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与史料训练营第七讲:解放战争时期舆论史料ai长编阅读与分析

一、前奏:史学方法论与史学训练的一些反思

课程伊始,徐老师便指出,史料解读与段落写作的训练通常需要一年左右方能见效。本课程虽已进入第七讲,距离结束仅剩三讲,但训练周期实需更长时段方能让初学者渐入史学门径。他坦言学术成长充满未知,能否真正进入学者的轨道,无法简单预言。

随后,徐老师从史学方法论谈起。他强调,面对史料时,提问方式与个人的知识地图密切相关。当下流行的历史写作多为按时间序列讲故事,这固然朴素但有效。故本课程一直强化史料长编的训练，正是希望借此培养学员对历史时间的敏感。但他同时提醒,自民国以来,科学化与社会科学化的史学已深刻影响中国史学界,须明白其与传统叙事史学的差异。

徐老师区分了两种治史路径:历史学强调时空中的变化,而社会科学侧重不变的结构。他以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为例,说明社会科学希望在个体行为背后寻找跨时空的规律（多是law）——价格围绕需求波动这一规律,在不同时空均会发挥作用。他进一步以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和勾股定理为例,指出科学定理的非时空性,正是科学与历史学的根本区别。

涂尔干的自杀研究是徐老师强调的另一典型案例。涂尔干并非研究个体自杀,而是观察社会自杀率这一”集体事实”（社会事实）,发现其结构性差异由两个因素决定:社会规范的失范程度,以及个体与社会的连接强度。这种”结构性解释”正是社会科学的典型路径。历史学吸收社会科学之后,其关注点转向结构的变化与边界。徐老师指出,边界与缝隙往往是新制度生长的所在。他援引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的观点:资本主义并非在封建权力的中心成长,而是在自由城市、在原有军事权力的盲区里逐渐生长。中国清代的情形相似—乾隆以后人口过剩,大量人口涌入川陕巴山等山地,玉米等新作物的引入支撑起边缘经济的扩张。徐老师由此提及白莲教起义、洪秀全在紫金山区传播拜上帝教,皆显示新兴势力往往在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兴起。

他随之将这一框架引向中共革命史。1927年之后,毛泽东转向井冈山,在长时段的结构视野下与上述理论高度契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多个帝国主义扶持多个军阀,军阀之间存在缝隙,中共发展的根据地往往位于两省、三省交界的边缘地带。徐老师提到,他本人就此问题曾在《民国档案》《广东社会科学》《安徽史学》《山西大学学报》等C刊发表过数篇文章,着重论述山地、缝隙与中共革命的关联。黄道炫对此亦有论述。

接下来,徐老师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界几所重镇做了观察性的评述。他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例,讲到：武汉大学罗尔纲在太平天国研究中重视考证,后有姚薇元对鸦片战争的考辨；而近代史所王庆成研究太平天国起义时亦注重历史考证;再后则有杨天石、杨奎松等学者延续这一传统。北京大学方面,因有研究宋案考证的学者影响,也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史料分析传统。华东师大陈旭麓先生本注意贯通,但其学生中的异数茅海建对档案史料的辨析尤为深入（可能是中大传统影响）。南京大学的近代史与民国史以理论见长,所开创的传统主要依赖档案,但史料辨析并非其强项。复旦大学情形相似,直至茅海建的弟子加盟,情况方有改变。华中师大的章开沅亦是社会学出身，所以其学统也以社会理论著称。山东大学古代史虽有考证传统,但近现代史仍偏弱。中国人民大学整体上理论氛围浓厚,有学者早期将”空间”概念引入研究,提出了一些颇具洞见的问题——徐老师强调,即便后来对其史料分析有所批评,亦不应否定其早期贡献,更不应因学者道德问题而否定其全部学术工作。徐老师指出,辨别不同学派、不同学校学术脉络的强弱,也是更高层次的学术史回顾。

二、AI史料长编的操作示范

漫谈之后,徐老师转入今日讲座的主题:如何利用南京大学数字文献处理平台进行AI辅助的史料长编建设。他特别说明,该平台允许用户上传文献至个人图书馆,自费完成OCR、翻译以及史料长编生成,费用极为低廉。

徐老师将史料工作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0时代以传统卡片或Word录入为主(如杨奎松一代的训练方式);2.0时代借助数据库检索并大量复制至Word（黄一农作为代表人物）;3.0时代则是AI辅助的史料长编生成。他强调,新与旧必须结合——只有新而无旧固然不行,但只有旧而拒绝新事物,亦将被时代抛下。AI只是助力史料的快速归集,若无传统史料分析与提问的功夫与敏感,所得仍是堆砌。

接着,徐老师以自己当前正在推进的解放战争舆论研究为示例。他设定的研究问题具有镜像结构:美国人士如何看待国民党对中共的报道及对舆论的控制?反过来,美国人士如何看待中共对国民党的报道及对舆论的控制?他强调,这一双向问题的设定源于既往阅读积累——若研究国民党对中共舆论的报道及策略变化,必须参照美国第三方的观察;而镜像问题则有助于把握国共双方在舆论场上的相对位置。

研究的时间起讫确定为1946年1月1日至1947年1月1日,原始语言为英语,文献类型为档案汇编,数据源选定为《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1946年远东·中国卷第九册。徐老师指出,FRUS可从美国历史学家办公室的官方网站免费下载,上传至个人图书馆后即可由AI执行史料长编生成。生成完成后,系统会按时间顺序输出每条史料的标题、出处、日期、作者、页码、原文预览与中文摘要,并支持跳转至原文核对。当然，AI史料长编总结部分及时间推测可能有少数错误，虽可加速筛选，如需引用仍要回到原文。

三、史料的逐条分析与问题提炼

长编生成后,徐老师展示其高超的史料分析与提问问题的技巧，同时他也训练与引导学员一起逐条研读所得史料并提炼问题。他反复强调:研究的过程即不断提问的过程。每一条具体史料,既要看”是什么”(事实层面),也要看”为什么”(机制层面),还要看其背后的复杂性与紧张关系。

(一)国民党压制言论的失分(1946年1月初)

第一条值得分析的史料是1946年1月7日罗伯逊(Robertson)的电报。罗伯逊在文中指出,国民党政府通过戴笠组织和三青团压制言论自由,对学校中批评政府的青年使用暴力,并将埃德加·斯诺等外国作家列入黑名单。罗伯逊认为,这种压制反而促使知识分子和学生转向反对派,他建议蒋介石开放信息渠道,以接受建设性批评。

徐老师指出,此处呈现的是一个典型的两难结构:完全压制激起反弹,但开放又可能不利于自身。他借此引出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著名命题——革命未必发生在压制最严之时,反而可能发生在权力开始放松之际。这意味着,国民党的言论控制策略并非简单的”压”或”放”所能概括,而是一个动态调适的过程,需要研究者具体追溯其变化。

徐老师注意追问学员是否理解，杨同学回应较到位:国民党面临一个矛盾——若不控制,可能助长不利信息的传播;若过度控制,则会激起反弹。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中间态或最佳点,需要研究者去把握。徐老师肯定其方向,并补充:这一过程本身正是研究的对象。

学员中亦有人提问:美国给国民党的建议从何时起作用?徐老师指出,这一提问的设定本身就预设了”作用一定发生”,并不可取。研究应当首先追问:作用是否发生?是好是坏?方向如何?

(二)中间党派与宪法草案之争(1946年1月12—13日)

紧接其后的两条史料,记录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等团体试图利用当前局势打破国民党垄断、发出独立声音的活动,以及反对党与无党派人士对”五五宪草”的强烈反对——他们指控,若按现状通过该宪法草案,将永久化国民党对政府的垄断。徐老师提示,这两条史料对研究当时第三方政治力量的舆论空间扩展有直接价值。

(三)关键史料:通讯设施差异决定指控比例(1946年1月22日)

徐老师特别强调拜罗德(Byroade)将军1月22日的报告。拜罗德指出,国共双方都在夸大违规指控,以进行宣传战;但目前送达的指控中,约90%为中央政府指控中共违规。他认为,国民党政府指控证据更多的成因可能在于中央政府拥有更好的通讯设施。

徐老师指出,这是整个长编中最具研究价值的一条史料之一。报刊上呈现的是双方互相指控的”前台”,而拜罗德的报告则揭示了”后台”的机制——指控数量的不对等,并不必然反映违规事实的不对等,而可能源于通讯基础设施的不对等。这一机制性解释,为既有研究所忽略。

杨同学指出:拜罗德的解释同时具备两个特点——其一,与研究主题(舆论战)直接相关;其二,提出了一种现有研究中尚未见到的机制解释,即”通讯设施差异决定指控比例”。徐老师肯定其判断,并指出:若拜罗德的态度影响到美国外交层面,则意味着美国此时对国民党的报道已存在一定保留,这对评估美方的中立姿态具有价值。

(四)马歇尔的非正式角色与口头辩论的传统(1946年1月24日)

1月24日的两条史料涉及马歇尔的角色定位。其一,马歇尔决定即使中国媒体暗示他将被正式请求担任联合政府组建的政治调解人,他也将拒绝正式接受,但愿以个人或非官方身份尽力促成双方妥协。其二,马歇尔表示对国共双方的辩论感到困惑——双方均未提出具体的书面方案,仅停留在演讲层面,因此在获得书面文件之前他无法采取个人行动。

徐老师首先提问学员，韩同学就第一条史料提出研究思路:马歇尔之所以倾向于非正式身份,可能是不希望美国过度介入中共的联合政府组建。徐老师肯定其方向,但提醒应同时考虑多种可能的预设,而非锁定于一种解释。

对于第二条史料,徐老师指出其价值不止于事实层面。事实层面可知:国共双方在谈判中以口头辩论为主,缺乏书面方案;由此可进一步追问:为何不提书面方案?更宏观地,这是否反映了民国以来中国外交”口头与文本之间的差异”这一更长时段的传统?这种由具体史料延展出的多层提问,正是研究”跌宕起伏”的根源。徐老师同时提及,既有研究与自己之前的论文已注意到”非正式讨论”在民国外交中常引发后续分歧,这条史料可与之对话。

(五)中共在大城市的舆论占优(1946年2月7日)

2月7日史迈斯(Smyth)电报,是徐老师认为另一条值得分析的关键史料。史迈斯指出,国共双方均将加强政治操纵和宣传渗透,并预判中共凭借更好的技术和更有活力的纲领,特别是在此前活动受限的大城市将占据优势。他同时报告,有迹象表明国民党反动派可能失控,甚至部分自由派国民党人也认为美国迫使政府达成的协议可能导致中共最终统治中国。

刘同学就此提出:中共”调整策略和纲领以在大城市占优”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他联想到此前课程中讨论过的中共对新华社统一报道、信息审核的要求,推测这或为中共改进宣传策略的具体表现。徐老师补充指出:中共可能因中间人士具备一定的逻辑理性,会去辨析事实,因此中共可能在某一时点改变了”夸大对方”的旧路,转向”让事实说话”,以争取中间人士的认同——这一假设需要更多史料检验,但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研究方向。

(六)苏联在东北问题与中共失分(1946年2月15日—2月23日)

紧随其后的几条史料,显示舆论的天平开始向另一方向倾斜。2月23日的多条电报则集中于”反苏舆论”:除中共控制的报纸外,全国范围内的舆论都对苏联在东北的最终意图表现出日益增加的困惑和不信任;延安2月14日的声明发表后,国民党报刊借此大做文章,甚至一些通常对中共持友好态度的中立观察家也倾向于将其视为中共与苏联在东北关系的证据。

徐老师由此提示一个重要的研究观察:第一组史料(国民党压制言论)显示国民党失分;第二组史料(中共在大城市占优)显示中共得分;但第三组史料(苏联在东北)又显示中共失分——舆论的博弈呈现明显的动态变化过程。

韩同学就此回应:这种”不同时点的得与失相互交错”的过程,恰是研究应当呈现的对象,而非简单的并列罗列。徐老师肯定其判断,并指出研究的核心正在于呈现这一动态过程。

(九)从3月跳至12月:国民党军事将领的乐观与谈判破裂(1946年12月28日)

徐老师从3月直接跳读至同年12月的两则马歇尔报告(1946年12月28日)。第一则马歇尔指出:中共因极度怀疑政府有消灭他们的军事目的,不愿在此时达成协议;政府军事指挥官对镇压中共能力的乐观估计存在严重错误。第二则继续指出:政府拒绝停止敌对行动以迫使中共参加国民大会的做法未能达到目的;必须防止军事领导人通过言论或行动破坏谈判可能性,因为这些人坚决反对成功谈判。

徐老师就此向杨同学发问:这一史料与既往研究的什么问题相关?杨同学先后回应,认为此则史料反映美国此时对国民党消灭中共的可能性已转趋悲观,可用于研究外国人士与社会各界对国共较量评估的变化;亦可视为对中共军事实力的间接反映。徐老师指出方向虽可,但关键并不在此。他随之揭示真正的研究关联:徐老师目前研究的“国民党如何从乐观转向悲观、最终战胜悲观”这一问题。马歇尔此则报告恰恰指出,国民党军事指挥官在1946年12月的乐观估计影响了国民党阿德判断——研究者应该抓住此点，看其乐观的事实与逻辑为何？又是如何影响了国民党的整体判断。

由此,徐老师拈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相关概念——”心理期待”。研究者若能把握国民党(如陈诚等人)乐观的具体基础,再对照美方当时认为这种乐观”哪里错了”,便可在事实层面与机制层面同时推进:不仅描述国民党的态度变化,更解释其错误估计的来源、过度乐观如何影响后续军事行动与谈判走向。

徐老师进一步指出,这两则史料还指向另一个延展研究方向:国民党内部军事领导人在内战决策中的角色。学界既有研究(如邓野的工作)较多关注国民党内CC系等政治派系的影响,但对军事将领群体的判断、言论与行动如何最终促成”必打内战”这一走向,论述较为薄弱。事实上,国民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张治中等人曾持”打不赢”的判断,若该类认知占上风,内战未必发生;而马歇尔的报告恰恰呈现出军事将领群体作为反对成功谈判的力量,实际推动了国民党走向内战。从重庆谈判、政协到全面内战,这一过程中国民党内部的差异及其权力分配,正是值得展开的问题。

杨同学就此回应,提出可研究”国民党内部差异”或”为何军事领导人反对谈判”。徐老师觉得是一个常见的提问,并提示要注意提问的层次:研究问题应当指向”目前学界尚未理解或尚未充分论述”的领域。”国民党决定打内战”已是常识,但究竟是国民党内何种力量推动了这一决定,军事将领的判断与行动如何具体影响整个走向,仍是相对空白的问题。研究者面对史料时,应当如踢足球一般,既会长传也会短传,以万花筒般的方式提出多种问题,而非锁定单一答案。

徐老师同时提示了另一条延展线索:1946年12月前后,国内情绪从反苏转向反美——这一节点上,马歇尔自己29日认为反美情绪已经产生,这或可视为中共宣传策略奏效的体现。

最后,这两则史料还涉及一个更敏感却重要的研究角度——国共之间的”诚意”与”猜疑”。马歇尔此处明确指出中共因”极度怀疑”政府的军事目的而不愿达成协议,正是这一心理结构的关键证据。徐老师指出,杨奎松曾就抗战时期的国共谈判及调停撰有专著,但其研究”追着史料走”,对”为何只用口头交流而不诉诸正式文本”等机制问题着墨不多;杨天石、杨奎松对蒋介石”猜疑心理”的研究,在抗战期间的论述较多,而解放战争时段则尚有空白。这一空白,正是新研究可以拓展的切入点。

徐老师由此回应自己一直关注的”猜嫌心态”研究——其中亦涉及双方对彼此诚意的判断如何影响政治走向。他坦言,这一研究在通史叙事中略显敏感,但若从史料分析的纯学术价值看,无疑值得继续推进。

四、初步研究结构的搭建

浏览完完上述史料后,徐老师建议学员按照”已知—未知”的框架,搭建论文的初步结构。他强调:读完一组史料,研究者应当尝试编织出一个论文的可能结构——这是从史料长编通向研究的关键一跃。

已知部分(可作为论述基础):

1946年1月,国民党因压制言论(查禁斯诺、戴笠组织行动、三青团暴力)在美方观察中失分;
1月底至2月初,中共因更好的技术和更有活力的纲领,在原本受限的大城市开始占优;
2月底至3月,苏联在东北的行为(工业设施拆除、对中共军力的支持)引发广泛的反苏舆论,中共因紧跟苏联路线在中立观察者中失分;
国民党通讯设施更好,使其指控中共违规的报道在美方收到的指控中占约90%;
国共双方在谈判中以口头辩论为主,缺少书面方案;
1946年12月前后,国内情绪由反苏转向反美,马歇尔本人亦已观察到反美情绪的产生;
至1946年12月,国民党军事指挥官对镇压中共能力的乐观估计被美方判定为存在严重错误,军事将领群体成为反对谈判的主要力量。

未知/待研究的问题(可作为论文展开方向):

国民党在压制与开放之间的动态选择如何展开?具体策略有哪些变化?
中共”更好的技术”和”更有活力的纲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在反苏舆论高涨的背景下,中共如何转化不利局面、最终在第二条战线上占优?
国共谈判中”口头辩论而无书面方案”的偏向,是否有更长时段的中国外交传统作为背景?
国共之间的”诚意—猜疑”心理如何影响后续走向?
国民党军事将领(如陈诚等)的乐观估计基于何种依据?其错误来源何在?这种过度乐观如何影响内战决策?
从反苏舆论到反美舆论的转换是如何发生的?中共宣传策略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其中，国共舆论的博弈，不同时间点得和失，而中共通过特定策略最终占优的过程特别值得注意。徐老师指出,这一研究框架的搭建已显示出史料长编的价值——它不仅汇集了以往未充分利用的英文档案,更通过具体史料的张力,自然地呈现出可供深耕的问题。

五、学员讨论

徐老师每一届课都设置讨论环节,借此观察各位学员的学习与理解情况。

韩同学总结道:史料的搜集应关注”有紧张关系”的史料,而非平面化的叙述;面对这些有张力的史料,应尽可能还原其变化过程;研究应呈现的是”为何国民党最初处于舆论劣势,经由苏联进入东北事件后中共转入守势,最终中共又赢得第二条战线”的动态过程。徐老师肯定其方向,提示其继续从”过程”切入,这正是当下近代史研究的主流路径。

韩同学进一步谈及触动最大的史料,即拜罗德关于”通讯技术差异决定指控比例”的报告。徐老师由此延伸:通讯技术与信息传播对政治走势的影响,本身可构成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卢登3月9日关于中共宣传转向苏联化用语(包括”法西斯”定义的转用)的观察,亦可与之相互参照。

蔡同学就密勒氏评论报因运输成本被限制传播的史料(1946年1月12日)发问,联系到通讯技术与舆论控制的关系。徐老师强调:史料的时间性是核心——只有把这一史料放回1946年1月初的语境中,与同时期国民党压制言论的整体动作相互印证,才能解释其价值。他借此再次提示:史料长编的价值,正在于以时间为轴,呈现一系列事件之间的因果与张力。

杨同学在分析拜罗德电报和史迈斯2月7日电报时,把握了”既有研究未及的机制解释”这一判断标准。徐老师指出,这正是评估史料价值的关键:史料是否提供了一种新的、具有解释力的机制,使研究能够推进到既有研究较少触及的层面。

刘同学将”中共调整策略和纲领”与中共对新华社的统一报道要求相联系,徐老师补充指出,中共由”夸大对方”转向”让事实说话”,可能正是争取中间人士的关键转变——这一假设虽待更多史料检验,但已为研究指出了具体可循的方向。

六、结语

徐老师最后指出,中国近现代史的档案资源已极为丰富,但许多研究者并未充分利用其分析潜力,导致即便发表的论文也常流于平淡。AI史料长编为这一困境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但能否真正将其转化为有价值的研究,仍取决于研究者自身的史料分析功夫与提问能力。这也是本课程持续训练的核心方向。（徐进教授的AI与史料训练课程，持续招募，有意者可联系微信xushishi1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