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7年高考作文针对性阅读资料:报刊时评文精选(065)

一 唐香玉拒不道歉被强执，公共表达要亮出更精准的武器

据封面新闻报道，企查查App显示，近日，法院公开脱口秀演员埃克起诉同行唐香玉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判决书。判决书显示，唐香玉于2023年12月9日发布标题为《实名抵制 拒绝性骚扰 拒绝受害者有罪论》的文章，侵害了原告名誉权，法院判令被告删除侵权文章、公开发布致歉声明，并赔偿原告各项损失2.5万元。因唐香玉至今未履行赔礼道歉相关义务，原告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依法公开判决书部分内容。

对此，有网友评价“这事看得人真憋屈”，更有多人表示支持唐香玉。据此前报道，2023年12月，埃克被爆料涉嫌偷拍女演员穿短裤照片，还与其他演员在群里进行评价。随后，唐香玉在内的多名脱口秀女演员以及国内多家脱口秀俱乐部发声，表示拒绝与埃克合作。

另据羊城晚报报道，唐香玉曾发文澄清自己并非此事件的受害者：“我只是众多发声者之一”“曾经也是性骚扰受害者，不想看到下一个受害者”“真诚希望各位从业者能正确认识性骚扰行为的性质和危害，共同创造一个无性骚扰的、尊重、平等的行业环境”。

若唐香玉的发声是源于“淋雨者主动为人撑伞”的动机，那其行为超越了个体遭遇及单个行业，是心系公义的仗义执言。这是其败诉仍获网友支持的原因。

但道义之外，法律的归法律。名誉侵权与偷拍定性不是一回事，埃克是否偷拍、行为是否构成性骚扰，需法律来界定，应慎用“证据确凿、性质恶劣、害群之马”等定性措辞。反偷拍“檄文”，需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用完整严谨的证据支撑，才能避免出现名誉权纠纷。

公共表达恪守法律边界，才能让无良无德乃至违法行为无处遁形。何况，法律红线外还有世道人心。网友情绪还源于当初网传的群聊天截图，当中的低俗言语和冒犯性质暴露无遗。“穿长裤啥事没有”“女性美腿会激发男性欲望”，很难想象这种受害者有罪论的返祖式观念，堂而皇之出现在“文化人”群里。

都说文化行业的人还得有文化。语言工作者不说高台教化，至少不能输出不良价值观，不能成为反文明法治的拥趸。所以，彼时唐香玉等人挺身而出，公开发声抵制职场偷拍与隐性冒犯，这份直面乱象、声援弱者的勇气，是公众共情她的核心原因，也是为何此番不少网友声援“唐香玉拒不道歉”。

而法院判决侵权自有法理依据，不会容钻空子的“倒打一耙”。我们尊重司法判决的权威，在判决之后网上出现对唐香玉的共情和支持，不是对判决的不满，而是支持反偷拍反性骚扰的底线不可逾越，同时提醒所有人：不要因为一次表达失当就不再仗义发声，也不要因为判决结果就混淆是非迁怒他人，而应从中看到公共表达需要亮出比愤怒情绪更锋利的武器——精准与克制。

日前，脱口秀演员小海在节目中似乎巧妙接过了这一棒，以街头摄影的“老法师”为主角，辛辣讽刺其拍摄行为，用“穿长裤就没事”“美腿激起人的欲望”等段子赢得喝彩。这可以作为公共表达的进阶启示，以勇气为底色，基于事实、恪守边界、理性发声，让涉事者既如芒在背，想挑刺又无从下手。

正义发声要既有温度，更有分寸，避免付出“发声过激”的法律代价，或是这场风波留下的社会价值。

二 痛失一家三口，龙卷风防灾需补齐全民认知课

据新京报报道，6日晚，湖北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暴雨强对流天气。其中，黄冈、鄂州等地遭遇罕见龙卷风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鄂州一小区6楼一户人家三口人，在关窗时被大风卷走坠楼，不幸身亡。

龙卷风是自然灾害的一部分，既是自然中的常客，也是人类社会的常见现象，只不过在中国发生的龙卷风相对较少，发生的地域主要局限在华南和华东地区，在南海的西沙群岛上也常出现。

根据中国国家气候中心的统计数据，1991年—2020年，中国每年发生约38个龙卷风。按藤田级数（EF级）可将龙卷风分为6个等级，其中EF2级及以上的强龙卷风被定义为较大/强龙卷风。1961—2010年，中国共出现约165次EF2级及以上的强龙卷风。2003—2019年，中国仅确认在江苏省发生EF4级极强龙卷风。2020—2026年，有5次强龙卷风，此次黄冈出现的是EF2级强龙卷风。

龙卷风是一种气旋，常常发生于夏季的雷雨天气，尤以下午至傍晚最为多见。龙卷风的直径一般在10多米到数百米之间，极少数直径大的才达到1000米以上。龙卷风持续时间一般只有几分钟，最长不超过数小时。

虽然只有几分钟到数小时，龙卷风所过之处造成的危害极大，因为龙卷风的风力特别大，在中心附近的风速可达100—200米/秒，风过之处拔起大树、掀翻车辆、摧毁建筑物，卷吸走人。

此次黄冈市发布的龙卷风灾情，最大风力超过15级。这种级别的风力破坏力极强。

由于全球气候的改变，极端天气状况变多，龙卷风也比过去更多地产生。此次龙卷风的产生就借助了台风之力，受其残余低压环流影响，湖北上空水汽极为充沛，同时东北冷涡携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在湖北上空发生剧烈碰撞，形成了龙卷风。

这种情况也意味着，未来，中国出现龙卷风的几率可能会变大，人们会比以往更多地看到和经受龙卷风的光顾，也因此可能对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害。因此，减少龙卷风对人的伤害和破坏财物，迫在眉睫。

如同应对其他自然灾害一样，对于龙卷风的伤害，最重要的就是预报。但是，龙卷风具有尺度小、突发性强的特点，预报难度极大，只能预警。

中国目前采用了多种手段进行预警，首先是现代科技手段。如采用多普勒天气雷达预警，通过监测雷达回波中的“中气旋”（旋转的气流涡旋，直径通常2千米—10千米，垂直高度可以延伸数千米高，通常在龙卷风发生前20至30分钟出现）来判断龙卷风母体风暴是否存在。同时也采用X波段相控阵雷达，通过快速扫描，弥补常规雷达探测盲区，大幅提升对强对流判识的精准度。

另外，气象预报员也会通过环境背景条件进行分析和预警，如观察低层垂直风切变、水汽条件、不稳定能量以及风暴相对螺旋度等。

应对龙卷风，气象“硬实力”是支撑和底气，而防灾减灾还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近年来，气象部门持续推动各地将高级别预警信号与停课、停工、停运、停业等应急响应挂钩，让气象信息真正转化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行动。

在极端天气频发的情况下，在应急防灾体系中加强防范应对龙卷风的教育尤为关键。

加强应对龙卷风教育，‌需要分层精准宣教‌，例如针对学校、社区、企业定制差异化内容，重点覆盖龙卷风多发区及脆弱人群（老幼病残），打破“北方无龙卷”认知偏差。

‌其中，从校园开始就需加大这方面的教育与演练。例如，中小学可将龙卷风辨识与避险纳入必修安全课，每学期至少开展 1 次全流程疏散演练。要讲清楚龙卷风的基本知识，并让学生了解龙卷风的特点和避险方法。

在信息时代，还必须建立校-家-气象联动机制，让龙卷风预警直通校园，并在校内广播系统设置一键触发的特定警报声。让学生能第一时间躲避龙卷风。

龙卷风的威力大，破坏力强，但通过跨部门联动和基层响应，加强防范应对龙卷风的教育，仍然可以因地制宜，以合适的方式来避险，减少损失。

三 一年死亡131人，该怎样治理疯狂的“野游” 

今年6月28日，福建仙游刺刀峡谷，又发生一起5人溺水身亡的悲剧。这不是第一次，也可能不是最后一次：2016年该地已有溺亡事故，2023年有驴友滑倒遇难，2025年又有游客高处跌落重伤。公安通告、警示牌、入口铁门，乃至一次次血的教训，都未能真正拦住“野游”的脚步。

当然，类似情况并非一地独有，全国多地景区为防“野游”不约而同以生态保护、防火等名义设置隔离封堵设施。然而，单纯的封堵措施却客观造成了阻拦野生动物迁徙、增加火灾逃生隐患等次生风险。更关键的是，一味封堵非但没能挡住“驴友”的脚步，反而将他们推向了更冷门、更危险的路线。

一边是民众奔赴山野、亲近自然的旺盛需求，一边是粗放封堵带来的治理失效，“野游”屡禁不止早已不是部分驴友任性冒险的小事，而是折射出文旅供给、安全保障、行业监管、配套制度等多重结构性矛盾。

“野游”为何难以禁止？

想要减少“野游”悲剧，先要读懂：为何明知风险重重，驴友依旧执着奔赴无人荒野。

从生物学视角看，人类天生带有“探险基因”。在史前时代，爱好冒险的原始人往往能获得更多食物与生存机会，也更有可能将基因传递下来。换句话说，今天的我们，很可能是那群“爱冒险的人”的后代。

从社会学视角看，现代都市生活的高压与封闭，让原生态山野成了情绪的“减压舱”。“今天没有信号”，意味着暂时摆脱身份、工作与社交的束缚，重新找回对自由与自我的掌控感。

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与收入提升，也让户外运动从科研、科考等小众活动，变成大众生活方式。数据显示，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体育产业通常会迎来爆发式增长。

2024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3万美元。根据《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2024—2025）》显示，截至2025年4月初，我国户外运动参与人数超4亿。而根据相关部门统计，2020年全国徒步爱好者数量已突破6000万。

然而，与这一旺盛需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合规供给的严重不足。根据相关报告，截至2024年底，我国健身步道17.18万个，总长度40.76万公里，但能够满足更高强度的中长距离徒步需求、并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森林步道相对缺乏。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官网信息，目前全国仅规划12条国家森林步道，总长2.2万公里，真正建成并向社会开放的，只有287.1公里。

当正规、优质的徒步路线稀缺，社交平台上各种“野生攻略”自然备受追捧。再加上部分热门景区门票与摆渡车价格节节攀升，过度商业化、千篇一律的打卡点，以及节假日的人山人海，都在不断消解人们的自然体验感。

于是，越来越多游客被推向那些无需门票、更具原始野趣的未开发区域——这或许也是“野游”泛滥的客观诱因。

“风险源”来自哪里？

中国探险协会2025年统计数据敲响警钟：2025年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比增长41.2%，其中受伤272人、死亡131人、失踪37人。山地是事故发生最为集中的区域，全年共记录事故379起，占事故总量超八成。

有专家分析称，迷路仍是最高发事故类型，新手野外认知与导航技能欠缺明显；滑坠、高坠为主要致死原因，溺水、中暑随极端天气显著增多。

这说明，“野游”不同于公园锻炼身体，而是有门槛、有风险的“特种旅游”。一场负责任的户外活动，需要提前了解天气、规划路线、配备专业装备，更需要具备基本的野外生存与自救能力。仅靠几篇网络攻略就贸然进山，本质上是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任。

而比个人能力不足更值得警惕的，是组织端的失序。中国登山协会虽有“初级山地户外指导员”培训认证，但户外领队并非强制要求相关证书。刺刀峡谷事故发生后，当地登山协会负责人亦坦言：“涉事领队户外经验没那么丰富。”

更有甚者，为了招揽客源，一些商业机构主动降低参与门槛，将高风险线路包装成“零基础可参与”的娱乐项目。这种对风险的刻意弱化，无疑放大了事故发生的概率，也加剧了“小白”与高风险活动之间的错配。

以规范供给替代简单封堵

面对民众日益高涨的户外运动需求，如果仅仅以高风险或者生态保护为由全面禁止，既不现实，也难以奏效。将一切“野游”简单定性为“违规”，并不能解决供需错配背后的深层矛盾。更可行的思路是：以规范促发展，在发展中实现风险可控。

引导户外运动规范安全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政府、行业、社会以及参与者共同发力，构建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

在这方面，一些户外活动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也有值得借鉴的经验。比如，将户外风险管理贯穿于各领域户外活动的全过程，其核心理念并非杜绝安全风险，而是通过提供充分信息，让户外旅行者作出理性决策。因此，预防式管理应优先于应激式管理，预警机制的优先级高于救援机制，把安全防线前置到出行之前。

瑞士素有“户外运动之国”的称号，近60%的人有定期徒步的习惯。相较于庞大的户外参与群体，瑞士人在运动中发生严重意外事故的比例却并不高，这与其完善的户外运动体系和风险管理密不可分。

在阿尔卑斯登山运动发展成熟的国家，行业协会早已跳出单纯爱好者社群的范畴，成为山地户外多元治理的关键枢纽，负责制定行业标准、统一行业规范，对徒步线路的评估分级与养护，建设维护“山屋”等基础设施，并承担主要的户外救援任务。

拥有160余年历史的“瑞士阿尔卑斯山俱乐部”，根据体能要求、安全系数、技术水平等，将全国约65000公里的徒步线路划分为6个难度等级，为民众出行提供清晰可靠的风险参考。

中欧规模最大的山地行业组织奥地利登山协会的国民渗透率位居全球前列，全国约5%的人口均为在册会员；每年75欧元的会员年费包含全域山地救援保险，从源头化解遇险后高额救援费用的痛点。

相较之下，我国民间户外活动仍属于比较松散的状态，政府监管多集中在“事后处置”，对事前备案、路线审批、领队资质等方面缺乏统一的制度安排，导致大量风险在源头就处于失控状态。

破解这一困局，首先应当摸清底数、分级管理。各地政府联合登山协会等专业力量，对探险旅游目的地资源开展调查与风险等级评估，针对不同风险等级区域开展的户外活动设置差异化管理措施。按风险从低到高，可依次采取自主准入、出行备案、行政审批、封禁等管理方式。

事实上，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探索给驴友一份“官方攻略”。近日，陕西西安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局发布《西安市秦岭生态友好徒步指南》，对外公布了11条“难度不同、场景多样”的合规徒步路线，周末及节假日配备专业救援队伍值班。

针对鳌太线等明令禁止穿越的极高风险区域，可依托数字化手段加强管控，要求户外平台下架、隐藏禁入区域轨迹，减少非法穿越的信息引导。

对于已经形成固定穿越路线的热门“野游”区域，可在评估生态承载力和安全风险后，适度开放规范管理，配套完善安全保障服务，建设庇护所、应急补给点等设施，变民间自发的“野游”为合规的户外目的地。

比如，四川彭州九峰山、铁瓦殿区域，属于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区，即便布设了铁丝网和摄像头，也没能阻拦驴友进入，迷路、失联的情况时有发生。既然单纯封堵难以奏效，不如进行疏导，当地已规划新的徒步线路，目前正在开展安全评估。

其次，构建保险分担机制。户外活动的安全风险远高于旅行社组团旅游，市面上针对户外救援、装备损失等场景的保险产品相对欠缺。这就导致高风险活动缺乏保险覆盖，一旦发生意外，无论是救援费用还是后续治疗，都给个人和公共财政带来沉重负担。

对此，可以鼓励行业协会和保险机构合作，开发覆盖不同风险等级户外活动的专属保险产品，探索“会员费包含救援保险”的模式，既降低参与者的经济负担，也分摊公共救援的成本。

再者，依托行业协会等专业组织完善社会培训认证体系。鼓励社会组织、专业机构开展户外探险技能培训，建立统一的认证体系。

与此同时，提高从业者准入门槛。民政与体育部门在受理户外俱乐部注册时，可将行业协会资质认定作为前置条件，坚决清退无资质机构，压缩“草台班子”生存空间。

最后，推动社会形成风险共识。通过对热点事件充分讨论，形成比较稳定的价值判断，参与者能够从一开始就在框架下行事，养成行动习惯。

以规范供给替代简单封堵，在生态保护与公众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知易行难，却是户外治理的必由之路。唯有如此，才能让每一场奔赴山野的旅程，尽兴而去，平安而归。

四 副处长被指霸道停车，“八小时以外”也要管

长沙一小区女车主恶意占用邻居车位的纠纷，持续发酵数日，女车主被指为长沙市体育局某处副处长彭某某。7月9日晚间，长沙市体育局发布官方通报，针对“我局工作人员”占用他人车位一事，将联合公安、属地街道开展全方位核查，依规对涉事人员作出处置并对外公示。

业主闵先生花费8万元购置小区的产权车位，6月30日晚间，其发现自家车位上停了别人的车。他联系车主，发现留的电话是错的；几经周折，终于联系上了，对方却称“在外地出差，要三四天才能回”，结果又被发现一直在小区里面，只是“不想下楼”。明明自己理亏，女车主却两次报警，并且拒绝道歉。

之后，双方矛盾升级，闵先生用U形铁管等将这辆车封堵在自己车位内。7月6日，女车主托人传话愿转500元“私了”，但省略道歉，被闵先生当场拒绝。直至7月7日晚，经社区多方反复调解，围挡被拆除，僵持八日的车辆才得以挪走。

一桩本可一句道歉、马上挪车就能化解的邻里纠纷小事，最终演变成持续多日的公共闹剧，引发全网反感。整场纠纷中，涉事车主撒谎推诿、蛮横对峙的种种表现，尽显傲慢。

女车主公务员的身份，特别是副处长的身份，在舆论场中被反复聚焦、放大，成为这起事件的刺眼标签。

占用邻居的车位，拒不道歉，态度蛮横，到底是不是特权意识在作祟？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显示彭某某“以权欺邻”，但是，公众聚焦点自然在其领导干部的身份之上。领导干部模范遵守法律，这是当然的要求，也是公众“十手所指，十目所视”的对象。

全面从严治党，从来不止约束公职人员“八小时内”的履职行为，干部的日常生活、公共言行同样在纪律监督范围之内，不存在公私分割的纪律盲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党员干部违背社会公德、侵害群众正当权益的行为设置了明确惩戒条款。比如，其中规定，“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在公共场所、网络空间有不当言行，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有其他严重违反社会公德行为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相应处理。

领导干部手握权力，背负特殊职责，社会对其抱有更高的守法、守德期待。车位方寸之间，同样是检验干部作风的试金石。从严治党向生活细节延伸，就是要破除“八小时外无人管”的侥幸心态。以刚性问责划清底线，让每一名公职人员牢记：单位内外，人前背后，都要做守法有德的表率。

执纪问责不分公私场景，作风建设没有终点和盲区。希望长沙市体育局履行承诺，依法开展全方位核查，依规对涉事人员作出处置并对外公示。副处长霸道停车，不能没个处理结果。

五 48个玻璃人形吓到游客，公共艺术翻车症结在忽视“公共”

近日，据大风新闻报道，有游客爆料称，上海市青浦区东方绿舟景区内的渔人码头附近，有48个彩色人形玻璃雕像，模样奇怪，有点儿吓人。游客发布的视频显示，一块空阔的场地上，矗立着多个彩色人形的雕塑，几乎一模一样。景区则回应称，这群雕塑的名字叫“池中人”。涉事公司曾发布消息专门介绍称，这是法兰西学院院士作品，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对话。

从云南“人体蜈蚣”到甘肃“活埋汉武帝”，公共艺术接二连三陷入类似争议，这已不是个别人的审美问题，而是需要正视的社会课题。

每一桩类似的翻车事件背后，几乎都有拿得出手的身份标签。法兰西学院院士、“荒野艺术计划”、雕塑大家，个个来头不小。但标签挡不住公众的不适感。艺术作品走向公共空间，就注定要接受公众的审视。毕竟，景区不是私人画廊，游客也不是专业评审团。

走进景区的游客，艺术素养参差不齐，不少人理解不了先锋前卫的表达。当大多数人带着放松心情的期待，却迎面撞上“人体蜈蚣”或48个面目雷同的玻璃人时，第一反应不是“好深的寓意”，而是“好吓人”。这不是观众审美低下，而是作品与观众之间的审美沟通彻底断裂了。

从这个层面上讲，一些公共艺术最大的荒诞在于，作品放进了公共空间，公众却被排除在对话之外。私人空间里的创作可以百无禁忌，公共空间里的艺术品却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公众在看。因此，被放置在游客必经之路上的雕塑，背负着与普通观众建立审美连接的责任，至少不能让人产生抗拒。

当然，并非所有引发争议的公共艺术都是失败的，争议本身可以是艺术价值的组成部分，因为这意味着作品触动了某种神经。真正的问题在于争议之后发生了什么。当观众说“吓人”的时候，创作者有没有机会解释创作意图，引进方有没有提供让公众进入作品的路径。

事实却正好相反。“人体蜈蚣”事件中，荒野之国艺术园抛出“理解不同”的论调，此次东方绿舟丢下一句“人与自然的对话”。公众的感受被悬置在中间，不被认可也不被回应，变成一场没有下文的网络喧嚣。

艺术的公共性，不仅在于作品被放置在公共空间，更在于作品与公众之间建立起可沟通的关系。如果回应只剩下“这是艺术、你不懂”，那这件作品在“公共”这个维度上就是失败的。

把48个人形玻璃像往空地上一摆，旁边竖一块“法兰西学院院士作品”的牌子，和“看不懂但很贵”的现代艺术笑话没什么区别。任何进入公共空间的艺术，解释权不仅属于创作者，也属于每一个与之相遇的普通人。公众有权说“我觉得吓人”，景区更有义务认真对待，而不是把所谓院士头衔当作拒绝对话的盾牌。

公共艺术频翻车，根源在于公共关系的断裂。景区引进艺术品，不能只看名头不看效果，也不能只重宣发而轻视对话。要改变这种局面，景区应当配套必要的审美阐释机制，让观众在“吓一跳”之后还能“走进去”。多一块说明牌、多一场创作者对话、多一次公众意见征集，都比一句“人与自然的对话”更有诚意。公众的感受不是艺术的敌人，恰恰是公共艺术得以成立的基石。

艺术可以先锋，但公共空间里的艺术不能拒绝沟通。当景区用“这是艺术”来回避公众的真实感受时，毁掉的不仅是作品与观众之间的桥，更是游客对景区文化品位的信任。公共艺术如果只活在展出说明里而走不进普通人的感受，就始终是景区里一件“不明所以的存在”，而不是一次真正的审美相遇。

六 美国大萧条持续十余年的根本原因并非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对市场的频繁干预

并不是市场经济失灵，而是政府干预太多使市场经济不再市场化，经济危机带来的市场大萧条就是对政府干预市场误导的总纠错。但是，计划思维主导下的人们并不愿意承认经济危机的到来，尽管经济的萧条在市场上显而易见，但人们仍不会承认这样的事实，最多不过委婉地告诉大家“经济增长减速”或“经济放缓”，甚至连“经济衰退”这样的中性词汇都会被认为是敏感字眼而不得提及。

何以会如此呢？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中庸而婉转用词的世界，那怕是显著的真相，也不会直接点题，甚至用虚妄的伪证来掩盖不愿面对的真相。兜售叫卖成了“导购顾问”，保安看门成了“安保专员”，交际老鸨成了“公关专家”，而近乎诈骗贩的人却包装成了“营销大师”。在每一个行业，显见明白的事实，都被包装在模糊不清的伪装中。

在经济学中亦如此，此前，我们经常遭受几乎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徘徊于经济低谷状态的时期被称之为“萧条”。近代最著名的萧条始于1929年的一个经典的金融恐慌，大灾难过后，经济学家和政客们决定，这样的事儿再也不能发生了。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把“萧条”界定为现实不存在的概念。

从此，人类社会就再不会遭遇萧条了。于是，当 1937年第二次急剧的萧条袭来时，政客与经济学家们就拒绝使用那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名字，并提出一个新的、更柔和好听的名字，那就是：“经济衰退”。从此，我们经历了许多次经济衰退，但没有一次是萧条。

然而，没有多久，对于多愁善感、中庸的人们而言，“经济衰退”这个词儿也变得刺耳起来。于是，便只有“经济不景气”，或者，更好听点说是“经济减速”。所以，从现在开始不用懊恼，萧条和不景气已经在政客及经济学家的用语中被取缔了，发生在我们头上最糟糕的可能不过是“减速”而已。这就是“新经济学”带来的奇迹。 

我们的经济学家接受了凯恩斯主义思想——新经济学。在他们的经济数学、统计图表和不健全的黑话里头，对待繁荣与萧条的态度是简单的，甚至是幼稚的。如果存在通货膨胀，那么通胀的原因就被假定为部分公众的“过度花钱”；所谓的对通胀的治愈就是政府（它自封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器和调节仪）带来的，它介入并强迫人们减少花钱，即通过增加税收“吸收他们的过剩购买力”。另一方面，如果存在着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减速，那就是因为私人消费不足。治愈之道有两条，一是鼓励并刺激大众消费，二是政府增加自己的开支，以此来增加国民支出总额。

凯恩斯主义的核心观点就是：市场自发无法充分就业，会长期萧条。其核心政策主张就是：政府主动干预总需求。

然而，奥地利学派的首席理论家默里·罗斯巴德却认为：大萧条不是因为政府实行“自由放任主义”引起的，而是政府干预过多造成的。经济危机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而是对此前政府干预市场带来的误导的一个总纠错。

米塞斯与哈耶克也有着共识。

米塞斯认为，货币并非中性工具，当央行通过信贷扩张压低利率时，实际上扭曲了真实的储蓄信号，误导企业家进行不可持续的投资决策。人为大规模扩张信用引发虚假繁荣，且以通货膨胀的方式侵害私人财产，使全社会更为贫穷，最终必然终结于大萧条。

哈耶克指出，经济危机源于“知识的分散性”和“时际协调的失败”——市场参与者掌握的信息是碎片化的，而央行无法获取这些局部知识，导致跨期资源配置严重失衡。人为信用扩张扭曲了生产结构，政府干预只会加剧资源错配，让危机更加深重。

罗斯巴德在《美国大萧条》中用详实的史料和历史数据证明：大萧条持续10余年的根本原因并非“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对市场的频繁干预——胡佛政府和罗斯福新政的各种救助政策阻断了市场的自我出清机制，使得原本可以在几年内完成的调整过程被拖得过于漫长。

可以看出，尽管他们的分析各有侧重，却都指向了同一个结论：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非但没有挽救危机，反而加剧了痛苦。也就是说，大萧条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实质上却是政治权力边界的问题。

罗斯巴德将美国大萧条归究于胡佛时期政府干涉市场的恶果，他认为：并不是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失灵，而是政府干预太多使得市场经济不再市场化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美国大萧条虽已作古，但是从前些年开始，就不断有人发出“世界将面临大萧条”的警告。今天看来，这一警告，绝非杞人忧天。最可怕的是，当“大萧条”来临之时，我们仍在掩耳盗铃。

七 10块钱卖台风预报：借AI贩卖预警触碰法律红线

台风“巴威”还在海上，一些博主已经用AI大模型生成了它的路径预测，有的还明码标价，一次收费十元。

据央视新闻报道，随着网络等新兴媒体的迅速发展，网上不时会发布传播未经核实、未标注来源和发布时间的台风和暴雨等预报，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此类行为涉嫌违反气象法，个人发布气象预报可能引起社会误解和恐慌。

法律的规定是明确的。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必须由气象台站统一发布，这条规定自气象法施行起已执行二十六年。它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垄断信息，而是确保公众在灾害来临时接收到的每一条信息都经过专业研判，不会因为信息混乱而错判形势。

台风路径的每一次调整都对应着复杂的观测数据和数值模型运算，不同机构对同一次台风的预测可能差异很大。如果有多个信源同时向社会发布不同版本的预报，公众将无从判断哪一条是经过专业校准的，哪一条只是某位网友的个人推测。

法律把发布权集中到气象台站，不光是因为只有气象台站能做出专业的预测，而是因为在灾害面前，社会需要一个统一的、可以据此采取行动的信息基准。个人通过AI擅自发布气象预报，正是对这个基准的扰乱。因此，气象法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这条红线没有模糊空间。

但这条法律在今天遭遇了立法者当年或许无法预料的情境。过去的个人预报不过是转发或改编官方信息，真假相对容易辨识。

今天的AI大模型可以独立生成一套完整的预报产品，它有路径图、有降雨预测、有时间节点，形态上和官方预报几乎无异。更关键的是，它不需要任何专业门槛，一个完全没有气象学背景知识的人，只要会用大模型，就能在几秒钟内生出一条看起来和官方预报一样专业的台风路径预测。

为什么有人愿意为这种AI预报付费？答案不在技术本身，而在官方预报和公众需求之间存在某种错位。官方预报的措辞天然是审慎的、留有余地的，因为它的每一个措辞都承担着公共安全责任。

预报图上能看到台风强度的变化和大致路径范围，但为什么台风一会儿增强一会儿减弱，为什么路径预测今天北调明天西调，这些公众最关心的信息，预报文本里却不会逐一展开。公众想要一个确切的答案：台风到底会不会从我家门口过。但目前的技术在很多情况下还做不到如此精确。

那些收费十块钱的AI预报正是在这个错位中牟利。它们不是在卖科学，而是在卖心安。一个焦虑的人，花十块钱买一句“台风不会从这里过”，即使这句话并不准确，心里也会多几分安定感。

这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法律必须管住个人预报，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单纯靠监管很难管住这类问题。AI预报的生产成本极低，产出速度却远快于监管流程，封掉一个账号，换一个平台又可以重新开始。

所以，真正的解决路径不单是加大处罚力度，而是把这个缺口用合法、专业、可触达的信息填补起来，要堵，更要疏。

一些气象科普团队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实践样本。他们对外输出的实时天气内容，都是对气象机构法定公众预报和预警的分析和科普，从不越界去发布“台风将在某地登陆”的结论，也不向用户收取预测费用。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把官方预报背后那些被压缩掉的信息释放出来：台风为什么北偏，登陆后可能有什么影响，预报图上的“不确定性”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就是预报和科普之间的边界：不越界发布结论，只帮助公众理解结论。

这条边界清晰划定之后，治理的逻辑也就随之清晰。预报必须来自官方，而科普可以多方参与。法律守住“预报”这道门，确保社会在灾害面前有一个统一的信息基准；科普则打开“理解”这扇窗，让公众知道预报背后的依据和局限。

这两件事间不能相互替代，而是互补的关系。当公众可以从正规渠道稳定获取既专业又易懂的气象科普时，那些收费十块钱的AI预测自然会失去市场。

八 一家四口乘机入境检疫异常，个人便利岂能凌驾公共安全之上

据荔枝新闻报道，近日，一家四口疑携带病毒乘机入境的消息，让不少网友担心该行为或扩散病毒，威胁公共卫生安全。事件起源于一则网友发帖，其称自家四口人在澳门旅游时全家发烧就医，当地医院表示集体性事件要上报，但他们一家第二天便乘机飞回上海。飞机上弟弟“全程都在喷屎”，污染了坐垫、毯子、靠枕等，落地上海后在医院查出有多种病毒感染。

这事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明明涉嫌违法，竟然还自行公之于众？是无知还是无畏，是法盲还是心盲？

若真不懂法，可在此重申：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告，进出境人员如有发热、呕吐、腹泻等传染病症状，应主动配合做好流行病学调查等卫生检疫工作。大河报援引律师意见指出，服用退烧药以逃避体温检测，属于典型逃避检疫行为，如造成了严重后果，就可能上升为刑事犯罪。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有传播严重危险的，构成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

于此，可以理解网友的愤怒。一家人凭一己之力，差点搞出一起公共卫生事件。所幸，海关人员发现了一家四口检疫异常，现场已做拦截和排查处置，并通报给航司，要求其做好卫生处理。航司人员表示，也已严格进行消杀，暂未发现对后续航班有特殊影响。

目前虽暂未发现由此产生的问题，但戏谑化发帖描述过程，看似在谈教训，实则存在认知偏差。

网友们为何难以与其共情，而是愤怒地发出声讨？因为这一家人是在密闭空间拿同行的乘客健康为赌注，将小朋友的狼狈当作调笑谈资。这不是松弛的表现，是对守法依规缺乏敬畏。由此暴露的法盲心态与公德缺失，比病毒本身更值得警惕。

网友呼吁追偿追责也不是为了“网暴”某个人，而是为了确立一个清晰的预期。个人便利绝不能凌驾于公共安全之上，投机违规必将付出代价。

航班检疫、健康申报不是形式化流程，而是防范公共卫生风险、守护大众健康的坚实屏障。任何心存侥幸的行为，突破公共卫生底线的试探，都可能将公众健康置于险地。公共安全无小事，规则底线不容退让。但愿在“虚惊一场”之后，能警示以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出现。

九 28条人命面前，容不得“等下整理”

一场大火，导致28人遇难！据新京报报道，7月9日12时4分许，福建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造成28人死亡。记者获悉，事发前两天该厂即被查出消防隐患，一层有大量鞋底、纸箱等杂物堵住通道，现场要求整改后，管理人员表示，要出货，等下就整理好。两天后，灾难就发生了。

28人遇难，冰冷的数字背后，是破碎的家庭，是亲人撕心裂肺的呼唤。明明已经发现了问题，最终却依旧燃起大火，夺去28条鲜活的生命，令人痛惜。这一事件，表面上看是鞋材易燃、助燃，火势蔓延快导致的意外，实质上恐怕是人祸。

据村干部介绍，从6月9日到7月9日，当地进行每周两次的安全检查。7月7日的检查中发现了两处隐患，除了一层通道被堵外，配电箱附近放置风扇，也违反了“配电箱1.5米内不得堆放杂物”的规定。

然而，规定是清晰的，也发现了问题，还开具了整改单，但到最后，面对这些问题、隐患，管理人员更关心的是能不能及时出货，其所承诺的“等下就整理好”，最终等来的是熊熊大火和滚滚浓烟。

事实上，这并非涉事企业第一次这么干。走廊乱堆鞋材、配电箱附近乱放鞋底等情形，此前就曾发生过。遗憾的是，在赶工期的语境下，当企业把消防提醒当“碎碎念”，敷衍塞责地应付，也就注定了最终的结果。

企业在利益与安全天平上的这种致命倾斜，与其说是对消防的淡漠，不如说是把企业前途和工人的身家性命交给了运气和侥幸。不出事是意外，出事是必然的。目前此事尚在继续调查中，但值得追问的还有：

其一，涉事企业屡次被发现存在类似的安全隐患，却始终未见实质整改，整改单为何屡屡沦为“无效文书”？如此应付消防检查，到底能过滤掉多少真实的风险？

其二，消防法明确规定，对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火灾隐患，消防救援机构应采取临时查封措施。安全生产法亦赋予监管部门责令停产整顿的权力。当地对屡教不改的企业，为何始终止于“劝诫”？

从更深层原因看，仍与没有摆正生产与安全的关系有关。一些地方更在意“抓经济”，安全检查走过场、处罚偏软偏轻，这种“发展优先、安全靠后”的思维，必然导致消防安全管理的粗疏与混乱。

当工人们在天台上等待救援时，当所有人对通道堆积的鞋底等物品熟视无睹时，当心照不宣地认真推挡消防检查时，一切都无可挽回。

28条生命，换来的不应只是一时的震动和短暂的严查。惟愿这场惨烈的火灾，能烧穿所有侥幸心理，烧醒所有麻木神经，真正推动一个地区、一个行业的深刻变革，让每一次检查都不再是走过场，让每一个工人都能平安回家。

十 网红偷逃税被查：大数据面前不容耍小聪明

粉丝超600万的主播许静婉，名下两家网店长期零税费申报；近百万粉丝主播汪一芳，四年仅缴个税2000余元；240万粉丝主播郭晓峰，账号橱窗销售量累计达百万单，缴税仅1.35万元；百万粉丝主播陈旭，2022年个税申报收入为0元，2023年缴纳个税仅几百元……

近日，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7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涉案主体不乏粉丝量数百万的网络主播、年销售额上亿元的热门网店。这些网红网店，自带所谓“粉丝滤镜”、超高流量以及由此带来的高营业额，与“高流量低申报”的违法事实形成强烈反差，让人震惊。

此次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依法处理并追缴税款，再次重申了一个常识：网络直播间、电商平台绝非法外之地，依法纳税是所有市场主体不可逾越的法治底线。流量不是违法特权，名气不容凌驾法律之上。

近年来，直播带货、网红经济成为消费增长的新赛道、新亮点，为消费者购物带来了便利，也造就了一批高收入网络主播与电商经营者。但行业高速扩张的同时，偷逃税乱象屡禁不止，频频触碰法律红线。对此，监管部门始终保持高压整治态势。

从薇娅被罚13.41亿元，到“柏公子”“小影夫妇”、雪梨被罚没数千万元，近些年因为偷逃税“翻车”的网红并不少见。去年7月，国家税务总局披露，2021年以来全国查处网络主播偷逃税案件360余起，查补税款超30亿元。今年1月，国家税务总局通报显示，2025年前11个月，税务部门共查处包括明星网红在内的“双高”人员1818名，查补税款高达15.23亿元。

这些案例一再敲响警钟：无论拥有多少粉丝，掌握多少流量，任何挖空心思耍小聪明、挑衅法律权威的行为，都将付出代价。监管的网只会越收越紧，查处力度必将越来越大。

从法规层面看，2022年，《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直播营利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发布，明确要求平台定期报送主播身份与营利信息。2025年施行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要求平台按季度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以及上季度收入信息。随着相关监管政策日趋完善，妄图隐匿收入、偷逃税款，只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从实践来看，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成为刺破偷逃税伪装的“照妖镜”。此次主播许静婉被查处，关键突破口正是税务部门通过比对其600万粉丝热度与名下网店零申报，从而锁定了疑点。通过打通各大平台数据壁垒，精准比对直播流量、订单销量、资金流水、申报纳税等信息，实现对直播电商行业全链条精准监管，偷逃税灰色空间也将被彻底压缩。

网络主播偷逃税，绝不仅是“少交了点钱”那么简单。它不仅直接造成国家税款流失，更是在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基石——那些老老实实足额纳税的中小微商户，绝不该为少数人的违法和投机埋单。

更何况，一些头部主播、网红，不仅是经营者，也是公众人物，其一言一行都在影响网络空间和社会风气。如果用违法违规手段“致富”不被追究、屡试不爽，不仅会消解税法权威，反噬平台经济的公信力，也会扭曲社会价值观。

法律底线不容试探，税收安全不容挑衅。平台经济、直播带货为很多人提供了就业和致富途径，但所有经营者、从业人员都应明白：当网红主播之前，先当个纳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