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中语文老师

吴松山

在松口中学读高中时，我遇到三位语文老师：李映民、李集祥、黎锦新。他们对教育的热爱与奉献，一直感动和激励着我。时间虽然过去四十多年，他们的音容笑貌仍时常浮现在我的脑际，与他们在一起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

我读小学和初中时，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遭到破坏，加之学制缩短，知识结构出现严重断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松口中学读高中时，通过映民老师、集祥老师和锦新老师的语文课，我的语文取得长足进步，被耽误的语文课逐步补了回来。

映民老师是语文教研组组长，我第一次上他的课，就被他的讲课气场吸引。枯燥乏味的语法知识，被他讲得活灵活现、生动有趣。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善用比喻，巧用比喻，是他的拿手好戏。我特别喜欢上他的课。他非常器重我，虽然我不是语文科代表，实际已超越科代表。每次上他的语文课，最后的提问都落在我身上。所以上他的课，我都要提前做好预习，认真做好功课。

对于课外作文，他一直持开放态度。在他看来，多写多练，就能提高写作水平。正因如此，我每写一篇作文，都会跑到他办公室请教。1983年高考前夕，我在《广东农民报》（《南方农村报》的前身）读与写版发表文章，这与他的支持和鼓励是分不开的。在我酝酿写作时（以红棉树为写作对象，以物喻人），他非常支持，给我提供写作帮助。我至今还记得他说过的话“红花虽好，需绿叶扶持，红棉花却没有。”写作前的耐心指导，坚定了我的写作信心。一有时间，我就跑到红棉树下，近距离观察。写好后，就请他提出修改意见。几易其稿，最后以《我爱红棉树》为题定稿。当听到我的习作发表时，他第一时间跑到图书室找来《广东农民报》逐字逐句认真阅读，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集祥老师是文言文高手，是我在松口中学遇到的第二位语文老师，我们尊称“集伯”。他的古文过硬，有口皆碑。松口中学老师有此称谓，我的印象中只有他。他讲文言解词释义，古文翻译，古典文学，无所不能。其时文言文是我的短板。为此，我找了不少文言文试题来做，碰到不懂的，就去请教，他都不厌其烦，悉心辅导。集伯深厚的古文功底，每次都能让我满意而归。

记得有一次上课，集伯提问我，由于理解不透彻，加之课前没做功课，回答问题模棱两可。他因势利导，说学习不扎实，浅尝辄止，就学不到真知识、真本领。我记下他说的话，细细品味，终身受益。巧合的是，当年的高考看图（漫画）作文，题目是《这下面没水，再换个地方挖》，我就以“学习不能浅尝辄止”立意，写了篇议论文。参加工作后，我在当年高考作文的基础上，通过加工，形成了一篇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在省级刊物上发表。

国庆节前夕，上历史课的周祝龄老师讲了与国歌有关的故事，深受感动，我写了篇《我爱唱国歌》。作文写好后，恰巧被锦新老师看见。过几天，他主动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了他对这篇作文的修改意见。他在第五段和第六段结尾处分别加上了“每当我想象到那个庄严的时刻，那个壮观的场面，我就更爱唱我们的国歌了”，“想到这里，我能不爱唱，更高声地唱我们的国歌吗”？说到这里，他情不自禁朗诵起来，并说这样写有利于突出主题，紧扣主题，凸显爱唱的程度。写作文时，常听老师强调开头和结尾的重要，用“凤头豹尾”来作比。锦新老师现身说法，加深了我对“凤头豹尾”的理解。回想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这篇作文后在华南师范大学校刊（增刊）头版发表。

《我爱红棉树》发表后，开启了我的业余写作之路。1996年的秋天，我转行做了南方成人经贸学院的中文老师，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实现了“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愿望。一边教学，一边写作，笔耕不辍。四十二年后，我的文集《归读阴那》顺利出版。在第31个“世界读书日”期间，我向母校捐赠60本。从在松口中学发表第一篇文章起，到新书《归读阴那》出版，一个轮回，仿佛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与三位语文老师的邂逅，是我的幸运。在松口中学读书期间，因为有了他们的托举，我的写作之路才越走越宽广。写作路上的每一个进步，都藏着他们当年毫无保留的付出。师者之光，一直照亮我的前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