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聆风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1924—1994）奥地利裔美籍科学哲学家、无政府主义者。
费耶阿本德是20世纪科学哲学中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他被称为“科学最坏的敌人”、“科学哲学界的最大异端”。然而，这种标签本身恰恰遮蔽了他思想的深刻性。如果说库恩是科学哲学的“温和革命者”，那么费耶阿本德就是“激进的颠覆者”。他不仅质疑科学的理性形象，更试图彻底解构科学在西方文化中的特权地位。
以下结合你提供的资料与当代学术研究，系统解析费耶阿本德的核心思想要义、难点与重点。
一、 核心思想要义
费耶阿本德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三个层层递进的命题：理论多元论、认识论无政府主义、科学与民主的平等主义。
1. “理论污染”与不可通约性：对经验主义的彻底否定
费耶阿本德继承并激进化了库恩的“不可通约性”概念，但其论证路径更为彻底。
观察的理论污染：费耶阿本德指出，不存在纯粹的观察事实。一切证据都“受理论污染”——观察语言本身携带着理论预设。这意味着，当两个理论竞争时，它们往往不是在同一个“事实法庭”上接受审判，因为它们各自规定了什么是事实、什么算作证据。
经典的“塔的问题”：你提供的材料中引用了这个例子。托勒密时代，观察者看到塔顶落下的石块垂直落地，被认为是地心说的证据；而伽利略用运动相对性重新解释同一现象，使之成为日心说的证据。费耶阿本德由此得出结论：没有中立的观察语言，理论评价没有客观标准。
2. “怎么都行”：认识论无政府主义的方法论
这是费耶阿本德最著名的口号。他并非主张“任何方法都同样有效”，而是在批判一个更深层的预设：不存在一种普遍的、不变的科学方法。
对波普尔的批判：费耶阿本德早年追随波普尔，后来反戈一击。他指出，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同样是一种僵化的方法论教条。历史上，伟大的科学突破恰恰是违反公认方法论的结果。
伽利略的例子：伽利略并没有遵循当时的方法论规范。他使用望远镜这一新仪器，其可靠性本身未经证明；他依赖修辞和宣传而非严格的论证。按照波普尔的标准，伽利略的做法是“不科学的”，但正是这种“违规”开创了新科学。
方法论唯一性的否定：费耶阿本德认为，唯一不阻碍科学进步的方法论原则就是“怎么都行”——任何方法都可能在某些历史情境下发挥作用。方法论应该是情境依赖的，而非普遍适用的。
3. 科学与国家的分离：从认识论无政府主义到政治无政府主义
费耶阿本德的思想最具冲击力的部分在于：他不仅质疑科学方法的普遍性，更质疑科学在当代社会中的特权地位。
科学与教会的类比：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在现代西方社会所占据的位置，恰如教会在中世纪欧洲的位置——它被视作真理的唯一源泉，其他知识形式（如中医、巫术、传统手工艺知识）被贬为“非科学”或“迷信”。
“科学是世俗化的宗教”：他指出，科学并不因其“理性”而天然享有特权。科学的成功是历史的、偶然的，而非逻辑上必然的。因此，国家应当像分离教会与国家一样，分离科学与国家。
民主原则的延伸：费耶阿本德主张，在民主社会中，公民应当有权决定学校教授什么知识。如果大多数家长希望孩子学习占星术或中医，国家不应以“科学”之名加以禁止。他并非相信这些知识“更真”，而是相信真理应由自由选择而非强制灌输决定。
二、 难点解析
费耶阿本德的思想充满悖论与张力，以下三个难点是理解他时不可回避的挑战。
1. 自指性悖论：用理性批判理性是否自相矛盾？
这是对费耶阿本德最常见的批评。他用理性的论证方式来论证理性的局限性，用逻辑来宣告逻辑的破产，这本身是否构成一个自毁的悖论？
费耶阿本德的回应：他并非完全抛弃理性，而是主张理性有其边界。他曾在多个场合表示，他的论证是“语用学的”——他承认自己使用了论证，但否认这意味着他承诺了一种普遍的理性主义。这是一种策略性的理性使用，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梯子”比喻：用完之后可以扔掉。
当代学术界的争论：有学者（如普雷斯顿）认为，费耶阿本德无法彻底摆脱这一悖论，这是其思想的根本缺陷；但也有学者（如肖恩）认为，这一悖论恰恰是反基础主义的必然代价，任何试图超越基础主义的哲学都必须面对这一张力。
2. 相对主义的困境：一切皆可，还是有所不可？
费耶阿本德常被贴上“相对主义者”的标签，但他本人对此态度暧昧。
他确实认为，不同传统之间不存在普遍的评判标准。这使他在西方哲学界饱受批评，被指责为放弃理性的责任。
然而，费耶阿本德晚年的思想有所调整。在《告别理性》等后期著作中，他强调的是传统的多元性而非“任何观点都同样好”。他主张的是“一切传统都有平等的生存权”，而不是“一切观点都同样有效”。
难点在于：如何在坚持平等主义的同时，避免滑向“真理不存在”的虚无主义？费耶阿本德并未给出清晰答案，这一张力贯穿其整个学术生涯。
3. 科学民主化的可行性问题
费耶阿本德主张“科学与国家分离”，让公民自由选择知识形式。这一主张在理论上激进，在实践上却面临巨大困境。
民主与知识的张力：如果多数人选择教授占星术而非天文学，这是否会损害社会的整体福祉？费耶阿本德的回应是：让自由市场决定，相信公民的选择能力。但批评者指出，现代社会的知识生产高度专业化，公民缺乏做出知情选择的充分信息。
当代语境下的新问题：在“后真相”时代，费耶阿本德的思想被一些极端怀疑论者和反科学主义者利用，用以否定疫苗、气候变化等科学共识。如何区分费耶阿本德的“批判性多元主义”与单纯的“反科学主义”，成为当代学术讨论中的焦点。
三、 重点解析与当代价值
理解费耶阿本德，重点不在于接受他的所有结论，而在于看清他所提出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在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
1. 重点一：对科学权威的“祛魅”
费耶阿本德最重要的贡献，是系统性地解构了科学的“神圣光环”。他不是反科学，而是反科学主义——即把科学视为唯一合法知识形式的意识形态。
这一“祛魅”工作与当代科学社会学的核心关切高度一致。拉图尔、伍尔加等人的实验室研究，某种程度上就是费耶阿本德思想的经验化延伸：他们通过民族志方法揭示，科学知识的生产同样充满了社会协商、修辞策略和权力关系。
在当代语境下，费耶阿本德提醒我们：科学是现代性的核心叙事，但这一叙事本身需要被历史化、被批判性地审视。
2. 重点二：方法论多元论与知识民主化
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不应被简单理解为“胡来”，而应理解为对方法论一元论的批判。
在当代科学哲学中，这一思想被发展为“方法论多元论”：不同的问题可能需要不同的方法，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方法”。这一观点在跨学科研究、复杂性科学、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中得到广泛认可。
在公共政策层面，费耶阿本德的思想与“知识民主化”运动形成对话。越来越多学者主张，在涉及公众利益的问题（如环境保护、公共卫生）上，专家知识不应垄断决策权，公民的“地方性知识”应被纳入考量。
3. 重点三：与当代“后真相”的张力——费耶阿本德的当代回响
费耶阿本德去世于1994年，当时互联网尚未普及，社交媒体、算法推荐、信息茧房等问题还未出现。那么，他的思想如何回应今天的“后真相”困境？
一方面，费耶阿本德可以被解读为“后真相”的先知：他早就在警告，所谓“客观事实”总是被理论预设和价值判断渗透，不存在纯粹的、非历史的真理。
另一方面，费耶阿本德本人绝非“反理性主义者”。他的批判始终是在理性论辩的框架内进行的，他从未主张“信仰高于理性”或“谎言与真理等价”。他捍卫的是批判性思考的自由，而非放弃思考的权利。
当代学者（如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奇尔弗斯）指出，费耶阿本德的思想可以被用来批判当代的“认识论民粹主义”：当社交媒体上的阴谋论者声称“没有事实，只有解释”时，他们恰恰背离了费耶阿本德的精神——因为费耶阿本德始终要求对任何权威（包括科学权威）进行批判性审视，而不是放弃批判、拥抱任意信念。
四、 结语：异端的价值
费耶阿本德的一生充满悖论：他用理性批判理性，用论证反对方法，用逻辑解构逻辑。他被称为“科学最坏的敌人”，但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自称是科学的爱好者。
理解费耶阿本德，关键在于理解他批判的对象并非科学本身，而是科学在现代社会中被神化的方式。他试图撕开一个空间，让不同的知识传统、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思维模式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对话。
费耶阿本德的核心启示在于：在一个知识爆炸、权威林立、传统与创新激烈碰撞的时代，保持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拒绝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无论是科学的还是反科学的），比接受任何现成的答案更为重要。他的思想之所以在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正是因为他所提出的问题——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方法论的一元与多元、民主与知识生产的关系——并未随着他的去世而消失，反而在21世纪的语境下变得更加尖锐。
费耶阿本德的思想以其极端的批判姿态，在科学哲学领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然而，正是这种“极端”，使他成为连接科学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最具穿透力的桥梁。如果说库恩为历史文化哲学等领域提供了一套“解释框架”，费耶阿本德则提供了一把“解构之锤”，彻底敲碎了科学在现代知识体系中的特权地位。
以下结合你提供的资料与当代学术进展，解析费耶阿本德核心思想对历史文化哲学经济的影响及其现实启示。
一、 对历史学的影响：从“辉格史观”到“知识考古”
费耶阿本德对历史学的影响，核心在于他对历史书写中“胜利者叙事”的彻底批判。
1. 对“辉格史学”的激进清算
“辉格史学”指以今日之标准评判过去，将历史描述为一部不断走向“进步”与“理性”的史诗。费耶阿本德继承了巴特菲尔德等人的批判，但走得更远。他指出，科学史书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者的宣传”——今天的科学范式被塑造成唯一正确的路径，而那些被压制、被淘汰的知识传统（如炼金术、占星术、古代医学）则被贬为“错误”或“迷信”。
当代影响：费耶阿本德的思想直接催生了“科学史”领域的范式转型。当代科学史研究不再满足于追溯“谁发现了什么”，而是转向考察“为什么某些知识被接受，某些被排除”——这一视角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形成共振，共同揭示了知识与权力的纠缠。
2. 历史理解的“不可通约性”与语境主义
费耶阿本德激进化了库恩的“不可通约性”，将其从科学哲学拓展到历史理解的一般方法论。他主张，不同时代的知识体系构成各自完整的“世界”，不能用今人的概念框架去评判古人。这一观点深刻影响了当代史学中的“语境主义”潮流：历史学家越来越注重将思想置于其自身的语言、制度和社会实践中理解，而非简单地评判其“对错”或“先进与否”。
二、 对文化哲学的影响：从“文化等级”到“平等共生”
费耶阿本德对文化哲学的贡献，在于他系统性地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等级秩序，提出了一种激进的文化平等主义。
1. 科学的“祛魅”与文化多元主义
费耶阿本德最核心的文化哲学贡献，是将“科学”从“普遍理性”的神坛上拉下来，还原为一种地方性知识传统。他指出，科学并不因其“理性”而天然优于巫术、神话或传统医学——它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获得成功的一种传统而已。这一观点在当代文化哲学中引发了深刻反响：
它为文化多元主义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不同文化传统之间不存在普遍的评判标准，每个传统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标准被评判。
它挑战了文化哲学中长期存在的“进步论”预设——即认为西方科学代表的“理性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最高阶段。
2. 传统的“生存权”与文化演化
费耶阿本德在《告别理性》等后期著作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文化哲学命题：传统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韧性的保障。他将传统比作生物物种——其价值不在于是否符合某种抽象标准，而在于它们为人类应对不确定的未来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这一观点与当代文化生态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形成深刻对话：保护濒危文化传统，不是出于“怀旧”，而是出于对人类未来适应能力的投资。
三、 对哲学的影响：从“基础主义”到“后现代转向”
费耶阿本德在哲学领域的地位极为特殊：他既是科学哲学的“终结者”，又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重要先驱。
1. 对哲学基础主义的一击
费耶阿本德对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的批判，从根本上动摇了现代哲学的两个核心预设：
方法的统一性：不存在一种适用于所有时代的、普遍的“科学方法”。
理性的普遍性：理性本身不是超越历史的永恒尺度，而是嵌入特定传统中的实践智慧。
这一批判使哲学从“寻找普遍基础”转向“研究具体实践”——这正是罗蒂等人倡导的“后哲学文化”的先声。
2. 认识论与政治哲学的融合
费耶阿本德最重要的哲学贡献之一，是将认识论问题与政治哲学问题直接挂钩。他主张，“科学真理”与“民主决策”之间不存在天然的从属关系——科学只是社会中众多传统之一，不应垄断公共政策的知识基础。这一观点直接挑战了西方哲学中从柏拉图到启蒙运动的“哲人王”传统，为当代认识论政治化（如女性主义认识论、后殖民主义知识批判）开辟了道路。
3. 与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对话
费耶阿本德常被视为美国新实用主义（罗蒂）和法国后结构主义（福柯、德里达）之间的“桥梁人物”。他与罗蒂共享对“基础主义”的批判，与福柯共享对“知识与权力”的关注。当代哲学界越来越认识到，费耶阿本德不是孤立的“异端”，而是20世纪晚期哲学“实践转向”与“语言转向”交汇处的重要节点。
四、 对经济学的影响：从“单一范式”到“多元竞争”
经济学作为一门试图模仿物理学、追求“科学性”的社会科学，成为费耶阿本德思想最富批判力的应用场域。
1. 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批判
费耶阿本德的思想被经济学家和经济方法论者用于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在当代学术中的范式垄断。按照费耶阿本德的逻辑：
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设（理性人、一般均衡等）只是众多可能的理论框架之一，并不因其“数学化”而天然具有真理性。
主流经济学对非主流学派（如制度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的排斥，不是基于“科学性”的判断，而是基于范式共同体的权力运作。
2. 经济学方法论的“怎么都行”
受费耶阿本德启发，一些经济方法论者（如麦克洛斯基）主张，经济学研究方法应当多元化——数学建模、历史分析、民族志田野调查、修辞分析等，都应被允许并行。这一观点在当代经济学界引发持续争议：它究竟是对经济学“科学性”的破坏，还是对经济学“解释力”的扩展？
3. 经济政策的“民主化”
费耶阿本德的思想也影响了对经济政策的理解。他指出，经济政策不应由技术官僚（经济学家）垄断决策权，而应纳入公民参与和多元知识。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一观点获得新的现实意义：当主流经济学预测失败后，人们开始质疑专家垄断的合法性，呼唤更开放、更多元的政策讨论空间。
五、 现实启示意义
费耶阿本德的思想在今天展现出比以往更强的现实穿透力。以下四个维度的启示尤其值得关注。
1. 科学权威与民主社会的张力
费耶阿本德最尖锐的现实启示在于：在民主社会中，科学不应享有超越民主审查的特权。这一观点在当代引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
积极解读：在涉及公共利益的议题上（如环保政策、科技伦理），公民应有权参与决策，不应由“专家”垄断话语权。
危险解读：费耶阿本德的思想被一些极端反科学主义者利用，用以否定疫苗、气候变化等科学共识，主张“我的无知与你的知识同等重要”。
如何在这两种解读之间划出界限，是当代学术与公共讨论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2. 教育的民主化与知识垄断
费耶阿本德主张“科学与国家分离”，认为国家不应强制推行单一的知识体系。这一观点对当代教育改革具有冲击力：
它质疑了当前教育体系中“科学课程”的特权地位，呼吁为地方性知识、传统文化、乃至“非科学”的知识形式留出空间。
它提醒我们：教育不仅是知识传授，更是文化权力的再生产。当教育系统将某些知识合法化、另一些边缘化时，它就在塑造学生的世界观。
3. “后真相”时代的批判性思考
费耶阿本德在“后真相”问题上的立场复杂而微妙。一方面，他揭示了“客观事实”背后的理论预设和价值判断，这似乎为“后真相”提供了哲学依据；另一方面，他始终强调批判性思考的价值——他不是主张“任何说法都同样好”，而是主张对任何权威（包括科学权威）保持质疑。在算法推荐、信息茧房、社交媒体泛滥的今天，这种批判性思考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4. 跨文化对话的认识论基础
费耶阿本德的文化平等主义为跨文化对话提供了重要启示：真正的对话不是以“西方科学”为尺度衡量“他者”，而是承认不同知识传统各有其内在的逻辑和合理性。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一观点对于中医的合法化、原住民知识的保护、文明冲突的化解，都具有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文化的多样性不是需要被克服的障碍，而是人类应对不确定未来的宝贵资源。
结语：异端的当代意义
费耶阿本德是思想史上罕见的“异端”——他以极端的姿态提出根本性的问题，迫使后人不得不重新审视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信念。他对科学权威的祛魅、对文化平等的坚持、对民主与知识关系的思考，在今天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因科技加速发展、知识生产高度专业化、后真相蔓延等新挑战而更具现实意义。
理解费耶阿本德，关键不在于接受他的全部结论，而在于继承他的批判精神：对任何权威保持审慎的距离，对任何教条保持质疑的勇气，在多元传统中寻找人类智慧的无限可能。正如他晚年所言：“我不是反科学，我是反对将科学神化。”在一个日益被技术逻辑支配的时代，这一提醒依然振聋发聩。
人物简介
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1924-1994)是当代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因其观点趋于极端，维护和论证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反科学主义，提倡认识论无政府主义，所以被认为是当代科学哲学中的最大异端。在20世纪50年代，他主要是遵循波普尔的理论，批判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但他关于理论思维的作用，关于形而上学观念在认识中的作用，以及关于经验的批判力量依赖于理论竞争的思想，也对波普尔本人及其学派的观点有较大的影响。50年代末期，他的立场转向批判波普尔，其后言词更加犀利，态度更加激进，批判一切建立理论合理性的判据及科学知识进步的合理性理论。
生平
青年时代
1924年(甲子年)1月13日生于维也纳
1994年2月11日在瑞士去世。他的父亲是个公务员，母亲是位裁缝
1940他应召去纳粹军队服役，1945年在俄国撤退时脊骨被俄军射中，留下终生残疾
1947年，回维也纳大学学习历史和社会学，不久转学物理学，并发表了关于物理学解释观念的文章。那时的费耶阿本德还是个狂热的实证主义者
1949年他成为克拉夫特小组的学生负责人，克拉夫特是费耶阿本德的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
1951年，费耶阿本德通过论“基本陈述”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申请英国议会奖学金到维特根斯坦所在的剑桥大学学习，但维特根斯坦在费耶阿本德到达英国之前去世了，所以费耶阿本德又另选波普尔作他的导师
1952年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在波普尔指导下从事研究，集中研究量子论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打印稿
1953年，他拒绝了当波普尔研究助手的邀请，返回维也纳
研究开端
1955年，应邀到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作哲学讲师，第一次全职从事学术研究。他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所做的摘要，作为该书的书评在《哲学评论》上发表
1959年，在伯克利加州大学费耶阿本德接受终身职位，永久移居美国，成为美国籍公民
1965年，费耶阿本德发表《经验主义诸问题》的第一部分以及《对批评的回答》，他试图构造一个“宽容的”、 “消过毒的”经验主义。虽然在他与波普之间已拉开一定距离，费耶阿本德仍然能写文章，热情评论波普的《猜想与反驳》
1967-1968年发表的文章都集中转向“理论的多元论”，这种观点为了最大化各种机会证伪现有的各种理论，主张科学家应该建构尽可能多的可供选择的理论，并为之辩护。费耶阿本德在《论最近对‘补遗’的批评》一文中，为玻尔的观点辩护，反对波普的批评，波普不悦
研究低谷
1969年，在《没有经验的科学》这篇小短文中，费耶阿本德终于放弃了成为一个经验主义者的想法。1970年，发表《对专家的安慰》，费耶阿本德在文章中用库恩的观点抨击波普。论文版《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发表，该文第一次公开使用“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一词。接下来的几年几乎没发表什么东西
1974年，费耶阿本德的朋友拉卡托斯去世，他们二人联手创作一部对话性的著作《赞成方法和反对方法》的计划因此搁浅
1975年，费耶阿本德的成名作《反对方法》面世，正式公布“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观点
研究高峰
1978年《自由社会中的科学》面世，他丝毫没有放弃在《反对方法》中宣布的立场，书中也包括对相对主义认可的主要观点，这是让他成名的重要观点之一。费耶阿本德哲学文集德文版第一卷出版（费耶阿本德从这一观点出发用德文发表的文章）
1981年《费耶阿本德哲学文集》英文版前两卷出版
1984年，发表《作为艺术的科学》，在该文中他立场鲜明地为科学史的相对主义解释辩护，同时继续进行为马赫恢复名誉而活动。
晚年时代
1987年《告别理性》出版，该书收录了费耶阿本德1981-1987年间发表的一些文章，相对主义再一次提到最前沿。
1990年3月费耶阿本德正式辞去伯克利的任职
1991年从苏黎世退休。《关于知识的三篇对话》，以及由他以前的学生姆尼瓦编辑的纪念文集《超越理性》出版。
1993年费耶阿本德得了不宜手术的脑瘤，住进医院。
1994年2月11日，费耶阿本德在苏黎世的家中去世。
个人思想
费耶阿本德提出了一种与传统看法截然对立的科学方法论论点怎么都行。他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科学观基础上，阐述了观察与理论的关系，提出了不可通约性来说明理论选择、评价及科学进步问题；他扩展了无政府主义含义来论述科学与其他知识、社会现象的关系。尽管其思想中包含着许多不合理性因素及神秘主义色彩，但它体现出的宽容、民主的科学精神及具有辩证法特征的能动的科学实践观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费耶阿本德指出，一切证据都是受评价者的世界观或自然观的影响而彻底地渗透理论的。一个理论可以同证据相矛盾，不是因为它不正确，而是因为证据受污染了。既然证据受理论污染，因此，要对竞争理论进行评价，就必须考虑除了竞争理论和证据之外的其他一些相干的高层背景理论。比如，在哥白尼时代，当用亚里士多德力学来对塔的问题作出解释时，这一现象就支持托勒密的地心说而反对哥白尼的日心说。反之，当伽利略以运动相对性和惯性原理对塔的问题作出不同的解释时，这个证据则转变成为支持日心说的证据。所以，在理论比较评价中，由于观察理论污染，具有不同的世界观或自然观的人，对同一个证据会有不同的解释。由此，理论的评价就必然是缺乏客观标准的。费氏认为，由于先后相继的理论是不可比的，它们并没有任何互相连续的继承关系，因此他断言：科学的演变不具有不断进步的性质。这一看法是不符合科学、科学史及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实际的。科学是随社会的需要，人类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而逐步发展的，它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总是在经验与理论、理论与理论的相互冲突中求得生存与发展，体现了人的思维是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统一，要真正了解科学不断演变进步的实质，就得理解科学的常态与革命、动态与静态的联系与区别。
后人评价
“他一生都忍受着阶段性出现的巨大疼痛的折磨, 在许多公开场合露面时, 他都是靠大盒的止疼药熬过去的”。这点以前都不知道呢。记得尼采好像提过可以研究一种“身体哲学”，疾病或许真会影响人的哲学倾向——尤其是痛苦的慢性病。
国外研究
在欧美，人们经常用一些极端的词汇来称呼他的极端哲学，有人称它是“‘什么都行’的哲学家”，“反科学的哲学家”,甚至有人说他是“科学最坏的敌人”，费耶阿本德在科学哲学界获得了“ 科学理论界的肆无忌惮者” 的声誉。总之，“费耶阿本德曾经是并且现在仍是当代哲学最有争议的人物”。在欧美，从1964年开始就有学者注意费耶阿本德的哲学观点，截止2003年底，可查到研究费耶阿本德的论文和著作167篇、部。许多著名的哲学家都关注他的思想动向，
例如罗蒂、普特南、阿加西等人都有研究费耶阿本德的文章，拉卡托斯更是他的头号论敌。而劳丹、夏皮尔等新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的思想都与费耶阿本德哲学直接相关S.G.Couvalis、J.M Preston、G.Munévar等人在欧美哲学界成为费耶阿本德研究专家。S.G.Couvalis撰写的《费耶阿本德对基础主义的批判》是欧美哲学界第一部研究费耶阿本德哲学的专著，该书研究了费耶阿本德的后现代哲学思想。J.M Preston在1992-1999年8年内写了8篇论文和一部全面研究费耶阿本德哲学的专著《费耶阿本德：科学、哲学与社会》，他还编辑了费耶阿本德哲学文集第三卷；又与Munévar, G. & Lamb, D,共同编辑了一部研究费耶阿本德哲学纪念文集《科学最坏的敌人？：费耶阿本德纪念文集》。G.Munévar 编辑的<<超越理性：保罗．费耶阿本德哲学研究文集>>一书被收入世界著名的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丛书，成为研究费耶阿本德的重要参考文献。
国内研究
费耶阿本德本人的论著以及国外研究费耶阿本德的论著被译为中文的有25篇。费耶阿本德的主要著作中的《反对方法》、《自由社会的科学》、《告别理性》的中译本也先后出版。
国人对其重视
可以看出，中国哲学界很重视研究费耶阿本德，老一辈的专家邱仁宗教授、江天骥教授、舒炜光教授都曾专门撰文研究介绍费耶阿本德的哲学思想，夏基松教授、刘放桐教授、赵敦华教授等在他们编著的现代西方哲学著作、教材中都有专门章节评述费耶阿本德的哲学。张之沧博士、张来举博士、黄瑞雄博士发表多篇研究费耶阿本德哲学的论文，成为国内研究费耶阿本德的中青年专家。
观点不同
刘大椿教授、王治河教授把费耶阿本德作为后现代哲学的一员看待
王守昌教授把他与尼采、萨特等哲学家并称为非理性主义哲学家。
吴忠教授认为，“费耶阿本德按他的论说风格像一位古希腊的智者（Sophist），而按他的思想内容则象一位辩证法者。但他所喜用的辩证法常常是否定型辩证法。他认为自己在方法论上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然而，如果轻信了他的表面辞藻，而把当作彻头彻尾的相对主义者，那就大谬不然了。在他的以极端的形式用极端的言词对极端的批判中，往往闪现着辩证法思想，隐含着某种真理。不论从哪一种方面说，费耶阿本德都是一位值得我国科学哲学工作者加以研究的人物”。邱仁宗教授说“他是西方科学哲学界的一位怪杰”，
“他维护实在论，强调批判的作用，主张扩散和理论多元论或方法论多元论，都是对科学动力学的贡献。但是他的观点走向极端，维护和论证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反科学主义。他是当代科学哲学中的最大异端，属于历史学派，反对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工具主义、批判理性主义，他认为他的任务是宣告科学哲学的终结，是科学哲学的送葬人”。江天骥教授认为“费耶阿本德在英美哲学界可说是独树一帜，他对多年来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逻辑经验主义和近年来有较大影响的批判理性主义不遗余力地进行批评，从根本上予以否定。他从一个波普学派的成员戏剧性地转变为波普的无情的批评者。他比库恩更彻底、走得更远。他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尤其值得注意”。
兰征博士说：“费耶阿本德的立场是十分独特的。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但他的观点对理性主义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他是一个实在论者，但他的学说给实在论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同时他又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但他并不倡导一切形式的相对主义，而只是提倡一切传统的平等生存，他相信这是符合民主原则的。他把这三种似乎很难调和的立场奇妙地结合起来了。”
黄瑞雄博士认为：“费氏的主张并不是非理性的，更不是反理性的。相反的，他却是用理性来反思理性。多元方法论的合理性可从多方面得到确证”。
王书明提出的看法是，费耶阿本德哲学既不是典型的非理性主义也不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而是一种有限理性论。
以上的介绍表明，国内外哲学界十分重视研究费耶阿本德哲学，但目前仍然处于研究的初期，研究的空间十分广阔，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接触到，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研究费耶阿本德哲学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的途中，如何面对西方现代化后的尴尬境地，如何避免西方科学的负面影响，如何更好地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中发展自己的独特文化等等，都是我们必须研究的课题。费耶阿本德的哲学思想会启发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
