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
我们受够了!——AI 监控时代下的美国反抗运动
前言
当一座城市面临监控摄像头、数据网络与执法算法全面侵蚀与渗透之下，我们失去的从来不只是隐私，而是自由本身。在川普及极右翼回潮，国家暴力被包装成“秩序”和“安全”的今天，美国的 Flock 摄像头正以“公共安全”之名进入城市、社区、校园与商店，并与私人公司、执法机构、ICE 和数据资本的彼此勾连，把每一个普通人都变成可被追踪、可被标记、可被审查的对象。
这场危机远不止不只是一家私人企业的越界，它只是庞大监控体系中一个极其显眼、也极具危险的症状；它所暴露的，是整个制度正在失控地滑向一个以控制、威慑和镇压为主导的监控国家。然而，人们正在行动——从街头喷漆、套垃圾袋，用无人机悬挂海绵的直接行动，到实地抗议、提交记录申请、推动公众投票的组织斗争——公民自由从来不是虚构的概念，而是抵抗国家权力滥用的前线，它真正捍卫的正是每一个人对生活、身体、行动与社区的绝对自主权。
因此，反抗 Flock 不仅仅是一次针对监控摄像头的地方权力抗衡，而是一场对监控秩序和监禁国家的斗争与变革。我们反对的是一个把自由视为风险、把审查当作常态、把每个人都预设为潜在对象的社会。我们要捍卫的，是一个不以窥探为前提的公共生活；一个不把技术交给警察和监控巨头共同垄断的世界；一个真正属于人民、而不是属于权力机器的社会。监控国家并非不可战胜，而社区一次又一次的斗争已经证明，反抗的火种正在蔓延。
本文章译载自《The Nation》。《The Nation》是美国历史最悠久且持续发行的周刊杂志之一，于1865年7月6日由废奴主义者创刊，是美国进步派和左翼思想的重要阵地。
2026-4-28
译 ▶ Phoenix
全国范围内，针对突然无处不在的 Flock 摄像头的抗争正在展开。
全景监狱（panopticon）最初只是 18 世纪哲学家 Jeremy Bentham 构想的一个思想实验：一种监狱设计，使得任何囚犯在任何时刻都可能被监视，却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监视。如今，全景监狱已然成为现实，且无处不在。
当下正在建设的监控基础设施，是 21 世纪最具标志性的故事之一。20 年后，人们将把这个时代视为国家与个人关系被永久性重塑的转折点。
边沁（Bentham）的全景监狱以瞭望塔为中心，但我们的系统却没有这样一个单一、静止的中心。取而代之的是无数双无穷无尽、四处游移的眼睛：Ring 门铃通过一个大多数购买者本是为了防范“门廊盗贼”却不知道其存在的门户通道，将录像传输给警方；Clearview AI 从互联网上抓取了 30 亿张人脸，建立起一个如今被数百个执法机构用来识别身份的人脸识别数据库；你手机的位置数据——联邦机构因无法凭搜查令直接获取，便合法地从数据中介处购买；融合中心，联邦、州及地方机构在此汇集来自数十个来源的监控数据，几乎不受任何监督，且在跨辖区共享时几乎没有限制；无人机，在抗议活动中日益频繁地被部署，并由那些销售地面摄像头的同一公司自主派遣响应 911 报警； 最后，由一家总部位于亚特兰大的私营公司 Flock Safety 安装的近 9 万台 AI 摄像头，拍摄着每一辆经过的汽车，并将数据传输至一个网络，成千上万的警察部门或边境巡逻队都可以在无需搜查令、无需告知任何人、也无需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仅凭一员警员就能在搜索框里输入的内容进行查询。
我们被迫着无条件接受这一切——把全景监控视为生活中像氧气一样自然、不可改变的一部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努力是成功的。但并非总是如此。
以那些 Flock Safety 的摄像头为例。它们每月捕捉数十亿张汽车图像，并在几乎没有公众参与的情况下就被安装到了全国各地的城市。但自 2025 年初以来，在 30 多个城市，这种局面开始发生改变：合同到期，摄像头被拆除；或者，在多个城市，市政工作人员干脆带着垃圾袋，逐一将镜头遮盖。
我总会想起这一幕——监控国家（surveillance state），竟被一个不起眼的垃圾袋戏弄了。这既不光彩，或许还有点荒诞，但在这个政治氛围阴暗、任何事物似乎都难以撼动的时刻，却也那么令人振奋。监控体系的逻辑建立在一种特定的观念之上：这个系统过于庞大且根深蒂固，难以抗衡。但那些绘制监控摄像头分布图的组织者、那些开发工具帮助人们查明自家车牌是否被搜查的活动家，以及那些在合同本不该见光的城市里提交公共记录申请的居民——他们都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共同瓦解着这种麻木和无力感。然而，他们所面对的挑战远比任何单一实体都要强大。取消一份市政层面的 Flock 合同，虽能将警察部门从网络中剔除，却无法阻止大型连锁商店、大学或私营社区协会仍在向同一数据池输送信息。因此，这场长期抗争不仅在于打破这些公司对政府的控制，更是要打破它们对整个世界的掌控。
像 Flock 这类的监控公司声称销售的是“安全”；去年，Flock 首席执行官 Garrett Langley 曾预言，他的摄像头将在未来十年内让美国“消除几乎所有的犯罪”。但 Flock 真正提供的远不止于此。警方不仅能获得摄像头，还能接入由所有其他 Flock 客户共同构成的共享搜索网络——这意味着在德州农村的一个小型警察局，就可以查询一辆车在全国数千个摄像头网络中的行驶记录。尽管 Flock 的私人客户（业主协会、大型连锁店、大学）无法访问整个网络，但他们也在为网络提供数据：他们的摄像头将数据输入到更大的数据池中，警方可以查询这些数据，而摄像头所有者未必知道是谁在搜索，也不知道搜索的原因。位于商业街区的一家 Target 超市无法在移民数据库中进行搜索，但它确实会向能够进行此类搜索的网络提供监控录像。数据单项流动——从私人摄像头流向州政府机构、联邦合作伙伴及情报融合中心——而这种流动通常在事后才被私人客户和签署警务合同的地方政府完全理解。伊利诺伊州正是通过州务卿的审计才发现这一情况：Flock 竟允许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访问该州数据，这违反了伊利诺伊州的一项旨在防止此类行为的法律。（Flock 称此次数据共享是“无意的”。）
对于 Flock 摄像头的用途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限制，且警方无需搜查令即可接入该网络。至少 14 个州的上诉法院和联邦法院都维持了在无搜查令情况下使用自动车牌识别证据的合法性，理由是车牌是公开可见的，因此不具备合理的隐私期待。关于 Flock 网络实际运作方式的几乎每一条重大披露，都不是来自 Flock 或警方的自愿披露，而是来自记者和活动组织者——与此同时，全美各州议会正不断削弱信息公开法，有些州甚至完全豁免了监控合同的披露义务。
警方利用 Flock Safety 的车牌自动识别网络监视抗议者和活动人士
实际上，该网络使用的唯一限制就是执法部门的意愿，换而言之，这等同于没有任何限制。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EFF）对搜索日志的分析发现，去年包括边境巡逻队在内的 50 多个机构，通过 Flock 的网络针对抗议活动进行了数百次搜索。得克萨斯州一名警官曾利用该网络追踪一名堕胎女性。在 2025 年试用期间，边境巡逻队曾直接接入 Flock 的全国网络；试用期结束后，地方机构仍继续代表联邦政府进行搜索，或直接出借其登录凭证。政府已开始在内陆城市部署自主监控塔，此类设备此前只在南部边境出现。政府还在行动中运用了面部识别技术；在明尼阿波利斯至少一桩有据可查的案例中，特工通过某未指明的系统，实时地叫出了一名旁观者的姓名。边境监控与国内监控之间的界限，事实上已经被抹平。
严格来说，这一切并非新鲜事。警方一直都在监视异议人士，一直都在对黑人和拉丁裔社区进行过度执法，一直都在利用手头的工具寻找滥用权力的途径。真正的新变化在于基础设施：过去需要人力、纸质文件以及愿意投入大量时间的侦探才能完成的工作，如今却以高速自动化的监控方式完成。对抗议活动的搜查和对堕胎行为的追踪，只不过是系统按照设计运行的结果。而这也正是人们奋起反抗的原因。
全美各地的社区纷纷终止与 Flock 的合同。亚利桑那州弗拉格斯塔夫市（Flagstaff）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公众意见征询后，于去年 12 月份一致投票决定终止合同。马萨诸塞州剑桥市（Cambridge）则是在市议会下令暂停项目后，Flock 在未经市政府许可的情况下擅自重新安装监控摄像头，市政府称其行为“严重违背信任”，随后于去年 12 月份终止了合同。在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市（Evanston）发生了几乎相同的一连串事件，最终市政府向 Flock 下达了停止令。在纽约州萨拉纳克湖（Saranac Lake），居民在村议会上强烈表达了隐私担忧，导致安装摄像头的计划在尚未启动前就被取消，而此前力推该计划的共和党市长在几周后的竞选中连任失败。在德克萨斯州中部，奥斯汀（Austin）、海斯县（Hays County）和圣马科斯（San Marcos）也在几个月内相继取消了该合同。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克鲁斯市（Santa Cruz），该市在得知州政府机构仅 2025 年 6 月至 10 月期间就曾代表联邦执法部门非法访问其监控数据约 4000 次后，以 6 票对 1 票的表决结果终止了该合同。在俄勒冈州伍德伯恩市（Woodburn）——这座拥有 2.8 万人口、以拉丁裔为主的城市——审计发现尽管市政府曾被告知只有俄勒冈州执法部门才能查询该网络，但国土安全部和边境巡逻队在短短数月内竟已 384 次访问了当地数据，随后该市关闭了这些摄像头。俄勒冈州斯普林菲尔德市（Springfield）终止了与 Flock 的协议，此前邻近的尤金市（Eugene）在名为“Eyes Off Eugene”的团体数月动员活动以及人民对系统漏洞和数据安全日益增长的担忧下，已率先解除了合同。在伊利诺伊州奥克帕克市（Oak Park），活动家记录到在这个黑人居民仅占 19 % 的城市，黑人驾驶员被标记的比例却高达 85 %，并将这一分析结果提交给民选官员。该合同最终被终止。在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Mountain View），居民要求终止合同、拆除实体摄像头，并全额退还已支付的 15.4 万美元。市议会一致投票通过了这三项要求。每一项结果都开创了先例，而每一个先例都在为下一座城市提供可借鉴的蓝本。
这场运动也催生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反制工具生态系统。DeFlock.me 通过众包方式绘制了超过 76,000 台摄像头的分布图。HaveIBeenFlocked.com 由爱荷华州的一位活动家创建，起因是警方在回应公共记录请求时意外泄露了未经编辑的审计日志。该网站允许任何人输入自己的车牌号，查询自己是否曾被监视。此外，还有人走上街头，通过喷漆、套垃圾袋，甚至利用无人机悬挂浸满颜料的海绵等直接行动，物理破坏监控摄像头——虽然这种策略未必能大规模推广，但在某种意义上，它完全合情合理。监控国家是人为建立的，也终究由人民摧毁。有时，这表现为无人机上悬挂的海绵；有时，则表现为一份朴素的公开记录申请。
参与这些行动的并非全是坚定的公民自由意志主义者（civil libertarians）。他们中还有家长、教师、科学家和退休人员，他们只是在无人询问的情况下，察觉到社区里发生了一些变化。总部位于华盛顿州斯卡马尼亚县（Skamania County）的“乡村隐私联盟”（Rural Privacy Coalition）一直在农村社区组织反对 Flock 的行动，并在 RuralPrivacy.org 网站上分享资料，供其他试图开展类似活动的小县使用。
但活动组织者们深知，即便在他们庆祝着自己的胜利，这些胜利也只不过触及了冰山一角。
以纽约州的伊萨卡市（Ithaca）为例，当地居民组织了一场名为“Flock Off”的抗议活动。3 月 4 日，伊萨卡市议会一致投票决定终止该市与 Flock 的合同，抗议者们装扮成摄像头聚集在市政厅外。“各地社区都意识到了这些车辆监控系统带来的威胁，”一位活动组织者表示，“而且‘不’是会传染的。”
然而，在这份市政合同之下，如同俄罗斯套娃一般，还嵌套着 Flock 与大型连锁商店、康奈尔大学、伊萨卡学院以及私人社区协会之间的单独合同——这些协议是市政府无权终止的，数据仍会流入该市刚刚投票决定退出的同一网络。取消市政合同虽然会移除警察部门，却无法将整个城市排除在外。
丹佛（Denver）则展现了同一问题的另一种版本：市议会全票反对续签 Flock 合同，于是市长迈克·约翰斯顿（Mike Johnston）当局干脆将合同金额削减到略低于 50 万美元——仅比需要市议会批准的门槛低 1 美元——并照样延期了合同。（当 Flock 的合同于 2026 年 3 月 31 日最终到期时，全市 110 台监控摄像头全部被拆除。但市议会随后批准了与另一家公司的替代合同。一位议员指出，数百台私人 Flock 摄像头仍在全市范围内运行，完全不受市政合同约束。）
Flock 只是庞大监控体系中的一个节点。Ring 门铃一直在向全美执法网络提供影像数据； Flock 与 Ring 去年曾宣布合作，但仅因一则超级碗广告引发公众强烈反弹而告吹。Clearview AI 从互联网上抓取了数十亿张人脸，建立起一个如今被 ICE、陆军及数百个执法机构使用的面部识别数据库。与 Flock 不同，它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来自市政层面的有组织抵制；Clearview 直接无视罚款，绕过禁令，最近还与 ICE 签署了一份价值 920 万美元的合同。
这或许表明，针对 Flock 不利的组织模式——实地抗议、提交记录申请、推动公众投票——之所以奏效，恰恰是因为 Flock 需要获得地方同意。而 Clearview 则无需征得任何人的许可。Axon 公司——最初以泰瑟电击枪和执法记录仪起家，如今自诩为“公共安全技术公司”——正将这些执法记录仪转变为 AI 驱动的监控工具，用于实时分析影像。该公司还推出了一种 AI 工具，能够自动根据执法记录仪画面起草警方报告，这意味着，同一家公司如今既能监控个人，又能分析画面，并生成描述事件经过的官方法律文件，而人类警员只需点击“批准”即可。这是一个闭环：AI 监控、AI 总结、AI 生成记录，这些记录将伴随当事人走完整个刑事司法系统，期间没有任何环节需要任何真人亲眼见到当事人并做出判断。
归根结底，Flock 并不是疾病本身。它只是一个极其显眼的症状，部分原因在于其运作极其草率。那些与之抗争的人，如果真的在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要争取的并非建立一个监管更完善的同类系统。他们的诉求是削弱监控，仅此而已：削弱一个并非旨在保障社区安全，而是为了让社区变得更可被识别、更容易被控制、更便于被执法操纵的系统。在市议会会议上，这一主张比“这个供应商不可信”更难说服人，这就是为什么抵制运动通常会先提出更狭窄的诉求。但这种更狭窄的诉求，在屡屡胜诉的同时，也在为更宏大的诉求奠定基础。
这个故事仍存在另一种悲剧的版本：监控体系根深蒂固到难以抗衡；信息公开法在下一代监控工具被揭露之前就已被彻底掏空；而全景监控，在实际意义上，将变得永久存在。然而，正是这一系列政治事件——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的大规模搜捕、对抗议活动的监控与惩罚、以及对旁观者使用面部识别技术——使得这套体系更加清晰可见，也使得人们无法被忽视它的存在。而“无法忽视”，恰恰成为了反抗的有利前提。
在监禁国家（carceral state）时代，权力本不该如此运作。在这个时代，监控机器的规模、建造它的企业的资源，以及部署它的政府的政治意愿，这一切都被刻意营造出一种不可避免的氛围，仿佛社区组织根本无力应对。这种氛围的目的在于制造一种挫败的消极情绪。如果你无法想象胜利，你自然不会有现身的动力。但人们正在行动。他们正在取得胜利——尽管并不完美，并不彻底，就像一次又一次地清理垃圾袋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