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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东西不私藏

同是12岁:北京侄子用AI做APP赚钱,老家外甥一天刷200条抖音……

同是12岁:北京侄子用AI做APP赚钱,老家外甥一天刷200条抖音……

我侄子在北京用AI做了个APP,已经赚了500块钱;我外甥在老家刷抖音,一天能刷200条。

他俩同岁,都是12岁,但已经活在两个世界了。

这事儿是我清明节回老家串亲戚时发现的。
先去的是我姐家,我外甥正在沙发上躺着,手机横屏,外放声音震天。
我说:“大外甥,你干啥呢?”
他说:“刷抖音。”
我说:“刷多久了?”
他说:“吃完早饭才开始刷的。”
我看了眼表,现在是下午三点。
我姐在厨房喊:“让他刷!写作业的时候不积极,刷手机倒来劲!”
我说:“姐,你不管管?”
她说:“管啥?现在班里孩子都刷,他不刷,跟同学聊啥?”
那可不,我姐这逻辑,跟我当年“班里孩子都玩游戏,我不玩就没朋友”一个套路。
但问题是,我当年玩的是小霸王,他玩的是算法推荐的信息流。
这能一样吗?
回北京后,我去了趟表哥家,看到我侄子正在电脑前捣鼓。
我说:“你干啥呢?”
他说:“训模型。”
我说:“啥?”
他说:“我用AI做了个给老人提醒吃药的小程序,正在优化提示词。”
我愣了。
12岁,“训模型”、“优化提示词”。
我12岁的时候,还在背乘法口诀表。
我说:“你这玩意儿,谁教你的?”
他说:“没人教,网上看的。GitHub上有教程,B站也有。我们班同学都在做项目,有人做AI绘画,有人做自动写代码,我做这个是因为我奶奶总忘吃药。”
我说:“那你这个能赚钱吗?”
他说:“能啊,已经有人找我定制了,500块钱一个。我爸说,比我妈一个月工资涨得都快。”
我表哥在旁边笑,但我笑不出来。
我脑子里对比着两个孩子:
一个12岁,是AI的生产者;
一个12岁,是AI的消费者。
他们之间的差距,不是努力不努力,是“知道不知道”。
回老家跟我二舅喝酒,我说这事儿。
二舅说:“大伟,你知道最难受的是啥不?我班里也有聪明孩子,但人家回家没电脑,只有老人机。你说我咋教AI?用黑板画ChatGPT界面?
我说:“那学校机房呢?”
二舅说:“机房?一周开一节,还怕孩子弄坏。开机先讲20分钟纪律,剩下20分钟练打字。等孩子学会打字,人家北京的孩子都已经用AI写小说了。”
我说:“那手机呢?手机也能用AI啊。”
二舅说:“手机?家长怕孩子玩游戏,学校怕孩子作弊,统一收上来锁进办公室。到周五再发回去,孩子拿起来就刷抖音,为啥呢?因为抖音是最不要门槛的娱乐,而AI是有门槛的工具。”

那可不,这差距从根上就注定了。北京孩子用AI,是因为家长懂、学校让、资源够;

老家孩子刷抖音,是因为抖音是唯一“公平”的东西——不管你在哪,算法都给你推一样的垃圾。

我跟晓雯说这事儿,她说:“这不就是信息茧房吗?”
我说:“比信息茧房还狠。这是‘能力茧房’——老家孩子被困在‘消费内容’里,城市孩子已经在‘生产工具’了。等他们长大,一个会造AI,一个只会被AI推荐,这怎么竞争?”
晓雯说:“那你老家亲戚咋办?”
我说:“我能咋办?我给我姐打了个电话,说‘别让外甥刷抖音了,给他买个电脑,我教他编程’。我姐说‘电脑多贵啊,再说他哪有那脑子’。我说‘他刷抖音的脑子,比咱俩都灵,就是没用对地方’。我姐说‘再说吧’,然后就挂了。”
说实话,这“再说吧“三个字,我听了太多次。
不是不想变,是不知道咋变,也没人告诉他们该咋变。
但我最难受的还不是这个。
是我侄子,那个做APP的,跟我说的一句话。
他说:“叔叔,我们班同学都在做项目,但老师说我们不务正业,让我们先把课本背熟。可课本上的东西,AI都会啊。我们偷偷做,老师发现了就批评,说‘高考不考这个’。”
我说:“那你们还做?”
他说:“做啊,反正我们将来也不靠高考那套了。我爸说,我简历上写‘12岁独立开发AI应用’,比‘高考700分’都管用。”
我侄子这话,跟我外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个知道“高考不是唯一出路”,因为家里有人告诉他;
一个只知道“刷抖音挺爽”,因为没人告诉他还有别的。
这公平吗?
这不公平。

但比不公平更可怕的是,这种不公平正在自我强化:

会AI的家庭,孩子越来越会;

不会AI的家庭,孩子连“会AI”这个概念都接触不到。

但笑归笑,我晚上琢磨这件事儿,越想越冷。

如果AI是下一个“电”,那现在的情况就是:

一部分孩子从小就在“用电”,另一部分孩子连“电是啥”都不知道。

等他们长大了,社会跟他们说“抱歉,现在所有工作都需要用电”。

那时候,他们是该怪自己不够努力,还是该怪从来没人告诉他们“电”的存在?
这Bug,到底是出在孩子身上,还是出在一个让“信息差”变成“命运差”的系统身上?
你怎么看?咱们评论区一起聊聊。
我是大伟,伟大的大,伟大的伟。
咱们评论区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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