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者：桃味脆脆鲨

AIAgent与中国超级App的商业模式之间，存在结构性的利益冲突。而且，这种冲突已经不是理论推演，2026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已经出现了真实案例。

一、首先通过MetaMuse的数据，反而说明了问题

根据《TheInformation》2026年9月22日的报道，MetaMuse上线约一周后：

50万+累计体验用户

25万+日活跃用户

200万+用户提交的提示词

注意，200万指的是prompts（用户提交的指令），而不是已经完成的200万次跨平台API调用。两者的技术和商业意义不完全相同。

Muse的运行方式也值得关注：它不是单纯依靠第三方API，而是在独立的安全虚拟机中运行，拥有自己的浏览器，并通过用户授权连接不同服务。

这说明下一代Agent不一定要等待所有平台主动开放API。它还可以通过浏览器、授权连接器和云端计算机来完成任务。

但中国的问题恰恰在于：很多最有价值的业务场景，根本不完整地存在于开放网页中。

中国当年放弃浏览器，扎进封闭App，

平台死活不开放API——开放就等于交出流量征税权。

二、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豆包手机已经撞上了超级App的围墙

2026年9月16日，搭载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的努比亚NaviXUltra开售。

《每日经济新闻》的实机测试发现，豆包能够打开微信、小红书、美团和淘宝，但无法自动执行这些应用内部的发帖、购物等操作。相反，在抖音内搜索账号、查看内容等任务可以执行。

字节为此引入了SAEP协议，允许第三方应用声明是否接受AI屏幕自动化操作。

这意味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字节即使把AI放进手机系统，也不代表它能取得腾讯、阿里、美团的业务执行权。

手机操作系统拥有调度能力，超级App拥有交易服务及其业务规则。两种控制权并不是同一回事。

而且，大平台限制自动化并非完全没有合理性。支付安全、账户盗用、刷单、隐私保护都是真实问题。争议在于：哪些限制是必要的安全措施，哪些可能构成阻碍竞争的壁垒。

三、真正的战争不是模型之争，而是入口和交易分配权之争

举个例子。

你对一个中立的AI说：

“帮我订明天杭州去上海最便宜的高铁票，再找一家离目的地最近、评分不错的酒店。”

理想的AI会：

用户只需要表达需求

用户授权的通用AIAgent

规划、比较、选择、执行

铁路票务

查询与预订

酒店平台

价格与评价

支付平台

确认交易

理想架构：不同服务提供能力，用户选择的Agent负责协调

这种架构下，最有价值的入口，从淘宝、携程、美团这些App的首页，转移到你的个人AI。

对于传统平台而言，风险非常明显。

第一，广告入口的价值可能下降。AI如果直接替用户筛选商品，搜索广告、信息流推荐和竞价排名可能不再以原来的形式发挥作用。

第二，平台可能失去用户关系的主导权。用户不再每天进入多个App，而是向同一个AI交代需求。

第三，利润分配可能改变。Agent如果掌握交易发起权，就有机会向商家收取导流费、服务费，或参与交易佣金分配。

我提到的“交出流量征税权”非常形象，不过我会再延伸一步：

超级App真正担心的不是少了一些点击，而是自己从用户的决策入口，退化成Agent背后的服务供应商。

当然，AI并不天然中立。它也可能引入付费排名、商业推荐和平台抽佣，只是新的收费者换成了Agent运营商。这也是当前海外Agent商业模式正在面对的问题。

四、在中国互联网生态圈中还存在‘杀熟’机制

‘互联网杀熟’实际上让前面讨论的AIAgent与中国超级App的冲突，从流量入口之争进一步升级为消费者利益与平台利润之间的冲突。

我甚至认为，一个真正独立、站在消费者一边的AIAgent，可能比一个拥有更强模型能力的AI更让互联网平台感到威胁。

原因在于，中国部分互联网平台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建立了一套高度成熟的用户识别、行为预测、个性化推荐和价格优化体系。

而个人AIAgent恰恰可能反过来利用这些技术，帮助消费者对抗平台的信息优势。

“大数据杀熟”不是单纯的网络传闻

2026年发表在《ProductionandOperationsManagement》上的一项研究，通过中国一家大型电商平台的实地实验发现：

• 平台掌握的消费者数据越多，消费者面临的价格歧视程度越高。

• 相关监管实施之后，这类价格歧视显著下降，但没有完全消失。

这是一项有真实平台实验支持的研究，而不只是消费者在网上分享的个人经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26年4月10日正式实施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第十五条，已经明确禁止平台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基于支付意愿、支付能力、消费偏好等信息，对同等交易条件下的同一商品或服务实施不合理的差别定价。

也就是说，法律已经试图限制这种行为，但是在实际交易中，消费者很难证明某个价格究竟是不是算法针对自己计算出来的。这种举证困难，本身就是平台信息优势的一部分

独立AIAgent可能从根本上削弱“杀熟”的盈利能力

现在的平台能够利用消费者的三个弱点赚钱：

1. 信息不对称：你不知道其他人购买同一商品实际支付了多少钱。

2. 搜索成本：为了省十几块钱，你不一定愿意同时打开五个App比价。

3. 消费惯性：你经常使用同一个平台，平台就可能预测你不愿意更换服务。

而真正的个人Agent，可能同时削弱这三个弱点。

假设你需要订一家酒店，下面是一个纯粹用于说明机制的例子：

用户未来可能根本不需要知道某个App有没有杀熟。

只要向Agent说：“在符合条件的酒店里，找实际付款总额最低的。”

那么平台越想利用用户惯性提高价格，越可能被Agent自动排除。

2025年ACM经济与计算会议上的一项研究也提出，面向买方利益优化的推荐算法，可以通过增强消费者的价格敏感性，促使卖方降低报价。

这对平台而言，相当于过去用算法研究消费者，现在消费者也有了自己的算法。

但这里存在一个更深的陷阱：AI也可能成为超级杀熟工具

如果你使用的Agent本身就属于电商平台，会发生什么？

比如，你让阿里的AI帮你购物，它能够调用淘宝、天猫、支付宝的数据，这是很大的技术优势。

但它最终应该优先：

• 推荐最符合你利益的商品？

• 推荐阿里生态内的商品？

• 推荐为平台贡献最高利润的商品？

这三个目标并不总是一致。

更重要的是，如果AI比传统App更了解你的收入、购物计划、紧急程度、消费偏好，平台就可能具备更强的支付意愿预测能力。

美国同样面对这个问题。美国FTC在2025年调查了利用个人数据进行定价的技术，并于2026年8月提出针对个性化定价信息披露的执法政策草案。因此，中美都可能出现算法杀熟，但它们的入口竞争和服务开放程度可能不同。

五、所以AI战场一定会向操作系统下沉吗？

我认为会，但不一定由手机厂商最终掌握Agent入口。

美国的技术路线已经很明显：

• Google在2026年提出将Android从应用启动平台发展为任务编排系统，支持AI跨应用执行。

• 苹果通过AppIntents和AppSchemas，让应用向Siri暴露可调用的数据与操作。

• MetaMuse则使用云端安全虚拟机和独立浏览器，绕开对单一手机操作系统的依赖。

这意味着未来可能同时存在两种重要的执行方式。

甚至两者可能结合：手机只是身份认证和指令输入设备，实际Agent在云端执行。

因此，拥有AI手机并不是竞争终点，能否获得广泛、稳定且合法的服务调用能力才是关键。

六、中美真的会走出两条路吗？

我认为会出现明显的结构差异，但不能简单说美国完全开放、中国完全封闭。

这只是我对产业结构的推演，不代表双方会永久分化。

还有一个可能改变中国格局的重要变量：监管。

2026年2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已经将无正当理由关闭接口、中断数据共享等行为列入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平台需要防范的风险情形。工信系统也开展了互联网平台开放资源征集，涉及AI接口、智能体能力和跨平台交易支付接口。

但这不等于监管已经要求所有平台向所有AI全面开放。

六、中国AI商业竞争可能演变成“买方Agent对抗卖方Agent

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完全相信“中国所有平台最后都会主动开放AIAPI”。

如果消费者Agent大规模普及，可能意味着：

• 商家之间的真实价格竞争更加激烈；

• 平台的个性化收费更容易被发现；

• 广告推荐和搜索排名的影响可能下降；

• 用户从一个平台迁移到另一个平台的成本降低。

对于依靠信息不透明、用户惯性和入口优势获利的平台，这是商业模式层面的威胁。

但如果消费者Agent被某个大平台控制，它自身可能成为新的流量征税者。

七、我认为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结果

未来中国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

腾讯的AI能操作大量微信小程序，阿里的AI深度使用淘宝和支付宝，美团的AI处理本地生活，手机厂商的AI负责设备与系统任务。

每一家都能展示非常强大的自动化能力，但你一旦要求它们跨越竞争对手的核心业务，就可能遇到授权、合作或功能限制。

这会形成一种很特殊的现象：

中国拥有很多能力很强的AIAgent，却未必拥有一个真正通用的个人AIAgent。

不过，这种格局也存在内生的不稳定性。用户只想把任务交给一个AI，不想为了购物、社交、订酒店、办公分别使用四五个助手。

谁能在安全可信的前提下，减少用户在不同AI之间切换的成本，谁就有机会成为下一代入口。

我的最终判断是：

短中期，中国很可能是“一家生态一个主力Agent”；长期，这些Agent之间又会出现互联互通的压力。最终胜出的不一定是参数最强的模型，而是最能让用户跨越平台边界完成任务的系统。

还有一个我觉得比“手机厂商会不会赢”更值得讨论的问题：

如果未来用户能够授权AI自行采购、比价、支付，那么淘宝、美团、携程这些平台究竟还有多少定价权？

这可能不只是AI行业竞争，而是对中国互联网过去十多年流量商业模式的一次重新定价。

八、我的中短期判断，中国的互联网服务高度依赖App，而不是开放网页可以从一开始就输掉了AI竞争

未来3—5年，中国很难出现一个能够完整、稳定、独立地操作腾讯、阿里、字节、美团等主要生态的通用消费级Agent。

这不是因为中国的AI模型做不到，而是商业结构可能根本不允许它做到。

第三条已经有非常具体的例子。

2026年9月16日，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开售。记者实测发现，它能够打开微信、淘宝、美团、小红书，却不能完成这些应用内的自动发帖、购物、点外卖等操作，反而可以执行部分抖音内部任务。同理，千问也是。

这说明哪怕字节掌握了手机层面的操作能力，也不代表腾讯、阿里必须让它进入自己的业务系统。

而且，这些限制不需要完全依赖技术上的封锁。登录验证、风控、账户授权、支付确认和平台规则，就足以让一个Agent无法稳定运行。

九、我认为最难解决的其实是商业利益

可以从大厂的角度考虑。

假设腾讯允许豆包拥有完整的微信执行能力，阿里允许豆包访问淘宝完整商品库、用户实际优惠和交易接口，美团允许豆包自由比价下单。

那么豆包就可能变成消费者唯一需要打开的入口。

这时候，腾讯、阿里、美团都面临同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帮助竞争对手建立一个能够取代自己流量入口的产品？

尤其是我们之前讨论的“大数据杀熟”。

一个真正独立的AI，不仅可以跨平台比价，还可能识别个性化报价、比较优惠条件、分析退款成本，进而削弱平台对消费者的信息优势。

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的独立生态却要允许其他大厂插足，我认为是中国公司不能接受的。

中国的困难在于，消费者常用的很多关键服务已经集中在少数超级App及其小程序生态里，独立Agent可选择的替代连接路径更少。在未来AI发展即使到了很高的位置也不可能突破中国各个互联网大厂建立起的护城河。

结果可能是，中国在AI竞争中形成几个非常强大的垂直生态Agent。

它们在内部提供出色的体验，却在跨生态的任务中出现明显的能力缺口。

举个例子，你可能发现：

• 腾讯Agent能够很好地处理微信小程序和社交场景。

• 阿里Agent能够很好地完成淘宝购物和支付宝支付。

• 字节Agent在抖音内容、电商推荐和部分系统任务上非常强。

但你想让其中一个AI同时比较淘宝、京东、拼多多、美团的真实成交价格，并使用全部会员优惠完成交易，就不一定有相应权限。

还有一个可能被低估的长期后果

封闭生态可能让中国AI企业在消费级Agent的商业化探索上陷入内耗。

一家企业如果要开发一个面向几乎所有中国互联网用户的Agent，就得持续处理多个平台的接入和授权问题。

它不仅需要投入模型训练和推理成本，还得为每个生态做不同适配。一旦平台调整接口、风控或合作政策，原有能力就可能失效。

而一个只能在自家生态运行的Agent，其能力边界又受制于自身服务种类。

当然，中国在工业、企业软件、制造业自动化等领域的Agent未必受到同样程度的影响，因为这些场景可以通过企业内部授权和业务系统集成解决。因此，这种判断主要针对面向消费者的通用Agent，不能直接推导为中国所有Agent都缺乏发展前景。

十、讨论到这里，其实已经触及了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

中国互联网过去十几年建立起来的超级App商业模式，可能与真正通用的个人AIAgent存在长期结构性冲突。

未来中国不一定缺少优秀的模型，也不一定缺少有能力的手机操作助手。

但如果所有核心服务都坚持由各自平台控制，用户最终得到的可能不是一个真正替自己做决定的AI，而是多个分别代表不同平台利益的AI。

在这种情况下，我最关注的反而不是哪家公司最先发布通用Agent，而是哪一家大型平台会率先允许竞争对手的Agent，在自己的生态内获得与自家Agent实质相当的操作权限。但是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国情下很难发生，不会有中国人将自己建立起的城墙亲自推翻，尤其是自己还花了大价钱的情况下。

所以我对中国中国通用Agent前景是持悲观态度。

原创作者：桃味脆脆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