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西方投资人眼中的中国AI创新:硬件长,软件弱——Delphi Labs创始人两周中国行后的深度反思

引言：一场预期之外的发现之旅

2026年初春，José Maria Macedo——加密行业老牌研究机构Delphi Digital的联合创始人、Delphi Ventures创始合伙人——踏上了为期两周的中国AI生态考察之旅。

作为一名服务过Polychain、Pantera、Ark Invest等顶级基金的资深投资人，他带着明确的预期而来：寻找”以远低于西方估值的世界级AI人才”。

然而，当他离开时，看法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硬件比他预想的更强，软件比他预想的更弱，而中国创始人的画像则完全颠覆了他此前的认知。

这不是一篇猎奇式的东方观察笔记，而是一位深谙技术投资逻辑的西方VC，对中国AI创新生态的系统性反思。

一、深圳震撼：硬件创新的”地下世界”

Macedo在中国看到最震撼的场景，并非某场精心准备的创业路演，而是深圳硬件生态的”地下工坊”。
在这些工坊里，工程师们系统性地获取西方高端产品，逐个零件拆解，以一种”极其严谨的方式”逆向工程所有东西。

这不是简单的仿制，而是一种经过几十年积累的、物理层面的网络效应——超过70%的硬件投入来自大湾区，接近100%来自中国本土。
这意味着什么？迭代周期是西方硬件公司根本无法匹配的。

Macedo的观察得到了数据的印证。他遇到的大多数硬件创业者，都在遵循”大疆打法”：在某个细分领域做消费硬件——电动轮椅、割草机器人、新一代健身器材——把营收做到8到9位数美元，然后利用客户基础或底层技术，切入相邻品类。

其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Bambu Lab（拓竹）——一家大多数西方人从未听说过的3D打印公司，据说年利润已达5亿美元，且每年翻倍增长。

“走出来的时候，我真的不确定，大多数西方硬件创始人，是否理解他们在跟什么竞争。”Macedo在笔记中写道。

二、软件困境：估值泡沫与结构性弱势
与硬件的强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Macedo对中国软件机会的”更深怀疑”。
模型层面的差距显而易见。 虽然中国的开源模型表现强劲，但闭源模型与西方最顶尖水平仍有明显差距，且这一差距可能还在扩大。资本开支的差距巨大，GPU获取依然受限，而西方实验室正在越来越严厉地打击模型蒸馏。
营收数字更能说明问题：Anthropic据报道仅2024年2月就实现了60亿美元ARR（年度经常性收入），而中国最好的模型公司ARR仅在几千万美元量级。
软件创业层面同样不容乐观。 主流画像是字节跳动出来的产品经理和研究员，做面向西方市场的Agentic或Ambient消费软件。这些人才确实优秀，但他们的产品往往”正好处于大实验室会原生发布的功能范围内”——一次发版就可能让它们变得多余。
更让Macedo震惊的是：中国缺乏大型、快速增长的私有软件公司。 

在西方，除了模型公司之外，还有一批创业公司如Cursor、Loveable、ElevenLabs、Harvey、Glean等，已经做到9位数甚至10位数ARR，增速惊人。而这个层级的突破性私有软件公司，在中国”基本不存在”——少数例外如HeyGen、Manus、GenSpark，做起来之后也都选择离开。

三、估值泡沫：从MiniMax到人形机器人
尽管软件基本面并不乐观，泡沫却是实打实的——从早期到晚期都是如此。
早期估值已趋同。 虽然字节跳动、DeepSeek、月之暗面出来的顶尖人才，确实比同等水平的美国人才便宜，但”中位数估值已经趋同”。没产品的消费类创业公司估值1到2亿美元很常见，种子前轮超过3000万美元不算新鲜事。
晚期数字更难自圆其说。 MiniMax在公开市场的估值约400亿美元，ARR不到1亿美元——约400倍市销率。智谱约250亿美元对5000万美元营收。作为对比：OpenAI最高估值轮次约66倍ARR，Anthropic约61倍。
Macedo指出，月之暗面等私有模型公司，拿着这些公开市场的对标来融资，几个月内从60亿美元涨到100亿美元再到180亿美元。”玩加密的朋友会很熟悉这个套路：投资人拿私有估值跟一个’解锁前’的公开市场价格对比。”

人形机器人赛道同样疯狂。 中国约有200家人形机器人公司，约20家融了超过1亿美元，好几家估值达数十亿美元——几乎全部没有收入，大多数计划2026或2027年在港股IPO。
Macedo对此保持警惕：”如果这个市场是真的，中国的硬件优势让长期格局比较清晰。但商业化落地，可能比当前的融资节奏暗示的要慢得多，而且我怀疑，港股能不能撑住，目前排队等IPO的这么多家几十亿美元级的人形机器人公司。”

四、创始人悖论：卓越的执行者，稀缺的叛逆者
Macedo的观察中最具穿透力的，是关于中国创始人的”悖论”。
他投资过的优秀创始人有一个共同特征：独立思考、叛逆、极度专注、有执念。他们不听话，会一直问”为什么”，拒绝接受二手智慧。他们的人生轨迹有一种明显的”尖锐感”，在人群中一眼就能认出来。
但他在中国见到的很多创始人是”另一种类型”——这让他意外。
他们极其优秀：顶级大学、字节跳动或大疆的履历、Nature论文、多项专利。在西方，这些成就只有最顶尖的技术人才才有；在中国，这是”入场门票”。他们也比他见过的几乎所有人都拼——各种时间段开会，周末不停，跨城市赶场。有一个创始人甚至在他老婆生孩子那天来见他们。
但独立思考、叛逆精神、从0到1的愿景——更难找到。
创始人的背景高度相似，路演更偏保守，很多想法是已有产品的”升级版”（impressive V2），而不是真正原创的赌注。Macedo本来预期会遇到更多”带着我从没听过的想法”出现的人，但现实并非如此。
他的解读直指核心：”中国的教育体系培养卓越，但没有给偏离留出足够空间。产出的是擅长解决已知问题的顶级执行者，而不是那种’带着一个没人知道存在的问题出现’的人。”

五、VC的”简历内卷”：谁在错过下一个马云？
更有意思的是，Macedo发现本地投资人在加剧这一趋势。
大多数中国基金的投资逻辑建立在一个前提上：投字节跳动或大疆出来的最优秀的人。看的是履历，不是锋芒；是背景，不是信念。VC自己的画像也是这样——大公司或咨询和投行出身，”跟十年前的欧洲VC很像”。
Macedo指出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历史事实：真正建成伟大公司的中国创始人，大多根本没在大公司待过。
马云是英语老师，高考考了两次才考上。任正非43岁创办华为，之前在部队。刘强东从集贸市场摆摊卖货起步。王兴博士没读完就开始创业。最近的梁文锋，做DeepSeek，从来没在自己公司以外的地方上过班。
“这些人是异类，是没有’标准简历’的那群人——恰恰是现在的投资体系会错过的人。”Macedo写道，”找到这类人有真正的alpha，但目前似乎很少人在那里找。”

六、信息不对称：被低估的”西学东渐”
Macedo的观察中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维度：中西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他惊讶地发现，他见的几乎每个中国创始人都在先做全球市场，再做中国市场。他们用Claude Code，看Dwarkesh的播客，对旧金山的创业生态了如指掌——”很多时候比那些没一直关注的西方投资人还清楚”。
“西方对中国的敌意明显大于中国对西方的敌意。”Macedo观察到，“中国创始人觉得把中国的工程执行力和硬件纵深跟西方的go-to-market和产品思维结合起来，完全不矛盾。”
这种组合一旦在合适的创始团队里成型，”会诞生一些真正了不起的公司”。

结语：寻找”非典型创始人”
Macedo两周中国行的核心判断可以概括为三句话：
1、看多硬件——深圳的硬件生态经过几十年积累，形成了西方难以匹敌的物理网络效应和迭代速度。
2、看空软件——模型差距可能扩大，软件创业公司缺乏护城河，估值泡沫严重。
3、最大的alpha在那些不被现有VC体系看见的非典型创始人身上

那些没有”标准简历”的异类，那些像梁文锋、王兴、刘强东一样，带着”没人知道存在的问题”出现的人。

Macedo的观察或许带有西方VC的特定视角，也可能存在对中国市场的某种误读。但他提出的问题：①、关于教育体制与创新精神的关系

②、关于VC体系的”简历内卷”

③、关于硬件与软件的结构性差异——值得中国AI生态的每一个参与者深思。

在全球AI竞争进入深水区的2026年，如何培养出更多”带着尖锐感”的创始人，如何让VC体系学会识别”非标准简历”中的真正价值，或许是中国AI创新从”量”到”质”跃迁的关键命题。

同时，也是新交大、新交大人社区，应该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应该抓住的补短板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