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CLE · 1400397
高中历史备课偶得:明朝的边疆治理
高中历史备课偶得:明朝的边疆治理讲明朝的边疆治理,教材的两个子目可以合二为一,用“南倭北虏”来串联。 南倭北虏四字在明代文献里反复出现,万历年间的《筹海图编》,序言写道:“海内忧世之士,游谈聚议,必曰南倭北虏”。明朝的边防压力来自两个方向,一南一北,性质完全不同。 更需注意的,是明朝应对这两个方向时的差异——北虏问题驾轻就熟,南倭问题手忙脚乱。这种差异本身,暴露出了明朝统治的一些特点。 先看北虏。瓦剌、鞑靼、女真、藏族,这些少数民族势力在之前的王朝里都打过交道,明朝并不陌生。对蒙古,洪武永乐两朝是军事打击与分化瓦解、抑强扶弱,之后有俺答称贡、开放马市;对藏族地区,设乌思藏都司,册封僧俗首领,“多封众建,尚用僧徒”;对女真,设卫所、授官职,用羁縻的方式维持关系。修长城、设九边重镇、开马市,这些手段都有前车之鉴:册封是唐宋羁縻的老办法,长城是农耕政权防游牧的惯用手法,马市则是把军事对峙转化为可控的边境经济往来,宋代的榷场也是类似的手段。这些措施能取得好的效果,不是因为明朝比前代更聪明,而是因为北边这套“打-封-市”的组合拳,在前代经验的基础上打磨得更成熟了。 南倭问题就不太一样。倭寇问题在元末明初就有,但嘉靖年间骤然恶化,根源不在日本,在海禁。明朝“片板不许下海”,沿海百姓的生计被掐断,走私集团与真倭合流,“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这个问题是前代没有的:宋元时期海外贸易是财政的重要来源,海上丝绸之路畅通,政府设市舶司进行管理;而明朝的财政主要依靠农业,海外贸易税收在万历年间不过占财政的百分之一左右,统治者自然觉得海可有可无。等到倭患爆发,明朝的反应是调兵剿灭,戚继光、俞大猷抗倭确有成效,但打完了呢?隆庆开关是被动调整,不是主动经营。 郑和七下西洋,规模空前,但它是政治行为,不是经济行为,“厚往薄来”,用官方的朝贡贸易维护宗藩关系。至于不符合朝贡体系的欧洲殖民者的到来,如葡萄牙人1553年借口晾晒货物上了澳门,明朝的处理方式就仅限于收地租、设关征税,把问题“管理”起来,而不是把海疆“经营”起来。这跟北边设郡、屯田、置都护的思路完全不同,更没有经验可供参考,只能先放那里不管。 明朝应对南倭北虏问题方法的巨大差异,背后是一套根深蒂固的逻辑:农耕国家的根本在土地,不在海上。重农抑商不只是经济政策,是一整套看待世界的方式。北边的草原可以打下来、封起来、用马市拴住,南边的海洋呢?打不了,封不住,又不愿意认真经营。倭寇和葡人先后出现在同一片海域,明朝拿出的办法还是陆地上那套思路的变种——修堡垒、设关卡、剿完了事。海防与塞防的“争”,在明朝还不是朝堂上两条路线的辩论,而是面对新问题时手里只有旧工具的那种窘迫。 所以,在课堂上可以让学生对比两组措施:北边是册封、设机构、修长城、开马市,南边是剿倭、开关、收地租。前者从容,因为有前人的经验可以继承发展;后者局促,因为前无古人,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摸得还很犹豫。明朝的边疆治理,成绩在北不在南,隐患也在南不在北。北边的问题处理得不错,但南边暴露出的,是一个农业帝国面对海洋时的结构性无力。这个无力感,到清朝也没有真正解决,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拖着,直到成为落后挨打的伏笔。 ps:参考了卜宪群先生主编《中国通史》(伍·明清卷)中海疆与互市的部分内容,推荐大家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