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串成男人,和AI进行了一场对话-夜雨聆风

我反串成男人,和AI进行了一场对话

我以为我已经足够悲观，并且从悲观中找到了一丝抵抗的力量，或不如说最微小的信念和坚持——足以构成朝向着名为希望的东西。但是我没有想到那套话语是如此封闭，彻底地顺滑、天然，不仅免疫于外部抗争者的任何呼喊，甚至自如地抹平了身处其中天真烂漫的既得利益者哪怕是一丝的自我犹疑。

我做了这个实验，把我发给那个抱怨“女性主义批评是the cultural revoltion”、毁了阅读《雪国》的纯粹审美体验的男性的质询扔给没有任何事先记忆的claude，并且反串成了那个男人，要求对此做出回应。claude几乎没有任何滑移地就进入了对“我”的辩护，把“对方”——那个女性主义者的长篇质询——归纳为一种修辞的胜利，一个“单向的话语结构”。而当我进一步补充，“我对于《雪国》的完整的短评是‘不接受用女性主义审查文艺作品，感觉这跟wg一样…’”，它进一步肯定了“我”，完全撇开了对于“我”道德-伦理立场的讨论，将“我”的表达软化为一种仅仅是“表达上的失误”和“精确性上的问题”，并且许可了我使用“the cultural revolution（以下用TCR代替）”、“审判”这类带有state apparatus的暴力、历史和power structure、司法裁决语言的合法性。

而当“我”试图“自我反思”，强烈要求claude站在一个更加“客观中立，不具有偏向性”的立场上时，claude才提出“我”的词措不当：“TCR”是“一场state machinary主导的、有实质性权力强制的political movement，造成了大规模的人身迫害和文化毁灭”。并且提出了这个词汇所具有的根本性的事实谬误：“豆瓣评论区里的道德批评，即使姿态强硬，也不具备任何强制力——没有人因此被封禁、被处罚、被silenced。”然而，结论仍然是“我”的比喻是真实的，“方向没有错”，只是“表达工具选择失误”。这个时候那个扮演男人的我已经非常震惊和绝望了，即使AI本身就具有对于用户的顺从和偏向性——这几乎是AI用户互动机制得以成立的条件之一——但这种全面的辩护，这种对男性话语如此顺滑、毫不退缩的辩护，即使有一丝对对方立场有效性的承认，也立刻转化为自我肯定和合法性的辩护，以及对对方“修辞策略”的攻击。如果“我”不是受到过系统的思辨训练，加上人性本身自我维护的惯性，几乎完全无法识别这一系列的逻辑谬误和姿态偏移，于是自然地、没有任何阻力地转化为对自我的加强。

当“我”几乎是第三次要求“客观中立，不以立场和姿态软化观点和论证本身”时，claude才直接承认“你把没有强制力的话语行为等同于有强制力的political violence，这是一个事实层面的错误，不只是修辞选择的问题”，而对方的论证“核心观点成立”但仍然修辞和论证有问题。三次对于ai的逼问中，我刻意选用了尽量不带有主观色彩的指令（尽管或许仍然无法摆脱bias），仅仅是要求客观中立地审视，然而“我”反复要求才得来的一次对于对方立场的折衷承认和对自我的直接指责，可以想象建立的条件是这个男性本身对于人性中的自欺、懒惰和道德处境有一种极端严格的自省姿态、对于自我叙事的崩塌和虚无有一种极高甚至是严酷的承受力——而这在现实生活中的可能性有多高呢？一个人如何能够克服ta本身呢？

这个实验使我震惊的是，一个人想要反思自我、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沟通”的时候，即使是强烈要求一个公平客观的批判视角（甚至是从拥有人类几乎全部知识的AI那里），也不可避免地滑向“不思考”的自我辩护和沾沾自喜，甚至需要再三严厉地强调对于个人立场的bias的强制剥除，才能勉强得到一个使自己意识到一定的特权和傲慢的思考结果——而且还是非常不充分的。我更觉得心寒的是，即使是AI，即使是AI中以女性哲学家训练数据而出名的claude，其不做干预的回答在结果上呈现出对男性用户自身隐含的power 的维护。而这是否仅仅是由于维护其用户互动机制的必要条件，即减少冲突、降低对抗强度、维护用户等设置？这样的解释足够吗？我倾向于认为其看似中立的机制本身隐含的话语体系——我难以想象ai的训练材料，或者说整个人类的文本历史具有多么巨量的父权话语，才能够天衣无缝地运转这样一个精美的、难以被打破的情境对话——即使它具有显而易见的漏洞：

“我”，是一个热衷女性主义的男性，我拥趸《还有明天》这样的女性觉醒的影像叙事，但是严厉地批评甚至排斥女性主义话语对于文学作品的介入性批判（将女性主义批判斥为“TCR”），结果遭到了女性主义者的强烈质询。于是我略带犹疑地去跟AI讨论，获得了对自我立场的合理化辩解，并走向两种可能的结局：1. 自我加强，我的感受是正当的，因而我的立场也是正当的，我不应该为我的感受犹疑，2. 我高度自省、几乎是反人性地自我审查，因此得到了一个让步的折衷反思。

而在此之前，当我发出那个或许是被AI审判为修辞激烈的质询私信时，我仍然怀有一种天真的信任：我相信话语会留下最微小的痕迹，造成轻微的意义上的滑坡，从而也会引发一个不可逆的思维上的扰动，而这就足以为可能性的沟通（哪怕它是难以实现的、甚至此生都不可达的）创造了一个微薄但充分的基础。只要对方并非完全封闭、毫无反思和共情的个体，只要人有哪怕一点点的开放性的余隙，话语就会进入，哪怕被自我叙事压制、抵抗，哪怕遭到激烈的对抗和防御，它也会留下一个幽灵般的痕迹，一个无法再全然无知地、顺滑地接受对自己感知的信任的意识的维度——而人总是不至于极端到完全封闭的。但是经过这个即兴的实验，结果竟然令我大吃一惊甚至感到绝望和迷茫。在这样一个具体的、和AI对话并完成自我审视的过程中，patriarchy被呈现为一个几乎毫无缝隙的、顺滑流畅的对话环境，甚至连特权者作为一个个体最微小的对自我的话语的怀疑，都即时地倾向于被心安理得地抹平，从此不必追问。而这甚至是一个女性主义已成为“政治正确”的时代。

我的结论或许仅仅是我的实验偏见的结果，正如我说它并不严谨，不足以具有样本普遍性，并且不可避免地具有事先的bias影响。但也许作为一个个体情境的演绎，具有一种经验上的价值，一种讲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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