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CLE · 1049716
聚焦AI时代的哲学与人文|杨锦方:我为什么要捐赠支持设立清华大学方塘研究院
AI时代，中国需要一场科学启蒙
杨锦方，北大本科、清华硕士出身的理工男、企业家，曾经是美团创始团队成员。2023年9月，他向清华大学捐赠“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方塘研究基金”，支持建设全新范式的人文学术研究机构。2024年4月，清华大学方塘研究院挂牌成立。
方塘研究院聚焦两大主题：AI时代的哲学与人文问题、面向未来的原始创新元理论。从企业走出来的杨锦方认为，“科学的根基在哲学，原始创新的根基在人文思想”。作为捐赠人，杨锦方亲力亲为、投入大量精力参与方塘的创建与研究，并以人机协作的方式完成了三部有关原始创新的书稿。
作为科学慈善的一个独特样本，方塘支持人文社科领域青年创新人才，构建AI时代的人文学术生态，同时也立足哲学和人文思考原始创新与科学启蒙。8月底，《中国慈善家》影响力慈善研究院访谈了清华大学方塘研究院的捐赠人杨锦方，就捐赠的缘由、方塘的研究方向和方法、AI时代的挑战，以及科学慈善等问题展开对话。
为什么是方塘？
《中国慈善家》：回到方塘研究院成立之前，你当时最想解决的究竟是什么问题？
杨锦方：这个问题，和我的生命经历有关系。我在财富自由之后，遇上了无常的人生经历。这种经历让我明白，人生本来是没有意义的，意义是每个人给自己讲的故事。于是，我在经历痛苦之后，重新寻找自己的故事。
这个故事和名誉、地位、财富、权力无关，我在思考的是，如果我明天死去，有什么事会让我因为没有做而感到后悔。
我思考了两、三年，最终回到我的核心关切和最本真的天性：我喜欢思考，喜欢哲学，关心同胞的命运。我认为，中国还没有完成科学启蒙，这件事造成了一系列的后果，包括原始创新问题。我考虑我要不要投身其中。当然，我非常明白个人力量的渺小，和这件事的巨大挑战。这种事情需要一批又一批的人前赴后继，每一批人可能把事情往前推进一步，积累到一定程度，思想的交融就完成了。
另一方面，我十多年前就开始思考AI对人类的影响，我意识到，一方面，AI可能带来巨大的技术福利，另一方面，AI可能给人类带来存在性的挑战。人类作为一个群体，在这个时候，前途未卜。
这两个问题，都是和我的生命关联在一起的问题，我没什么胜算。不过，如果人生本来没有意义，失败又算什么呢？比起失败，死的时候后悔没有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才是更糟糕的。
《中国慈善家》：为什么最终选择以慈善捐赠的方式成立方塘，而不是直接资助科学家、科研项目，或者成立研究机构？
杨锦方：我认为，原始创新的根基在人文思想，科学的根基在哲学。我想挑战的这两个问题都是人文问题，当然不可能通过资助科学家来实现。
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2022年开始的俄乌冲突，对世界的重塑和冲击非常大，让我感到时间更加紧迫了。
2023年3月27日，“清华大学方塘研究基金”捐赠仪式
《中国慈善家》：为什么选择在清华？
杨锦方：决定捐赠前，我先后去了5个大学，首先想知道学校是什么态度。我觉得做慈善，最糟糕的就是钱花出去了，没有发生任何改变。选择清华，根本原因是清华大学对振兴清华文科有特别深刻的想法和决心，清华在人文学科的投入一直在增加。校党委书记邱勇老师在捐赠前见了我4次，非常重视，他说这是他一直想做的事情，并亲自担任专项基金管委会主任，引用朱熹的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为研究院命名。
《中国慈善家》：你在很多场合说过你常思考“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方塘？”，方塘已成立两年了，有清晰的答案了吗？
杨锦方：做捐赠决定的时候，我的期望值是非常低的，因为这件事非常难，我看起来与这件事也没啥关系，既不是学者，更不是学人文的。可是一旦做起来，我就要不停地思考：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方塘？我的思考是逐渐变得清晰的。
与人文学界相比，企业界不在人文思想的最前沿。但站在商业的前沿，面对的是极其激烈的竞争和企业生死的压力。我们作为互联网行业的从业者，接受过互联网技术浪潮冲击和洗礼，对AI浪潮冲击的速度、深度和广度的理解，比人文学者敏感得多，因此在早期的方向和节奏判断上有独特的优势。比如马斯克2010年左右就开始支持关于AI的哲学研究，苏世民2019年向牛津大学捐赠1.5亿英镑建人文中心。
另一个维度是领导力和组织能力。做过企业的人都会理解——没有领导力和组织能力，企业就垮了。对学术组织而言也一样，如果要进行转型，更需要很强的领导力和组织能力。自然科学领域有大工程和大项目，投资和人力规模都非常大，因此锻炼了科学家的组织能力和领导力，但人文学者极少接受类似的挑战。
这构成我们的独特优势，因为我做过企业，知道企业里如何做——战略判断要清晰，节奏判断要恰当，团队价值观与行为方式要一致。
综合来看，我们的判断具有独特的前瞻性——对技术发展冲击的强度、深度、广度有强烈感知。同时，我们是中立的，不与学者争夺学术资源，更容易与学者建立信任关系。第三，虽然钱很重要，但跟钱比起来，更稀缺的是领导力和组织能力。
2024年4月27日，清华大学方塘研究院揭牌
因此方塘拥有一个独特的机会，通过一种机制，把全球范围内认同AI4H（AI for humanities，人工智能驱动的人文学科）的年轻学者团结到一起，共同追问和回答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
我认为这个时间窗口可能不到10年。首先到来的是问题的春天——AI带来如此多的新的问题，现在都没有答案。第二个是工具的春天—— AI 成为强大的知识生产工具。第三个就是人文学术的春天——一批中坚力量的人文学者涌现出来，他们的影响力有机会超过老一辈的人。
《中国慈善家》：方塘最终希望抵达哪里？
杨锦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所以方塘并没有固定的目标，只有方向。我们对未来的判断是：AI带来的复杂性急剧上升，这种复杂性使得前AI时代的很多哲学和人文思想不再能够解释这个世界，更谈不上改变世界。要应对复杂性的挑战，AI4H是必然之路。
方塘的方法论
《中国慈善家》：从论坛、博士论文奖，到清泉对话、问题学、概念研究和AI4H，方塘的项目看起来很多元。它们背后有没有一条共同的逻辑？方塘究竟希望建设什么？
杨锦方：我一直跟团队成员强调，要做减法，少即是多；要把有限的资源聚焦在我们的战略方向上，所有合作以我为主。
AI时代的哲学和人文、面向未来的原始创新元理论两个大方向之间存在高度协同，彼此互为支撑，因此无法割舍任何一个。方塘的所有活动，都是聚焦这两大方向。原始创新元理论，为我们指引如何定义议程、如何选拔人才、如何设计机制、如何构建能形成正反馈循环的生态系统。而AI时代的哲学与人文，则提供最丰富的议程、最强大的知识生产工具、最有全球影响力的学术场域。
2025年10月，“方塘-清泉系列对话”
闭门会合影
《“方塘-清泉对话”
第一期会议实录》
所以，我们正在着手做四件事：第一，结合方塘关心的两个大方向，提出面向未来的讨论议题；第二，和人文学界一起，制定AI4H的人机协作学术规范，并基于此，探索AI时代的人文知识生产协议；第三，发掘高潜力的AI4H人文学者群体，构建方塘生态，促进跨学科对话、思想交流、学术成果的发表、出版，推动青年学者成为高影响力学者；第四，依托新的学术生态，尝试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全新的人文学术知识生产方式。
《中国慈善家》：今年一月初方塘在全球范围发起第一次人机协作征文大赛，需要作者提交人机协作的对话全过程、协作方法、反思性陈述等。全球有500多人参与，提交了370余篇论文，57篇入围的文章中，只有三成的作者是人文学者。这是一个开先河的举措，你如何理解AI时代的人机协作？
杨锦方：我认为人机协作不可避免，但它存在很大的伦理问题：作品究竟是你的还是AI的，怎么署名，如何保证诚信……挑战很大，我们在前沿必须承担起发展人机协作学术规范这个责任。
AI已经在知识生产中承担了很多角色，人与AI共同工作应该有一个工作协议，约定人与AI的角色，边界在哪里、什么样的流程。我们认为，人文思想不再只是人文学者的事，有人文思考的科学家与企业家、投资人都可以参与进来。人文学术的写作过去是非常专业的事情，未经训练根本写不了。现在AI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谁能提出好问题，谁能把问题持续追问下去，谁就可能以某种形式参与到人文学术中来——也许人文学者和哲学家可以与能提出好问题的人对话、合作。
人文知识生产在这个时代的重要变化就是它的生产方式、组织形式都会发生变化。
既然有的企业家能提出很好的哲学问题，有的科学家能提出很好的人文问题，我们就可以组织不同的人在知识生产中承担不同的角色，不仅人与AI协作，也可以人与人协作。我们通过征文去遴选这些学者，建立人文学者和不同背景的人“一起玩”的生态。
《中国慈善家》：方塘十分重视“问题”，在AI越来越擅长回答问题的时代，为什么“提出问题”变得更加重要？什么才是真正的“好问题”？
杨锦方：方塘有自己的方法论，那就是从中国新科学实践出发，从现象中找共性的、重要的问题，再去组织研究，推动理论构建、成果出版、思想交流和传播。我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中国新科学实践是一个如此巨大的事件，中国人文思想界却鲜有人去深入其中，发现问题，构建理论。这也成为方塘的立足点之一。
方塘研究院办公场所
去年我们召开了“面向未来的原始创新元理论”闭门研讨会，请哲学家、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一块讨论。会议的目的就是提问，会上提了三个问题，我们根据这三个问题，完成了三部书稿的初稿。它们将成为下一次讨论会的起点。
好问题并没有共识性的标准。所以，我们并不追求给出一个固定的标准。前不久，《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凯文·凯利在上海与中国科学家有一个对谈，他提出两个影响原创性的问题，一个是中国人对失败的态度，第二个是缺乏玩乐的心态。凯文·凯利非常犀利，这就是提好问题的能力。
《中国慈善家》：如何看待“新轴心时代”？轴心时代的标志是产生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代表全人类的一次觉醒，今天，这样的人类思想大爆发还可能吗？
杨锦方：我觉得是必然的，核心背景是AI带来了复杂性的急剧增加，使前AI时代的思想在新的问题面前失效了。AI的知识广度、跨学科能力会给我们很多新的启发。新的知识生产一定是新的范式，一定会产生新的思想家，有能力提出更复杂的问题，产生更复杂的思想。
但是，最执着、最深刻的问题一定来自人。AI即便有意识，也与人不一样，包括情感。人类最根本的情感是面对死亡，人必有一死。在我们征文的文章中，有一个作者反思AI的局限性——人的主体性就来自于人的有限性，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深刻。
为中国的科学构建人文根基
《中国慈善家》：你怎样理解今天中国科技实力与世界级原始创新之间仍然存在的落差？真正处于最上游的瓶颈是什么？
杨锦方：最深层次，是哲学和人文思想上的欠缺，包括核心观念、思维方式、方法论、审美等等。
《中国慈善家》：方塘常讲“对人、问题与方法的学术审美品味”。审美为什么重要？为什么观念结构、思维方式、审美品味、方法论甚至生命体验，会影响重大原始创新？
杨锦方：方塘关注真正的杰作。杰作背后最重要的共性，可能就是审美。审美极复杂，无法形式化，无法化约为指标体系。方塘的学术审美是科学的审美，是结构的经济、严密、解释力、限度感，追求极致之美，这和要继承先辈们未完成的科学启蒙工作的定位有关系。
英国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说，审美是“默会知识”，无法通过书本教习，只能师徒传授。杰作意义上的知识作品，背后一定要有审美；在科学范式下生产理论知识，必须有审美能力。这就解释了理论知识领域杰作为何稀少。
2025年6月23日首届清华方塘国际论坛，杨锦方致辞
原始创新极其困难，充满不确定性。在压力和不确定性下，所有非内生的、不自治的观念都会崩塌。观念结构展开为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提炼成方法论；默认的注意、切分、归因模式，直接影响一个人能发现什么问题、如何归因、如何从混沌中切分出可分析对象，这直接影响问题能力。新方法论不会匹配旧思维方式，必须和新观念、新思维方式整合，才有力量。审美则是一面镜子，照出观念、思维方式、方法论离完美有多远；不懂审美，就不知道自己做得有多差。
创造这个词的反面，是束缚。但绝大部分人不知道被什么束缚，比如，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就是一种深层次的束缚。我之所以重视生命体验，是因为一些重大生命体验，是主体打破深层束缚最有利的条件。《创造力》研究的91位顶尖创造者，30%幼年丧父，青春期多是边缘人，经历过真正的孤独。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孔子、孟子、朱熹、六祖慧能，也都幼年丧父。共性线索是：幼年开始独立思考、有主见、忍受非共识孤独，以及价值自给、事实自断。生命体验和原创能力没有因果规律，但统计相关性极其重要。
《中国慈善家》：“原始创新元理论”可能是方塘继续向上游追问最明显的一步。“元理论”究竟希望解释什么？
杨锦方：所谓元理论，是指把“原始创新”作为研究对象所产生的理论，目标是理解原始创新自身的规律。科学的上游是哲学，方塘希望做基于中国的新科学实践进行哲学反思的工作，推动中国的科学启蒙事业继续前进，继续为中国的科学构建属于中国的人文根基。同时，钱学森之问、李约瑟之问在AI时代需要重新思考，这是我们使用“面向未来的原始创新元理论”这个词的原因。
《中国慈善家》：方塘强调科学家、技术实践者与哲学和人文学者之间的“深度对话”，原始创新为什么需要跨越这两套知识体系？为什么研究科学创新本身不能只由科学家完成？
杨锦方：这首先来自于一个观察，那就是学科分化愈来愈细，但是今天世界的难题却越来越跨领域、跨学科、跨文明。我的判断是，过去一百年，世界的复杂性在快速上升，而AI时代的到来，让这个复杂性增速再次爆发，这种新的复杂性局面，使得任何单一学科都无力应对。AI大厂面临的价值对齐难题，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如果你去AI大厂问做研发的工程师，他们的内心普遍是恐慌的，因为他们正在生产淘汰他们自己的工具，这个问题科学家解决不了。
另一方面，科学的根基在人文。科学是从哲学中派生出来的，如果不回到哲学和人文中去，外来的科学在中国无法生根。
2026年6月22日，出席2026方塘论坛的嘉宾与主办方代表合影
《中国慈善家》：反过来，为什么人文学者也不能只从经典和文本出发，而需要真正进入科学实践？
杨锦方：我们先不谈伦理道德问题，只谈科学问题。中国的科学问题，根源有几个：第一，科学不是在中国思想的土壤中诞生的。第二，新文化运动中，启蒙思想家们，自身没有接受过系统性的科学教育，也没有从事过真正的科学创新，也没有跟从事前沿科学工作的科学家交流过。
第三，今天中国从事科学工作的人文学者，绝大部分都是从经典和文本出发。但是他们没有经历过作者的时代和人生，没有和作者对过话。而且，那些经典并不是从中国实践中长出来的，会有严重的水土不服。
我举个例子，“批判性思维”这个概念，是美国哲学家杜威创造的，在美国很流行。这个概念在中国使用的范围很宽，似乎很多问题都和它有关系，但是又没有那么精准的关系，这就导致这个概念失去了力量。这就是水土不服的表现，当一个社会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观察现象，基于现象构建概念和概念体系，而依赖引进的概念时，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其造成的后果是深远的。
方塘希望构建一个生态，在这个生态里，学者们基于中国的科学实践，去构建人文理论体系，解释中国的现象，也解释全人类的现象。
科学慈善大有可为
《中国慈善家》：近年来，科学慈善（Science Philanthropy）的实践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的重视。怎么看“科学慈善”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杨锦方：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科学慈善对于原始创新所需要的多元价值取向、多元评价体系、科学家获得自由探索的空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科学界早就具备开展有组织科研的能力，能够花好钱，因此科学慈善大有可为。慈善事业整体上还很弱小，人才非常稀缺。与商业相比，慈善事业对人才的要求其实更高，对人的能力和价值观有特殊的要求。
《中国慈善家》：你怎么看政府科研经费、企业研发资金和慈善资金在科技创新中的不同角色？
杨锦方：政府不应该浪费纳税人的钱，所以，的确不应该要求政府出钱去做那些高度不确定的事情，除非面临战争等重大威胁。
企业在市场中面临激烈的竞争，只有极少数企业敢于去做高度不确定的事，更少的企业做成过。做过之后，还能持续做的企业，需要极好的财务条件和市场地位，以及前瞻未来时没有明显的生存威胁。这对企业来说是奢侈的。
慈善资金自由度更大，但是也有风险，那就是持续性不足。而真正的高度不确定的事情，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成效，如果资金在那之前断掉，就是损失。
《中国慈善家》：慈善资金是不是尤其适合支持那些“还没有成熟到成为项目”的人、问题和思想？
杨锦方：这可能不能一概而论。慈善资金背后，需要大量的努力才有可能产生价值，仅仅钱是很难产生真正的价值的。在西方国家，慈善传统非常悠久，但是，真正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慈善基金其实不多，很多钱都白花了。资金应该支持什么样的方向、支持什么样的问题、支持什么人，其实是对领域的深刻战略洞察、对人的审美判断。能做好这两件事的捐赠人其实是很少的。
所以，中国的很多慈善捐赠，都是给大学的既有项目。我认为这是可行的折中。大学资金合规被严格监管，而且有真正的组织能力。
2026年6月24日，2026方塘论坛闭门圆桌讨论会举行，与会嘉宾在清华大学方塘研究院合影留念
《中国慈善家》：如何看待高校大额捐赠热潮？对高校基金会的管理、捐赠人服务有什么建议？
杨锦方：我认为这是好事情，马云说他对钱没兴趣，某种意义上是正向的价值。当一个人财务自由之后，其实要想想钱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如果钱成了枷锁、牢笼，让自己失去了内心的自由与平静，那就得不偿失了。如果不把钱看成人生的目标、意义所在，那捐赠可能就是其中一个合理的选择。
高校基金会要把钱花好，花出成效，才能得到越来越多的捐赠，这需要巨大的努力和耐心。捐赠人服务，我认为一方面要回应捐赠人的诉求，另一方面则是增加对捐赠人的个性化的服务。捐赠是非常个人化的行为，不同捐赠人可能情况非常不同。虽然高校会有各种管理规则，但是如果想要更好地吸引捐赠人，做某些程度的定制化项目、个性化的服务，就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慈善家》：作为捐赠人，你会如何评估方塘研究院的成果？在什么情况下，你会认为“方塘做成了”？
杨锦方：如果方塘“一无所成”，那说明方塘没有设定出被学界接受的议程，没有参与AI时代人机协作规范的制定，没有给人文知识生产带来新的力量，没能塑造AI时代前沿的、活跃的、高产的、有影响力的人文学术生态，没有塑造新的人文知识生产关系，没有聚集一批AI时代的杰出人文学者。
“方塘做成了”的门槛则非常高，需要上面的事情全部做成才行。但凡这些工作有一点成绩，我认为方塘就没有彻底失败。
我的计划是至少干二十年。如果二十年后，没有出现方塘支持的明确的重大理论或成果，我也会接受这个结果，至少我努力过了。
相关链接
▲点击标题查看原文
▲点击标题查看原文
▲点击标题查看原文
▲点击标题查看原文
本文转载自《中国慈善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