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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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回溯互联网软件的商业史，从早期售卖软件拷贝的“授权制”，到后来以广告流量变现的“免费制”，再到如今订阅会员的“增值制”，软件的商业逻辑经历了深刻演化。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免费软件+增值服务”已成为互联网软件产业的主流商业模式，软件著作权保护直接关系权利人合法权益与数字经济公平竞争秩序。第26个世界知识产权日之际，由广悦律师事务所余裕武律师团队代理的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A公司”）诉石家庄某咪公司、邯郸某云公司、郑州某季公司、裴某（四被告）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评选为典型案例。该案清晰界定破解版软件侵权边界，为“免费软件+增值服务”模式的保护提供了裁量指引。本文旨在围绕该案例的典型意义，探讨“免费软件+增值服务”这一商业模式的知识产权保护路径。
一、案件基本事实
A公司系“XX”软件 Android版及Windows专业版（V2.7.0）的著作权人，已办理著作权登记。A公司运营的“XX”软件，是“免费软件+增值服务”模式的典型代表：基础剪辑功能免费开放，以此获取海量用户与市场黏性；而会员专属的素材、美颜工具、高阶功能、AI玩法等，则需要用户付费订阅。
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功能的阶梯化设置”，本质是通过技术措施构建起一条增值服务的防线。然而在本案中，石家庄某咪公司、邯郸某云公司、郑州某季公司通过“破解”手段，直接屏蔽或绕过了A公司的技术防护措施，让用户可以畅享所有付费功能。侵权方的高管团队交叉重合，法人代表系同一人，且通过向消费者提供统一的文档链接来交付破解资源。正常市场环境下，用户若想使用SVIP功能，需支付每月79元或每年599元；而在侵权店铺，仅需支付4.99元至5.99元，即可永久使用。这种价格上的断崖式差异，不仅直接分流了潜在付费群体，还向市场传递了“低成本或免费获取付费内容”的错误预期，侵蚀了用户为数字内容付费的意愿。
截至起诉，侵权商品净销售额达1148990.84元，销售218535件。基于上述事实，A公司向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各被告侵害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法院最终判决四被告赔偿原告相应的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61万元，由于本案中通过著作权法已能实现对原告权利的充分保护，不再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侵权行为予以重复评价。
二、“免费软件+增值服务”的保护路径：技术措施的法律定位与保护机理
（一）技术措施的制度功能
技术措施，是指权利人为保护其著作权法上的正当利益而采取的、控制访问或控制使用作品的技术手段。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对技术措施的保护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六条进一步明确了技术措施的定义。从制度功能观察，技术措施的设置本身不产生独立的权利，但其通过技术手段对作品的接触和使用施加控制，实质上是将著作权法赋予的排他性权能在技术层面予以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技术措施均可获得著作权法保护。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第9.26条的规定，用于实现作品与产品捆绑销售、价格区域划分、破坏用户计算机系统等与著作权法正当利益无关的技术措施，不在保护之列。技术措施的有效性判断亦有其标准：应以一般用户掌握的通常方法能否避开或破解为标准，专业技术人员通过特定方式能够破解的，不影响技术措施的有效性认定（第9.27条）。本由于案原告设置的导出限制，对于一般用户而言无法轻易绕过，应当认定为有效的技术措施。
（二）技术措施与“免费软件+增值服务”商业模式的内在关联
在“免费+增值”模式下，技术措施发挥着超越单纯权利保护的经济功能。基础功能的免费开放吸引用户流量，增值功能的付费订阅生成收益，而技术措施正是两者之间的阀门。对这一阀门的法律保护程度，直接决定了“免费+增值”这一商业模式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本案中，被告通过破解行为绕过技术措施，从表面上看，破解行为仅是修改了软件的若干代码；但从经济实质观察，它直接破坏了原告构建的功能阶梯，使得原本应当付费的增值服务沦为低成本或免费获取的产品。这正是技术措施保护与商业模式保护在逻辑上的联结：保护技术措施，就是保护商业模式赖以维系的“稀缺性”构造。著作权法通过对技术措施的保护，间接地为“免费软件+增值服务”的商业模式提供了法律屏障。
（三）本案侵权行为的定性分析
法院将被告的行为认定为侵害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裁判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根据《著作权法》第十条的规定，复制权控制的是以各种方式制作作品复制件的行为，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是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取作品的行为。被告将破解版软件上传至网盘并生成分享链接，属于制作复制件的行为，落入复制权的控制范围；通过网店向不特定公众出售该链接，使公众得以自行下载，属于典型的交互式传播行为，落入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范围。
此外，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故意避开或破坏著作权人为保护其软件著作权而采取的技术措施，属于侵权行为。被告的破解行为正是对原告技术措施的故意避开，主观恶意明显，进一步强化了侵权认定的正当性。
三、著作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边界
本案原告同时主张著作权侵权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院最终仅适用著作权法作出裁判，这一处理涉及法条竞合的规范选择问题。《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第1.4条对此作出明确指引：“如果原告的主张能够依据著作权法获得支持，则不再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进行审理。如果原告的主张不能依据著作权法获得支持，在与著作权法立法政策不冲突时，可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进行审理。”
本案中，原告主张保护的核心法益是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被控侵权行为——未经许可复制、传播破解版软件，完全落入著作权专有权利的调整范围。同时，四被告通过“破解”技术手段绕过技术防护措施，诱导用户使用盗版软件，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涉嫌构成不正当竞争。但法院经审理认为，著作权法通过对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技术措施保护的规定，能够对该行为作出完整的法律评价，并提供了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充分的救济手段。原告关于被告构成不正当竞争的主张，在《著作权法》已能充分保护的情况下，无需再援引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进行补充评价。
四、结语
本案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知识产权日典型案例，其裁判价值，不仅在于对个案的公正处理，更在于它为“免费软件+增值服务”的商业模式提供了知识产权保护的裁量参考，对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维护软件产业公平竞争秩序具有重要价值。其一，法院通过确认技术措施的合法性及其在著作权法中的保护地位，肯定了权利人以技术手段配置功能权限、维系商业模式的正当性。其二，在著作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关系上保持司法克制，避免了法律评价的冗余，维护了规范体系的协调与清晰。
在更深层意义上，本案回应了数字经济时代的一个命题：当软件以免费的面貌抵达用户，支撑其持续运行的商业机制是否同样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答案是肯定的。免费是获取用户的路径，增值是维系生存的根基，二者共同构成完整的商业闭环。软件企业通过免费提供基础功能吸引用户，再通过付费会员服务实现盈利，进而投入更多资源进行软件研发和升级，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知识产权法对于技术措施的保护，正是对这一闭环的制度性确认。唯有如此，创新者才有动力持续投入，用户才能持续享用优质的数字产品，数字经济才能在有序竞争中实现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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