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万人围观的“试卷直播”：一场大学期末考，撕开了考试作弊黑产最猖狂的一角

一个普通学生的两次报警

2026年6月28日晚上七点多，成都理工大学“材料成型科学”期末考试正在进行。一个叫小林的普通学生，正骑着一辆共享单车飞奔在成都街头。

他不是在赶考，他是在赶往派出所。

就在几分钟前，小林在一个5万多人的公共群聊里看到了正在进行的考试试卷照片。这是他在同一天里，第二次骑车去二仙桥派出所举报同一个作弊团伙。-1

也就是说，第一次报警之后，什么也没发生。作弊团伙继续运作，考试继续被泄题，而小林只能再一次跨上自行车。

说实话，读到新京报这篇报道的时候，我心里涌上来的不是震惊——考试作弊这种事，谁上学的时候没听说过呢？涌上来的是愤怒，还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无力感。

这个作弊团伙已经存在了至少三四年。它在高校群里公开运营，每逢考试临近就发布科目和“上车”群号，管理员分工明确，有人负责收款，有人负责建群，有人负责发布信息。据小林估算，该团伙累计金额“远超十万元”。-1

三四年，十来万的流水，一个5万人围观的大群，一个学生两次骑车报警——这些数字摆在一起，比任何一篇调查报道都更让人窒息。

9分钟传试卷，40分钟答案回场：作弊已经变成一条流水线

8月底补考季，新京报记者以学生身份潜入了这个作弊网络。

记者通过补考群结识了一个正在找拼单作弊的学生小郑。比价之后，两人选了一个“每人75元”的作弊团队。8月28日下午两点，科目是《混凝土结构设计》。

14点09分，开考仅9分钟，小郑就从考场里把试卷照片发进了群。14点35分，选择题、填空题答案开始回传。网名“柯西”的答题人又发来计算和简答步骤。从试卷出群到答案收齐，前后约40分钟。-68

小郑向记者解释其中门道：“趁老师不注意，把卷子放在座位下面拍。”至于考场信号屏蔽器，他说了句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话——“手机飞行模式开关一瞬间有网，可以把答案加载出来。”-68

你能理解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吗？

我们花了几百万建信号屏蔽设备，花钱请了监考老师，花精力设计了整套考试管理制度，然后一个学生告诉你，只要把飞行模式关一下再开一下，一切防线都成了摆设。

这就像你装了一扇防盗门，结果隔壁小孩用一张卡片就捅开了。

更讽刺的是，这个作弊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分工得清清楚楚。考场里的学生负责拍题，校外的“枪手”负责答题，群里的管理员负责分发答案和收钱。作弊团伙成员可能在其他省份，也可能就在学校隔壁的某个出租屋里。他们不露面，不进入考场，不用面对任何一个监考老师的目光。-1

他们只需要在屏幕另一头，看着一张张试卷的照片从5万人的群里涌出来，然后淡定地把答案一个字一个字敲回去。

“真实靠谱”：作弊团伙的嚣张已经超出了你的想象

如果说上面的操作让你觉得这个团伙在小心翼翼地做地下生意，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6月28日“材料成型科学”考试进行中，团伙成员直接把试卷照片发到了5万多人的“成都理工生活圈”公共平台上，配文四个字：“真实靠谱”。-1

小林说得很直接：“他是在炫耀考试期间能搞到试卷，那是他们的‘战果’。”

你能想象那种心态吗？这不是偷偷摸摸地做违法生意，这是大摇大摆地晒“业绩”、打广告、招揽新客户。

记者另一个账号进入的群聊，总群名字叫“成都理工互助群”，成员1360人，表面上是一个学习交流群。但管理员“一路向北”每逢考试就在群里喊一声“发车了”，然后按日期和科目列出高等数学、大学物理、概率论等几十个分科小群的群号，所谓的“车费”按人数浮动。仅“7.6 9:0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一个小群，就有218人。-68

这些账号的分工同样令人瞠目——有人负责“挂号”，有人负责“建群号”，有人负责“信息发布”，各司其职，像一家正规公司的运营部门。

一个普通学生，不管他在课堂上坐了一个学期、熬了多少个夜晚复习，他拿到的成绩，可能和一个花了75块钱买答案的同学没有区别。甚至可能还更低——因为别人买到的答案，是“专业枪手”写的。

学习好的学生被坑了，因为他们守规矩。学习差但不作弊的学生也被坑了，因为他们更落后了。而唯一永远不亏的，是那个在学校外面数钱的团伙。

这不止是一所大学的丑闻，这是一条蔓延全国的黑色产业链

如果你觉得这只是一个大学期末考试的小打小闹，那你需要看看这几年被查出来的大案。

2023年6月，重庆17个区县同时举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联考。成绩公布后，满分150分的《职业能力倾向测验》，竟有多人考了140多分。网友们炸了——“断崖式领先”的分数实在太扎眼。-11

警方查明，这不是一两个考生的个人行为。这是一个跨省的作弊集团，分工极其严密：

上游有“老大”统筹学生报考岗位，提供作弊设备，组织“枪手”做题；中游有专人组织作弊工作、招揽“生源”；下游有“拍手”进入考场非法获取试题。-

2019年到案发期间，这个团伙累计组织考试作弊52人次，确认或承认作弊的考生37人，涉及16场考试。最终有17人通过作弊成功入职事业单位并获取编制，涉及的岗位遍布武隆、黔江、万州、丰都、酉阳、巫溪、彭水等多地。-11

“幕后老大”张德宇获刑五年。更令人瞠目的是，这个人在2012年就曾因同一罪名在山西被判过缓刑——也就是说，他出来后非但没有收手，反而把“生意”做到了重庆、做到了更大。

2025年3月，经核查涉案团伙交易记录，多名已入职事业单位的在编人员被劝退或清退。-11

你想想，这些人已经在编制内干了好几年了。他们在岗位上领着工资，享受着体制内的保障，而他们进入这个岗位的方式，是找人替考、买答案。被清退之后，他们甚至起诉了所在地人社部门。-11

而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广东那起替考大案。

2014年至2020年，一个替考团伙以数十名高学历人员为“枪手”，跨十余省市替考。他们根据考生的性别和面容特征，从“团队”中选择面容相似、专业对口的枪手，再用计算机合成兼具考生和枪手面部特征的照片，用于线上报考和制作虚假身份证件。枪手持假准考证和假身份证混入考场，利用考试身份核验的漏洞，代替考生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等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89次。-14

89次。你能想象这个数字吗？89次国家考试，每一次都涉及一个本该靠实力竞争的公职岗位。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最终有百余名考生通过作弊手段入职党委、政府、公安、农村基层组织等部门。-14

案发后，这些已入职的作弊者被全部开除公职。-14

考试作弊，作弊的到底是什么？

重庆那起案子，一个细节始终盘旋在我脑子里：一个在编人员被清退之后，起诉了人社局。

我一直在想，她是以什么心态去起诉的？是觉得自己“冤枉”吗？还是觉得“反正大家都作弊，凭什么只查我”？

这或许才是考试作弊最可怕的地方——它不只是某一次考试的失序，而是公平底线被一步步拉低之后，人们开始觉得不走后门才是吃亏。

我们需要拆开来看，在这个链条上，每个人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作弊团伙得到了钱。 每科几十到二三百元，一科可能有上百人“上车”。按小林的估算，仅成都理工这一个团伙，累计金额“远超十万元”。-1重庆那个跨省团伙涉案交易记录更加庞大，广东的替考团伙涉案金额逾千万元。-14

作弊的学生得到了分数。 高数、概率论、大学物理，这些课程的成绩直接和学分绩点挂钩，绩点又和保研、奖学金、出国申请直接挂钩。有专家指出，作弊者“可能影响其他学生的专业学分绩点，甚至影响保研名次”。-也就是说，一个人花几十块作弊拿了高绩点，另一个认认真真学了一个学期的同学，可能就因为排名落后了一位，失去了保研资格。

招录单位得到了“不合格的人”。 重庆案中，17个通过作弊入职事业单位的人，干的岗位是县区级及以下的基层岗位。这些岗位的工作直接面对老百姓，但坐到这些位置上的人，可能连基本的职业能力测验都没法凭自己的实力通过。

而在这场交易中，唯一什么都没得到的，是那些老老实实考试的人。

他们没有钱去买答案，没有门路去找枪手，没有胆量去冒被开除的风险。他们只能坐在考场上，一笔一笔地写。而他们写出来的答案，可能还不如作弊群里40分钟回传的答案准确、详尽。

这不公平。这从来都不公平。

为什么“打不掉”？卡在了三个地方

成都理工大学的老师对记者说了一句话，听起来很无奈，但仔细想想，恰恰点出了问题的核心：“学校已在考场增设信号屏蔽设备、加强巡考，但对于校外组织者，学校没有调查权，也没有处置手段。”-1

是的，学校管不了校外的人。这个理由很合理。

但问题是——谁管？

第一个卡点，是法律适用的模糊地带。组织考试作弊罪、代替考试罪这些罪名，主要适用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高考、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招聘考试、一级建造师考试，这些都是。但大学期末考试呢？法律上不属于“国家考试”的范畴。-

这意味着，在成都理工大学这个案例中，作弊团伙虽然长期组织考试作弊，牟取了远超十万元的利润，但他们的行为在法律定性上可能够不上“组织考试作弊罪”的门槛——至少不像在国家考试中那样可以适用重刑。

这就形成了一个荒诞的局面：一个学生为了期末考试花75块钱买答案，作弊团伙年复一年地从5万人的群里收钱，但法律上对这件事的惩罚力度可能远低于一个替考公务员的人。

第二个卡点，是技术防控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永远在追赶。信号屏蔽器听起来很厉害，但小郑说得很清楚——“手机飞行模式开关一瞬间有网”。这不是什么高级黑客技术，这是任何一个会用智能手机的人都会的基本操作。

有学生甚至告诉记者，“趁老师不注意，把卷子放在座位下面拍”，就是这么简单粗暴。而学校配备的信号屏蔽设备，在考场内信号被“静默”的情况下，仍被学生找到了利用间隙收发答案的方法。

国家考试的技术防控要严格得多。研究生考试中，考场内所有无线信号都被“静默”，无线电监测车在考场周边巡逻，智能安检门可以检测出藏在耳道里的微型耳机。-19但这些手段，能用到每一所大学的每一次期末考试里吗？成本上、人力上，都不现实。

第三个卡点，是社交平台和交易平台的监管缺位。作弊群能存在三四年，在5万人的群里公然发试卷照片、配文“真实靠谱”，这说明平台方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关键词过滤和异常行为识别机制。“上车”“助攻”“发车了”这些行业黑话，在特定的社群语境下意思非常明确，但平台的算法可能还识别不了。-

说到底，作弊群之所以打不掉，不是打不掉，是不知道该谁来打。

这不是普通老百姓的事吗？

写到这里，我想回到用户提出的那个问题：“有些人知道最终受害的是父母是老百姓，而收入的往往就是那些有钱的人。”

重庆那起案子中，那17个通过作弊进入事业单位的人，他们抢走的是谁的饭碗？

是那些认真备考了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普通家庭孩子的饭碗。那些孩子可能来自农村，可能是家里第一代大学生，可能把这次事业单位考试当成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他们的父母可能省吃俭用供他们上学，就指望着孩子能考上编制，有一个安稳的未来。

而现在，他们发现有人花钱买了答案，轻轻松松地坐在了那个本该属于他们的位置上。

这不只是“考试作弊”四个字能概括的。它意味着，普通家庭向上的通道正在被作弊者和作弊团伙一块一块地拆掉。

高考、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考试、职业资格考试——这些本来是社会阶层流动最公平的通道。穷人家孩子唯一能和富人家孩子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机会，就是考试。但当“花钱就能买答案”成为公开的秘密，当作弊团伙在5万人的群里公然炫耀“战果”，这条通道正在被悄悄堵死。

而你甚至不知道是谁堵了它。你看不到作弊团伙的脸，你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你更不知道，自己辛辛苦苦写出来的答案，是不是还不如别人花几十块钱买来的。

考试作弊的危害，从来不只在于那一次考试的成绩是否真实。而在于它一次次地告诉那些守规矩的人：你守规矩，是你傻。

这才是真正要命的地方。

法律在追赶，但跑得还不够快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组织考试作弊罪，明确了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定罪量刑的标准。-

从司法实践来看，近年来的判罚力度也在加大。广东替考案中，主犯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至五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至七十万元不等。-14

一级建造师考试中，命题组人员王学军利用参加命题的便利获取试题并出售给培训机构，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百五十万元。和他合谋的翁其能被判五年三个月，罚金一百二十万元。两人均被依法宣告职业禁止。-39

你看，法律的牙齿是存在的。但问题在于，这些重判适用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那些在大学期末考试、企业内部招聘考试中组织作弊的人，往往面临的法律后果轻得多。

还有一个更隐蔽的问题：作弊技术正在向低门槛、低技术含量的方向发展。你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搞什么针孔摄像头、信号发射塔，你只需要一部普通的智能手机，一个飞行模式开关，加上一个敢拍照的胆子。

当作弊变得如此简单，而监管的覆盖又如此有限时，你怎么指望它不泛滥？

写在最后：守住那条线

2025年高考前夕，教育部联合多部门升级了“六位一体”安全防护网，增加了对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违规物品的检出功能，实现考场实时智能巡查100%全覆盖。AI监考系统可以实时抓拍考生的异常行为并预警。-

这些技术手段无疑在进步。但它们能覆盖到每一所大学的每一次期末考试吗？能覆盖到每一场线上面试的企业招聘考试吗？能覆盖到每一个正在运营的5万人作弊群吗？

显然不能。

我想说的是，考试的公平，不是靠某一道防线守住的。它需要法律、技术、平台、学校、社会舆论共同来守。

法律需要把网织得更密一些，让那些在校外操控作弊团伙的人，无论面对的是国家级考试还是大学的期末考试，都能受到应有的惩处。平台需要把门看得更紧一些，让那些打着“互助”旗号的作弊群无处容身。学校需要在权限范围内做更多的事，不只是增设屏蔽设备，更要让作弊的代价大到足以吓退每一个蠢蠢欲动的人。

而作为每一个普通人，我们能做的，也许就是在看到群里有人发答案的时候，像小林那样，骑上自行车，哪怕要骑两次，也去报警。

不是因为一次报警就能改变什么。而是因为，如果连报警的人都没有了，那条线就真的守不住了。

考试是这个社会最后几件还讲公平的事之一。如果连考试都不公平了，那普通人还剩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