜剧性出现的时刻了。

读罢小说我们知道，《东南恰恰》讲的是一个名为阿令的两湖青年，带着家里的积蓄来到了泉州，名义上怀揣着寻找被国民党抓壮丁带去台湾的大伯的使命，而背地里被另一张更为模糊庞大的东西驱动着：两岸关系的历史进程在他身上被内化为命运的许诺，他真诚地相信着自己会成为“泉州的王”，也相信开一家湖北风味的饭店，就是在历史洪流中占据了某个关键的位点。阿令在这个海港城市娶了从乡下来的姑娘小云，生了孩子，买了房，同乡会搞得有声有色，饭店也一度座无虚席。而后两人婚姻破灭，小云看出来，阿令所谓的事业不过是拿了母亲的钱维持一桩体面的幻觉，于是拿了钱走去厦门，留给阿令房子、店和孩子。故事就这样在阿令抱着孩子面朝晋江的时刻结束了。他是一个可笑的人物，当然，因为他将一种并不具备那种资格的事物命名为历史的必然；但是阿令也让人感动，因为他最后仍站在那里，仍然带着他不可遏止的生命冲力朝向一个他仍旧会照旧与之相处的世界。这种可笑与感动是同时出现的。但是这种同时性如何可能？回头去看小说的处理：母亲说他的菜比食堂好吃，阿令听到的则是自己有当大厨的天赋；他开店之后恰逢两岸关系的改善，于是他视之为天命的确认；饭店因大彩电播汪辜会谈的新闻而客满，阿令认为这是事业成功的证据；婚姻破裂后他独占了房子和店面，于是则认为自己获得了胜利…… 阿令无数次地将一个有限的事实膨胀为无限的意义叙事。换句话说，他用以理解世界的概念框架与世界自身的感性实在之间，始终存在一条缝隙，只是我们作为旁观一切笑和泪的读者对此心知肚明，而阿令自始至终看不到它，也永远不会看到它。这就是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在《批评的解剖》所勘探出来的那个结构：在喜剧中，人物常常始终缺乏对自身处境的充分认识。喜剧中的人物活在一种部分的无知中，他们并不完全理解眼下发生之事，而观众总比他们知道得更多。

因此我说，《东南恰恰》的确就是一出喜剧，而这种喜剧成立的根源完全不需要由所谓“悲剧性”得以保证（实际上，“喜剧的内核是悲剧”这个说法我一直视之为一种对喜剧的巨大误解）。关键在于，自亚里士多德以降，喜剧一直作为一种体裁与悲剧对举，而二者的差别并不在于结局人物命运的幸福或悲惨，而在于对人之处境的不同领会方式。大略而言，悲剧总关心人在与超越性力量遭遇时所显露出的尊严与毁灭，而其核心在于亚里士多德所谓的“醒悟”（anagnorisis）：悲剧英雄在最终时刻认出了命运的面目，可一切已经太迟。悲剧英雄的醒悟带来的是不可逆的停止。但是在喜剧里（或者说在《东南恰恰》里），醒悟从未发生。阿令有两处尤其接近这样的悲剧性时刻：其一是搬家后蹲在阳台浇花时，“突然感觉格外疲劳，怀疑自己是否不该来泉州”，但这个怀疑马上被巨大的日常惯性复又淹没了。另一处则是那个台湾客人终于出现的时刻。阿令发现此人居然“衣着与本地人并无差别”，于是“奇怪自于自己激动不起来，且什么也追问不下去”。如果阿令真的在此停住，完全有望实现对自身的全部想象体系的根本的质疑。但是他没有。接着我们就看到，阿令又找母亲要钱重新装修了店面，升级喷泉，买大彩电。他仍旧在一种执迷不悟的状态中生活。我们至此其实已经悄悄越出了弗莱关于喜剧所给出的那个信息不对称论的边界，因为阿令无法选择停下来，并非一个认知性的问题：他之所以屡撞南墙不回头，实际上其缘由接近一种生命层面的惯性，一种比任何特定的错误或者挫败都更为根本的惯性。每一次本应使得运动弯折或停止的力量出现时，它都仍带着同一种姿态继续向前，就像小说里写到的一样，“这谁能解释？”

“这谁能解释？”成了阿令的拿手玩笑。最开始它尚是一个自发的表达，后来则逐渐降格成了一种机械重复，一种自我催眠的咒语，但阿令仍然对此毫无觉察。它变成某种自动机，在任何场合都可以触发。而与此同时生活在剧烈变化：他结婚、生子、妻子离开了他、继续向母亲要钱、台湾客人来了又去。生命过程本身的流变是不以认识的僵硬而更易的，但是一具重复的提线木偶被嵌在其中，可笑就在这里发生了。生命遭遇挫败、跌倒，但是永远可以再来一次。其本质就在于永远继续下去这一行为本身。喜剧之所以令人愉悦，按照苏珊·朗格的看法，其实就是将这种不可遏止的生命节律在感知层面上呈现给了观众：生命要延续下去，这种内在的力比任何灾难给人的力量都要更为持久。阿令停不下来，这本身又由他自己的欲望结构所导致。父亲念叨被抓壮丁带走的大哥，寄了三封信，托各种门路寻找，杳无音讯。阿令从报纸上看到返乡老兵，看到皮箱和外汇。然后他带着家里的积蓄来了泉州，得知政策是单向的，他过不去。女服务员问他为什么留下来开了这家店，他回答说：“我是带着亲人给我的任务来的，我预感伯伯还活着，他一定也肩负着某些使命……这是两岸的大生意。”阿令的一整套叙事几乎都是借来的（这里可以看出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那个经典的三角欲望模型）：他从来没有找到自己的欲望，只能用现成的公共叙事填充这个位置，而由于这个位置是从来没有过一个真正属于他的东西，因此他不可能知道什么时候该满足、什么时候该停下。阿兰卡·祖潘契奇（Alenka Zupančič）在《不同的请进来：论喜剧》（The Odd One In: On Comedy）里描述过这种运动：喜剧人物走进了一间错误的屋子里，但是他没有停下来。他仍继续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上（他走错了门）进行着他全部的行动，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喜剧人物坚持在错误中向前。这里没有任何悲剧意义上的“醒悟”发生。

这种闷头直往就是题目里“光荣”的来源吗？鲁迅《墓碣文》中的那段话设定了一个认识论的困局：抉心自食，欲知本味，但在创痛中我们无法认识，在痛定后，经验已经变质，同样无法认识，因此所谓“本味”在任何时间点上都是不可抵达的。而创作谈中提到，《东南恰恰》的用意是：行动之于人已经足够光荣，但如果你试图把这种光荣从行动中抽离出来去品尝它的“本味”，你就进入了和鲁迅描述的同一个死局。这就在《东南恰恰》里带来了一种特殊的结构：光荣和可笑并不是对立的两极。或者说这里有一种拓扑性的连续关系。借由喜剧性的这种永远可以再来一次的冲力，我们感受到了那种不容轻视的力量；但阿令自己所做之事，则是把这种朴素的、沉默的冲力不断翻译成一种更为宏大也更为空洞的语言。在这个翻译发生的瞬间，光荣就溢出了自身，变得“过于光荣”了，于是成为可笑之物。可笑就是光荣在进行自我命名时的溢出物。设想，阿令如果只是默默地在泉州开着他那家不赚钱的湖北菜馆，养两个无所事事的服务员，他身上那种执拗的坚持，或许反而会显出某种不可否认的尊严。但他身上那种提线木偶式的反复，恰恰是这种尊严的反面。阿令的可笑不在于他的行动，而在于他解释行动的系统对于行动本身的遮蔽。

从小说的写法上来看，作者有意采用了一种相当谨慎的叙事距离：既非全知的俯瞰视角，也没有完全钻入人物的内心。这种距离主要通过细节的排列来制造，几乎不出现什么评论性的语句。这种叙事态度可以视之为幽默的，因为幽默的要义就在于叙述者意识到了可笑之处，但不急于宣布它。幽默是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内含一种不动声色的自觉。幽默的人甚至将自己也纳入了可笑的范围之内。正因为这种不宣判的态度，阿令的自我认知与外部现实之间的差距，才能作为一种被读者持续感知、却不被人物察觉的张力存活于文本中。如果叙述者急于揭穿，差距就被消解为一个教训或一个笑话的终点；如果叙述者完全进入阿令的视角，差距就会消失。幽默恰好维持了差距的可见性而不终结它。不过，这种叙事的克制到了小说后半段的确慢慢走形了：小云出场后，叙述者的注意力开始越来越集中地锁定在阿令身上，小云的内心仅在极少的瞬间被触及（她看母亲打电话的样子，她觉得大电视和小电视画面没区别）。而到了离婚后的段落，叙事视角几乎完全被阿令的内心独白所占据。这种聚焦的收窄本身未必是问题，但它确实导致了一个后果：阿令在叙述者的目光中变得过于沉重了，他渐渐成了叙事的焦点和情感的唯一承受者，而不再是置身于一个由渡口、晋江、商业生态、一群各怀鬼胎的人们所构成的广阔世界中的有限存在者。这使得结尾时阿令站在阳台上的抒情画面需要承载的东西，多多少少超出了它的结构容量：它不得不同时完成总结人物、释放情感、给出终极比喻这三重任务。而在更理想的状态下，这些功能本应分散在更多的叙事材料中被不同的元素分别承担。与之对比，开头第一段则写得相当好：它有一种极其密实的世界感，不断吸引人读下去。恰恰因为那时叙述者的目光还最为自由。乍一看，其中包括了时代背景、地理环境、人物介绍，但实际上三者均是一体的：泉州的渡口状况决定了什么样的商业会兴起，商业的生态决定了阿令的位置和他对自身位置的理解，而他对自身位置的理解（看不起那些人，坚持不做海鲜）又反过来暴露了他的性格。世界和人物是同步被建构的。这就是世界感的来源，也是小说阅读的吸引力的来源。

让·保尔（Jean Paul）曾提过，幽默就是一种“倒转的崇高”。崇高以无限压碎有限，幽默则以有限消解无限。阿令不断地试图将自己的有限性介入无限的叙事中，但小说则让有限的现实一次次地从无限叙事的缝隙中持续地渗漏出来。这种渗漏缓慢、持续，但不会被阿令察觉。尽管阿令不断地在与饭店的账面、母亲支付的钱财这些东西打交道，但是这些事物作为有限性本身，永远不会压碎阿令无限的叙事（那是悲剧做的事情）。阿令的无限叙事并非他自己的发明，他生活在一个所有人都在吹牛的时代和地方。他和鞋厂老板、小云、商业励志书的作者们在有段时间里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小云比阿令更早地接触到了实在的边界，然后退出了她走错的那扇门。阿令从未回头过，因此变得最为可笑，同时——按照这篇小说的那种对光荣的特殊理解——也是最光荣的。只是这种光荣恰恰在自我命名时被消解了，转而溢出为一种可笑。阿令仍然会继续开店、装修、离婚、周游、对着婴儿演讲，继续朝着一个他认定的前方行进下去，因为他的运动比回头这个念头要更为原始。而在这样一种永不回头的冲力面前，笑和某种无法命名的尊重作为同一件事同时出现了。

后记

第四期真题挑战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从“饮食规范”里不可消化的芹菜纤维，到“兰亭序”真伪交织的家族迷局，再到“生前身后”那一声骨骼脆响中麻木与疼痛的代际传递——这个专栏走到第四期，我们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把考场上的高压时刻，变成可以反复观看、拆解、品味的创作现场。而这一期，我们迎来了迄今为止最“轻”的一个故事。

阿令是一个让人忍不住发笑、又笑完之后沉默片刻的人物。他走错了门，但从不回头；他把有限的事实膨胀为无限的叙事，把自己活成了一则行动先于意义的注脚。鹦鹉学长说，他本想写一个“宏大到瞬间碾碎一地鸡毛”的结局，最后却只能让阿令站在风里，白单衣像一张干瘪的帆。但恰恰是这个“不够光荣”的收尾，让我们隐约触到了光荣的本味——它不在命名中，不在解释里，就在那种停不下来的向前冲里，哪怕姿势滑稽，哪怕无人喝彩。

感谢鹦鹉学长又一次在考场情境下交出了完整的答卷，并坦率地分享了创作中的遗憾与取舍；感谢洛洛老师以弗莱、苏珊·朗格、祖潘契奇为舟楫，为我们打捞出喜剧深处的精神脉络。一篇小说的诞生，从来不是孤立的灵感闪光，而是一次次理论、直觉、经验与失败相互碰撞的漫长旅程。我们希望这个专栏能成为你旅途中的一个小小驿站：在这里，有人陪你复盘，有人陪你争论，也有人陪你一起，对着那个站在风里的阿令，笑出声来。

创作从来不需要完美的结局。它只需要你还在走，哪怕走错了门。

下期真题挑战，我们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