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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视点】“如何建构中学语文阅读教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之二|靳 彤:作为内容的方法:语文课程中“阅读方法”的自主建构

【理论视点】“如何建构中学语文阅读教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之二|靳 彤:作为内容的方法:语文课程中“阅读方法”的自主建构

作为内容的方法:语文课程中“阅读方法”的自主建构

靳彤1,2

(1.四川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2.四川省教师教育研究中心,成都 610066)

【摘要】“阅读方法”是百年语文课程知识建设的重要命题,其课程定位经历了从“教法要点”到“教学内容”的变迁,在教材中的呈现也由隐形经验、零散练习向显性知识与整体布局演进,但至今方法性知识的系统化、结构化开发仍显不足。建构阅读方法的自主知识体系,需以标识性概念为引领,以本土阅读传统为根基进行知识炼制,选择性吸纳国际共识性知识,并依托一线教师的实践开发与检验,使其成为可教、可学、可迁移、可评价的教学内容。

【关键词】阅读方法 教学内容标识性概念建设路径

语文课程知识建设是长期困扰语文课程发展的关键问题。一直以来,语文课程知识体系的构建,主要通过对语言学、文学、教育学等母体学科既有成果的筛选与吸纳来完成。这种路径本身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移植过程中若背离语文课程特性,违背语文实践规律,就无法完成符合语文课程目标的适配性转化。当前,我国语文课程知识建设正面临这种“移植有余、转化不足 ”的发展困境,且课程内部各知识维度的建构水平参差不齐。其中,作为语文课程知识重要构成的“阅读方法”知识,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面临的矛盾尤为突出。阅读方法既是学生提升阅读能力的抓手也是语文课程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维度。阅读教学的要务,在于引导学生掌握多样的阅读方法,并在丰富的阅读实践中持续提升阅读能力。然而,回望1904年我国语文独立设科的百余年发展历程,阅读方法层面的知识建构总体上仍未形成系统,可供教学直接使用的有效知识供给长期不足,且结构上存在明显失衡,严重制约了阅读教学质量的提升。建构语文阅读方法的自主知识体系,应以我国阅读教学实践为根基,以课程建设中的真实问题为研究起点,以基于本土学情的原创性理论建构为核心追求。

一、阅读方法在语文课程中的嬗变轨迹

阅读方法有其深厚的历史根基。梳理其嬗变轨迹,对我们今天进行阅读方法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具有积极意义。语文课程知识有两个显性的物化载体:一是课程标准(教学大纲);二是教科书。前者确定知识的框架、结构和边界,后者将知识具体化,因而教科书编纂的过程也是课程知识开发的过程。阅读方法的知识形态,正是在这两个载体的演进中逐步成形的;而追溯其源头,则须回到传统读书方法。

宋代朱熹在谈及读书法时,指出“泛观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较早提炼出“泛读”与“熟读精思”两种中国传统阅读方法。1923 年由叶圣陶、胡适分别起草的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课程纲要》 《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国语课程纲要》继承传统,虽提出“精读”“略读”的概念,但未明确使用“阅读方法”或“读书方法”等术语。自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初级中学国文暂行课程标准》与《高级中学普通国文暂行课程标准》 (以下简称《高中国文暂行课标》),首次提出“指示阅读方法”。此后,直至20世纪80 年代末,“阅读方法”作为一个重要术语,贯穿了50余年的语文课程标准(教学大纲 )。“指示 / 提示阅读方法 ”(20世纪60 年代以后的教学大纲将“指示 ”改为“提示”),成为课程标准(教学大纲) 关于阅读方法的基本表述。但何为阅读方法?需指示 / 提示哪些阅读方法?这些方法在中小学各阶段又该如何分布?历次课程文件始终未明确解答,也未有结构化的知识建构。尽管《高中国文暂行课标》曾在“教法要点 ”中提出要“讲共通的和特殊的阅读方法”[1],但何为“共通的”,何为“特殊的”,该课程标准同样未做阐释。

1988年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初审稿)》[以下简称《大纲(初审稿)》],将“提示阅读方法”改为“初步掌握基本的阅读方法”。从“提示”到“初步掌握”的用词变化,标志着阅读方法在语文课程中定位的转变——从“教法要点”转变为阅读教学内容。该教学大纲还在具体教学内容条目中明确将“朗读、默读、精读、略读、速读”列为要求学生掌握的五种阅读方法,这是对具体阅读方法的开发。

自1922年新学制始至1949 年底,国文国语教科书编纂极为活跃、繁盛。尽管这一时期的课程标准多有提及“指示阅读方法”,但教科书对“阅读方法”的开发却并不普遍,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对“阅读方法”建设的集体漠视。当然,这与早期现代语文教科书编写体例尚不 成熟有很大关系。但部分中学语文教科书有所尝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教科书有两部:一是1931 年由张弓编纂、大东书局出版的《初中国文教本》,二是1937年由朱剑芒编纂、世界书局出版的《初中新国文》。这两部国文教材虽非语文教科书史上的明星,但对“阅读方法”的建设均有积极的贡献。两部教材分别设置了专门的“读书”单元或栏目, 秉持“展示读书纯正态度,指示读书紧要方法”[2]的编纂理念,共选入胡适、朱光潜、苏轼等不同时代不同体裁的作品 20 余篇。1949 年以后的语文教科书中这样的读书单元鲜见,教科书中涉及的读书方法(阅读方法 )不及上一时期。

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阅读方法在语文教科书中才开始有了具体知识的开发。1988年《大纲(初审稿)》将朗读、默读、精读、略读、速读五种阅读方法明确列为教学内容;同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在《三年制初级中学语文阅读(第四册)教学参考书》第二十五课《短文两篇》的教学参考意见中提出了“比较阅读法”[3],并用三百多字对“比较阅读法”做详细、清晰且具有操作性的解释,这在百余年语文课程阅读方法的知识开发中非常少见,也非常珍贵。①遗憾的是,这段文字属于教参内容,而非教科书的知识短文,不直接面向学生;在教学中是否使用、如何使用,取决于教师,能否成为教学内容并不具规定性。但它仍有助于引发教师对具体阅读方法的特点及操作策略的思考。

上述阅读方法在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教科书中的存在形态及相关表述的变化,揭示了其所面临的困境:“阅读方法”在指导性文件中被明确提出,是其在教学中获得合法性的前提,但并不意味着它在教学中就获得了有效性。两者之间存在的差距,折射出包括阅读方法在内的语文课程知识生产的结构性矛盾,即顶层设计难以直接派生出具体的课程知识;而教学实践在开发具体知识时,往往又缺乏学理支撑和结构化考量。究其根本,或许源于理论认知的不足。在百余年语文课程知识建设史上,阅读方法仅作为一个术语而存在,未被视作一个需要建构的、有学理基础且指向阅读实践的方法性知识体系,导致其学理阐释与实践开发均显不足。

二、阅读方法在语文教材中的呈现样态

教科书是课程标准与教学实践的中介,也是课程内容向教学内容转化的重要桥梁。现代语文教科书历经百年演进,体例日趋科学、完善,其所蕴含的阅读方法日益丰富,呈现样态逐渐多元。

前文提及的张弓编纂的《初中国文教本》和朱剑芒编纂的《初中新国文》,均设置专门的读书单元或栏目,选入梁启超、胡适、朱光潜等名家关于读书的文章。但这些文章均以课文而非知识短文的形式出现在国文教科书中,导致其在阅读方法的知识建构上缺乏专门性、系统性和结构性。难能可贵的是,这些选文在客观上部分承担了知识短文的功能,渗透了一些关于读书方法(阅读方法)的基础知识。这些名家谈读书的文章,一方面,作为写作范式,让学生从中学习到了文章作法与治学方法;另一方面,也引导学生向大家们学习有效的读书方法(阅读方法),赋予课文更丰富的教育教学价值。但这些读书方法(阅读方法)多是个人阅读经验的总结,并非从课程知识研制角度进行的专门开发,因而缺乏系统性、结构性,对阅读教学的支持力度也相对有限。

2017 年,统编语文教科书开始将阅读方法作为阅读教学的重要内容,进行积极的结构化建设,这是语文方法性知识建设的一次突破。自2014 年起,“全民阅读”连续被纳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国家文化强国与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统编语文教科书高度重视青少年阅读教育,对“阅读方法”的结构化探索超越了以往任何一套教科书。经过初版与后续修订,该套教科书已初步构建起贯通小学、初中、高中的阅读方法知识框架,其呈现样态独具特色。

以初中为例。其一,整体布局具有结构化特征。统编初中语文教材依托阅读单元建构阅读方法体系,形成“一般阅读方法+不同文类阅读方法”的布局 :七年级训练朗读、默读、速读、精读、略读、浏览、比较阅读等一般方法;八、九年级侧重不同文类的阅读方法,并逐步走向综合运用。其二,组织方式由隐性转向显性。传统文选型教材以课文为中心,阅读方法或隐于课堂处理,或散落于课后练习,缺乏独立的教材呈现空间。统编初中语文教材则以单元导语和课文预习提示为线索,将阅读方法外化为阅读单元组织的明线,改变了方法性知识被遮蔽的状况。其三,兼顾读文与读书。“阅读单元”重“读文”,“整本书阅读”板块重“读书”。后者每册安排两次,重在指导学生掌握不同类型书籍的阅读方法。这一设计使阅读方法的学习不再局限于单篇文本的精读与略读训练,而是延伸至整本书的阅读场景,学生在“读文 ”中学得的方法,能在“读书”中得到迁移与检验。两类阅读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从短文到整本书、从方法练习到方法运用的完整学习路径。其四,重视操作策略的开发。语文课程发展史表明,阅读方法若仅以概念术语形态存在于课程标准之中,便难以在教学中取得实效。统编初中语文教材尤为重视阅读方法的操作策略开发,实现了阅读方法从课程内容向教学内容的转化,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升。例如,“默读”是七年级上册学习的主要阅读方法之一,为帮助学生真正掌握这一方法,教材在不同的默读单元教给学生不同的操作策略,使阅读方法在教学实践中落地。其五,呈现方式灵活多样。统编初中语文教材不拘泥于知识短文,还在“阅读综合实践”链接材料、单元提示、课文预习、练习题题干中进行灵活提示,强化阅读方法对阅读实践的指导作用。

三、阅读方法在语文课程中的自主建设路径

统编语文教材在阅读方法建构上已有较大推进,但尚未完成结构化知识体系的建构,也未形成与不同学段教学相匹配的结构化阅读方法体系。完善这一体系,既是阅读课程建设的需要,也是语文课程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需要。若将阅读方法置于语文课程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视域中,则需要从标识性、独立性、本土性与世界性等维度探索其建设路径。

其一,在标识性概念体系中理解阅读方法。自主知识体系的成熟,首先体现为拥有标识自身立场与问题意识的概念。一百多年来语文课程知识建设先后涉及“文法知识”“语法修辞知识”“文体知识”“写作知识”,唯独缺乏独立的“阅读方法知识”,对阅读方法的开发远远不及写作方法。在标识性概念体系中理解阅读方法,将其作为具有独立形态与学习逻辑的知识类型纳入语文方法性知识建设视野,有利于切实解决阅读教学的实践问题,提高课程知识的有效性。

其二,开发独立的阅读方法知识体系。标识性概念的确立,需要落实知识体系的实质性开发。统编语文教材已初步形成阅读方法知识体系的结构化布局。进一步开发和完善可从两个方向推进:一是在课程层面完善“阅读方法知识要点”建设,明确方法的类型划分与学段分布,呈现各层级之间的递进与嵌套逻辑;二是以阅读实践为核心,优化阅读方法在教材“学段—学年—单元—课文—课堂”这一链条中的实践逻辑体系,使方法的层级结构从“教材的预设逻辑”转化为“学生的学习历程”。

其三,将本土传统作为知识炼制的根基。“自主性”是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标识,其建设需要以本土传统为坚实依托。中国传统阅读智慧中蕴含丰富的方法资源,如陶渊明“不求甚解”的浏览策略,陆九渊“六经注我”的主体性阅读立场,以及古代评点传统中的批注实践,均具有独立的方法论意义。将这些传统资源纳入知识炼制,不是简单复古,而是以现代方法论意识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朱熹所倡“熟读精思”中“熟”与“精”的结合,与现代阅读方法中的精读、文本细读相通;“虚心涵泳”对先入之见的警惕,与批判性阅读中的“悬置判断”策略内在相通。本土传统之所以能成为知识炼制的根基,正在于它所回应的,是阅读在任何时代都需面对的根本问题。

其四,合理吸纳国际共识性知识。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应以开放姿态吸纳人类文明成果,如此方能具有世界意义,而其关键在于为我所用。国际阅读研究在元认知策略、阅读方法评估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共识性知识。PISA、PIRLS等国际测评项目从情境、文本与过程三个维度构建了阅读素养分析框架,其中对元认知监控与反思性阅读的重视,与本土传统中“切己体察”所蕴含的自我检验意识形成对话,为阅读方法的层级划分与教学设计提供了参照。然而,国际研究中的阅读策略分类体系多基于字母语言与西方课堂语境,直接移植可能遮蔽汉语阅读方法的特殊性。合理的路径是:将国际共识性知识作为参照坐标,在本土阅读教学实践中检验其适用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选择性吸纳与本土化改造,真正实现为我所用。

综上,阅读方法在语文课程中经历了从“教法要点”到“教学内容”、从隐性经验到显性知识的历时演进;在教材中的呈现,也完成了从课文内容、零散练习到单元明线结构化的编排变迁。立足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审视语文课程中阅读方法的建构,尚需进一步强化其在语文方法性知识体系中的独立性和本土根基,并在国际对话中建构自身话语,推动阅读方法从教学辅助手段上升为课程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建设过程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设计,也需要一线语文教师在阅读教学实践中积极参与、主动开发与反复检验,使阅读方法在真实课堂中不断丰富与发展,真正成为可教、可学、可迁移、可评价的语文教学内容。

注释:

①伴随现代语文课程的发展,民国时期出现了不少文人编写的关于读书法的小书,专门指导学生读书方法。参见靳彤《从朱熹到马雪瑞:中国文人阅读方法的演进》,《光明日报》2019年8月19日第13版。

参考文献:

[1]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287. 

[2]张弓.初中国文教本:第六册[M].上海:大东书局,1932:176.

[3]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二室.三年制初级中学语文阅读(第四册)教学参考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259.

(《中学语文教学》202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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