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CLE · 1100549
回忆我的恩师二——小学数学老师
回忆我的恩师二——小学数学老师 三年级时我们年级有两个班，升四年级时合并成了一个班。除去少数留级的同学，班里还剩将近五十人——而别的班，一个班也就二三十个学生。这五十人的大班，成了一块没人愿意接手的烫手山芋。班主任教语文，早已定下不能动，可数学没人教。最后，学校派来了一位刚从远乡调到村小的女老师，个子不高，姓何。 依稀记得，何老师本来并不教数学。只因这个大班的数学没人接，她又是新来的，这副担子便落到了她肩上。 一开始我并不喜欢她。她批改作业格外认真，作业里只要出一点小问题都会被她揪出来：括号只写了一半、应用题计算结果后面的单位写错、"答"语末尾忘了句号、计算过程跳了步骤……这些统统被她打上红红的叉，要求重做一遍，直到改对为止。而我数学成绩还不错，偏偏书写马虎，于是成了"改错大军"里的主力。 有段时间我甚至动了歪脑筋：悄悄把老师批出来的漏写部分补上，就当错题改完了，还振振有词地说"是老师批错了"。这点小伎俩哪能瞒过何老师的火眼金睛。第二次这么干之后，活动课我被叫进了办公室。她没有训我，也没有骂我，而是耐心地指出错处，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不要忽略这些小问题——小问题的背后，往往藏着态度问题。但那天她更多的是夸我：夸我做题速度快、公式记得准、用得活，尤其夸我应用题解题思路清晰。 走出办公室，我心里有几分羞愧，更多的是暖意。后来我才知道，何老师夸遍了班上的每一个同学，包括数学考个位数的那几位。而且这样的夸赞，后来不止一次。四年级时，我们班的数学成绩在悄悄变化，只是还没显山露水。 五年级是毕业班。为了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学习，学校把音乐、美术、体育课全停了。枯燥塞满了教室的每一个角落，空气里弥漫着沉闷。 暮秋的一天，下午阳光正好。我们像往常一样等着老师来上课，奇怪的是，何老师带来的不是课本，而是一个比课本还小的随身听——在那个年代的农村，那可是稀罕物。那两节连着的数学课，她把大家带到了操场上。我们在落满树叶的操场上围成一圈席地而坐，沐浴着阳光，微风拂面，听着当时最流行的歌：《红蜻蜓》《星星的约会》《光辉岁月》《同一首歌》《亚洲雄风》《鲁冰花》……直到随身听的电池耗尽。之后，她让我们每个人畅所欲言——可以谈理想，可以说心事，可以讲烦恼。最后，她教我们唱《鲁冰花》。汇聚在一起的，不只是歌声，还有一群孩子和一位老师的心。 那天的阳光，明媚了一群孩子的内心；那天的秋风，抚平了孩子们眉间的愁容。 后来我想，我们喜欢何老师，不仅仅是因为她带我们体验过秋日的畅谈、冬天的雪仗、春天的野炊，更因为她的课堂气氛活跃而富有吸引力，课下作业又很少。 她讲课时声情并茂，还不时穿插与课题有关的提问。比如："某某同学在她家棉花地里，左手提着一大包棉花，右手提着一小块秤砣，请问大家，她哪只手拿的东西重？"有说棉花重的，有说秤砣重的，也有说一样重的。等大家争得不可开交，她又问："那哪只手拿的东西体积大？"大家异口同声：棉花。就这样，我们轻轻松松记住了：比较之前一定要有统一的衡量标准；体积大的东西不一定重；凡事不能只看表象，要看实质。 在那个教具匮乏的年代，她动手做教具：用纸板做正方体、长方体，展开来给我们复习周长和面积，合起来给我们讲体积；她找来旧罐头瓶，再手卷一个同底等高的圆锥，让同学用圆锥盛水往瓶里倒——我们便牢牢记住，同底等高的圆柱体积是圆锥的三倍；讲两车相向、同向行驶的相遇问题时，她搬来一块大纸板，在靠近两端的位置各割一条缝，插进画着车头的纸条，让同学上讲台拉动纸条代表车辆行驶，台下的目光全被吸引了过去。 我们班的数学成绩，就在这样的课堂里悄悄长了起来。 如果说教学方法让我们无条件地崇拜、喜欢何老师，那她对我们的包容和理解，则是我们那班同学一直尊敬她的原因。她很少留家庭作业。那个年代的农村孩子，放学回家第一件事不是写作业，而是干活：给羊割草、剁猪食、喂狗喂鸡、做饭，农忙时还要下地帮工。 小学毕业考试，我们班的数学拿了全学区第一——平均分全学区第一，九十分以上人数全学区第一，全学区唯一一个数学满分的，也在我们班。班长先得了喜讯，奔走相告。班上那几个最调皮、曾经数学考个位数的男生，分头跑到各个队上叫同学，说要去看何老师。虽然正值农忙，那次各家的家长却异常通情达理，还嘱咐我们带上自家的菜和瓜果，别空着手去。 我们一群半大小子近三十人，骑着二八大杠，后座上驮着蛇皮袋，浩浩荡荡排成一长溜进城了。班长敲开门，何老师看到我们的瞬间，先是惊讶，接着是心疼，随即眼圈就红了。一群满头大汗的孩子挤进她那不大却整洁的平房，屋里、小院里站得满满当当。何老师和她爱人热情地招待我们——记得老师把家里所有的水杯、碗都拿出来给我们倒水，还是不够用；她爱人执意要出去买瓶装汽水，被班长拦住了。因为我们知道，何老师家境并不宽裕：两个孩子在上学，她爱人单位不景气，已经好久没上班，家里还有患病的老人。那天，我们喝到了老师用"桔子精"冲的甜甜的茶水，吃到了铁盒子装的饼干。 上初中后，见何老师的次数就少了。有一次是在全区优秀教师大会上，看她上台领奖。再后来我到外地上中专，就再没见过面。 二〇〇二年左右，听母亲说何老师退休了，天热时在县里最热闹的市场西门摆摊卖冷饮。那时正是我人生的最低谷——我中专毕业后包分配的厂子倒闭了，我下岗了。何老师不知从哪儿知道了我的情况，托人捎话让我去找她。 一个春日的下午，时隔六七年，我和何老师又见面了。我向她哭诉下岗后的不易和颓废。她一边照顾生意，一边耐心听着。等我说完、平静下来，她也讲起自己前两年的难处：儿子女儿同时考上大学，她的工资捉襟见肘，和老伴靠下班后摆地摊挣的微薄收入，供两个孩子读完了大学；自家报箱里被人塞进"FLG"宣传资料，差点被冤枉丢掉工作…… 如今退休工资够生活了，可她还想给孩子们减轻点负担。家里正好有台冰柜，她就想着摆个小摊，顺便锻炼身体：早起散完步，天气暖和就来出摊，更多是为了晒晒太阳、活动活动筋骨。天热时每天都要补一次货，收入也说得过去。 她说：人是哭着来到这个世上的，就是来吃苦的。没有一个人的日子是平顺的，磕磕绊绊是常有的事，你眼前这点事算什么？刚二十出头，正是能学敢拼的时候，你不能窝在家里，你得走出来，得有所行动。只要你走出来，社会的潮流自然会推着你往前走。比起大专生、大学生，你没有优势；但比起初中毕业就辍学的人，你这个中专生还是有优势的。当临时工、合同工，干好了不比正式工差，别觉得面子挂不住。 孩子，记住，日子是过给自己的，踏实就行。记住，你是老师的骄傲——你可是当年全学区数学考满分的尖子生，那可是好几年才出一个的！ 我擦干眼泪抬起头，迎上何老师慈爱的目光。那眼神里满是鼓励和期盼，我心里仿佛被注入了一股暖流。 没过几天，何老师托人让我去一家打字复印店当学徒，不收学费，也没有工资。我靠着中专时学的一点电脑基础，慢慢熟悉了店里的业务，闲暇时间全泡在电脑上练五笔打字。老板人也很好，抽空教我排版、制表。得益于那几个月打下的电脑底子和飞快的打字速度，后来我很顺利地进了一家通信企业，开启了工作的新篇章。 大概二〇〇五年，我轮岗到邻近火车站的小镇上班，接到一通陌生来电——是何老师的女儿打来的。何老师要去新疆给儿媳伺候月子，托我提前买卧铺票。那个夏日的午后，我和何老师像一对母女，边吃边聊家常。几年没见，她走路的步子略有蹒跚。我执意买了站台票送她上车，把行李放上行李架，又拜托乘务员到站时帮她取下来。 后来因为婚嫁离开家乡，跟着爱人工作调动辗转了两座城市，便失去了何老师的消息。再得到她的音讯，是堂弟告诉我的：何老师家的平房拆了，补了一笔拆迁款，她被女儿接到河北的沿海城市安享晚年。 这几年，我不再执着地打听何老师的消息。她已步入耄耋之年，我怕听到不好的消息。我宁愿相信，她在女儿那里，一直过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