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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字稿|高中历史纲要上|第9课《两宋的政治和军事》
逐字稿|高中历史纲要上|第9课《两宋的政治和军事》《两宋的政治和军事》 在讲宋代的历史之前，必须要先回顾一下五代十国，毕竟宋代的很多新玩意儿，本质上都是为了解决五代十国里频繁出现的问题而设置的。53年54个皇帝，屁股都没有坐热就被部下给篡位了，这在五代十国是最常见的事情了。 从朱温开始，篡位这个坏习惯就像瘟疫一样往后面传播：朱温篡了唐、朱瑱篡了后梁、石敬瑭篡了后唐、郭威篡了后汉，在权谋和野心两股力量的搅动下，五代十国成为了中国历史的政治漩涡。 政治的混乱对于野心家却是一件好事儿，每个人都有可能在这个乱世里当上皇帝，赵匡胤身上的黄袍，就是被有野心的部下给披上的。赵匡胤上位的路和之前的那些人根本就没有什么不同，同样是黄袍加身，同样是武将篡权，那么新成立的这个朝代，大概率也同样会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吧。 当时的普通人都已经习惯了宫廷里的这些闹剧，在他们眼里赵匡胤过不了多久，应该也会被别人给篡了，会是谁呢？石守信还是杨光义。五代之后的宋朝，会是第六代吗？ 大部分人都猜错了，后周经过了郭威和柴荣两位明君的统治，已经具备了结束分裂局面的基础。而赵匡胤这个人也比较拎得清，他没有因为当上了皇帝就高兴地忘乎所以，他非常清楚五代的混乱，其实都是唐朝藩镇割据的后遗症。 为了防止自己成为下一个朱友圭，下一个李从珂，赵匡胤之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比如削夺武将的军权和财权，分化朝廷里宰相的权力等等。 最终宋朝改变了短命的宿命，成为了继唐朝之后，又一个长久的中原王朝。只是很多新的问题，也在解决旧问题的过程中显露了出来，用更庞大的官僚体系去分权，带来了财政的负担，而解决武将威胁的种种措施，也带来了北宋军队战斗力较弱的后果。 历史就在不断解决问题，又不断出现问题，然后再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向前发展。宋朝的历史，就是反映这个规律最好的样本，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两宋的历史。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马历史课堂，我是马老师。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高中历史纲要上第9课《两宋的政治和军事》。 宋初中央集权的加强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定都东京，史称北宋。这个东京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同学们注意别弄混了，不是日本那个东京，而赵匡胤呢就是宋太祖。 此时摆在赵匡胤面前最紧要的事情还不是控制权力，而是先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当时的中国大地上，除了北宋之外，还有武平、后蜀、南汉、南唐和北汉几个割据政权。 其中北汉在北面，而其他的割据政权在南面，先打北面还是先打南面呢？最终赵匡胤选择了先解决南方，再解决北汉的策略。为什么这里要提一嘴宋朝的统一策略呢？主要是因为北汉的北面是契丹，这个也会是今天我们课上出现的重要角色。 当时的契丹非常强悍，如果先打北面拿下北汉的话，那么立足未稳的北宋，就要直面强大的契丹。但如果先去平定南方呢？就少了很多后顾之忧，毕竟北汉在北面是可以顶一阵的。 就这样经过十几年的南征北战，公元979年的时候，宋太祖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那么赵匡胤又是如何解决五代十国留下的弊病，防止北宋成为下一个短命的王朝呢？ 五代十国的问题根源就是唐末的藩镇割据，宰相赵普一针见血地指出：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武将造反的基础就是有权、有钱、有人，所以赵普给出的方案就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用我们最熟悉的一句话总结就是：加强中央集权。 削弱武将的权力，会那么顺利吗？赵匡胤自己心里也没有底，他这个人做事情比较谨慎，就琢磨着万一武将因为不满权力的削弱，然后直接造反，先把自己给噶了怎么办？毕竟当初李从珂就是因为没有把事情处理好，才给了石敬瑭篡位的机会。赵匡胤就打算先探探那些武将的口风，这就是有名的“杯酒释兵权”了。 建隆二年，有一天晚朝的时候，宋太祖把石守信等一些禁军的高级将领留下来喝酒，然后呢喝着喝着就说：哎呀，自己整天睡不着觉，最近老是失眠。这些武将就去问老大你肿么了？宋太祖就直说，担心他们这些禁军头头的部下造反，再次上演陈桥兵变这种事儿。 石守信他们一听这个皇帝这么说，心里慌的不行，被皇帝猜疑那是要掉脑袋的事情了，就让宋太祖给他们指出一条明路来。宋太祖就直接明牌了：你们可以放弃兵权嘛，整天打仗多累啊，多买些良田美宅，多买一些漂亮妹子在家里唱歌跳舞。这种日子多好是吧，当然也不用你们出钱，我来出，我赵匡胤作为大哥来给你们办置。 宋太祖的意思很清楚了，就是要用丰厚的物质赏赐来跟他们手里的权力做交换。这个生意对于宋太祖来说可是稳赚不赔的，给将领的物质赏赐当然是国家财政的支出，是牺牲了百姓的利益，不过相比武将造反造成的社会动荡，对社会的危害还是小很多的。 不过石守信他们这个时候还是很慌张的样子，赵匡胤也非常明白，他们这是在担心兔死狗烹，毕竟建国之后杀功臣是很常见的事情，比如汉朝建国的时候就干了很多过河拆桥的事情。为了进一步打消武将们的疑虑，宋太祖又继续画饼：我们还可以结成姻亲关系，我这边一堆儿子女儿，你们也都有儿子女儿嘛。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石守信他们一看也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只能点头说大哥你说的都对。第二天上朝的时候，石守信等禁军高级将领就主动递了辞职信，宋太祖也就借坡下驴，直接同意了。经过这么一轮试探，宋太祖就很清楚加强中央集权的方向没有问题，是可以实现的，然后就通过多种方式从制度上做出了调整。 首先是从地方到中央大规模地削弱实权派的权力，比如节度使以及中央里宰相的权力。在地方，派出文官出任地方各州的长官，这个长官职位叫做知州，在这种情况下，节度使就变成了虚职，实权在这些文官手里。 这个策略我们之前也学过，就是唐朝在安史之乱后采取过的方法，用文官替代武将来做节度使的方法，毕竟文官嘛读的圣贤书，儒家那一套忠君爱国的思想是深入骨髓的，叛变的概率会低很多。 当然，文官叛变的概率只是会降低，并不会变成0。所以为了防止知州的权力做大，在地方上又先后设置了安抚司、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这四个和知州平行的机构，通过他们对各州进行监控和制约。 这还不够，州一级再增加通判这个职位，和知州一起管理这个州的各种事务，同时各州的公文，知州需要和通判一起签押，才能够生效，这样就是让知州和通判彼此进行制约。 我们都比较熟悉的苏东坡就曾经当过杭州通判，当然苏东坡以前是京官，在朝廷里当官的，他是被贬到地方上去的，苏东坡在地方工作的时候也没闲着，东坡肉、东坡鱼、东坡肘子都是苏东坡在当地方官的时候琢磨出来的。 就这样，在地方层面呈现出了这样一个权力结构：知州和通判共同管理一个州，然后刚才提到的那四个司，他们对州进行监控，防止出现以州为单位的叛乱。 中央层面容易威胁到皇帝权力的就是相权，这个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历朝历代的做法都是通过工作流程和权力分化的方式对相权进行制约，宋朝也沿用了这样的思路。 宋朝设置了枢密院掌管军权、三司掌管财权、中书门下掌管行政权，这样就把属于宰相集体的权力一分为三，同时又设置台谏机构来监察官员。很多同学在这里会比较懵，毕竟之前刚把隋唐的三省六部制搞懂，那么宋朝的这套体制变化在哪里呢？ 其实宋朝也同样是在三省六部制那个体制下运作的，只不过原来的三省六部制侧重流程上的改变，宰相还是可以参与讨论关于军事和财政方面的事情，但是现在军权和财权又被另外单独拆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原来三省的流程只是在讨论行政方面的事情了，宰相就不会有机会干涉军事和财政的问题。 以上仅仅是加强中央集权的第一步：削实权。第二步则是地方到中央对财政权力的收回，就是赵普所讲的：制钱谷。 收回财权，那就要从赋税的收缴方式上先动手，唐朝的税收是节度使来收的，然后再上交中央，钱从节度使这边过一手，你觉得节度使那边会老老实实把应该交给中央的钱都交给中央吗？就好比咱们某些同学，你家里给你100块钱买学习资料，你真的会把这100块都拿去买学习资料吗？ 节度使通过各种方式的留存，就成为了地方势力坐大的经济基础。而宋朝的话则是设置了转运使，直接通过这个职位把税收收缴到中央，这样在地方财政层面，地方势力就没有了做手脚的机会。 在中央层面，设置了三司来分理中央财政，这就对应了刚才我们讲的三司对于宰相权力的拆分。 权力和钱都收回中央了，那么地方能够叛乱的因素就只剩下军队了，这就是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第三步：收精兵。 我们回想一下唐朝，唐朝对外打仗胜仗很多，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精锐的部队在前线，但这也造成了外重内轻的隐患。而宋朝的话为了防止叛乱，把最精锐的部队都放到了皇帝的眼皮子底下，地方的精锐都编入了禁军，而禁军的主要作用就是拱卫京师。 当然大部分情况下，京城不怎么需要花精力拱卫，因为农民起义很多也不是京城的农民在闹，所以在地方面临军事压力的时候，禁军也会向地方上调兵，但是地方的禁军不能总在一个地方驻扎，皇帝他会担心你时间久了和地方势力勾结，每过一段时间，地方的禁军就要换一个地方驻扎，这个就是换防。 当然禁军要派到哪里去，换防到什么地方，掌管军权的枢密院自己也是说不算的。很多同学应该都知道中国古代军队有“虎符”这个东西吧，在古代这是用来调兵的，枢密院想要调动兵马，需要得到皇帝批准，并将命令下达到殿前司才行，再由殿前司将虎符发往禁军，枢密院是不能在没有经过批准的情况下直接给禁军下调兵命令的。 这是因为枢密院虽然有调兵的权力，但是没有统兵的权力，统兵的权力是属于禁军的管理机构“三衙”。不过三衙只有统兵的权力，就是你可以带兵打仗，但是如果战争结束之后，你想带着部队去别的地方，那是不行的，你必须要等枢密院的命令，然后枢密院再经过刚才那个流程把调兵的命令传达下来。 说到这里，相信很多人都已经蒙圈了，怎么会弄得这么复杂呢？是啊，大家可以想想为什么要把简单的事情弄得这么复杂呢？其实说到底就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除了皇帝以外其他人的权力都被拆得七零八落，这样就减少了叛乱的可能。 搞这么一出的目的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维护社会的稳定。那么宋太祖有没有达成这个目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下面这个材料：唯本朝之法，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藩方守臣，统制列城，付以数千里之地，十万之师，单车之使，尺纸之诏，朝召而夕至，则为匹夫！ 这是段文言文，我这边也简单地总结下文章的意思：像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意思就是身体控制手臂，手臂控制手指一样，上级能够灵活地指挥下级。还有后面的尺纸之诏，朝召而夕至，则为匹夫，意思就是只要中央一声令下，那么这些地方大员就必须立刻响应，地位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匹夫在这里就是普通人的意思。 这么看啊，宋太祖的目的自然是达成了，地方势力没办法坐大，宋代倒也不会像五代十国那么短命了。 但是这套体系也为宋朝后面的发展埋下了隐患，我们看另一段材料：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 这就是宋朝集权带来的消极影响了，在这种体制下的官员都是彻彻底底的执行者，他们不需要动太多脑子，只需要执行上面下来的命令就行，那么时间长了就会变得效率低下，因循守旧，害怕犯错误的政治风气在宋朝的官僚系统中流行开来。 宋朝的这套系统依靠的是文人，地方的知州、通判是文官，中央管理军事的枢密院的长官也是文官。这么多文官从哪里来呢？宋朝扩大了科举的录取规模，来培养后备的官员。但是长期重文轻武的结果就是风气的转变，所有老百姓的概念里就是读书有前途，而当兵没有前途，最终反馈到军队里的情况就是军队的战斗力低下。 要知道曾经的汉民族，那绝对是一个尚武的民族，在面对北方来的游牧民族威胁的时候，汉民族总是能够历经磨难最终取得胜利。但是自从北宋之后呢？从辽到金、从蒙古到满清，汉民族的尚武精神被消磨的干干净净。 最后我们看宋朝这套体制他是怎么来实现权力的分散，无非就是原来一个人的活，现在拆给三个人，甚至更多的人去做。那么原来需要一个官的地方，现在就需要养N个官，官僚系统一下子就变得无比臃肿。 此外，为了增强社会的稳定，原来社会上很多游手好闲的人也被编入了军队，军队的大量扩充和臃肿的官僚系统一起成为了财政的负担，北宋形成了冗官、冗兵、冗费的局面，把刚才说的积贫、积弱连在一起，我们一般称这段时间的北宋是“三冗两积”。 边防压力与财政危机 尽管这个时候的北宋已经完成了中原的统一，也开始了国家的制度建设，但是我们看地图，你真正按照唐朝或者汉朝的标准来算，北宋其实是没有完成国家统一的。 我们再保守一点，按照秦朝的疆域来算，秦朝最北面是到阴山，东面到辽东，西面到临洮。你看地图北宋的疆域比秦朝还少了很多地方呢，从当时战略价值的角度，北宋缺少的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课件上我圈出来的这个地方，就是燕云十六州。 为什么说这块地方重要？因为他在长城以南，我们都知道当时修长城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防范北方游牧民族，但是现在长城以南的土地都已经被占了，那么人家南下来打你就太容易了，一马平川的，骑兵可以直达黄河。 所以一方面燕云十六州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的领土，必须要收回，另一方面从战略防御的角度来说，这个地方也要拿下来。 但是拿下这个地方并没有那么容易，首先燕云十六州是割让出去的，当初石敬瑭这个王八蛋为了得到契丹的支持，把这块土地拱手送人了。燕云十六州并不是因为契丹的侵略才丢掉的，所以从法理上来讲，这块土地确确实实是现在辽国的土地。 第二，中原王朝的经济文化都是领先游牧民族一大截的，燕云十六州作为汉民族深度开发的一块土地，他一下子就成为了辽国的经济中心，那么辽国自然不会轻易地把到手的肥肉再让出去，面对宋朝军队的北伐，辽国也是全力来应对的。 面对火力全开的辽国，宋朝的军队根本就不是对手，最终宋朝两次夺回燕云十六州的北伐，均以惨败告终，注意都不单纯是失败了，而是惨败。后来辽军变被动为主动，开始大举南下，刚才讲了嘛，没有长城这道屏障，那么人家南下就是一马平川的，很快辽军就到了黄河北岸，而宋朝都城开封在哪里呢？就在黄河南岸。 当时宋朝的皇帝是宋真宗，甚至都已经准备跑路了，还是在宰相寇准的拼命劝说之下才到前线去督战。皇帝亲自督战是比较振奋军心的事情，再加上辽军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所以将士们也是拼死抵抗，最终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宋和辽选择了和谈。 和谈的结果就是有名的澶渊之盟，1004年的冬天，宋与辽签订协议，维持已有边界，两国皇帝以兄弟相称，宋朝的皇帝就当大哥嘛，当然人家认你这个大哥也不能白认，大哥每年要给辽国赠送很大的一笔钱物，称之为“岁币”。自此开始，宋辽两国维持了近百年的和平局面，北宋获得了北部边防的基本安定。 不过天下并不太平，在宋辽和平相处的这段时间里，宋朝打仗的对手主要就是西夏了。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政权，原来也是唐朝的节度使，后来在宋朝建立之后以藩属的形式臣服于宋朝。 但是在宋仁宗时期，党项族的首领李元昊直接称帝了，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这对于宋朝来说就是典型的叛乱，所以宋朝以讨逆的名义发动了对西夏的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却是宋朝屡战屡败。 不过西夏这边其实也没有得到什么便宜，毕竟中原王朝的经济文化发达，西夏有很多东西也都是要从宋朝买过来的。但是天天打仗的话，布帛、铁器、盐这些生活必需品的成本越来越高，毕竟你和宋朝打仗，那么这些东西宋朝就不卖给你，当时的西夏想要这些东西只能通过辽国去买，辽国这个时候就很开心了，自己当中间商就可以拼命抬价了，西夏和宋朝之间仗打得越久，辽国这个这个奸商在中间赚的就越多，所以西夏这边也不想再打了。 最终宋朝和西夏之间也达成了和议，西夏向北宋称臣，但还保留着帝号；北宋这边呢每年送给西夏钱物，称之为“岁赐”。这里注意辽国的那个叫岁币，而这里叫岁赐，就是因为几个并立的政权名义关系是不一样的，西夏是向北宋称臣的，所以北宋给西夏的东西就是赐给他们的，叫做岁赐。 这段历史就很有意思，宋朝打仗真的是不行，但是中原的经济文化又比较先进，辽和西夏的生产生活物资又都被中原给拿捏住了。结果就是互相妥协，以钱物换和平，维持了几个政权之间并立的局面。 为什么宋朝军队打仗总是吃瘪呢？首先燕云十六州不在自己手里，失去了最重要的战略防御线，辽国南下可以很轻松地、一马平川地到达黄河边上。但是黄河本身其实并不适合作为一个防御的屏障，因为黄河冬天会结冰，人家的骑兵还是很容易就穿过黄河继续往南。 燕云十六州的价值除了战略地位之外，这个地方还非常适合饲养战马。但是我们看北宋这个时候最适合饲养战马的土地都不在自己手里，西北在西夏手里，燕云十六州在辽国手里。 有的同学说，农村的马也不是养在草原啊，养在马圈里不行吗？当然不行了，战马和普通的马区别很大，战马是需要大片的土地来饲养的，是不能圈养的，圈养的马匹平时都没有机会让他们奔跑，上了战场根本就不可能跑得动。就好比你平时从来不锻炼，现在让你去操场跑个一万米，你肯定跑不下来的。 但是你总不能说这些土地不种小麦了，不种水稻了，全部拿来养马吧，这个非常不现实。所以北宋就没办法拥有好的骑兵部队，尽管当时北宋军队已经配置了重步兵和床子弩这些新东西，但是冷兵器时代的最强战力依然还是骑兵。 当然，这仅仅是单纯的战场因素，从制度的因素去分析会发现北宋军队问题更多。首先是兵源的素质，宋朝实行的是募兵制，这个同学们看我们教材，有详细的说明，募兵制就是雇佣兵的意思。宋朝为什么要实行这种政策呢？我们看教材原文：希望通过广泛募兵稳定社会治安、消除动乱因素，即所谓“不收为兵，则恐为盗”。 从这句话就能看出来兵源的素质怎样了，为了钱来当兵和为了保卫家园来当兵，这是完全两种概念了。 另外，从军队的建制层面来说，在边境和辽国、西夏对垒的军队，并不是这个国家最精锐的部队，因为北宋最精锐的部队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在拱卫京师嘛。 问题来了，边军战斗里本身就不行，而最精锐的中央禁军在拱卫京师，缺少打仗的机会，没有战争的磨练，再精锐的部队也会丧失战斗力的。边军没有战斗力，禁军也没有战斗力，最终的结果就是北宋的军队不行，打仗必然就一直输了。 不过虽然军队打仗不行，但是花钱却是一把好手，募兵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社会稳定，结果就是破产的农民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就加入军队来讨口饭吃。结果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军队，军费的开支恶性膨胀，我们看课本最下面一句：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 还有六分之一花到哪里去了呢？当然就是用来养官了嘛，刚才也说了，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方式，就是设置大量的机构来分散权力，国家的官僚团队特别庞大，大量的兵和大量的官都成为了国家财政的负担，尽管北宋在中国封建王朝里算得上是富庶的，但也禁不住这样花，国家到底还是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王安石变法 怎么办呢？既然北宋的社会危机是“三冗两积”造成的，那就从这些地方开刀吧，首当其冲的就是如何先改变北宋因循守旧、效率低下的政治风气。宋仁宗启用范仲淹进行改革，范仲淹在皇帝的信任之下毫不手软，发起了以整顿官僚队伍为宗旨的改革，史称“庆历新政”。 首先贵族子弟不经考试就能当官的“门荫”制度，直接取消；其次加强对官员政绩的考核，能者上弱者下，什么庸官贪官，该丢乌纱帽的绝对不留。但是你想想，范仲淹改革，想要干掉的都是社会上最有权势的这帮人，触犯了这些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们还能让你好过吗？反动势力不停地攻击范仲淹，最终庆历新政仅仅一年时间就流产了。 这一切成为了王安石变法出现的背景板，因为庆历新政的流产，北宋的危机不断加深，等到宋神宗上台的时候，朝野上下都是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有的时候看这段历史就会觉得他们的脑回路很奇怪，这些官员他们既想改变，但是又不想放弃自己的利益，但实际上改革想要成功，需要的就是他们要放弃自己的部分利益，不然钱从哪里来，难道继续剥削农民吗？ 是的，王安石变法的措施，本质上还真是在继续剥削农民，让我们一起来看下王安石变法。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来主持变法，变法涉及农业、商业、军事、科举和教育等领域，基本原则就是加强国家对这些领域的管理和控制，最终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为了达成富国的目标，官府通过向农民提供农业贷款、拨巨资从事商业经营等手段，力图在调控经济的同时开辟财源。前者向农民提供贷款，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青苗法，青苗法就是粮食刚种下去但是还没有收获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是青黄不接、百姓生活困难嘛，就可以让他们来跟政府贷款，等粮食收获了之后，再来还这个贷款。 后面那个拨巨资从事商业经营，其实就是各行各业搞起了行会组织，通过行会组织来控制商业的发展。在开封城你想要做生意的话，就要加入各种行会，比如做餐饮生意有餐饮的行会，卖茶叶有茶叶的行会。 此外，在经济领域王安石还实施了募役法，就是我们之前提过的代役税，在唐朝就是租庸调里的庸。你不想服徭役，就交钱让政府雇人来服役，那些官僚呢也不例外，也要缴纳役钱。方田均税法，就是核实土地，按土地的多少、好坏平均征税。农田水利法就是鼓励垦荒和兴修水利。 为了达成强兵的目标，王安石对农民进行编制管理和军事训练，希望借以恢复“兵农合一”的征兵制，用来取代募兵制，这就是保甲法。把农村人户编制起来，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的人户，出一人为保丁，保丁平时种田，农闲练兵。 但是结果怎样呢？富国的目的勉强算是达成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确实增加了不少，但是富的仅仅是国，而不是民，人民的负担在这次变法中不断加重。强兵的目的是完全没实现，北宋和西夏再一次开战，再一次以失败告终。 王安石的变法出现这种情况是必然的，比如青苗法，看起来好像真的是在为老百姓考虑，通过政府的贷款帮助老百姓渡过难关。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政府做这个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啊，既然是为了赚钱，那么放出去的贷款肯定要考虑怎么收回来的问题。 真正遇到困难，需要贷款的农民，他们是很难拿到这笔钱的，因为政府觉得他们没有还债的能力。而那些有还债能力的农民呢，很多其实并不需要贷款，但是政府为了完成任务，就通过各种方式把钱硬塞给他们，不要也得要。 这就跟现在大家对银行的诟病一样，天气晴的时候把伞借给你，而真正遇到了雨天，银行就会把伞给收走，晴天借伞，雨天收伞。 还有政府在地方搞的行会组织，从纸面意义上他是能够起到调控经济的作用，就好比粮价高的时候释放粮食出来抑制粮价，而粮食价格低的时候，他们会大量买进，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调整供需关系，抬高价格。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就变成了对小商小贩的剥削。你想做生意？可以，但是你要先加入行会，想加入行会，那就要先交一笔会费。这就好比咱们走在街上，只允许那些有店面的人做生意，但是你没有店面说自己摆个摊吧，不可以的，必须先去租个店铺才行。 对于小商小贩来说，这是要断掉他们活路的，首先行会的会费就要掏空他们的老底儿。其次他们作为小商贩，在市场价格变动的时候完全没有议价权，最终就成为了利益受到损害的一方。 至于募役法和方田均税法，就把官僚团体给得罪了。首先看募役法，人家这些当官的原来不需要交这个钱，但是现在当官的也要开始交这个钱了，自然心里是不爽的。 还有方田均税法更是得罪人了，因为打破了潜规则，以前那些官僚都是官官相护，自己家有100亩地，就往上报10亩地，这样其余的那90亩地就不用交税了嘛。现在你重新核查了土地，之前被藏匿起来的90亩地现在也需要交税了，官僚集体对王安石那叫一个气啊，恨不得把王安石给下锅煮了吃掉。 王安石经济领域的改革，并没有提高社会的总体生产力，只是通过更多的方式从人民和官僚手中拿走了更多的钱而已。 而在强兵方面的变法，则是搞错了问题的本质。宋代军队战斗力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是单一的募兵制造成的，或者准确地来说，你就不能把这个锅甩给募兵制，北宋军队建设的思路才是大问题。 北宋是为了维持稳定，才吸纳那么多人进入军队的，所以本质上这支军队存在的目的就不是为了战斗。募兵制还是府兵制，都不过是招募士兵的一种手段而已，我们换种思路，你如果就是为了和西夏作战专门招募一支部队，然后强化训练，最终的战斗力肯定也会提高很多。 明朝戚继光抗倭，搞的就是募兵制，招募的浙江义乌一代的士兵相当勇猛，战斗力极强，这就说明了问题肯定不是出在募兵制上面的。 这次变法是失败的，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而朝廷里也在不停地争论变法的对错，支持变法的搞成了一派，不支持变法的成了一派，宋朝政治本来是不玩站队这一套的，结果王安石变法直接把统治集团内容给搞分裂了，北宋也逐渐走向了衰亡。 南宋的偏安 因为改革问题分裂而成的新旧两派，他们把党派斗争一直延续到了宋徽宗时期，宋徽宗是个艺术家，擅长书画，但是历史却跟他开了个大大的玩笑，把他放到了政治家的位置上。 一个并不擅长政治的人当了皇帝，这就给野心家们创造了上位的条件，此时的朝廷，被蔡京、童贯等一伙奸佞之臣所把持，政治黑暗到了极点。宋朝内部有方腊、宋江等人的起义，外部有金朝的崛起，内外交困之下，北宋王朝岌岌可危。 讲到这里，之前有的同学问到，怎么北宋的外部危机是刚崛起的金国，而不是辽国呢？之前不是辽国的威胁很大吗？这里既然提起辽国，不得不说这个时候的辽国也有了新皇帝天祚帝，这个皇帝在政治上还不如宋徽宗呢，所以辽国现在也是内忧外患的状态。 真的让人很想吐槽一下:宋辽果然是兄弟之国啊，同时间选了同样不靠谱的皇帝，你们哥俩赶紧碰一杯吧。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统一了女真各部之后，开始起兵反辽，在女真的攻势之下，辽国的主力部队很快就崩溃了，国家政权分崩离析。这个时候辽国一个叫李良嗣的叛徒跑到了宋朝这边，提出了联合金国一起夹击辽国的计划。 宋徽宗一想，这个好主意啊，以前辽国强盛的时候我打不过你，现在岂不是痛打落水狗的好时候？击败了辽国，那么我们就能够把燕云十六州给拿回来，那么我宋徽宗岂不是要成为宋朝最伟大的皇帝？ 白日做梦的宋朝就派人跑去和金和谈，双方达成了“海上之盟”，约定金从北面攻辽，宋从南面攻辽，两边消灭了辽国之后，燕云十六州的土地归属于宋朝。 听上去是不是还算好的计谋呢？但是从大的战略上来讲这是完全错误的。此时金比辽强大，你们联合把辽灭了，那岂不是宋朝就要直面强大的金了？这不就是占小便宜吃大亏吗？更何况北宋军队的战斗力不行啊，辽你都打不过，你要直面金吗？ 但是宋徽宗我们知道啊，政治水平不高，艺术家去分析战略问题，很容易就犯浪漫主义的错误，把问题简单化，他根本就没想到后面这么一层，只盯着眼么前那些蝇头小利了，而问题来了，哪怕辽现在被削弱了很多，但是你确定你宋朝的军队能打得过？ 宋朝派出童贯等人领军进攻辽国，结果还是输了。为啥辽都这样了，北宋还是没打过呢？因为在辽国人眼里，之前你和辽签订了澶渊之盟，结果现在你背信弃义，和金国勾搭，想要在背后捅刀子。宋就是不仁不义，辽自然看见了宋就来气，都爆气了，战斗力也是滋滋往上涨。 宋朝的腐朽无能也被金朝看的一清二楚，在灭掉辽国后，他们把目标转向了既无能又富庶的宋朝。宋哪里是金的对手啊，很快金兵就打到了开封，宋徽宗自己退位当了太上皇，把麻烦丢给了儿子宋钦宗。 宋钦宗真的冤啊，他爹搞出来这么一个烂摊子，结果自己不收拾，丢给他收拾。但是他也不是当皇帝那块料，他比宋徽宗还要怂，直接向金国乞和了。 金这边呢一面假装和你讲和，一边又在准备战争，最终东京被攻破，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军俘虏。两位皇帝和王妃，王室三千余人和大量的金银文物、史书典籍押到了金国，北宋就此灭亡。因为宋钦宗的年号叫做靖康，所以这段历史被后世称之为“靖康之耻”。 皇室宗亲都被掳走了，搞到最后只有一个康王赵构能够来做新的皇帝了。靖康之变后，康王赵构在应天府称帝，后面定都临安，史称南宋，赵构就是宋高宗。 金朝并没有停止南下灭亡宋朝的脚步，赵构这个时候脑子里只有逃跑两个字，然后就一路往南逃，先逃到扬州，再逃到临安。而金朝这边目标很明确，就是追着皇帝打，赵构你逃到哪里，金的军队就打到哪里。 好在有长江这个天险作为屏障，赵构在逃到了长江以南之后，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而金兵打到了长江也面临了很多困难，首先是战线拉得太长，后勤供应跟不上，其次是他们不熟悉江南水网密布的这种环境，北人不熟悉水战嘛。 当然更加重要的是，这个时候宋军的战斗力比以前提升了很多。这是为什么呢？以前不是说宋朝军队战斗力很垃圾吗？怎么这个时候就有战斗力呢？出现这种转变，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以前大家参军只是为了混口饭吃，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为了保家卫国，为了报仇雪恨，战斗力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其中尤其是以岳飞为代表的“岳家军”战斗力相当突出，岳飞在黄天荡之战后威震天下，他的部队在随后面对金军的过程中也取得了节节胜利，金军南下的脚步被阻挡。 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南宋的朝廷这个时候又开始拖后腿了。当时朝廷里分成了两派，主战派和主和派，主战派希望北伐收复失地，直捣黄龙，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而主和派以秦桧为代表，主张放弃长江以北的土地，以屈辱换和平，做一个偏安的政权。 两个派别整天吵个不停，而能够拍板的皇帝这个时候却是态度暧昧，一会儿站在主战派一边，一会儿站在主和派一边。当北伐传来胜利的捷报时，宋高宗就会很振奋，想着继续打，而当北伐稍微遇到一点困难的时候，宋高宗就想着要不还是投降吧。 但是最终高宗还是倒向了投降这个选项，因为秦桧的推波助澜，因为自己的软弱摇摆，经过反复多次的议和和战斗。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屈辱求和，以牺牲岳飞为代价，想要换来自己政权的偏安。 壮志难酬的岳飞，作为一个英雄，没有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死在了那些软弱摇摆的人手里。这是每一个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会觉得遗憾和难过的事情，秦桧这样的主和派，也在后世被钉到了耻辱柱上。 公元1141年，南宋与金订立了绍兴和议。以东起淮水、西至大散关一线划界，南宋对金称臣，每年向金朝缴纳一笔财物，称为“岁贡”。同学们要注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原王朝向游牧民族称臣的，咱们就不提汉朝和唐朝了，哪怕是北宋打仗输了，也顶多和辽国是兄弟，而不是称臣，宋高宗真的是把祖辈的脸都给丢光了。 仅仅二十年，宋高宗就把国仇家恨都给忘记了，用各种屈辱的方式，换来了南宋政权的偏安。此后，宋金之间又发生了几次战争，南宋地位稍有上升，不再向金称臣，而是“世为侄国”，继续维持南北对峙的局面，直到蒙古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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